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亚利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家庄 150025）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城市，而其子女大都被留在了户口所在地，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均存在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在菲律宾，父母长年在海外工作的留守儿童有300万～500万，印度尼西亚大约有100万[2]。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中国留守儿童规模为6876.6万，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051万，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的占48.09%，其规模为2641.3万[3]。留守儿童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更容易出现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目前，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成为我国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集中表现

留守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消极情绪凸显，行为问题频现，社会适应困难。

第一，消极情绪凸显。

儿童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对儿童缺少陪伴，则会使儿童出现孤独感、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孤独感是留守儿童群体中较常出现的一种负性情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要显著高于一般儿童[4]。个体天生就有归属和爱的需求，一旦这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个体将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亲子之间沟通频率的减少和沟通质量的降低使得留守儿童无法充分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致使其孤独感水平要显著高于正常儿童。

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成为多数留守儿童成长期间难以清除的“顽疾”。一项为期2.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前后测中报告的抑郁程度均高于一般儿童[5]，这种负性情绪有可能延续至个体的成年期甚至终生。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在大学期间抑郁水平和抑郁的检出率均高于一般个体[6]。焦虑情绪在留守儿童群体中也常出现。元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焦虑程度显著高于一般儿童[7]，年龄越小、留守的时间越久、越是女童、越是独生子女，体验到的焦虑水平越高，且无论是父母一方还是双方外出，都会加剧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8]。

除了以上几种情绪体验外，留守儿童还存在较高程度的自卑感[9]。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束，留守儿童在社会规范的遵守上较为松散，学业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从而渐渐被老师和同伴忽视。加上留守儿童较难获得父母的实时评价和积极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自身能力的判断，催生了自卑感。

第二，行为问题频现。

家长外出务工，亲情的缺失和情感欲求的不满足，使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行为，其中，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有攻击行为、自伤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做出攻击性行为的风险是一般儿童的1.105倍[9]。从攻击性行为水平来看，留守儿童攻击行为总体水平及其在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一般儿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从攻击性行为检出率来看，留守儿童的检出率在不同性别、小学4～6年级、初中阶段、主要照料人为母亲、主要照料人管教方式为民主或严格等方面均高于非留守儿童的检出率[10]。与父母分离催生的不安全感，使留守儿童容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怀疑和戒备心理，并且性格易冲动，常将他人的行为理解为带有敌意的[9]，故而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

留守儿童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和自伤水平也显著高于一般儿童，并且此类行为呈现出反复发生的倾向[11]。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功能的失调会引发留守儿童的不良情绪体验，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自伤行为。近年来屡见报端的留守儿童自伤事件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预防留守儿童自伤已经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问题也较为突出，严重危及他们的健康发展[12]。由于缺乏父母的关心，网络极易成为留守儿童情感依赖和获取基本心理需要的工具。同时，由于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引导，留守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部分留守儿童沉浸在网络世界里难以自拔。

第三，社会适应困难。

由于正常监护的缺失，留守儿童在社会交际中对他人更加敏感，人际适应困难，并易产生强烈的社会疏离感等，社会适应更加困难。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比一般儿童差[11]。这说明家庭功能和家庭养育方式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如自我价值、情绪调节和心理韧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该结论只适用于年龄较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表明，六年级以下的留守儿童，其社会适应性与一般儿童无显著差异，而七年级以上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一般儿童[13]。这可能与父母态度的改变和留守儿童长期的绝望效应有关。留守儿童年龄较小时，父母通常与之交流得较为频繁；当他们年龄渐长时，父母与他们的交流频率变少，亲子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这使得他们的社会适应较为困难。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困难集中表现在人际关系不适应方面。对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研究发现，男女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适应问题，其中留守女生人际关系不适应的检出率为30.6%，显著高于留守男生[14]。这可能是由于留守儿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更易对他人产生敌意，或者其问题行为的多发致使其更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斥，进而导致同侪关系的“孱弱”和友谊质量的降低，最终导致社会适应困难。

二、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个人-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认为，个体心理社会适应是环境和个体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既有环境方面的影响（如国家顶层设计滞后、微观环境系统遭到破坏），又有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匮乏）。

