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翼源 阮一帆

[提要]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了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的实践新样态。通过对突发舆情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演化趋势和风险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我们认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可从设计层级结构、激活参与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师生权益方面变革思路。以此为基础，在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背景下，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大治理观”，从促进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完善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数据决策平台支持层面，进一步优化数智技术赋能的舆情风险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

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广泛普及与运用，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状态，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改革创新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当今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长期和曲折，高校是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的重要场域，应主动承担数智时代外部环境对加强校园舆情风险治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提升舆情问题提前预警、日常监测和主动防范的整体性治理水平。审视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体系，既要有宏观层面的战略安排，也要兼顾中观和微观视角的战术操作。如果要聚焦于中长期的校园舆情风险治理体系，高校需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数智化的治理意识，掌握舆情信息传播规律和数据驱动的治理范式，把握高校舆情的特殊性、突发性、广泛性，建立一整套舆情管理常态化机制，并将高校舆情治理纳入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

一、数智技术发展背景与研究问题提出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并嵌入高校舆情治理的现代化体系之中，促使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教育部印发出台的《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文件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绩效。②通过梳理分析2018年到2022年网络上出现的上海某大学教师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7·20郑州特大暴雨事件”、清华北大学生竞聘中小学教师岗位、武汉大学“和服赏樱”、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制度事件、翟某临“论文抄袭”等一些典型的突发舆情案例，我们发现这些高校突发舆情事件主要涉及校园安全建设、政治热点问题、求职就业、学术伦理、校园欺凌事件，并有焦点扩大化趋势，它们被青年学生、教师乃至社会各界广泛转发、评论与表达个人价值倾向，也隐藏着一定的网络舆情风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高校舆情治理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碎片化的难题需要解决，这也为现代信息科技嵌入高校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与新的增长点。身处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时代，对于高校舆情监测机构、行政管理者、师生群体、新闻宣传人员等群体而言，“智能时代，数据才是根本。”[2](P.75)一方面，传统认知观念认为，高校突发的公共事件仅仅是学校党委领导、学校宣传部门、网络、学工、舆情事件应急工作人员的职责任务，这种观念会导致处理突发事件时呈现出一种被动状态，由于与其他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公众之间没有太多交流合作，在处理突发热点事件的环节中常常缺乏充足的财政、智力、技术等因素的有效支持，从而造成高校舆情治理多元参与主体合力分散，无法形成较为完善的常态化长效化舆情危机应对方案。因此，高校内部管理者可尝试建构“大治理观”，借助多元主体聚合力量，避免舆情风险治理中“集体失语”的出现。另一方面，高校在进行舆情风险治理的预警、研判、处置、善后各阶段存在缺乏创新的经验主义惯性。传统的高校舆情治理模式，大多是由学校领导、舆情监测机构以及宣传、网络等相关部门的人员基于过往管理经验推理做出判断，辅以少量的软件分析或专业人士事后紧急应对。这种基于经验的决策方式不能高效科学地化解舆情处置不当带来的风险后果，也难以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精准的决策服务。基于经验假设或者推理演绎的方法对于高校舆情危机处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以系统数据为基础充分而深入挖掘数据内在关系的科学研究范式”[3]的推广运用，它也为把握高校舆情风险演变趋势及优化治理策略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全面的解释视角。

二、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范式显现的新样态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促使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样态也发生着深刻变化。高校内部管理者从决策主体、研判过程、系统思维等层面，为数智技术嵌入舆情风险治理模式、提升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决策主体的拓展：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

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促使高校舆情治理从既有的一体多元格局向差序多元的格局状态演变，并依托数据技术具有的吸纳整合功能，打破数据信息流通的不均衡和利益主体合作机制的壁垒，形成高校舆情治理差序格局的结构体系。在差序多元的讨论中，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运用到高校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发现舆情治理主体“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4]。这种差序性关系正是基于不同主体兼具“自我”主体性角色与“他者”并联关系进行探讨的，并尝试在更多合作共识基础上，建构一种协同互促、共生共存的结构体系。传统的高校舆情治理侧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应急管理模式，忽略了对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组织、专业人士与广大师生群体潜力的挖掘，高校内部管理者应促进数据资源流通，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差序格局体系。这种差序格局体系兼具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话语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等视角，尽可能减少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逐步消弭不同机构合作的嫌隙，打破舆情治理主体结构中存在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原先各部分分离的状态逐渐因技术与通信连接在一起，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5]，从而实现舆情治理主体在规模、结构上得到高质量拓展。

