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田光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学术交流部,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改造社会，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1]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科技是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与利用，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祛魅、认识和变革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科技促成了生产工具革命，延长了人的自然肢体，提高了人的自然智力，使用价值的增加与价值财富的积累推动生存世界丰富性的展开，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科技才从生产过程的附属中独立出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工具的使用、劳动资料的变革与机器体系的应用既推动了科技创新，也为当代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历史溯源：劳动资料革命赋能社会生产力

探讨现实问题，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离开具体的现实个人去谈论抽象的科技问题，便无法在唯物史观的论域中探讨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51“现实的个人”在既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作用于外在世界进而获得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物质生产方式不是既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革的，并且某一阶段的变革在历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本身的发展、革新对生产方式甚至发挥决定性作用。科技在近代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造就了庞大生产力，因而证伪了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原理”。从对自身力量的依赖与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慑服”到对科技力量的膜拜与对自然对象的“征服”，这体现出人类劳动过程的阶段性与进步性。

（一） 生产劳动与工具中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通过劳动，人能够借助“物或物的综合体”[3]209作用于人的“无机身体”进而创造出丰富的有用物来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如果不进行劳动，任何民族、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展现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劳动过程是“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都具有的共性，“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215。正是借助人类的生产劳动，对人类历史的理论和现实探讨才具有科学性。

单独的劳动者无法完成劳动过程，因为劳动过程既需要“主观因素”也需要“客观因素”。劳动过程的基本结构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208。劳动本身是人的自然力的发挥过程，即劳动能力的使用与耗费。劳动对象是人类劳动所指的对象，既包括“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不经人类加工的天然存在物）又包括以前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人类的劳动产品）。在人类社会初期，“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成为人类直接使用的原料，劳动对象几乎不需要深度加工便可以直接被人类消费。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食物种类增加和劳动技能提升，作为附加了人类劳动的“半成品”成为主体生产与生活的主要原料。劳动资料是“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3]209。借助物本身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劳动者能够将其作为自身肢体器官的延伸来实现自身的目的与意图。单纯的自然物只能作为人的简单工具，适用于人类社会早期和人口较少的阶段。随着人口和生产经验增加，人们开始对自然物的初始形态进行改变，使之顺应人体的自然构造，进而把劳动工具转化为人的“生产器官”。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劳动工具的改进和新发明的出现，劳动工具日益成为沟通“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桥梁并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类劳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之处在于人有自己的目的和意志，在行动之前便拥有“有目的的意识”，并为这一目的的实现而借助特定中介。因此，无论是劳动能力的使用还是劳动资料的创造，都是从人出发、以获得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对象为结果。总之，劳动工具的出现，使人开始摆脱动物式的生活习惯，以中介性活动取代本能反应，进而使劳动过程在更高阶段展开。

（二） 工具机与科技协同

对生产劳动与工具中介的分析是“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3]207。但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10单纯从劳动资料作为劳动构成要素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是抽象的，必须要对劳动资料的具体形式进行把握，才能明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技在劳动资料变革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当工具机取代“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3]430时，工具机便可以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无需主体特殊生产技能的加入。机器生产摆脱了对劳动者特殊劳动技能和经验的依赖，进而把劳动经验吸收进自身机构之中，逐渐将劳动者排除出生产过程，摆脱了人的自然属性对生产过程的限制。大工业把特殊的“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统一为“用眼看管机器”“用手纠正机器”和“发挥纯机械的动力”的人。工具机的大规模应用对传统的动力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马力、水力和风力受各种限制，无法满足“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的需要，于是动力机的“革命时代”就到来了。同种机器的协作仍带有工场手工业的痕迹，劳动生产率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只有劳动对象经过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工具机，并且这些工具机互不相同且相互补充时，“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3]436，“自动的机器体系”才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顶峰。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3]443当科技促进工具机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时，动力机和传动机构的革命就出现了，机器取代人的劳动工具从而将人从机械操作中解放出来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对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料革命，确立机器在生产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的生产促动效应在资本的作用下日益明显，这便造就了机器大工业时代。