（一）国家顶层设计滞后

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很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出台了一些加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文件和政策（如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视角来看，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路径机制，政策的制定较为滞后，且与落实乃至推进过程中的监督和实施成效的评估等多个环节脱钩。

首先，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服务体系亟待布局，尚未建立起学校、家庭和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和协作机制。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其中一方已经觉察，但由于缺乏沟通和联动机制，导致问题无法及时解决。

其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亟待更新。当下国家政策中规定的内容大都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现和干预为主，是问题导向的，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和发展。

最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亟待倡导和补足。国家相关政策着重强调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课堂引导和课后疏导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化建设未得到重视。在农村留守儿童聚居区，可利用网络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线上心理咨询。线上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能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

（二）微环境系统遭到破坏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与其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其中微环境系统（如家庭和学校）的破坏是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

首先，父母教养方式不当和家庭功能失调是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首要原因。父母外出使留守儿童不得不面对隔代抚养和亲邻抚养问题。在隔代抚养中，祖辈们大都采取偏爱的教养方式，最不倾向于采用严厉、惩罚性的教养方式，这导致留守儿童在童年期会出现“养而不育”的问题，祖辈认为只要儿童“不出事就万事大吉”，对于孙辈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14]。这种教养方式不利于儿童独立生存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提升，由此会引发一些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除此之外，父母外出导致家庭功能遭到破坏，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时间分离，亲子沟通得不到保证，亲子之间很难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家庭功能失调严重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水平[15]。

其次，学校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我国留守儿童多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学校未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提起重视，忽视了校园积极心理环境的建设，且限于师资、资金等条件，学校在完成日常的教育教学任务之余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和针对性强的心理帮助，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得不到有效干预。

（三）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匮乏

风险缓冲模型认为，风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个体发展或适应不良，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体抵御和缓冲环境中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留守儿童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使其积极心理品质未能得到很好的培养，相较于一般儿童，他们对外界不良因素的抵御能力较差，因而往往会出现较多的心理适应问题。

除了缓冲机制外，积极心理品质还能通过补偿机制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即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直接帮助个体建立理性平和的心态，促使个体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心理资本、逆境信念等积极心理品质均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保护因素。范兴华、余思和彭佳等[4]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能够帮助留守儿童缓解生活压力，减少孤独感，提升幸福感水平。但由于人际关系资源、家庭支持资源和成长资源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留守儿童在明理感恩、宽容友善、乐观开朗、自信进取等心理弹性各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使得他们抵御外界风险因素的能力大打折扣，极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此外，对公正世界的信念也是个体积极应对困难的心理资源。对公正世界的信念越高，个体就越容易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弱势群体而言，对公正世界的信念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应对生活中的负性事件。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亲情缺失、亲子关系疏离的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使其对公正世界的信念显著低于一般儿童，更容易产生情绪问题，影响生活幸福感[16]。

三、留守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

留守儿童的干预模式包括两种，一种是破碎修补模式，此种模式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重点问题及可能存在该类问题的重点人员，遵循早发现、早修复心理“漏洞”的原则；另一种为积极提升模式，此种模式以培养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如自尊、乐观、自我效能、心理弹性等）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目标，面向的是全体留守儿童。目前，对留守儿童的干预多以第一种模式为主。

（一）破碎修补模式

该模式下，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研究者们开展了运动干预、社区家庭工作坊、团体辅导等。陈曙和王京琼[17]通过体育活动对留守儿童进行干预，结果表明，运动干预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得到了改善。这说明体育运动是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有效方法，因此，学校、家庭和社区应携起手来，多组织留守儿童参加体育活动，学校负责方案设计与指导，监护人负责支持与督促，社区（村委会）负责监督与政策扶持，并提供人力和物力的帮助。

李孟洁、郭丽和周佑英等[18]以社区家庭工作坊的形式对学龄前留守儿童进行干预，结果发现，实验组儿童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等显著减少，亲社会行为显著增加。社区家庭工作坊通过模仿学习、角色扮演、行为促进、相互监督、行为强化、积极鼓励等一系列社会认知行为技术开展干预，促进了留守儿童亲子沟通和安全依恋的建立，从而改善了学前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这种干预方法在抑制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不良心理和行为问题、维护其心理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值得借鉴和推广。