(二)决策过程的演变：从“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

在传统基于经验的高校舆情治理决策过程中，相关部门对于舆情事件的处理还局限于事后应对或采取围追堵截的粗放式方法进行矛盾纠纷化解，这造成正面引导舆情力量的分散、媒介传播平台资源的不足，为高校舆情治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挑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智技术在社会科教文卫领域的广泛运用，为我们分析事物背后问题、探索生活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也为我们“减少了研究者个人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干扰，强调以量化和数据分析做出客观性解释”[6]。因此，研究者可突破以往经验假设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尝试拓展数据技术蕴藏的创新能力和吸纳整合能力，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由于世间万物可量化的领域日益拓展，我们对于舆情事件透析时应“侧重分析相关关系，而不再寻求每个预测背后的原因”[7](P.92)，并系统分析舆情缘起、爆发及传播的样态，完善机动灵敏的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挖掘、交叉检验、多样本之间统计分析，有助于探索热点舆情的关联原因、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而提升新时期高校舆情治理的品质和效率，为校园和谐稳定创设健康生态氛围。数据驱动不仅可以将隐性的、实时的舆情走势进行翔实描绘，为动态监测高校舆情问题的演化和事后预警体系的优化反馈提供精准方案，它也是防范相关舆情问题产生次生危机的关键抓手。

(三)决策思维的转变：从“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

长期以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决策思维还是以传统的事后管控为主，而舆论热点的预警工作、并联问题的监测评估、应对体制机制的创新、人员安排等程序环节亟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并从“事后应对”向“预防治理”进行转换，实现高校舆情治理的关口动态迁移及话语体系的科学回应。高校内部管理者应“自觉主动地用数据的眼光来思考、分析和解释这个斑驳陆离的世界”[8]，并用事实情况作为分析参考，对校园内部衍生出的舆情风险进行预防性治理，尽量减少一些错误言论或负面行为衍生对学校声誉及师生权益的危害。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具有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功能，能全面及时地监测校园网络传播平台产生的舆情信息，对于一些报道评论、意见领袖的价值取向、网上传播的观点看法等内容进行系统性调查、聚类统计，为高校风险监控与疏导，提供较为丰富与开放的方案。针对当前高校舆情治理面临的复杂多变形势，高校领导、舆情监测部门以及宣传、网络、后勤、学工等管理机构，要提升数据素养、强化预警服务意识，完善舆情危机疏导机制。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应从源头上减少突发舆情事件的出现，通过数据分析识别潜在的隐患，整合相关利益主体的资源优势进行防范化解，将舆情风险降至最低。

三、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改革的新思路

目前，数智技术的强势崛起及其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同时，逐步成为现代高校舆情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抗拒的潮流，也为高校内部管理者提升舆情风险预警能力和完善危机疏导体制机制提供了契机。

(一)设计层级结构：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运作前提

高校舆情治理应注重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动高校舆情监测部门各领域技术创新，提升高校网络安全建设绩效。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嵌入新时期的高校舆情治理，我们应建设以满足现代大学舆情风险治理需求为导向，以解决舆情治理现有问题为出发点，覆盖舆情信息系统分析、舆情监测预警、组织协同机制和治理路径等多个领域的治理体系，实现用数据说话、数据预警分析、数据信息决策、数据技术创新。高校内部管理者要“突破传统大学治理仅依靠经验管理和科层治理的局限，逐渐走向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9]，建构一套适应新技术环境变化带来的系统性服务。高校舆情治理能力是其治理体系运转的系统性能力的集中显现，要突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壁垒、治理主体与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掌握数据分析、统筹线上线下业务部门的职责事务，发挥数据技术赋能高校舆情风险治理。从治理理论看，高校舆情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应从舆情治理的治理理念、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政策供给等领域出发，促进网络与传统媒体及多元主体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协同互动，提出化解舆论风险的优化对策。在现代社会中，“利用技术将合作关系网连接到一起，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10](P.3)，这种思路启发了我们在进行高校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时，应将高校舆情治理嵌入大学治理体系、公共决策和立德树人的理念之中。现代信息技术尽管对于高校舆情治理有着推进作用，但并非根本性力量，只有将落实党和国家宏观战略规划与现代大学内部治理实际的顶层设计统筹起来，才能推动形成高校舆情治理的内生活力。

