王巧捧

腐败官员滥用权力“打招呼”办事，通常是十分隐秘的行为。越过正常程序，行违规违法之事，当事人之间力求隐蔽。

通过《永远吹冲锋号》专题片披露的河南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和河南省洛阳市原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案例，我们可以还原这样一件“打招呼”的事情经过：

一名刘姓商人，为甘荣坤先送上了一千万元，没说要办事。不久后，甘荣坤从北京坐高铁回河南，一上车就发现刘某已经在车厢里“恭候”。原来，刘某的侄子被洛阳公安机关拘留，希望甘荣坤出手捞人。

刘某拨通时任洛阳政法委书记娄会峰的电话，第一句话就说：“娄书记，甘书记和你讲话。”甘荣坤对娄会峰说：“你能不能协调一下，把人放了。”娄会峰遵照甘荣坤的意思，把招呼一级级打下去，刘某的侄子第二天就被违规释放。

这样的“打招呼”事件，以及其中暴露的各种问题，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更多地浮现水面。对“打招呼”问题的治理，也愈发显得紧迫。

“招呼”多隐晦，“段位”各不同

甘荣坤对娄会峰“打招呼”，说得直白明了。而大多数“招呼”，根据双方的职权等级、关系远近，意思深浅有别。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为避免留下把柄、逃避审查调查，大部分“招呼”都极尽隐晦，“段位”各不相同。

落马的湖南株洲市原市长阳卫国在专题片中提到：“一些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到我家里去给我拜年，我就暗示他们，我这个弟弟是做工程做项目的，是要赚点小钱的，是要养家糊口的，大家给他提供点方便。”

“提供点方便”“关照关照”“通融通融”，类似这种含含糊糊的话，甚至只是传达一个“大领导很关注”，没有直接说明让对方做什么，但听者往往心领神会。

有些“招呼”，表面上甚至还在规则范围之内，但“意味深长”。四川省自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敬华，因犯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杨敬华任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时，受某拆迁公司请托后，对征收办负责人“意味深长”地要求：“政策用够，金额就高限，经得起审计。”最后付给这家公司的拆迁补偿款，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1966万余元，其间，杨敬华分三次共收受“感谢费”53万元。

四川名山中学原校长赵荣博，让妹夫高某成为学校食堂猪肉专供商，一次因高某未营业，食堂老板从别处购买了猪肉，便被赵荣博召至办公室，赵荣博以食品安全的名义，要求食堂老板服从学校管理，不然便“立即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同样，西北某县一干部透露，有一年春节，在外面偶遇领导，领导说：“你娃跑哪去了，春节都不见影。”这名干部觉得这话有“敲打”自己“不懂事”的意思，赶紧包了个红包，到领导家去“拜年”。

更有一类“隐形招呼”，当事人甚至什么都没说，只是以自己的身份在飯局上出个面，就能为某些事“站台”，甚至在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招呼”也能“跨界”畅行。

曾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的罗凯，被查明从天津一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向地方官员提出什么，仅仅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打招呼”隐蔽，“破窗效应”难藏

在腐败案例中往往可以窥见，那些违规用权的官员，打一个“招呼”太简单了。

甘肃省庆阳市的镇原县原县长李崇暄落马后交待，怎么为人“打招呼”竞标工程项目：“就是给主管部门或者分管的副职安排，一般情况下县长跟部门打了招呼都能竞争上。”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翁建荣，留置期间交待：“我随口打的‘招呼’，在下属那里就是工作‘要求’，只能执行，‘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

在某些腐败易发多发的地方，权力缺乏监督制约，领导说什么是什么，导致有些违规违法的招呼毫无阻力地畅行下去。一个“招呼”就能轻松办成“大事”，使得“打招呼”产生的“破窗效应”尤其明显。

比如甘荣坤，越到后期越用权任性。从民事纠纷到刑事案件，从本省到外省，从政法系统到其它系统，帮人打招呼牟利的范围越来越广，到落马时，已收受财物1.66亿余元。

违规“打招呼”往往牵涉一整条关系链，在这个过程中，使“破窗”越破越大。关系链上的不少官员，对这种权力违规选择默认或同流合污，导致官场风气污浊不堪。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佳慧干预案件审判，多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运作。根据张佳慧一审判决书，记者统计发现，张佳慧先后向至少34人“打招呼”。而张家慧也会收到“招呼”，她曾按照时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屈建民的“招呼”，干预案件审理。

事实上，这种权力和地位的辐射作用，在其离开系统、包括退休后，仍能发挥作用，尤其随着其职位晋升，辐射范围也会变得更广。

“招呼”不留痕，过程难匿迹

对于问题官员来说，“招呼”打的很轻易，且很多只是口头传达，但能确保整个过程“了无痕迹”？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许雷，依靠秦光荣“打招呼”升职，在秦光荣退居二线不久，许雷即被发现，“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没有严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荐考察程序”，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中有个情节，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建委却发了许可证，但签发文件上，本该局长签“同意”二字的地方，只有一个圈。面对调查组的问讯，局长耍赖：“我就是划了个圈，至于下面的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现实中面对违规的“招呼”，被招呼人，如何抉择？对此，记者采访多名干部，他们多认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很难两全。办了当下不一定能有什么好处，不办有时候也不一定马上会遇到什么难堪，但时间久了，难免会被领导边缘化。

面对“招呼”，执行人有纠结就有分化。有些“招呼”通过强迫达到目的，浙江省衢州市规划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徐骋，强行要求下属通过规划核实验收。徐骋案发时，这些“被迫”的参与者就可以提供证言证词。

与之相反，有些领导的“招呼”之所以能畅通无阻，是因为有些下属对上级权力无底线妥协，导致违规的“招呼”也能肆意“狂飙”。

事实上，随着现在管理规范化的加强，很多事项上都有相关的留痕管理规定。

除了签批文件的签字盖章留痕外，还有一些法规、规定对有关“痕迹”进行记录。诸如《法官法》《检察官法》有明确，对任何干涉办理案件的行为，法官、检察官有权拒绝并予以全面如实记录和报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下称《规定》），也有同类明确规定。

“打招呼”作为一种权力异化方式，通过权力和地位的辐射影响，一个招呼、一个暗示，达成交易，手段隐蔽，须针对治理，尽早施策。但治病治根，“打招呼”背后的权力监督问题和官场潜规则，还需更高层级、更长远的治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