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山花袋的作品《棉被》以其客观、露骨的平面描写被称为私小说的开山之作，其赤裸裸地讲述了主人公竹中时雄倾心于女弟子的经历与苦恼，其中渗透了作者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本文旨在结合文本对《棉被》中“自我意识”的特征进行分析解读，同时结合日本的文学传统、自然地理特征、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特點以及发表时的社会背景探究其成因。

一、《棉被》中“自我意识”的特征及成因

（一）“暴露”的“自我意识”

1.自我意识“暴露性”的表现

私小说排除虚构，原原本本地描写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重视自己心境的展现。“无理想、无解决、自我暴露”是私小说的重要特征。这种自我暴露同样也充分体现在《棉被》中。小说《棉被》写道：“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心中体味最深的是生活的苦痛、事业的烦闷以及性欲的无法满足等。”[1]也就是说，《棉被》从生活、事业、压抑的性苦闷这三方面表现了“暴露性”。

在生活方面，时雄对每日单调生活的厌倦、对上班途中遇到的女教师的丑恶幻想、对怀孕的妻子的诅咒、对孩子关爱及责任感的缺失及偷偷搜查芳子的信件等丑恶心理与行为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在事业方面，小说也多次暴露身为作家的竹中时雄却做着地理图书编辑的工作，他的“文学经历是郁郁不得志的，所有的创作都支离破碎，至今未遇全力尝试的机会”。此外，时雄在事业上也面临着双重考验，对外青年杂志每月的恶评令之痛苦不堪，对内他想尽毕生精力推出代表作，却又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

而在压抑的性苦闷方面，自我意识的“暴露性”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时雄与妻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与芳子相比，文本中对时雄妻子的描述少之又少，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提及，但其中充斥着时雄对妻子的态度。在时雄眼中，妻子可谓一无是处，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只求生儿育女，只有温顺贞节，完全不懂自己的苦闷与烦恼，甚至没有兴趣阅读自己耗尽心血写出的小说。他们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既没有共同的爱好，也没有相互的理解与扶持。

在这种婚姻关系下，作者通过旁白，暴露了时雄的性苦闷：“对于所有男人，三十四五岁都是充满烦闷的年龄。这个年龄的男人常与卑贱的女人逢场作戏，毕竟寂寞的心绪需要慰藉。”紧接着，小说又暴露出时雄对自己上班途中遇到的女教师产生的丑恶幻想：“他幻想与那女子恋爱……甚至想象妻子妊娠之中突然难产而死，于是将美丽的女教师自然地续为后妻。”

此时，时雄收到了芳子的来信。在与芳子一篇又一篇的书信往来中，时雄改变了“女子涉足文学是鲁莽的”这一观点，也暴露出内心压抑的男性欲望：“有时他真想问女孩要张相片，便在手简的边角上写了一行小字，可随即又将之涂黑。”从这一处便可窥见时雄渴望这个女弟子是面容姣好的，又怕自己的心思被发现的心理。芳子的到来完全打破了时雄以往孤独的生活。芳子婉转的嗓音、艳美的身姿与时雄以往的寂寞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时雄再次感受到如同新婚的愉悦。但是另一方面时雄内心中夹杂着作为老师的道义感，内心残存的师道尊严与家庭道德令其深感苦闷，他唯有压抑内心的爱欲。芳子与秀夫的恋情更是令其苦不堪言，小说甚至暴露出时雄因过于苦闷而醉倒在厕所中的丑态。

当时雄拆散芳子与田中后，小说写道：“山区距此二百余里，从此便无法看见芳子美丽的面容。想到这里，时雄心中充满了无以言表的孤寂感。但至少从竞争者手中夺回了芳子，把她交给了她的父亲，这令时雄感受到一丝愉快。”真实地暴露出时雄为了占有女弟子而采取卑鄙手段，达到目的后的丑陋心理。

生活的痛苦、事业的烦闷和压抑的性苦闷，通过内心独白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表现了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挣扎又扭曲的“自我意识”。