(二)激活参与主体：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运作关键

高校舆情治理的内生发展模式需要激活学校内部的利益主体，通过构建政府引导、高校主导、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提升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的效果。高校舆情是青年大学生群体围绕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发生、性质及危害而产生的有极强社会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的集合。事实上，高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只有与地方政府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合作机制，通过深度挖掘双方在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科技创新、政策建议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的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提供资源保障。高校党委领导要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与理论优势，选优配强校园舆情风险治理队伍，积极动员学工部、宣传部、团委、马院等部门及其他专业教师队伍，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热点引导、舆论监督，都要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11]，探寻舆情关键拐点和决策发布机制，完善科学开放的舆情应对体系。长期以来，传统舆情危机从校园内部发生后，社会公众缺乏对舆情事件真实信息的掌握，促使一些非理性的评论、情绪和态度集聚网络空间，并通过社交平台的快速传播，加剧舆情事件发酵，导致负面后果。高校要因势利导，广泛动员广大师生参与到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建设中来，做好答疑解惑和心理疏导工作，赢得先发优势，在完善协同机制上下功夫，做大做优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扭转被动防控及单兵作战的局面。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强势发展和真假舆情大量充斥背景下，高校管理者应改变以往保守防卫的思路，积极主动地回应公众质疑，及时真诚地通报事件进展，加强与学校师生、政府部门、媒介传播平台和社会公众的紧密合作，建立多层级舆论危机化解平台，凝聚各方正向力量化解舆情危机。

(三)优化资源要素：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运作核心

高校内部管理者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聚焦碎片化、行政化问题，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协同优势，采取整体性思维和统一性实践方案，提升高校舆情治理的整体效果。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来看，高校在应对复杂、多元、突发舆情危机时，除了遵循传统的科层制管理体系进行有规则上报、研判和反馈之外，也可以“通过以数字化的信息流和知识甚至网络转变为生产力的新要素”[12]，推动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向纵深发展。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建设，通过将舆情风险危机研判、预警、处置、善后各环节的业务数据链接，形成高校舆情跟踪监督的精准画像，力促多个跨层级、横向机构服务资源的聚合，改变舆情治理结构，挖掘数据信息蕴藏的巨大潜力，推动数字高校治理的转型。现阶段，高校舆情风险危机已经进入高发期，面向异常复杂的网络空间环境“运用Hadoop、云储存等技术，对数据资源进行清洗和聚类、数据质量和可信度检测导入数据仓库”[13](P.117)，可提升高校管理者对资源要素的吸纳整合能力。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一张网”的管理服务理念、完善社会力量资源调配中心、响应联动机构，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机制。

(四)维护师生权益：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的运作保障

进入新发展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崛起，促使整个社会结构更加趋向扁平化，也为高校舆情治理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加强和改善现代化的数据舆情治理体系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校园内部发生的舆论事件，从表面看只是高校内部管理者、舆情监测部门和涉事关联师生的行政事务。实际上，高校的和谐稳定、健康有序发展直接关系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地方经济的有序发展。广大师生群体是高校舆情风险治理体系的核心主体，可将其纳入现代大学治理的框架之内，以广大师生享受校园公共文化产品、优质信息服务为导向，促使高校舆情风险治理进入“智治”发展新阶段。“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社会公民引入国家政治”[14](P.68-69)。这就是说，高校内部管理者应从治理全员、全程、全方位保障广大师生群体的主体地位，并积极主动地提升他们在学校安全建设、招生就业、师德师风、奖助学金评选、毕业答辩、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等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构建一个“学校主导—师生主体—社会力量支撑”的舆情风险治理大格局。高校完善舆情风险综合治理体系，要本着真诚开放的态度，减少套路化话语叙事策略，构建师生协同参与机制，引导他们积极配合学校发声以形成正向合力，增强高校舆情回应话语的渗透力。高校内部管理者、舆情监测等机构要充分利用技术赋权优势，以师生权益为中心，把握舆情风险监控及处置的黄金时机，激发各方主体善意，遵循客观事实对舆情危机进行呈现，注重价值情感与社会公众情绪的共振，对影响高校形象的危机事件进行有效处理。

