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健，丁之林

（沈阳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70）

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社会治理”的完整概念，但他的社会治理思想散见于其论著中，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社会治理主体：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群众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科学配置权力，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人民团体协同、群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

（一） 党政治理主导论

1.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强调要提高党的治理号召力，各地各部门对于中央制定的治理措施要坚决执行，要迅速且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1]277。同时，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2]358。据统计，“从1982年到1986年，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51935人”[3]。严肃党风的严厉手段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官僚主义，完善了党的自身建设，提高了党的社会治理能力。

2.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对社会治理负责。邓小平指出要党政分开，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管理，解决了治理权力的横向分配。坚持“领导就是服务”[1]121，鼓励政府的各级干部多为人民干实事，对各项治理工作负责。同时，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选举、任命等机制，以制度来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建立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的服务型政府。

3.赋予地方更多治理权力。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和利益[4]，如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方面的治理权得到了扩大，如一部分县政府把“七所八站”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给乡镇基层治理带来了活力。

（二） 人民团体协同论

1.深入推进与各民主党派的治理合作。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参政党概念，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即“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使其能够参加社会各方面重要事项的协商与管理，更好地发挥其民主监督职能。

2.鼓励工商联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工商联是党与政府联系企业与工人的桥梁。一方面，工商联通过民主协商会、座谈会等提出治理意见和建议，反映企业和工人的民生切实需要；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帮助党和政府管理企业。如协助党和政府开展企业专题调研、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为社会治理贡献了现实力量。

3.发挥共青团助力治理协同作用。共青团与青年关系紧密，可以起到教育青年、及时向党反映青年动态、反馈意见建议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早年就明确要求共青团应给予党有力协助，具有向党组织提出建议的责任。这既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也体现了共青团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三） 群众治理主体论

1.治理为了群众。群众利益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2]368，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满足老百姓的真切需要，做到治理为了群众。

2.治理依靠群众。“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2]322，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就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解决了中国无数农民的实际生存问题，改变了过去的“大锅饭”时代，群众参与基层自治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十分重视从基层调查中收集群众意见，并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走到人民中间，为广大领导干部做出表率。同时，要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得到切实的利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322，做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二、社会治理客体：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从本质上说，社会治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即民生需要[5]。邓小平社会治理的核心客体包括教育需要、劳动就业需要、社会保障需要等。

（一） 教育需要满足论

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业。“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1]9，同时兼顾教育公平与效率，这极大地解决了当时我国教育资源匮乏和教育水平低下等问题。

1.恢复正规的大学教育。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高考，其中约27.3万人考上了大学。更多的人享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制度的恢复吹响了推进教育公平的号角。

2.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了要有步骤地开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后来陆续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多项法律法规来保障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义务教育保障了教育起点的公平性，让更多青少年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教育需要。

3.优化教育结构，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比例。提高教育效率，“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2]40，围绕重点学校建设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效用发挥到最大。

此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多项系统性的改革，如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和福利，吸引大批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进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教育需要。

（二） 劳动就业需要满足论

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就业关乎着人民的根本幸福，解决就业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客体。中国是人口大国，就业需要的满足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邓小平用发展的眼光提出了很多解决就业的积极措施。如“有计划地对大批干部、工人进行正规教育”[2]361，改善了我国劳动力素质水平偏低的情况；利用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2]362。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外企业的引入拓宽了人才就业渠道，扩大了就业容量。

此外，邓小平特别重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一方面，他鼓励农民走出来。加快建设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并为农民进城创业提供劳务、用地、服务设施等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从农村内部创造就业岗位，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和工商业，鼓励多种经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满足其劳动就业需要。

（三） 社会保障需要满足论

满足社会保障需要关乎民生福祉。1985年9月，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社会保障，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完善社会保险。“七五”计划中，我国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公费医疗保险的通知》等法规制度，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978年到1996年，我国社会保险的数额高达2725.2亿元，增长24倍之多，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2.提高社会福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住房福利、工人福利等迎来了快速和普遍性的发展。邓小平在视察多地居民住宅后，对加快建房速度提出了要求，首次提出允许私人建房，让家家户户能够享有住房的福利。同时，“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6]179，改善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作、卫生、饮食等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

3.创新社会救济。邓小平创新地提出了扶贫救济新模式，社会救济要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针对贫困地区，政府除了提供一般性的物资救助，还要通过对当地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等方式传授他们生产技能。1988年我国脱贫337.8万户，脱贫率为30.52%。到1990年，全国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户已从1.1亿人减少到4000万人[7]。从贫困源头上解决问题，实现了长效化脱贫，从此中国人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第四，加强社会优抚。一方面，加强完善社会优抚相关法律，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另一方面，提高优抚水平，如提高抚恤金金额，逐步确立定期抚恤金制度，军烈属除了享受生活补贴，还可以在就业、分房等方面享受优待。

