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怡

2020年网剧《沉默的真相》热播，其原著小说《长夜难明》也销量大涨。小说以2013年张超案为主线，穿插2001年侯贵平案、2003—2013年江阳调查侯贵平案两条时间线，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了检察官江阳坚守司法公正信念，历经多年艰难查清案件的故事。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把叙事判断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对于事件或其它叙事因素之性质的阐释判断；对于人物和事件之道德价值的伦理判断；对于该叙事及其组成部分之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1]27本文即从修辞性叙事层面解读《长夜难明》，聚焦于小说中“江阳之死”这一核心事件，重点讨论小说中人物和读者围绕该事件所作出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

一、《长夜难明》中的阐释判断

从叙述层次的角度看，《长夜难明》的三条时间线可以分别对应三个叙述层：主叙述层为小说实际主人公江阳调查侯贵平案，也是文本中篇幅最多的部分，聚焦人物是江阳；次叙述层为支教老师侯贵平为帮助学生而遇害，聚焦人物是侯贵平；超叙述层是张超等人揭开侯贵平案的真相，聚焦人物则是协助调查张超案的浙大老师严良。也就是说，小说实际上采用了限制视角，由于聚焦人物不同，所探寻的真相也不同。三个叙述层不断强化同一个事件：侯贵平案。要查张超案，必查江阳案，要查江阳案，必查侯贵平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个叙述层最终都指向了侯贵平案，但就叙事进程而言，“江阳之死”仍然是小说中主导叙事发展方向的核心事件。

费伦在为叙事判断分类的基础上，还提出两个观点：（1）同一个事件可能会引起多种判断；（2）基于人物的行动包括人物自己作出的判断，读者经常会对人物作出的判断加以判断。可以说，在小说中围绕“江阳之死”引起的多种判断，推动了小说叙事的进程。

小说的叙事进程建立在不稳定性之上，而人物对于“江阳之死”作出的不同的叙事判断伴随着这一进程。小说按章节顺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小说的前九章，主要讲述张超案案件的细节与疑点以及引入侯贵平这一人物；二是小说的第十到十五章，讲述的是侯贵平支教时期的经历；三是第十六到七十三章，江阳调查和受阻、侯贵平案的真相、张超案的真相都在这一部分拨开云雾。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张超本来对自己向江阳所犯的暴行供认不讳，却在法庭上突然翻供，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张超先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后又全盘否认。这样一来，张超的行为能否理解就涉及一个叙事判断：张超的所作所为是否有隐情？即“江陽之死”是否有隐情？对张超的不当行为，文本中公检法机关作出的阐释判断是他的行为是犯罪的，读者可能会认同这一阐释判断，并作出否定性的伦理判断。但在随后的叙述中，作者紫金陈引入了其他角色对江阳的描述，呈现江阳劣迹斑斑的过往，刻画出一个遭人鄙弃、罪有应得的恶人形象。在叙事的开端，紫金陈有意引导读者跟随旁观者的目光，认同旁观者否定江阳的阐释判断，并逐渐站到张超的立场上。但当张超翻供之后，张超和江阳的伦理关系便发生巨大变化：张超不是案件真正的罪魁，案件背后还有更深的隐秘未被揭开，读者需要作出新的阐释判断。

小说的第二部分聚焦于侯贵平。到乡村支教的大学生，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和对司法公正的坚信，坚持要为自己的学生求取正义。毫无疑问，侯贵平对自己坚守正义的行为作出了阐释判断，即这一行为是正确的，读者也会认同这一阐释判断，对侯贵平的举动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这样，侯贵平的行为也涉及一个叙事判断：侯贵平案与“江阳之死”是否有关？

再看小说的第三部分，年轻有为、仕途光明的检察官江阳，为查侯贵平案十年如一日地迎风冒雪，备尝艰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他决定以身殉道，希望引发社会关注，揭开侯贵平案的真相。在这一部分，加入江阳殉道计划的法医陈明章、刑警朱伟、律师张超、张超太太李静将江阳求死的行为阐释为勇敢。这一勇敢带有悲壮的色彩，读者可能会认同这一阐释判断，对“江阳之死”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

