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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岁则诵古文

2023-04-14黄德海

山花 2023年4期
关键词:太史公司马迁古文

黄德海

有次翻看《朱熹集》,发现有封信意味深长。信是写给老朋友吕祖谦的,托付的是自己的孩子朱塾:“儿子久欲遣去,以此扰扰,未得行,谨令扣师席。此兒绝懒惰,既不知学,又不能随分刻苦作举子文。今不远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厉。至于择交游、谨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几以见报,或更遣还为荷,千万勿以行迹为嫌也。”大概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自古就是难题吧,否则也不至于难倒大教育家朱熹。朱熹的先驱之一孟子,也在相同的问题上遇到过公孙丑的追问,“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的回答堂堂正正:“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用正道不行,就容易发怒,一旦发怒,不光不能教导,反而弄伤了跟孩子的关系。如果父子之间以至善相要求,那就难免疏远,不能教育好孩子还罢了,连正常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了。还没做一件事之前,先就毁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系,这样做非常不祥。

其时大约因为是在古代,人们还没把孩子平庸的责任一股脑推到父母身上。应该是近代以来吧,随着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的主张流行,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教养假设,仿佛只要孩子没成为杰出的人,父母就有脱不开的干系。《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一书却不这么认为:“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教养假设是无稽之谈,许多支持教养假设的研究都毫无价值。”作者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几乎离经叛道地认为,“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孩子会“认同他们的同伴,并依据所在群体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教育并非等价交换,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未必就有回报。作者用大量案例证明,“有时候,优秀的父母不一定有好孩子,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在教养传递问题上,长辈跟晚辈的关系有点像测不准的量子,既反复纠缠又无法确定,不论怎样卓越的部分,都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如果父亲已经极其杰出,儿子还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就显得非常罕见了。当然,有惯例也就必然有例外,司马谈、迁父子,就是这样双峰并峙的存在——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继前面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和“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之后,司马迁再次提到天官。《索隐》释“天官”云:“此天官非周礼冢宰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且迁实黎之后,而黎氏后亦总称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盖天官统太史之职。”《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太史公的主要职能,不是具体地管理百姓,而是更多地跟天相关,要根据天象运行对历法提供专业意见,要清楚祭祀及各项重大礼仪的宜忌,还要记录国家的阴阳灾异。(这里司马迁很可能只提到了太史公最重要的职掌,而其典文书的职掌也“不治民”。)据《封禅书》,元鼎五年(前112),司马谈作为太史令与祠官宽舒等共同建议立泰畤坛,为封禅做准备。封禅是所有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一项,参与其中是太史公的职责所在。大概正因如此,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主持封禅活动,司马谈竟被排除在外,“不得与从事”,所以才会“发愤且卒”吧。

接下来,“有子曰迁”。虽然有意借用了《易经》蛊卦爻辞“有子考无咎”,但司马迁显然没有渲染神化自己,甚至都没有给出确切的出生日期。目前考订司马迁生年,依据的是两条后世材料。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前108),“而迁为太史令”。《索隐》于此下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隔了一段时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也就是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之后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前104)。《正义》于此下加按语云:“迁年四十二岁。”据此,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两条材料虽都后出,但差不多是目前能确定司马迁生年仅有的直接证据了,排比行年之类再有说服力,差不多只能算旁证。非常可惜,根据这两条材料推定的出生时间,整整相差十年。殷周至汉,二十写为“廿”,三十写为“”,四十写为“”,三者很容易混淆。之所以有这十年之差,或是因前条将“”讹为“廿”,或是因后条将“”讹为“”。遗憾的是,《博物志》久佚,目前的辑本中没有《索隐》提到的这条材料。大概只有某一天发现《博物志》全本,或什么地方挖出新的证据,司马迁的生年才能最终确定吧。

不只生年,司马迁也没有给出自己的表字。刘知幾《史通》就此指责道:“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这话有点夸张,所谓“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很难从《太史公自序》甚至整本《史记》里找到证据。只是,可能因为自序没有直书表字,《汉书》本传也就没有写,后世对司马迁是否字子长有所怀疑。不过,因扬雄、张衡、王充、荀悦都提到过司马迁的字,这怀疑也就没有成为很大的势力。高步瀛《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引诸家称司马迁字而后云:“自西汉以迄六朝,岂尽不足凭,而必直书乃信乎?”推测起来,司马迁没写自己的字,一者可能是《史记》和《汉书》中名而不字的很多,大概当时还没形成提名需及字的传统,即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谓:“《史》《汉》中,名而不字者甚众,不独子长”;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司马迁看来,成为《太史公书》的作者之前,自己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不过好在,司马迁写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所谓龙门是也。《正义》引《括地志》:“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按经过)黄河,夏禹所凿者也。”《太平广记》引《三秦记》:“每暮春之际,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化为龙。”又引林登曰:“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对文献和传说都有兴致的司马迁,应该熟悉上面的说法吧?不管是圣王大禹,还是鱼跃龙门,是否都隐含着司马迁对自我的某种期许?这个对自身满怀期许的人,孩童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牧。王国维认为,“河山之阳”,“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或者,不必是司马迁自己耕牧,是他的家族要以耕牧为业。郑鹤声《司马迁年谱》谓:“太史令,武帝时置。景帝时司马谈尚未仕,当系家居。其家世虽代掌天官事,然本以耕牧为业。故迁《自序》如是。”至此,司马迁已经交代完家世和自己较早时期的情形,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他的学习和漫游时代。

