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越

（扬州市职业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运河非遗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印记，但在全球化、现代化社会中，这些独特的印记正在逐渐消失，外来文化强势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感。因此，研究运河非遗文化如何更有效地传播给大众、如何增强大众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必要。近年来，大众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人们对运河非遗文化的关注度，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形式都为运河非遗文化提供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大众媒介多数是以视觉化信息为主，构建了一种“可看”的运河非遗传播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相关人士往往更聚焦于受众对运河非遗文化信息的可视化感受。

自古以来，服饰就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具有先天的传播属性。随着现代服饰在市场上的流通，其作为传播的主要要素，信息、渠道和受众也都已经具备。通过现代服饰，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可视化的文化表征，也可以在穿着中感受并体验非可视化的文化内核，该过程更能让人们对文化产生共鸣。笔者认为，现代服饰作为传播运河非遗的媒介，具有潜在且庞大的数字化传播市场。

1 现代服饰的媒介属性

服饰是装饰人体的物品总称，包括衣服、饰品、附属品、携带品。在服饰相关研究领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服饰的媒介属性。学者曾艳红[2]提出了服饰文化媒介的概念：“服饰符号的意义出现之后，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及传播媒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起贮存、传达信息的作用。”在传播学领域，著名学者麦克卢汉[3]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以及“衣服作为皮肤的延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热量控制机制，又可以被看作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综上所述，服饰是文化的载体以及个人与社会信息传播的载体，服饰的媒介属性显然存在。

现代服饰的媒介属性成为现代思想、观念、意识的一种显性表达，在基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交活动中发挥着信息传递的作用。学者邢乐[4]指出，当今社会，服饰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多地表现了个人的价值、审美、文化倾向、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当仁不让地成为人们自我界定最直观的方式，并利用人际交往的手段得以广泛传播。笔者认为，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现代服饰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产业行业以一种艺术创作和生活方式表达的途径，更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现代服饰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能将运河非遗文化附着于人们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极富感染力和亲和力。现代服饰应是运河非遗文化“活化”在当代的积极参与者，其媒介属性能快速推进运河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2 现代服饰与运河非遗文化的内在关联

2.1 “本真性”的承载关系

“本真性”是运河非遗的灵魂所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运河非遗的文化内涵真实、完整地传播出去，是运河非遗保护发展的核心问题。“本真性”并不是要求运河非遗原封不动地传播，而是使运河非遗在现代社会万般变化中仍以独特文化基因的方式进行传播。

运河非遗文化以我国多民族文化为基础，而民族服饰是运河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公布的共4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文化名录中，与服饰息息相关的纺织类运河非遗共有86项。学者安妮[5]将纺织类运河非遗划分为5类，涵盖了服饰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分别是：（1）初级原材料类，如蚕丝织造技艺、传统棉纺织技艺、夏布织造技艺等。（2）服用面料辅料类，如宋锦织造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等。（3）印染技艺类，如苗族蜡烛技艺、白族扎染技艺、香云纱整理技艺等。（4）刺绣技艺类，如顾绣、苏绣、湘绣、绒绣等。（5）民族服饰类，如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苗族服饰、惠安女服饰、中式服装制作技艺等。笔者认为，许多运河非遗原本就源于服饰，其“本真性”的文化基因也保留于服饰的生产、加工、使用过程中。现代人依然将服饰作为媒介传播运河非遗文化，更能承载运河非遗的“本真性”内涵。

2.2 “活态性”的流变关系

运河非遗文化能在历史的发展洪流中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活态性”的特征。活态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实现其传承目的。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因此，人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也造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特征[6]。运河非遗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当下要想合理地传播和发展运河非遗文化，必须允许运河非遗在现代社会中“活态性”流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重新建立运河非遗与当下生活的联系，让运河非遗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

现代服饰既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服饰的现代性特征能将运河非遗文化转换成现代审美与价值观可以接受的文化形式。以现代服饰作为载体能在真正意义上让运河非遗走进人们的生活，能增强人们对运河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持续感，并达到运河非遗在当下更有效率地进行“活态性”流变的目的。

2.3 “共生性”的价值关系

“共生性”是运河非遗在当下保护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运河非遗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立并存。在当代社会，运河非遗文化与现代服饰之间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发展关系。在消费社会，现代服饰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无论是运河非遗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剪纸、漆器、皮影、刺绣等，还是其内在表现形式，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节庆仪式、信仰愿景等，在人们追寻个性化、多元化服饰装扮的今天，都赋予了现代服饰更高的审美与经济附加价值。相反，运河非遗现代服饰产品的经济价值也为运河非遗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优秀的现代服饰设计产品可以带动运河非遗产业的发展，甚至可以挽救一项濒临失传的运河非遗技艺。

全球化造成了我国现代服饰装扮的大趋同，当下社会迫切希望可以通过现代服饰传播民族标识性的信息。运河非遗与现代服饰的内在关系，不仅强化了运河非遗地域性的文化特征，也推动了现代服饰的设计开发，更促进了我国本土文化意识观念的形成。