叙述者在讲述时的不断反转形成了与读者之间的张力，读者作出阐释判断，后又推翻之前的阐释判断，作出新的阐释判断：由赞同“江阳之死”是罪不可逭，转向了“江阳之死”是寻求正义。在小说中，人物所作的不同的阐释判断影响了读者的阐释判断，也间接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判断。

二、《长夜难明》中的伦理判断

在费伦提出的七条叙事判断命题中，命题三指出：具体的叙事文本或清晰或隐晦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 以此来引导读者作出特定的伦理判断。[1]28《长夜难明》是一本典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特点是重现实意义，轻情节推理。从这一角度看，小说的作者紫金陈通过对聚焦人物的选择和对叙事进程的操纵，在叙事文本中建立起伦理标准，并引导读者作出特定的伦理判断。

在对聚焦人物的选择上，紫金陈在不同的叙述层次上选择了不同的聚焦人物：严良、江阳、侯贵平。不同的聚焦人物所作出的不同的叙事判断构成了故事层面上的“不稳定因素”。另外，这三个聚焦人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组隐含的关系：侯贵平是学生的帮助者；江阳调查侯贵平案，可以说，江阳是侯贵平的帮助者；同理，严良是江阳的帮助者。紫金陈尝试着将读者引向一个特殊的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上：江阳是在艰难的境遇之下，选择以身殉道的。为了心中对真相的执念，对司法公正和正理平治的坚守，江阳和侯贵平履险蹈危但仍知难而进。叙述者暗示读者，江阳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那么，如前文所述，读者对“江阳之死”的阐释判断就由罪有应得变为寻求正义，从而对“江阳之死”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进一步说，当严良作出认同江阳的阐释判断并选择帮助江阳时，当江阳作出认同侯贵平的阐释判断并选择帮助侯贵平时，从“有血有肉的真实读者”的“伦理取位”来看，读者会认同严良与江阳的阐释判断。而这一阐释判断也影响了读者的伦理判断：按照叙事文本建立的伦理标准，严良、江阳、侯贵平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受此伦理标准引导，尽管严良与江阳的行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违规，但读者仍不得不对其行为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

在话语层面上，小说叙述者的讲述和判断以及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和引导形成了话语层面的“紧张因素”。在情节上设置多次反转本身就是紫金陈引起和保持读者对叙事的兴趣的手段之一。例如，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者报道张超案的详细情况时，曾两次提到江阳的人品，形容他“为人不端”“声名狼藉”。不难看出，叙述者对张超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江阳持否定态度，读者可能会认同这一判断。然而，江阳被误读了，他并非声名狼藉，反而拥有赤子之心，这是紫金陈对读者的刻意引导。紫金陈有意向读者提供错误信息，使真相不断延宕，产生悬念。读者对“江阳之死”先作出否定性伦理判断，在真相被逐渐揭示后，读者会重新审视“江阳之死”，转而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通过推理，读者会站在江阳的立场上，认同叙事世界的伦理原则。从小说观照社会现实的角度看，江阳显然是无数平凡的司法工作者的一个缩影。而在复杂艰难的境遇下，人的选择有三种：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做“沉默的大多数”，而紫金陈所敬服的，正是最后一种，像江阳一样燃烧自己，执着地追求光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大热的一些影视作品，不只《沉默的真相》，《琅琊榜》《白夜追凶》《重生》等作品中的主角都涉及一个行为：竭力渴求真相昭雪。它不再是简单的正与邪的较量，从人物的“伦理取位”看，主角与反派的伦理关系也不再是常见的正邪对抗关系，而是正义的挣扎求存：主角被压制、被陷害，坚守正义反而陷入黑暗；而反派占据上风，成为主角的加害者。这类身处逆境又化险为夷，历经艰难反败为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使读者的道德神经深受触动。从“有血有肉的真实读者”的“伦理取位”看，正义者的一切舉动都是为了追求正义并与邪恶抗争，读者自然会对其行为作出肯定性的伦理判断。

三、《长夜难明》中的审美判断

费伦认为，审美判断既是第一层次的阅读活动，也是第二层次的阅读活动。第一层次的审美判断指的是对叙事时间、文体风格、叙事话语等叙事技巧的判断；第二层次的审美判断是读者对总体阅读体验质量的判断。[2]111紫金陈常因“文笔差”而被读者诟病，因此，那些对紫金陈的叙事技巧评价不高的读者可能会对《长夜难明》产生消极的审美判断。相对地，还有一部分读者能够接受《长夜难明》作为一本面向市场的悬疑推理小说的缺陷与局限，适应其简洁的文风和紧凑的节奏，对其叙事审美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从而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