2.自我意识“暴露性”的成因

日本文艺评论家胜又浩认为：“从日本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田山花袋的《棉被》也不啻‘竹中时雄日记。私小说的源头在于以《蜻蛉日记》为代表的丰富多彩的日记文学。”[2]日本的和文日记始于《土佐日记》，与以往的日记相比，其主要有以下两点变革：第一，它实现了由公家日记到私人日记文学的变革。《土佐日记》之前的日记，大抵都是记录宫中行事，极具公家性质，缺乏个人感情色彩，文学性匮乏。而《土佐日记》记述了作者纪贯之自任地土佐还京的经历，但却并不只是单纯的纪行，其中也不乏对亡女的追忆、对海上风浪及强盗的恐惧、归京后的喜悦等记述纪贯之个人思想感情的一面，这就使日记实现了由公至私的转变。第二，它实现了日记由汉文书写向假名文字书写的转变。在平安时代，日本官方文书原则上用汉文书写，而《土佐日记》使用了假名文字进行创作，不仅将日记从汉文中解放出来，也给和文开辟了新道路，为其后的女性日记文学打下了基础。受《土佐日记》影响，第一本出自女性之手的日记《蜻蛉日记》问世。此后，特别是藤原氏全盛期以后，出现了许多出自女性之手的优秀日记。其中，《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都受到了高度的赞扬。

这类“真实记录事实”的日记，舍弃了公共世界，彻底沉浸于私人世界。将这种日记性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蜻蛉日记》。《蜻蛉日记》改变了《土佐日记》中存在的“记录文学”的性质，更着眼于暴露自己的心境。例如，对藤原外遇对象的女人的强烈嫉妒、充满恶意的诅咒、知道那个女人生的孩子死了之后内心的痛快，还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写下来的“暴露性”。德国对日本文学研究者日地谷·叶梅拉·克什尔莱特对于这种“暴露性”，曾评价“对于这种自我暴露，日本的读者恐怕是无论怎么读都不会厌倦的”。在《棉被》中，竹中时雄对怀孕妻子的无视、对遇到的女教师的幻想、得知芳子有恋人后的嫉妒及诅咒妻子难产而死等的这些“暴露性”可以说继承了始于《土佐日记》，以《蜻蛉日记》为代表的日记文学对自我心境的暴露性。

可见，从古老的平安时代至今，追求真实的自我暴露一直是日本人喜欢的文学特征。正是这种精神风范和文学传统催生了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使得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传到日本之后从对社会问题的真实记录转向着眼自己身边事物及内心情感的自我暴露，孕育了“私小说”这一文学形式。

（二）“封闭”的自我意识

1.自我意识“封闭性”的表现

私小说基本上是作者本人生活的再现，既不需要虚构生动曲折的情节，也不需要架设巧妙精致的结构。其空间场景仅局限于个人的家庭生活中，取材于身边琐事和作家私生活，视线过分狭隘。因此，在空间的设置与题材、主题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封闭性。[3]在空间设置方面，私小说的表现空间几乎局限在个人的家庭和生活圈。在《棉被》中，“自我”的活动空间是封闭的，几乎没有离开主人公竹中时雄居住的家。特别是，小说的最后一幕置于与社会隔离的芳子的房间中，将视线锁定在屋内，向读者展示了背对社会、在封闭的房间中苦恼的人物形象。

在题材方面，私小说局限于日常生活琐事，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棉被》也是作者田山花袋以自己身边发生的点滴琐事为题材，通过大胆而露骨的描写表现了“自我”的生活经验与感情，让我们看到了竹中时雄丑陋的内心世界。

在主题方面，私小说往往就事论事，只孤立地书写身边的杂事。《棉被》没有通过书写主人公时雄的日常来表现广阔的社会空间，也没有探究自己与周围社会共同的苦难。主人公时雄是与社会隔离的，《棉被》只是描写了在封闭空间里苦闷的人的封闭的“自我”。

2.自我意识“封闭性”的成因

日本是个岛国，地域狭小，且主要由低山、丘陵和狭窄的沿海平原构成。整体地势较低，河流长度较短，流速较快。这种小而纤细的自然景观孕育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学者久米邦武就提出了被长期“围困”于海岛的日本民族具有某种先天的“岛国根性”。[4]这种岛国根性确立了日本人狭隘的国民性，使他们难以突破自己的世界。此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人产生了“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在日本人看来，比起高山，小而幽的山更胜一筹，例如《万叶集》所咏的山，多为亩傍山、香久山等低山。文学方面，桃太郎、浦岛太郎、竹取物语、一寸法师等民间故事深受日本人喜爱。这些民间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非常娇小可爱的人物，其中辉夜姬只有十厘米，一寸法师也只有一寸，却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这种文章理念也被后世继承。因此，私小说的登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狭隘的取材方法、封闭狭小的“自我”表现，都是岛国孕育的狭隘国民性的产物。而私小说在日本的诞生和发展，也迎合了“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

