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我孤身抗癌
2023-04-04李智阳
李智阳
巨大的圆拱形核磁共振机器
几年前，我患上了某种癌症，这中途还试过病情反复。由于是一个人在海外留学和生活的时候确诊，又因疫情原因没有亲人的陪伴和照顾，这三年来的抗癌之路我都是独自面对。除了医术本身之外，可能是意大利的医疗体系和医院的人文关怀氛围也在帮我挺过难关。
我的放射科检查医生
我还在巨大的圆拱形核磁共振机器上半梦半醒，胳膊上的造影剂针管也没拔掉，耳畔还是核磁共振检查期间特有的“哒哒哒、咳咳咳”噪音的回响，床刚缓缓地移出巨大圆拱，突然我被一个声音吵醒：“李，李，这次我有很好的消息告诉你！”
天啊，原来是负责检查我身体的放射科医生Pietro，在检查刚一结束就冲了进来。
我瞬间高兴极了。还好，是个好消息。在包括病情反复在内的很多坏消息之后，听到他嘴里说出“好消息”三个字，我的感觉就像是黑暗而漫长的极夜终于快结束了，终于依稀看到晨曦透出了微薄的光。
“你的原病灶已经没有丝毫癌细胞的痕迹了，比上次检查的情况更好更干净。”
这不是第一次在做完检查后，他就立刻“冲进来”跟我分享好消息了。
记得之前在漫长的放疗和化疗之后，在进行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核磁共振检查时，他就在检查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兴冲冲地过来找我。我当时甚至还赤裸着上身，他直接拉开虚掩着的更衣室的门。
重病中，看到他灿烂的笑容，我至今难忘。
“非常好，癌细胞组织几乎都消失了！”
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仿佛比我还高兴。重病中，看到他灿烂的笑容，我至今难忘。尽管过去了很久，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过了这么久，终于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謝谢您，这真是奇迹啊！”
“不，不是奇迹，而是当今的医学是有效的，起到了作用。”
（笔者注：在开始治疗前病情非常严重，为癌症晚期即IV期。）
我拿到结果，一个人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独自看着窗外的风景。没有任何征兆，眼泪哗然而下。
我有时会忍不住问自己，我的放射科医生对于我这样的病人一定是司空见惯的，他甚至是见惯了生死的，他要有怎样一颗伟大而炙热的心，才能如此和我共情？
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生的“正常素养”？
我的放疗主治医生
我曾无意中读到一篇描写放疗科医生的文章，大意是他们是医学界严谨冷峻的工程师，需要了解和操控各种不同的专业放疗设备，深谙其原理，精于计算放射的剂量和区域路径。这种描述颇有点物理学家的意味，与其他科室的医生相比，更显独树一帜。
如今想来，拿这段话来形容我的主治医生Nicola再合适不过了。
他极度严谨，第一次向我问诊的时候，都认真阅读并仔细记录各个时间节点和病情关键。他看完我的病历或检查报告，也“自动生成”了一个两页纸的病情“概述”，逻辑清晰，重点一目了然。
每次复诊，他都会仔细交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和检查，并给我写好处方或把该做的事逐条写在当日的就诊报告上；有一次，我偷懒少做了一次问诊，他有点急了，质问我为什么没去，并郑重其事地把我要做的问诊一字一句地写到了纸上并亲手交到我手上，嘴上唠叨着：“我上次就给你写了你要做的这个问诊的处方，不知道你还留着那张纸没有，但是没关系，无论如何，我都再给你写一份。”
抗癌题材电影《九顶假发的女孩》剧照
我当时除了对自己的偷懒感到小小的愧疚，真觉得他实在是太可爱啦！
（笔者注：意大利是全民公费医疗体系，在问诊就医时需要提供相关医生或家庭医生的处方或申请。）
意大利医生的情商其实都很高，在了解实际病情严峻性的同时，总能顾及别人的感受，这背后可能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的结果。Nicola一方面拥有如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般严谨客观的品质，一方面又足够照顾病人的感受。
我第一次见他时，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大夫，我这个情况还有多大的希望？”
