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晁帅 胡倩倩 任友谊

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也是我军的一大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成为我军的主要作战对手，其大多数官兵虽然受军国主义毒害很深，但也有厌战思乡的一面，对他们开展政治争取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有过精辟论断：“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周恩来于1939 年初视察新四军军部时也强调，要“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2]。因此，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积极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不忘从政治上争取瓦解日军，注重提高指战员对敌军工作的重视程度，建立健全敌军工作的组织系统，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攻势，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提高思想认识，健全敌军工作组织系统

思想上的高度重视是有效开展敌军工作的前提。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我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从过去的国民党军转变为日本侵略者，敌我双方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一些指战员对瓦解敌军工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存有疑虑。为此，新四军把打牢开展敌军工作的思想基础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持续引导广大指战员认识瓦解敌军工作的重大意义及现实可能性。新四军在1938年7 月制定的《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中强调，现代战争长期性、残酷性的特点决定了敌军工作的重要作用，新四军开展敌军工作尽管存在一些困难，但有利条件是主要的，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在坚持长期抗战中，抓紧从政治上去夺取与瓦解敌人，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3]。1939 年9 月，陈毅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中进一步指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合乎正义和人道的革命战争，“所以我们具备使用瓦解敌军的这种政治上的优越条件”[4]。这就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回应了新四军指战员对于敌军工作的疑虑。除此之外，新四军还适时召开敌军工作专题会议，提高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谋划部署工作。项英于1940年1 月出席新四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时指出，敌伪军工作对于赢得战斗胜利、争取有利局势“处在极重要的地位”[5]。陈毅于1942 年7 月出席盐阜区敌军工作会议时也强调“敌军工作是战略反攻的准备工作的中心任务。”[6]这样，新四军就通过下发指导性文件、公开发表文章、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充分讲清了做好敌军工作对于赢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意义，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敌军工作人员的开展敌军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只有思想重视而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业力量，敌军工作就难以落地见效。因此，新四军在提高部队对敌军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同时，还迅速建立并不断充实完善敌军工作的组织系统。新四军军部成立之初，就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了敌工部，并于1938 年6 月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时正式提出“健全敌军工作的组织系统”[7]，不久后又在《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中明确规定：军、师、团级单位分别设立敌工部、敌工科、敌工股，连队成立敌工组。此后，新四军各部队陆续按照要求在政治机关中设置了敌军工作的专门机构。必须指出的是，敌军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新四军各部队的敌军工作机构虽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一些单位没有专职干部，难以正常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通过各种途径选拔和培养敌工人才，一是把熟悉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干部选拔到各级敌工部门负责人的岗位，比如，选拔具有日本留学经历的林植夫担任军敌工部部长、王子光担任游击支队敌工科科长、段洛夫担任第一支队第一团敌工股股长；二是积极争取总政分配了20 多名敌军工作训练队毕业学员，并将他们全部充实到敌工部门；三是立足现有条件开设短期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敌工干部。为使敌军工作成为广大指战员普遍参与的群众运动，新四军还编发连队对敌工作教材，开设对敌工作课程，选派日语教员进驻各团进行日语培训，通过建立奖惩机制、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在部队中掀起学习日语的热潮，使战士们普遍能够用日语进行简单的战场喊话并书写标语口号。为了保证敌工队伍的稳定性，新四军还规定“严禁任意调敌工人员做其他工作”[8]。通过上述举措，新四军逐渐将一批熟悉敌军工作政策和业务的专业人才充实到各级敌工部门，从而为扎实开展敌军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开展敌情调研，打好“敌军工作进攻战”

对敌宣传工作是瓦解敌军的重要环节，新四军把对日军的宣传工作称为“敌军工作的进攻战”[9]，并深入开展敌情调查研究，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对敌宣传。由于坚持长期不懈的宣传瓦解活动，一些日军士兵不再盲目仇视中国军民，不再盲目相信日本军阀的欺骗宣传，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削弱敌军战斗力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一方面深入开展敌情调查。广泛开展敌情调查并加以分析研判，是迅速打开敌军工作局面、针对性做好对敌宣传工作的先决条件。为此，新四军高度重视敌情调查研究工作，在挺进敌后初期的两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都对此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部队切实承担起调查当面敌军情况的任务。此后，各部队都按照要求在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注意搜集日军的文件、信函、日记及刊物，与俘虏交谈时做好记录，并指定专人定期向军敌工部撰写有关情况的报告。除此之外，有的部队还派出侦查员深入敌后开展敌情调查。军敌工部组织专门力量对这些资料进行汇总、翻译、甄别、分析后，获得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敌情信息。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向部队通报敌情时指出：许多日军士兵在家信中表现出对游击战的畏惧情绪，经常出现“危险”“困难”“没有办法”等字眼，可见新四军的英勇作战对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与威胁；一些士兵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梦见回家、梦见亲人的记录，可见厌战思乡情绪已经开始在日军士兵中蔓延；许多日记中都有军官打骂士兵的记录，可见日军内部对下层士兵的压迫十分严重；有的家属来信中提到日本国内物价飞涨，可见日本侵华战争已经难以为继。[10]诸如此类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乃至日本国内的真实情况，掌握日军内部的矛盾问题和日军官兵的所思所想，不仅有助于新四军增强对敌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开展敌军工作的信心。