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又是相互作用的。紫金陈通过强化人性“避害”的一面，削弱“趋利”的一面，来获取大多数读者在伦理上认同人物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理解。在江阳、朱伟二人调查屡屡受阻甚至被停职时，他们的同事虽然不敢直接站出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在暗中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陈明章说：“要知道，大部分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现在也是一种黑与白之间的平衡，如果你们俩遭到不测，那么此刻将引起沉默的大多数巨大的反弹。”[3]213-214作为“江阳之死”事件的参与者，江阳查案的旁观者、协助者，陈明章将大多数人的沉默阐释为无奈之举，但事实上，这些人不敢作为本身就有失责之嫌，甚至有违伦理。但在艰险的境地中，他们选择沉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沉默行为的伦理判断，不仅没有降低读者在叙事审美方面的满意度，反而能促使读者作出积极的审美判断。

再看小说的核心事件“江阳之死”，围绕这一事件，读者需要判断的有几个问题：江阳怎么死的？江阳怎么会死？江阳为何而死？这是2013年叙事线要解决的问题。而2013年叙事线提出问题的答案，要到2001年、2003年的叙事线上去找。这样的叙述方式营造了强烈的悬疑感，给人以紧张的审美体验。可以想象，如果紫金陈将三条叙事线合成一条叙事线，叙述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故事进行叙述，小说的悬疑效果就会降低，读者在叙事审美方面的满意度也会下降。而《长夜难明》的叙事技巧对读者的推理能力表达了充分的信任，读者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也会作出积极的审美判断。

当然，在叙事技巧上，《长夜难明》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紫金陈在叙述中刻意加入一些不合时宜的幽默。例如，在民警误以为张超的行李箱内装着爆炸物时，将民警的紧张情绪戏言般地置入急迫的环境，使叙述陡然跳脱：

身后跟着押来的那个该死的嫌疑人还在苦苦劝他们：“危险啊，小心一点，千万别打开，你们俩还年轻。”

听得两个警察突然好想爸爸妈妈。[3]5

类似的“幽默”在小说中还有多处，紫金陈本人也承认这是他的个人风格，也存在于他其他的小说之中。遗憾的是，《长夜难明》作为一篇观照现实的、题材沉重的小说，这些刻意加入的幽默无益于减缓压抑的氛围，反而让紫金陈本人的声音进入了叙述，使叙述变得突兀和生硬，读者阅读时难免会产生跳脱之感，从而对叙事整体质量产生消极的判断。

四、结语

《沉默的真相》开播以后在收视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它在改编上尽可能地还原了原著，改进了原著中的法律错误和逻辑错误，更是删除了笔者前文所提到的“不合时宜的幽默”，质感与美感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叙述效果上，《沉默的真相》都比《长夜难明》更胜一筹。在叙述方式上，前者沿用了后者三线叠加的叙事模式，从三个时空内平行推进故事，将三个叙事层次衔接得更加紧密，悬疑效果和叙事张力都得到了增强，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

但无可置疑的是，《沉默的真相》的成功，离不开《长夜难明》打下的基础。在故事层面，小说不同叙事层次上不同聚焦人物所作出的不同的叙事判断构成“不稳定因素”；在话语层面，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判断以及作者对读者的暗示和引导形成“紧张因素”。紫金陈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不断挑战读者的“叙事判断”，并在读者对“江阳之死”这一核心事件的重新审视和修正判断中实现其叙事的伦理旨归：将江阳殉道的行为视为追寻和坚守正义的方式。在对文艺作品要求更高的时下，小说《长夜难明》及其改编网剧《沉默的真相》也许能在叙事上为小说的创作和影视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注释：

〔1〕詹姆斯·费伦.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为例[J].申丹，译.江西社会科学，2007（1）：25-35.

〔2〕尚必武.展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力量：评《体验小说：判断、进程及修辞性叙事理论》[J].外国文学，2008（4）： 108-115;128.

〔3〕紫金陈.长夜难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