三、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发展且秩序稳定、共同富裕

这一阶段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目标包括：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 社会发展进步论

社会发展进步是硬道理。一方面，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积极地调动各个领域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他还从全局出发，提出了很多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科技与教育问题、人口问题、合理分配问题等，为社会治理指明了目标。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对社会领域的影响体现在对发展节奏的把握，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急于求成，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引导社会的发展，为社会治理实践带来了深远影响。

（二） 社会秩序稳定论

1.实现政治社会的稳定。邓小平目睹了混乱的政治局面对整个社会的毁灭性打击，对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有着更深的理解。在谈到稳定政治局面时强调，“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1]124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小道理”的前提，没有政治局面的稳定就谈不上发展经济，也谈不上实现现代化建设。

2.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主要包括严肃党风、抓住农村稳定问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等。如农村的稳定问题，邓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1]65为把农村从计划经济的束缚里彻底解放出来，提出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和统筹统销制度，并为农民就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实现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此外，在打击犯罪方面，要坚持从重、从快、集中打击的原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为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我国应当向新加坡借鉴在治理犯罪上的经验[1]378。在党和人民共同努力下，社会治安水平大幅提升，初步实现了社会秩序稳定的治理目标。

（三） 实现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即让有条件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描绘了一幅可实现的蓝图，即“小康社会”，就是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参与社会建设，并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与实现。

1.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在一部分人物质上先富起来的同时，要注意化解其他人的攀比心理，要让更多人的精神认识深入到劳动本质的层面上，而不仅仅停留在收入差距上。让人们正确认识与先富在收入上的差距，可以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转压力为动力，为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治理目标创造条件。

2.共同富裕是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的统一。要解决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先富是过程与方法，共同富裕是目的。从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上看，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步富裕，在生产力不平衡的条件下，不同区域、行业、个人存在差别，这种差别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四、社会治理原则：统筹兼顾、精兵简政、重视人才

在实事求是治理理念下的统筹兼顾、精兵简政、重视人才三条治理原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统筹兼顾原则论

“坚持两手抓”[1]378就是要把治理过程中的各方面利益和问题协调统筹起来。

1.统筹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行为，邓小平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1]378。社会发展与稳定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抓发展，体现了统筹兼顾治理原则的智慧。

2.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方面，法制是保障民主的前提。民主通过法律的形式得到了规范，法律还可以制裁那些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民主的法制化能够约束民主不演变为极端的“大民主”。民主与法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为集体领导与民主治理更好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障。

3.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埋头大力发展经济，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及时发现问题，把发展精神文明提上了日程。他强调，精神文明的范畴除了教育、科学和文化，还包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等内容，更根本地是使广大人民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将这一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 精兵简政原则论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2]396在军队上要坚持“精兵”的原则，提高军队质量；在政治机构上要坚持“简政”的原则，提高治理效率。这一原则有利于推动“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1.坚持精兵原则。军队“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2]284-285。其一，缩减军队人数。1985年，我国裁减军队人员100万，与我军历史人数最高的1969年相比，精简了近一半。此次缩减压缩了庞大的军队规模，使队伍更加精干。其二，提高军队质量。精兵不仅是数量上减少，更要在质量上提高。要提高军人的文化素质，提升部队的装备水平，实现部队内部的科学编组。其三，裁并机构，精简机关。我军减少了领导层次，撤销了多余的机关，并联合多兵种，编组陆军合成集团军，把机构上的改革转化为战斗力上的提高。

2.坚持简政原则。一方面，步骤要稳妥。邓小平指出，要实行定岗定员，既要限制年龄，也要限制干部名额，要改变副职过多的现象。同时，要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方法要细密。改革不能一次性全面铺开，要从试点逐步推进，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对于精简下来的人员安排，要合理协调多方利益。如针对分流下来的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消解他们的不良情绪，通过各种培训提高他们再就业的能力；针对年轻干部，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历练自己，提高基层工作能力，方能在大舞台施展身手。

（三） 重视人才原则论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1]380，要培养和选拔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社会治理人才，坚持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的原则。

1.尊重人才的原则。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2]89，呼吁人们要充分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他积极肯定人才在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国力的强弱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密不可分[1]120，使尊重人才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尊重人才原则也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2.培养人才的原则。一方面，培育“四有”新人。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报刊宣传、学校教育等，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新人。另一方面，要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361的治理人才队伍。把革命化作为首要条件，破除年龄标准和资质论，提高治理人才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素养，不仅红还要专，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治理能力。“四有”和“四化”的提出，为我国培养人才和治理人才指明了方向。

3.任用人才的原则。邓小平提出了“选贤任能”[2]400的人才任用标准，即德才兼备。“不论资排辈”[2]225，大胆任用青年人才，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可破格提拔，为他们越级升职提供通道。此外，他强调要敢于任用人民群众中有知识、有技术的治理人才，形成人用其所长、各尽其才的社会局面。这些用人原则至今一以贯之。