（三） 机器体系与社会生产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3]440一个生产部门的革命必然要求另一个部门的同步化，以至于整个社会生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3]438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成为了自动化生产，建立了严密的生产协同体系。从棉纺织业开始，无论是羊毛加工业、麻纺织工业、蚕丝加工业，还是开采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都被深刻影响而加速发展，“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旋涡”[2]99。

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这为先进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技的发明与运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伴随社会交往的扩大，区域市场开始成为世界市场，区域历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排挤了封建行会和工场手工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促使先进科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劳动资料的变革速度得以不断加快。“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2]405都源源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对工具机、动力机和传动机构的正向作用使得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生产领域的革命进一步推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先进的交通工具缩短了区域间的距离，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405“资本生产力”之所以能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不得不归功于科技对生产方式变革的促动效应。科技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给人类生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

在资本增殖欲望的驱使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拥有强大的资金保障，进而促进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在技术创新成果生产转化的过程中，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最新技术成果的地位能够得到巩固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新的研究。科技运用与生产发展之间是双向促进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3]41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为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保障，现代科技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是啊，那时候多快活啊……”弟弟也说，说着，他也抬头出神地望着天。那时候，他是全家的大少爷，甚至是全村的大少爷——因为那时候全村差不多所有人都要到爸爸那儿打工。但他没说，反而说，“还提那些个干嘛，现在……现在也挺好嘛。”

科技之所以能够摆脱附属于劳动过程的身份，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研究空间，不得不归因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蕴含着现代科技的“基因”，因此对当代科技困境的分析不得不回到其快速发展的“原点”。现代科技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困扰其正向功能的最大化发挥。

二、当代解构：现代科技催生社会性难题

科技浪潮的席卷而来将整个社会带入加速进程之中，现实表象作为片段一闪而过并在大脑中成为模糊的历史记忆。科技发展造就的“运动学”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统治术，“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4]。整个社会处于同步化的进程中，完整的“意向性”发生断裂，人们虽然享受发达工业社会提供的丰富资料，但是却以“单向度”为代价而使主体丧失了批判意识。科技合理性在成为整个社会合理性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现代问题。科技异化、生态危机与伦理难题伴随现代科技的应用而逐渐凸显，因而人们对科技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一） 生产难题：科技异化

科技作为生产加速的决定因素在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构建意义和发挥效应的过程中，科技似乎背离了其初衷。“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整个世界蔓延，尤其是科技驱动的工业现实将众多地区和国家的生产都逐渐卷入到“机器工厂”之中。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附着在令人“满怀希望”的价值图景中，“当一种技术死亡时，这是它被另一种被认为性能更佳的科技所取代”[5]。“性能更加的科技”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加速，人成为了机器的附庸，科技异化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科技异化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成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6]182-183。

随着机器生产方式的变革，机器体系逐渐确立起统治地位，不需要人类精巧的劳动，工具机、动力机和传动机构就能完成由原料到成品转变的整个过程。人只需要“从旁照料”就可以顺利实现机器与人的配合，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生产过程中，机器不是作为人的“助手”出现，而是作为控制和支配人的“主人”而存在，劳动者必须根据机器的运转节奏来调整自身的工作速度，根据机器的不足来发挥自身的长处，这是科技异化的显著特征。科技异化是对主体的否定，但劳动者却无法从科技异化的过程中抽离出来，只能向科技成果臣服。因为人一旦脱离生产过程，便丧失了生存资料的来源。为了生存，人必须要出卖自身，在人与机器相互否定的漩涡中维系“主人”的统治。