他说：“如果我说所有的得了你这个病的患者都好了痊愈了，那我一定是在骗你。你也知道，这是癌症，是一个重病。”
“但是我不喜欢拿统计数据和‘整体综合情况说事情，我喜欢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病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病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孩，有着和你几乎一样的检查结果，也和你的病情非常类似。她在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治疗之后回归了正常生活，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前段时间，她刚给我发来她宝宝诞生的喜讯和她与她宝宝的合影。”
“这不是一条简单轻松的路，你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和足够的耐心。”
当时我如释重负，虽然我明确地知道最坏的结果一定是死亡，但是他的话给了我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与命运抗争。
我知道，有他在，我会得到足够的关怀和最专业严谨的治疗。
之后的治疗过程虽艰难，但在某个阶段曾经也取得了极好的疗效。
后来不幸复发，我拿着那份如“判决书”一般的诊断报告去见他。他除了立刻着手给我安排治疗并告诉我大致开始的时间，也一直在努力地劝我：“你看，你前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现在虽然病情有了反复，也要积极应对，我们现在给你安排的治疗方案也是很有可能取得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我们一定要乐观。就像做我这个工作的，一定要乐观积极，不然就没办法做下去了。”
我的放疗技术员
地下四层，也是这座医院的最深处，在冗长而苍白的极简主义建筑风格走廊的尽头，等着我的是由数米厚的墙构筑的房间，房间里是巨大而冰冷的放疗机器设备，足有我的三倍高，使我和让我躺在上面的床显得特别渺小。
房间四壁上，色彩温柔的古羅马遗址壁画也难掩放疗设备的凌厉之势。它让人望而生畏，仿佛在说：你既到了这儿来，就说明你是个癌症患者，你的命运已不由你自己掌握。
“你好呀，很高兴认识你，我叫Andrea，我是负责放射治疗的技术员！”
“你好，很好笑认识你，我叫李！”
“我看你的病历簿上写的是‘Zhiyang Li'，所以哪个是你的名字，哪个是你的姓呢？”
“哦哦，Zhiyang是我的名字，Li是我的姓，但是Zhiyang太难念了，叫我Li就好啦！”
“不会啊，你教我怎么念吧！”
在意大利，人们喜欢以名字称呼彼此，尽量避免使用姓氏，因为这样会显得隔阂。可是，中文或拼音中的“Zhiyang”对意大利人来说较为绕口难读。
医务人员正在操作放疗机器设备
Nicola一方面拥有如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般严谨客观的品质，一方面又足够照顾病人的感受。
从此之后，我们每次见面，他都会亲切地跟我打招呼：“嗨Zhiyang，你好吗？”
记得那是我第二次去做放疗，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二天，我一见到他，他就兴奋地跟我说他学了两句中文。
“我昨天专门学了两句中文，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标准不标准，你来帮我听听？”
“哇！真的吗？是哪两句？”
“是：‘你好，你好吗？”
“你好，我很好，你呢？”
“太好了！看来你听懂了！那以后我们可以用中文问好啦！”
他还高兴地对旁边的同事炫耀道：“你看！我说我学会了两句中文吧？Zhiyang他听懂了！”
他同事调侃道：“指不定呢！也许你说得很不标准，只是Zhiyang不好意思告诉你！”
后来Andrea真的开始用中文向我问好。
后来每次我来治疗，我们都会聊一些东西，比如大学的专业、我们现在的工作、业余爱好，还有他为什么会选择来放疗科做技术员之类的种种家常……
每天面对冰冷的机器、无尽的输液、痛苦难熬的放化疗副作用，以Andrea、Pietro和Nicola为代表的工作人员和护士，让我的日常治疗变得多了几分人情味和乐趣，为治疗道路上的每一小步增加了点“奔赴的意义”和“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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