五、社会治理方法：民主法制、社会监督、经验借鉴

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了民主与法制、社会监督、治理经验借鉴等方法，充分调动了人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了能动性、激发了创造性。

（一） 民主法制治理论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协协商制度，立足两会为民主搭建一系列平台。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2]187，使更多人能够发声、敢于发声，创造了有利于发扬民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等，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在社会基层领域参与决策，开展自我服务与管理。

2.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147的法制建设方针，为实现全社会、全过程的法制指明了方向。首先，加强立法，加快制定必要的法律。从1979年到1992年7月初，中国制定了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200多件国家法律[8]，为依法开展社会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其次，加强法制教育，明确教育对象为全体人民，树立全民守法意识。再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执法人员还应具备法律知识以外的个人优秀品格，坚持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最后，违法必究则指社会主义法律不给任何阶级提供特权，只要违法，就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民主法制治理坚持两种治理方法双管齐下，在治理过程中强调民主、重视法制，并将二者有机结合，彰显了我国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二） 社会治理监督论

社会监督是惩治不正之风、提高治理效率的有力武器。

1.党政监督。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来自上级、下级、群众和党小组生活的多方面监督[6]309，在工作生活中应广泛听取意见，加强互相监督和勉励。同时，邓小平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332。相继恢复了行政监察机关、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其职能也得到了加强。

2.群众监督。一方面，加强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监督。邓小平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基础，发展了以新闻报道为主要形式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完善群众来信来访等民主监督制度，如为有效打击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邓小平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对搞特权和搞特殊的干部，“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2]332。

3.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民主党派可以从其它视角看问题，出主意[6]273，反映的治理问题也更加全面。他们的监督渠道广泛，如在相关座谈会上、在与党和政府领导的日常接触中、在特别约谈时，都可以向相关领导反映治理建议或递交举报材料。这些监督有助于党和政府制定合理的治理方针政策，不断提升其治理能力。

（三） 治理经验借鉴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373，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验。

1.借鉴西方发展科技教育经验。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材料工程技术等在西方迅猛发展，反观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缓慢。面对日益拉大的差距，邓小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科技改革。科技教育的兴起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

2.借鉴行政改革的经验。西方的内阁采用任期制，主要领导人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邓小平以此为鉴，废除了领导岗位终身制，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权和官僚主义的滋生。1982年2月，《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颁布。邓小平指出，西方管理者的普遍年龄偏低，我国干部也应年轻化。并以身作则于1989年主动辞去领导职务，为年富力强且有专业背景的人才提供更多上升机会。

六、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积极调动各级社会力量，放松社会领域管控，释放社会活力，让全社会活跃起来。在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指导下，治理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民主得到了充分的发扬，法制化建设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普遍改善，这一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积极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治理。主张构建包含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群众等多方治理主体，坚持社会治理权力合理下放。横向上合理划分权力，明确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纵向上推进权力下放到地方，为地方治理注入了活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把满足人民的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需要作为治理客体，把人民的生活需要摆在首位；明确了实现社会发展、秩序稳定、人民共同富裕的治理目标，指明了社会治理的前进道路；以统筹兼顾、精兵简政、重视人才为原则，使治理更加有序且高效；以民主与法制、社会监督、经验借鉴的治理方法，对社会进行科学的治理。这一思想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为多元治理主体，在遵循以民为本、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社会监督、科技支撑的治理方法，满足民生需要、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安全风险，从而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善治、国家安全。[9]这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其内涵更加丰富，社会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客体和方法更加与时俱进，治理目标和原则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需要。

（二） 有助于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的主体强调人民的参与，充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治理客体紧紧围绕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治理目标落脚点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治理原则遵循重视人才，坚持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的原则；治理方法强调发扬民主，为实现民主创造诸多有利条件和渠道。这一思想有助于我国形成治理目标为了人民、治理实践依靠人民、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其根本利益，实现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成为社会治理实践中最广泛的参与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三） 为我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与综合运用提供借鉴

邓小平善于运用多种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如民主与法制、社会监督、经验借鉴等，这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与综合运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1.坚持依法治理。邓小平强调民主、重视法制建设，推动了法制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全过程发展，这一法制观念为当今中国依法治理提供了借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坚持法治国家、政府和社会一体建设，“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10]，为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2.强化社会治理监督机制。当下的社会治理监督在邓小平社会监督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内容：一方面，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拓宽了社会治理的监督渠道。公众不仅可以通过新闻报纸，还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社会监督，有利于实现多领域全方面全过程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监督更加有力，公众的监督意见能够被相关部门及时处理，使治理监督双向互动，更加透明且高效。

3.坚持科技支撑治理。邓小平大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方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中，我国在结合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地把科技与治理有机结合，将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起来，丰富和利用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了治理效能。

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中蕴含党和人民丰富的治理智慧，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法创新化、治理过程法治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