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性的宣传攻势。针对日军部队的弱点和士兵的思想特点开展宣传攻势，是动摇敌军斗志、打击敌军士气进而瓦解其部队的关键。新四军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敌情的基础上制定了对敌宣传方针：一是要围绕日本国内的矛盾和困难做文章，针对日本国内阶级对立、人民深受压迫、生活水平下降等情况，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和平”“要吃饭”等口号；二是要纠正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设身处地站在日本人民立场说话，坚决废止“打到东京去”“杀尽倭奴”“踏平三岛”等既脱离实际又容易引起日军士兵反感的口号；三是要站在自卫战争的立场上说话，声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仇恨，我们只想追求民族解放而不想侵略日本，抗日战争的最后目的“只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1]。根据上述宣传方针，新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反对牺牲日本工农士兵利益的侵华战争！”“军阀升官了，财阀发财了，日本士兵们，你们得到了什么？”等10 条对敌宣传口号以及32 条标语，并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真相、鼓励日军官兵共同反战等内容为重点，编印了规格不一、体裁各异、长短结合、内容新颖、图文并茂的宣传品39 种，仅1938 年至1939 年的10 个月时间，新四军敌工部就为前线部队供应宣传品约60 万份[12]。各部队广泛发起群众性对敌宣传攻势，通过各种方式书写标语、散发宣传品，有的在日军宿营的祠堂、庙宇内外以及必经之路的岩石、桥梁上书写宣传标语；有的利用风筝、弓箭等工具把传单抛撒到日军阵地；有的假借送土产慰劳日军之机把传单作为食品包装垫纸；有的把传单和通行证装进敌人尸体的衣袋里；有的派便衣侦察队到敌占区戏院等公众场所散发传单，以至于南京、芜湖、铜陵等日军控制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新四军的宣传品。强大的宣传攻势逐渐取得效果，据新四军抓获的俘虏交待，许多日军士兵都认为传单内容有道理，“还有不少把传单收藏起来”[13]。这就使渴望和平、期盼回家的思想逐渐在日军士兵心中萌生，消极作战、反对战争的情绪在日军内部开始蔓延，逃跑、自残、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促使抗战局势加速朝着有利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方向发展。

三、本着“同自己同志一样”的态度对待和教育日俘

宽待俘虏是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关键一环，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就已经得到证明。有鉴于此，毛泽东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就明确宣示：“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14]新四军各部队在奋勇杀敌的同时，教育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积极探索改造俘虏的方式方法，有效促进日军官兵的觉醒，最大程度地壮大了抗日阵营的力量。

俘虏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思想上认清优待俘虏的重大意义，才能在行动上自觉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为了确保优待俘虏政策落地见效，新四军要求各部队广泛深入开展政策宣讲，向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讲清：优待俘虏不仅可以瓦解日军士兵的抵抗意志，而且可以用事实粉碎敌人所谓“共军虐待和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从而“获得日本人民与士兵的同情拥护”[15]。在此基础上，新四军要求各部队专门发出命令和布告，向军内外声明“敌军一经解除武装，不论官兵不许杀害，不许侮辱，除武装军用品外，私人东西不能收缴，伤病的为之医治”[16]。为使广大指战员准确把握俘虏政策的精神实质，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专门在《抗敌》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优待和争取日军俘虏的做法：1938 年8 月，新四军前线部队抓获一个名叫田畑作造的日军俘虏并将他送到军部治疗枪伤，治疗期间叶挺专门去医院看望田畑，不料枪伤治愈后田畑又相继患上了疟疾和脚气病，情绪十分低落，新四军敌工部的干部每天到医院看望安慰，不厌其烦地为他准备脚气患者的特需食品，逐渐赢得了他的好感。田畑病愈出院后，与其他几名日军俘虏在饮食起居方面都受到优待，每月还能领取5 元津贴。此后，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经常与田畑等几名俘虏谈心交流，引导他们逐渐认识到侵华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危害，成功争取他们帮助新四军教授日语、编写日文传单。林植夫在总结争取田畑等俘虏的成功经验时指出：教育和改造俘虏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意，不能以对待俘虏的心理去对待他们，而“要完全以平等待他们，看他们同自己同志一样”[17]。此后，各部队都能在启发指战员思想自觉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实行革命的“王道”，在争取和改造俘虏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新四军优待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做法与日军杀害或严管归队俘虏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使日军内部军心士气更加涣散，各部队在作战中抓获日军俘虏的数量逐渐上升，有的日军士兵还主动携枪投诚。许多俘虏在新四军的优待之下打消了对立情绪，解除了思想顾虑，在学习和讨论中逐渐认识到日本人民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只有打败日本军阀，自己才能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因此纷纷要求留在新四军为反战事业贡献力量。为此，新四军帮助这些觉醒了的日军俘虏联合起来成立反战组织。自1941 年11 月起，陆续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苏中支部以及苏北支部。由于反战同盟成员与日军士兵同文同种，了解日军及日本国内矛盾问题，熟知日军士兵内心真实想法，因此在新四军发动对敌宣传攻势时发挥了特殊作用。比如，香河正男、田畑作造等人多次联名发表《告日本士兵书》，用亲身经历证明新四军优待俘虏政策绝非欺骗，号召广大日本士兵不要为侵略战争作无谓牺牲，促使许多日军士兵作战时不再拼死顽抗；古贺初美、堀本龙藏等人在新四军第三师的反“扫荡”战斗中抵近火线开展阵前喊话，取得明显成效，先后有10 多名日军士兵在战场上缴枪投降。不仅如此，反战同盟各支部还编印了《反战旗》《兵士之声》《自由之光》等符合日军士兵思想特点的日文报刊，通过生动的事例揭露侵华日军欺骗性宣传的伎俩以及军官压榨士兵的事实，根据日军士兵内心诉求印制“生命属于自己，战死不会再生”“亲人们望眼欲穿等着你回去”等许多立场鲜明、好记易懂的标语传单，促使日军士兵滋生思乡厌战、愤慨反战等悲观绝望情绪。由此可见，反战同盟作为一支活跃在敌军工作战线上的特殊队伍，在新四军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日军士兵的觉醒、壮大抗日反战力量、加速日本法西斯失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