3 现代服饰数字化传播媒介的特征及优势

作为现代社会广泛存在和必要存在的现代服饰，在运河非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具有迥异于其他媒介的传播特征。这些独特的传播特征也使现代服饰在传播运河非遗文化时具有其他媒介没有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在构建社会文化和观念价值方面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效用。

3.1 媒介和信息一体化的数字化传播特征—信息生产较稳定

通常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的传播内容是灵活多变的。在利用它们传播运河非遗文化时，运河非遗文化信息虽然受到传播媒介的限制，但总的来说，内容和媒介具有相对独立性。也正因为二者独立性的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可以被擦写的，受众更多注重信息传播的新颖性和时效性，媒介上的运河非遗信息极容易被其他信息覆盖。

利用物化的现代服饰媒介传播运河非遗文化时，运河非遗的文化信息储存于服饰媒介的外观、材质、加工技术、色彩、装饰、纹样之中。媒介和信息具有一体化的数字化传播特征。服饰既是媒介也是信息，二者不可分离，传递的信息和一般大众媒介相比也不具备可擦写性。运河非遗文化信息从现代服饰生产之初到其使用终结之时，会一直存在其中，保持了运河非遗文化信息传播的稳定性。首先，这种稳定性传播有效提高了受众关注度，促进了更多有效信息的吸收。其次，这种一体化的传播特征也意味着现代服饰作为载体在传播运河非遗信息时，并不是在信息制作完成时才开始传播的，数字化传播融入现代服饰生产到使用的每个环节。现代服饰的设计者、制作者、市场推广者、消费者和观赏者都是运河非遗信息的接收者。

3.2 体验性的数字化传播特征

电视、网络、广播等大众媒介利用视觉和听觉接触信息，而服饰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依赖于人们接触服饰和穿戴使用的过程。运河非遗文化信息通过物化的现代服饰媒介进行表达，可以说既直观又含蓄。

直接原因是，首先，人们通过现代服饰感知运河非遗文化信息时，不受语言、文字因素的约束，以体验的形式使本土化的运河非遗文化能实现跨地域、跨国界传播。其次，现代服饰媒介的受众既是运河非遗信息的接收者，也是运河非遗信息的传播者。受众可以直接体验，也可以接收更多信息，这样双方获得的信息量远多于其他传播方式。间接原因是，运河非遗文化信息体现在服饰媒介上，包含3个层面，分别是外层、中间层、内层。受众首先体验到的是运河非遗文化的外层信息，体现在现代服饰媒介形态、色彩、材质、图案、纹样、装饰等物化的构成要素上。受众在进一步使用过程中通过外层信息感知中间层信息，包括运河非遗的技艺、使用方式、现代科技手段等功能性、使用性构成要素，最终感知升华，渗透到内层信息，如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制度观念、典故传说等隐藏性精神观念构成要素上。如2014年APEC会议，我国设计师给世界各国领导人设计的现代服饰，融合了多种运河非遗手工艺文化，如宋锦、缂丝、植物染色技术、刺绣等，结合传统纹样含蓄地表达了“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美好愿景。

总之，受众接触现代服饰媒介是从直观的外在形象入手，使受众清晰地感知到真实的、物化的运河非遗文化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含蓄地传递蕴藏的运河非遗文化精髓，是现代服饰媒介传播运河非遗的优势。一旦受众体验并接触到蕴含运河非遗文化信息的现代服饰，便证明受众正向接受了运河非遗文化内在体现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

3.3 非强势的柔性传播特征—潜移默化地消除障碍

学者李建军等[7]提出了根据传播的行为取向和施力程度不同又可将文化传播分为强势传播与柔性传播两大类型的观点。在我国古代，服饰作为政治文化的传播媒介，是自上而下强势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元史·舆服》中记载：“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当下社会，人们所穿着的现代服饰作为媒介与古代服饰有明显区别，现代服饰媒介传播的内容并非是强制执行的，也并不只是社会制度的复制和再现，而是一种对自我的热切追求、对个性的充分表达以及对向往的生活方式的积极展现[8]。

现代服饰作为运河非遗文化的传播媒介，在与受众的接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传播着运河非遗文化。这种传播过程是不断通过服饰自身以及附着在服饰上的社会交往，以一种柔性的方式将运河非遗文化信息潜移默化地传播出去。承载着运河非遗文化信息的现代服饰是从影响人们使用方式开始逐渐影响人们的审美，改变人们对运河非遗的态度和价值观，甚至影响人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这是一种长期渗透说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拉近受众与运河非遗的距离，潜移默化地培养和强化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例如，彭丽媛女士在进行外交访问时，身着的服饰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服饰，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情感吸引力，她的服饰形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丽媛Style”。彭丽媛女士的服饰形象积极引导了国内及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印象。

现代服饰作为运河非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引起的文化沟通障碍，建立彼此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交流方式，成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现代服饰非强势的柔性传播特征也正是运河非遗文化对外传播的优势所在。

4 结语

对于现代服饰作为运河非遗文化传播媒介的探讨，是对当下社会如何运用多样化手段推动运河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探索。现代服饰作为媒介，实则是通过寻找运河非遗本土化与全球现代化之间的共同点来建立数字化传播环境。运河非遗信息通过现代服饰媒介转译，能稳定、直观、含蓄、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对运河非遗文化进行关注、认知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