像安徒生《幸运的套鞋》里的人一样,我们很容易因为偶尔的不如意而愤恨既有的生活,转身去设想过去时代的种种好处,甚至会忘记,过去可能只是匮乏和灾难的代名词。如果跟童话中一样,我们也拥有了幸运女神送出的套鞋,不小心走进了自己赞美的过往,甚至一步踏入跟过往分毫不差的未来,弄不好就会听到忧虑女神早就给出的警告——“他肯定会感到苦恼。”一旦不小心进入自己的理想时代,我们恐怕也会发出司法官那样的怨言,“这儿连路灯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并且遍地泥泞,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沼泽地里走路似的!”人们在赞美理想中的过去时,通常会忘记,那些向往或许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抱怨。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洞悉这方式,“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总是四处抱怨一切事物看起来是多么的黄”。我猜,安徒生要说给守夜人听的话,也是说给我们每个人的:“在这世界上,有些话我们说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万分谨慎,特别是当我们穿上‘幸运的套鞋’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意思是,古人只要守着有限的几本书,“惟精惟一”,不但“三冬,文史足用”,还有机会在璀璨的思想天空留下自己闪耀的光彩。后世的书太多了,信息摄取过于复杂,难免有“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患。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过去,比如说汉代,恐怕要焦虑的不是信息多,而是连书籍的获得都会成为巨大的问题。那时没有印刷术,要知晓书的内容,或通过口耳相传,或得自师徒授受,最荣宠的是王者赐赠。无论哪一种,传播的范围都很有限,而且都要经过抄写。另有一种图书获得方式,是交易。《三辅黄图》载:“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为博士舍三十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论议槐下。”这槐市,大概是中国图书交易最早的文献记载,不过却并非民间的市场买卖,交易的主体是太学生,某种意义上只能算是已经通过遴选者的互通有无,从“论议槐下”看,内部学术交流的功能还要大一些。

大概是跟槐市出现时间相近的西汉末年,出现了民间买卖图书的地方,当时称为“书肆”。最早提到书肆的扬雄《法言》,说的并不是什么正面含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读书书却不以孔子为指归,就像书肆一样,群书杂然乱陈,完全没有条理。家族以耕种和养蚕为业的扬雄,大概条件不错,得到书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有余力嘲笑书肆的摆放无序。王充这样的贫寒出身,就没有余力去留意这些问题了,如《论衡》所言:“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或者如后来的荀悦那样,“年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其时书之难得,不但能从贫苦人家的情形看出来,不少高门贵族为了贴补家用,也只好鬻书纾难。像刘梁,虽贵为“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那目的,只是为了“以供衣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书都需要抄写,有些可能胸怀壮志的人,也不得不抄书(佣书)为生,如后来投笔从戎的班超,就需要“为官佣书以供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很好奇,司马迁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获得书,又是怎样学习的呢?他自己,其实没说什么——

年十岁则诵古文。

秦汉时期,中国的蒙学教育已经有教材、有组织,而家庭教育也已初步定型。即便是司马迁这样天赋异禀的人,大概也不可能生而知之,都需要经过一个强制训练的启蒙时期,最多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从目前看到的相关材料,我们无法确定司马迁是受过学校教育,还是整个启蒙期都以家庭教育为主。不过,无论何种方式,当时所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一类是算术及其他基础知识。《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爰历篇》和胡母敬所作《博学篇》,汉时改编为《苍颉篇》一本,书写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共收三千三百个常用字。此篇开首谓,“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讽,谨慎敬戒”,可见是供儿童使用的识字教科书。除用当时通行文字写就的《苍颉篇》,司马迁应该还需要学习属于“古文”范畴的《史籀篇》,甚至还要进行更复杂的认字和书写训练。后者并非当时的通行教育,更多是作为史官的职业所需,我们放在后面的文章里再谈。