四、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实践进路

进入数智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显现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而来对现代高校舆情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促使高校从完善舆情风险治理的现代大学公共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分类指导的规划建设、数据决策模式的平台支撑等层面探寻新的优化策略。

(一)促进高校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

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校需要将舆情治理体系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体系相衔接，即将其专业力量纳入为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舆论支持的事业中，着力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蓬勃发展，高校在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科技创新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面对新发展阶段带给现代大学的新变化，高校舆情治理应“充分激励和统筹协调校园中各类新媒体，形成多元主体、多维视角的宣传矩阵”[15]，并将其放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生态。实际上，深化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应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通过协调“涉及治理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均衡、决策机制与程序的制定、沟通网络建设、监督控制体系的完善、公共形象塑造”[16]，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当今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生活服务和社交对话提供了便捷，对高校协调处理突发舆论事件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基于此，现代大学的功能角色也要转变。近期，国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为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围绕促进校园政治稳定、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弘扬风清气正的思想舆论的高校舆情治理，要求高校进一步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及资源要素，理顺高校内外力量关系，这促进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再设计。数智技术崛起带来的新变化，有助于高校舆情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体系有效衔接，加强各方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同互促，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数据化舆情治理体系整体效能。

(二)完善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

高校党委领导要明确舆情风险应对工作格局，健全组织领导、完善风险危机处置中心与对外新闻发言小组，细化各方主体责任分工，压实危机化解工作职责，在“抓早抓细”“常态化防范”“风险评估”上下功夫，促使校园舆情风险联动模式向纵深发展。高校要充分发挥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优势、专业优势，邀请一批专业人员、实战人员，加强对舆情风险监控、宣传、网络、团委、学工与后勤等部门的教工党员、学生党员、骨干教师、意见领袖的培训工作，切实提升有关人员的业务能力和风险素养。高校内部管理者应及时总结其他高校舆情危机的成功案例，在发现舆情风险问题中“提升高质量的专业能力，用开放整合、社会协同协调的方式形成新的舆情生产力、传播生产力和社会管理力”[17]，并将其作为学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中心工作来抓，建立依法依规、逐级配合、科学高效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凝聚工作合力。高校舆情风险监测机构和非正式舆情危机处置组织，作为现代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协商民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需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全面监测和动态分析舆情潜伏、扩散、传播、消退周期过程中网民集中讨论话题的时长、阅读量、媒体关注数量、用户数量等要素，并基于数据统计进行分析研判，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形成有效衔接和通力配合的工作格局，构建平衡高效的组织机构。此外，高校要做好学校内部管理，尤其是服务、教学、网络与学工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奖惩机制，掌握舆论危机风险应对的主动权、话语权，积极构建“以舆情危机风险划分为轻警情、中度警情、重度警情、特度警情，分类划分不同风险等级”[18]，并完善风险监控体系，提出相对应的举措，将舆情危机的负面影响与危害降至可控范围。