科技异化问题本身是人为性的科技负面效应，并非科技本身之性质所致。在市场之中，人是作为要素存在而非主体存在，生产者购买的劳动者只是被看作生产要素。同时，流通领域看似自愿平等交换，背后却隐藏着生产领域的痛苦与无奈。“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造成科技的“物性”而非“人性”，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并非自身自由本性的发挥，而是听从资本家的指导、控制和管理，在异化的时间和空间中消耗自身的生命力，“生活在工业制度之下的人们在外人眼中都是时间的奴隶，永远在紧张地看表”[7]。科技是主体创造的对象物，却转化为统治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非人产物的主体化，而作为主体的人则丧失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加速社会，科技更迭速度加快，主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市场充斥的大量商品让人们从中获得“快感”，进而弥补了生产过程给人造成的痛苦和煎熬。然而，这只是科技异化的隐藏形式，因为科技产物要通过消费过程才能实现对预付资本的补偿。人被科技异化得越严重，就越希望在闲暇时间获得强烈的“快感”以冲洗和磨灭劳动的“压抑”。因此，现代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强烈、刺激的感官体验，这又造成科技以扭曲的方式向前发展，这就是在科技异化基础上导致的整个社会的生产难题。

（二） 生活难题：生态危机

生产难题聚焦于人与科技（机器）的关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直接面对的对象是“自在自然”。通过实践，人与自然的统一状态被分裂，人拥有了“属人世界”并不断人化“自在自然”。现代科技推动“自在自然”不断向“属人世界”转变，人拥有越来越大的属地范围和活动自由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人与自然的交往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样态：古代社会，人慑服自然、膜拜自然、臣服自然，把自然作为超于人的“神秘力量”而被动适应自然，在既定的空间开展生活；在近代社会，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凌驾自然，把自然作为低于主体的“奴隶”而使自然被人类控制和征服。

近代工业的同步化旋涡将社会所有领域都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增殖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生产力”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为了消除劳动者因科技异化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自身的统治。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将劳动者束缚在生产链条之中，以严格的时间标准规范生产行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各种新兴消费品占据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让劳动者丧失对当下的深度思考。同时，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通过科技升级创造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虚假需要”，“虚假需要”的满足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循环不断造成大量浪费。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渴求造成资本家对科技创新的无限渴求，似乎拥有了前沿生产科技便拥有了“主导权”。先进科技向商品的加速转化不仅控制了劳动者的生产过程，也占据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量的消费和剩余，这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

人们的现实生活被丰富的商品充斥，但与之匹配的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回收系统却“去同步化”，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主体的生活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并非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私事”，而是世界性难题，任由生态问题泛滥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通过外部的各种措施进行缓和而无法得到最终解决，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深了生态危机。因此，主体的生活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人的“虚假需要”的商品充斥，用表面的丰富掩盖资本的真实目的，造成大量商品的堆积和浪费，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二是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爆发，生产过剩与自然资源不足交织。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主要生活难题伴随全球化进程而不断扩散，造成其影响范围和危害领域越来越大。

自然和生态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8]科技越发展，人类应该越有能力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越有能力控制和征服自然、给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割裂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伴随工业化进程加快，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不断得以实现，自然被祛魅的同时，也成为了资本改造和征服的对象。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利用科技成果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开采和无节制浪费；另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又利用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进行无限度破坏和污染。因此，在时间序列中集聚的生态问题，在空间内集中爆发；同时，因生态危机本身具有突发性、危害性和不可逆性，这便给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是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严重的生态问题并非在短期内便可以得到恢复和解决，因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放任破坏自然的行为，否则人类不仅无法生存和发展得更好，甚至连能不能生存下去都会成为问题。

（三） 生命难题：伦理两难

生命问题是人生在世不可回避的终极问题，是对自身存在终极性问题的追问与反思。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映，科技的消极作用其实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结果，即以科技为中介推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快速建立来实现人对人的统治。因此，对人的生命问题的追问和解决必然要通过对科技的分析，进而回归到人的生命本身，如此才能对科技导致的生命难题作出正确的解答。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指出：“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9]3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这是现代性最为突出的特点。在工业化社会前期，科技最主要的作用是促进物质资料的丰富并把人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主体摆脱繁重的生存压力并拥有部分闲暇。然而，在当代社会，科技的消极作用却井喷式呈现，“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9]4。科技创新速度不断加快，通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在丰富主体闲暇生活的同时，也造就了“风险社会”。在阶级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不仅拥有财富还占有剩余价值并通过再生产不断积累财富。无产阶级通过劳动创造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却只能分配到工资。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分配是公平的，任何人都面临着生态风险、科技风险和生命风险。生命伦理问题探讨的前提是生命本身的存在，但是“风险社会”直接威胁这一前提。