识字之外,《汉书·食货志》记下了当时儿童需要学习的其他内容:“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顾炎武《日知录》释谓:“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也就是说,在识字之外,当时的儿童还需要学习计时、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有“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句,注云,“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石声汉《校注》中谓:“依本注的说明……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近世发掘的简牍中,九九乘法表和习字材料往往同时出现,正说明了汉代初级教育识字和算术并行的事实。司马迁成年后能够参与改历,并留下推算精密的《历术甲子篇》,算术基础应该不错,否则难以具备历法推步所需的较好计算能力。这些识字和算術书,既然用为教材,便需要抄写吧?以司马迁的家境,应该不难获取。

前面谈七棱觚的时候提到了,觚大体相当于儿童习字用的笔记本。之所以常用觚而不用普通的木简,如籾山明《削衣、觚、史书》所言:“第一,一根觚上可以书写更多的文字。……第二,削除文字更为简单。如果使用较宽的木简,虽然一枚上面也可以书写多行文字,但要逐行削除却比较困难。而使用觚时则容易多了。”用墨写在木牍上的文字,如果有差错,或者需要反复书写,就用书刀将此前的文字削掉,然后改正或再加利用。削掉后的刨花,学界通常称为削衣,上面当然会有文字。后世的所谓“刀笔”,应该就是这么来的。除了削,还有一种反复使用觚或木简的方式,那就是用“幡”擦去,《说文解字》谓,“幡,书儿拭觚布也”。既然用布擦拭,就不能用墨书写,而是用点校诗文的铅笔。至于另一种可用于书写的帛,因为价格昂贵,并不是习字的合适材料。天才如司马迁,教育刚开始的时候,大概也要熟悉用铅和用墨,学习如何使用书刀,熟练背诵“九九八十一”的吧?

初步教育完成,就进入了较为高级的学习,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其中古文的含义,历来有不少争议。《索隐》案就有点首鼠两端:“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按伯庄)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名古文也。”一个意思是从伏生学古文《尚书》,另一个意思是读各种用汉以前书体抄写的典籍。如果司马迁真的曾跟伏生学习,那据周寿昌推断,伏生其时已一百四十多岁,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认为:“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子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然则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父谈时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种旧籍也。”

这些旧籍中的主要部分,应该并非文书资料之类,而主要指已经逐渐形成的经典。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有云:“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又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科目也。”据此,我们大体能够知道,十岁左右,司马迁已不再局限于学习用今文(即隶书)抄就的教材,而是已經能够识读较古的文字,获得并阅读属于经典系统的书籍,甚至有可能涉及中学和大学程度的典籍,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只学习基本技能的同龄人。

读书面的拓展,让司马迁有了更开阔的时空视野,那个在河山之阳耕牧的少年,身体和脑力都慢慢成熟起来,即将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条件允许的话,大概都会向内深入探究,向外走遍世界。如果可以对照,向内、向外可以比拟修养小说的纵向和横向维度:“出于全面认识世界、塑造人格的要求,修养小说除纵向维度外,还有一条横向维度。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指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的广度。横向维度使主人公获得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为反思提供质料。纵向维度为作品提供个体思考和反思的深度。……修养小说的横向维度常常被论者忽视,湮没于对内在和个体的强调。事实上,大多数修养小说都会在横向上展示一幅时代的全景图。时代的人文景观、社会现象以及各色人物无不尽收其中。横向维度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多地为主人公提供外部印象,丰富他的观察和体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该类小说试图对时代进行整体把握的要求,这也是小说作为宏大叙事,塑造‘生活广阔整体性(Totalität)’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论,向内的部分可以对应修养小说里的学习时代,向外的部分可以对应漫游时代。在讨论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时,最早提出修养小说概念的摩根施坦(Karl Morgenstern)指出,“内在天赋决定了人的‘可塑性’,外在关系充当了‘塑造的力量’,而人格塑造的目标是‘完美的平衡,充满自由的和谐’”。所谓塑造的力量,大概《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很能说明问题。这书有个有意思的副标题,“或者断念的人们”。断念有点难懂,有个版本的译者,解释了这个词跟漫游的关系:“漫游,这就是说不再从自我这个中心出发去看世界,而是从多方位观察、参与并顺应世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墨守传统和成规,而共同参与新的生活秩序的营造。断念则意味着不是把自身,而是把整体看作最高价值;各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说,满足眼前的迫切要求。这样一种断念既不是退隐避世,也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举措。”如果去除概念的地域特征,关注更内核的因素,那或许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表达,学习时代属于读万卷书,漫游时代可以看成行万里路。司马迁的人生,起码截至青年时期,几乎就是按这个规划的——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行文跳荡,自出生至二十岁,他只交代了自己十岁读古文,其余的情形完全没有提。比如我们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跟着父亲学习唐都的天官之学?什么时候熟悉了杨何一系的易传?又是什么时候接受或辨析了黄子的道论?除父亲之外他还接受了哪些需要高手指点的知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文字里线索很少。青少年时期,因为汉武帝鼓励(或强迫)百姓、官员移住距长安八十里的茂陵,司马迁一家大约在某个时间点迁徙而去。我们能由此推测的是,司马迁居住茂陵的这段时间,有可能见到的前辈耆宿是当时居住在茂陵的董仲舒和司马相如。从《史记》来看,他大概没见过司马相如,但应该向董仲舒请教过,否则就不会有“余闻董生曰”这样的说法吧?不过,请教董仲舒也有可能在京师。可以推定他在茂陵见过的人物,是《游侠列传》中的郭解:“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应该已经对自己所学有了较为充分的自信,同时也见过了一些当世的知名人物,所以才会起意(或按父亲的意思)开始这段“二十而南游”的历程。不知道是因为觉得以司马迁的天才,二十岁壮游有些晚了,还是因为考虑到当年的出行困难,司马迁不太可能以自身的财力和资源周游天下,或者竟真的是司马迁把十三写成了二十,反正《太平御览》引卫宏《汉旧仪》,说法跟上面引的并不一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按乘驿车)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十三岁的少年周游天下,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这大概也是旧注不太信任这段文字的原因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此次游历因在出仕之前,所以是“宦学”。朱维铮《司马迁》一文承之云:“至迟从春秋晚期起,有志于仕的士人要去官府边服役边学习,叫作‘宦学’。以后私人收徒教学的风气渐盛,可在官府以外寻访名师,于是外出游学的士人日多……司马迁正是依照这一老习惯外出游学的。”