(三)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

数据驱动、智能化分析作为现代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技术工具和思维范式也需要因地制宜，精细化地探索不同类型、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办学性质高校舆情风险的治理模式。《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指出：全国共有在校生2.91亿人，涉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本科1893.10万人，职业本科12.93万人，高职(专科)1590.10万人，硕士生282.29万人，博士生50.95万人，成人本专科832.65万人，网络本专科873.90万人。③由此观之，不同类型高校在办学经费支持、学校性质定位、师资力量、学生学历结构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性，这也决定了高校党委领导需要因地制宜地对学校舆情风险治理模式、顶层设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选取何种推进模式进行设计和创新。高校内部管理者应秉承人文关怀、大治理观、常态化监控的理念，通过对热点舆情事件信息精准挖掘和关联性解析，并对其舆情传播情况、舆论风险特征和演变趋势进行梳理反思和推导分析，从而设计学校舆情风险常态化监控规划。当前，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各类高校倘若不能灵活机动、及时科学地主动回应校园内部产生、外部传播的突发性公共舆情事件，可能导致一些虚假信息的恶性传播，进而影响广大师生群体的价值观念、心理健康。高校内部管理者应适时完善学校公共数据库资源，在系统分析青年大学生社交平台上对热点问题的关注时长、情绪表达和价值倾向等数据因素基础上进行关联分析，预测舆情演化趋势，进一步深挖不同类别高校青年学生数据信息背后的触发议题、年龄结构、利益诉求、认知水平方面差异，辨识不同舆情风险特征进行“全方位分层地制定回复文本、疏导手段与处置方案”[19]。高校内部管理者应以技术赋能为支撑，推动形成师生共治为主体，制度保障为抓手，探索适合自身舆情风险治理的发展模式，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打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环境。

(四)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数据决策模式的平台支持

数据支撑系统是高校舆情治理数据决策新要求的基础设施平台，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有助于科学精准地挖掘舆情传播信息背后的规律。当前，学校场域内进行的数据平台系统建设侧重服务于行政管理，未能充分兼顾教师获取与应用关联性数据以提升舆情治理效能的需要。为此，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突破探索。其一，构建公共教育的数据资源库。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卫星遥感、定位、图像、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克服实证数据的局限性”[20]，及时反击恶意攻击高校发展的错误思潮与不良行为，并分析舆情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影响。此外，在舆情数据信息挖掘之中，在聚焦原始数据基础上，也应兼顾采集一些公共、派生、外来数据信息，运用数据建模的方式，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并预测可能出现的趋势。也就是说，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体系，既要对体量庞大、头绪众多的数据组合进行交叉检验和聚类分析，也要运用并联思维从多个数据集之中找准问题症结，探寻信息传播规律。其二，构建面向高校党委领导的舆情决策治理范式。学校领导、宣传部、舆情监测中心等治理主体，应树立舆情治理常态化思维，将应急管理与日常管理、宏观指导与微观训练有机结合，结合当下网络热点、难点问题，“主动设置议题和议程，掌握网络舆论发展的主动权，在议题设置和讨论中引导广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维”[21]，为高校舆情治理提供可靠力量。此外，学校要通过有组织的数据搜集、管理、共享平台，并对数据安全、隐私做好保障，确保在可行可控的范围内促进公共数据与突发舆情风险的预警、应对和善后治理环节有机融合，打破学校内部一些部门进行舆情相关数据分析、共享和开发进程中各自为政的局面，打造协同共享的数字高校舆情治理服务体系，以此推进数智技术赋能高校舆情风险综合治理体系的科学发展。

余 论:高校需要为自身匹配足够的治理能力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进入“十四五”时期，高校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地位，有效地消解网络空间涌现出的不良社会思潮或恶意攻击，为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问题亟待解决。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要从容面对新阶段带给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为自身匹配维护学校稳定发展和学校形象修复的舆情应对能力。总体上看，大多数高校还缺乏对舆情潜在危机提前预警的风险意识和对舆情传播规律的把握能力，在人才队伍、常态化监控方面存在一些漏洞。

大学治理能力是其治理体系运转的整合性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高校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广泛运用的基本要求。从目前情况来看，高校在舆情治理整体能力上还存在不少薄弱之处。高校管理者需要从思想上辩证地看待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为舆情治理体系完善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既要充分认识信息科技带来的变革契机，同时也要警惕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可能衍生出的一些安全弊端、伦理风险和信任危机。为此，高校还需要进行内部管理剖析和外部复杂环境改造，为其舆情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 “下半场”匹配足够的治理能力。如此一来，现代大学才能建构起科学、高效且符合国情、校情的舆情治理体系，最终探索出扎根中国大地的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中国范式”。

注释：

① 参见：CNNIC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n4/2022/0916/c38-10594.html，发布时间：2022年8月31日。

② 参见：《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shuju/2022-03/01/content_5676225.htm，发布时间：2021年2月3日。

③参见：《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3/t20210322_521675.html，发布时间：202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