此外，说起《棉被》的“封闭性”，就不得不提到另一部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岛崎藤村的《破戒》。《破戒》描写了部落民丑松备受歧视的苦恼、不安与反抗，揭露了身份等级制度与种种不合理现象，虽说其中不乏妥协性，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与批判精神的作品。但是，自《破戒》发表后一年的《棉被》起，自然主义文学就转向了注重描写个人私生活及情感的方向。就连岛崎藤村本人在《破戒》以后的创作，从《春》《家》再到《新生》，再到其写作生涯最高杰作的《黎明前》，也转向了关注自身与身边琐事的“封闭”的私小说创作。中村光夫在《风俗小说论》中也指出：“《破戒》发表后翌年，田山花袋写作《棉被》，《棉被》后翌年，岛崎自身创作了《春》。这两年间文学界的变动十分重大，甚至给予了我国近代文学以宿命的意义。一言以蔽之，《破戒》与《棉被》的对决给予同时代文学以影响，并以《棉被》的绝对胜利结束。花袋的胜利是彻底的、无慈悲的。”那么，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一样探究社会问题？除了受日本固有的“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影响外，还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特点与发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

从流派上看，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与西欧的作为反浪漫主义思潮而活跃起来的自然主义作家不同，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很多都是从浪漫主义转移过来的。因此，本应排除主观、彻底追求自然科学态度、探究社会问题的自然主义中，加入了作家自身浪漫主义的倾向，转向“原原本本地描述人类内心”。另外，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出身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大多是地方没落下级士族的子弟，岛崎藤村生于长野县马笼村，花袋生于群马县馆林藩，这种没落士族的出身也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投射出暗影。明治维新对下级士族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对于无法顺利进修学业的他们来说，社会荣升的道路是关闭的。没有余裕的他们就只能着眼于自己身边的杂事，导致创作缺乏了广阔的社会视野。

从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棉被》发表后的3年，也就是明治43年，日本发生了“大逆事件”。絓秀实认为《棉被》正是产生于日俄战争后“时代的混乱”之中。而这种“时代的混乱”可归因于“大逆事件”，以及被称为天皇制的政治磁场。[5]这次事件不仅彻底镇压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当时及此后的日本文坛带来影响，甚至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时代闭塞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自然主义作家的暴露社会暗黑面、揭露社会问题的倾向也遭到了抑制。自此，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放弃了探究社会问题，而转向了暴露自己心境及私生活的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私小说创作。

二、结语

私小说是日本独特的文学形式。《棉被》作为私小说的出发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日本文学的窗户。《棉被》从生活、事业、压抑的性苦闷这三方面表现了“暴露”的自我意识。这种“暴露性”可以说继承了始于《土佐日记》，以《蜻蛉日记》为高潮的日记文学对自我心境的暴露。而在空间的设置、题材、主题等方面，棉被中的自我意识则具有明显的“封闭性”。首先，从日本的地理特征看，这是岛国孕育的狭隘国民性与“以小为美”的审美意识的产物；其次，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特殊的流派与出身以及当时社会时代闭塞的状况势必会抑制文学创作的社会性，孕育出私小说作品中“封闭”的自我意识。

作者简介：王雪婷（1999—），女，汉族，山东威海人，大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

注释：

〔1〕田山花袋.棉被[M].青岛：青岛出版社，2021.

〔2〕胜又浩.日本私小说千年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83.

〔3〕刘春波，刘艳.日本私小说“自我意识”的特性[J].作家，2009（20）：89-90.

〔4〕吕川.日本传统文化与军事观念[J].日本学刊，2004 （5）：135-149.

〔5〕栗原幸夫.自然主義と「大逆」の間で-『「帝国」の文学』を読みながら-[J].Periodical Title情況，2001，2（9）：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