至于这次游历的路线,朱维铮结合《史记》的其他记载而总之曰:“大概地说,由长安出发,先到长沙寻访屈原遗迹,乘船在沅水、湘江巡游,再登九嶷山找舜的遗迹,又向东登庐山考察相传是禹所疏导的九江,而后直奔东海之滨,到会稽山探禹穴,即传说中这位治水英雄的葬处;由此北上,渡过长江,去淮阴寻访汉朝元勋韩信的故事,并考察淮、泗、济、漯的水利情况,再渡过汶水、泗水,到达齐国和鲁国的故都,在那里讲习学业,参观孔子故居,并在孟轲的故乡演礼;回头南下,在项羽的西楚王国故都彭城遇险,后来经过孟尝君的封地薛邑,去丰、沛参观刘邦和他那群布衣将相发迹的地方;最后西返,中途游览了魏国故都大梁的遗墟,又返回长安。”加上后来奉使西征,经过四川(重庆、成都)、西康、云南一带,以及此后扈从武帝多次出行,“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到过很多地方。王国维认定,“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按边疆地区新设的郡)耳”。

尽管几乎遍游宇内,但司马迁在这里给出的,可能只是具有重要文化特征的地点——会稽和禹穴跟大禹有关,九嶷山跟舜有关,沅、湘跟屈原的放逐有关,汶、泗和邹、峄跟孔孟有关,薛邑是孟尝君的封地,彭城则项羽曾定都于此。司马迁去过,但自序可能有意没提的,就有汉家起事的丰、沛之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平日的为人)”。或许,因为这是写自己,司马迁不想掺杂太多的现实政治因素。何况,汉家重臣的出身并不那么高贵,“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或许,司马迁只是无意中写下了这些地点,内中却隐含着他复杂的文化决断,并以其卓越的个人才能改变了之前的传统。比如,是不是可以推测,司马迁的理想选择,从帝王来说是勤于任事的舜和大禹,从文化传承来说是集先秦之大成的孔孟,从个人遭际来说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屈原,从性情本然来说是“好客自喜”的孟尝君和“喑恶叱咤”的项羽,而“戹困鄱、薛、彭城”,甚至可以看成对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的有意模仿没错吧?

对司马迁的壮游,历来称颂不绝。顾炎武《日知录》谓:“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这是说游历带给司马迁的地理感觉。《图书集成·经籍典》引黄履翁言:“子长负迈世之气,登龙门,探禹穴,采摭异闻,网罗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断之于五十万言之下。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这是称赞游历带给司马迁的文字优势。苏辙《上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这是说游历养成了司马迁的沛然之气。不必一一列举下去了,就此而言,这时的司马迁读过了万卷书,行过了万里路,成长为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人,接下来,将是他作为成年人的仕宦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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