部分研究者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对留守初中生进行干预，显著改善了留守初中生的学业问题和社交焦虑、孤独倾向等[19-20]。

（二）积极提升模式

该模式面向全体留守儿童，更适合以团体辅导和团体介入的方式开展。例如，范兴华、欧阳志和彭佳[21]利用团体心理咨询项目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资本进行了为期七年的团体干预，有效提高了留守儿童的自信心、进取性和理性感恩水平。积极情绪的拓展与建构理论认为，心理资本等积极心理力量的获得既可以拓宽个体的注意视野，也可以改变其思想与行动的模式。由此可知，自信进取与明理感恩两种积极心理品质的改善不仅可以刷新留守儿童对生活状况的认识，还可以增强他们应对处境不利的信心和能力，总体上有益于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

另外，王登芹、宋国红和陈现彬等[22]利用团体心理辅导来评估其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提升留守儿童目标专注、积极认知和情绪控制方面具有良好效果。留守儿童在团体心理辅导中通过同伴之间的交流和互助，获得一些积极能量，树立起自信心，对未来燃起希望，看待事物也更加乐观。此外，团体辅导不仅有助于留守儿童心理创伤的修复，还有助于留守儿童理性地处理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保持健康的心态。

还有研究通过综合使用感恩记录、感恩沉思和感恩拜访等技术对留守儿童展开感恩品质的团体干预。在辅导过程中，引导留守儿童通过记录和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培养感恩的品质[23]。感恩与个人利他行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感恩训练可以帮助留守儿童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四、研究展望与启示

留守儿童群体因数量庞大，近年来其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均将其视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原因和干预策略等展开了初步探讨，就干预效果来看，未来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研究来看。

当下研究局限在以问卷测验为基础的小范围横断研究上，结果局限于留守儿童和一般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比与描述，以及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和心理机制，研究方法、内容和视角亟待丰富和拓宽。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研究很少涉及纵向研究，这使得留守儿童的诸多心理健康问题在留守阶段乃至在一生中的发生和发展规律难以被准确揭示，伴随留守儿童的某些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究竟是出生代际造成的还是社会变迁造成的，仍旧无法甄别和剥离。未来应引入长时程的追踪研究，以便明确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效力的大小，以及影响过程中的量变规律与质变特征。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当下研究缺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生理机制的探讨，未来可从基因、细胞、神经网络、全脑等不同层面揭示该群体各种心理与行为活动异常的生理机制，以明确留守经历催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着特定的生物遗传标记和生理机制改变，尤其要揭示留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代际传递和诱发机制中是否存在着特定的生理结构变化。

最后，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研究大都基于省内抽样或校内抽样，这使得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十分受限。在同一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上，很多研究存在着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抽样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未来应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注重跨文化研究，以明确国内不同地域间、不同民族间，乃至世界低收入国家留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特点，抑或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为将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详实的依据。

第二，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应用研究来看。

目前，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成效有限，政策上缺乏配套的顶层设计和保障机制，微环境系统的漏洞尚未修补，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开发严重不足。未来应多管齐下，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建构一套完善的体系。

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出台和完善配套的政策，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纳入振兴农村发展规划中，如划拨专项资金、规定服务标准、制定服务计划等。

其次，要注重微环境系统的重塑和修补。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学校则紧随其后。因而，未来一方面应“软硬兼施”加强家庭环境的建设，如加强对留守儿童抚养人的亲职教育，使其认识到家庭功能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加强与留守儿童的沟通，为留守儿童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完善相关法规，如将“亲子团聚权”作为硬性规定，提升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认定和处罚的可操作性，为留守儿童的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应加强学校环境系统的建设。除了要加强学校心理环境的建设外，如营造良好的氛围，倡导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等，还要注重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环境的构建，如开展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加强学校心理辅导或咨询中心建设，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让留守儿童享受高质量的心理服务，培养他们理性平和、乐观开朗、健康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困境承受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