生命伦理难题是生命现实铺展所遇到的矛盾。数字通讯和电传技术的发展，把人在时间和空间的同时在场转化为声音和图像的在场，用时间在场取代空间在场。“信息和词语被缩减成若干基本的符号，它们也混合到光线的速度中”[10]，以符号或者图像的形式表现的人究竟是在场还是缺席？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人作为符号和数据存储于电脑的终端，把人的生命本身转化为符号形式，通过定量分析对人的行为作出统计、判断和预测，进而对人的行为和经济的走向作出预测，人似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种科技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侵权？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主体通过自身创造的“机器人”扮演人的角色。因为“机器人”的存在，人本身的智力不需要运用就可以完成高难度工作，这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通过外部器械完成生命的初始孕育，这究竟是对人的肯定还是否定？这些伴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随之而来的社会伦理问题引发了人对自身生命的思考。

科技引发的生产难题、生活难题和生命难题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进而引发人对自身生命的思考。对科技乐观主义者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生产、生活和生命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够高，随着科技本身的跃迁，科技引发的问题都会消除。对科技悲观主义者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非好事，因为现代科技造成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无法依靠科技得到根本解决。无论是科技乐观主义者还是科技悲观主义者，他们均放大了科技社会功效的某一方面，而未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科技的社会功效。从《资本论》视域来看，科技发展对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劳动解放理想的实现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而不能因为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便完全否认其价值；同时，也要消除资本对科技的控制，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如此才能使科技更好为人类主体服务。

三、复归进路：制度、法律和道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主体交往程度的加深，科技日益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导致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化，进而引发主体对科技社会效用的深刻反思。如何破解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促成科技向自身“始源性使用价值”的复归，是当前人类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立足当前科技的发展现状、社会制度的影响机制、法治和道德对科技的实际作用，要想破解现代科技的发展困境，必须消除资本对科技的统治、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和道德对科技的引导功能，如此才能实现当代科技的良性运用。

（一） 破解：资本对科技的统治

资本主义启蒙的最大功能是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束缚于神话和幻想，“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11]2。与此同时，“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11]3。探索自然客观规律的结果必然要通过“操作”的方式才能展现其现实力量并检验其科学性。因此，科学与技术就组成了共同体，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

科技的跃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工场手工业时代到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依靠劳动资料变革实现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资料以机器形式确立起对生产过程的统治。“对资本来说，只有价值才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12]771，因此，在资本逻辑下，使用价值的生产附属于价值的生产。科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是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这就造成了劳动过程对价值增殖过程的附属。“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12]775“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12]782转化为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科技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加速“催化剂”的同时，也提供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劳动的强有力手段。因此，必须要破除资本对科技的支配。

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无法否认资本的文明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但是，科技带来的“时间的节制”却成为了资本增殖价值的工具。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关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会分配正义，因而必须从根本上推翻此种生产关系才能摆脱资本对生产的束缚。

防止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当下，解决科技问题的重要一点就是防止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扩张。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使每个成员都能共享“相对优势”带来的成果，但全球化风险也同时并存，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黑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与科技优势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劳动者进而占有剩余价值。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再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工厂工人的悲惨状况。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流入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资本，而不是被资本逻辑控制，进而丧失独立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防止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并不等同于否定“经济全球化”，现实证明，“世界历史”已经生成并且正在持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逃脱生产力发展所造就的普遍交往。但是，实现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就需要改变以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4]，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科技的交流、合作，实现国际社会的发展正义与和谐。

（二） 外治：法律对科技的规制

单纯从生产力（人与自然）的角度考虑科技，那么科技就只是劳动过程的要素和工具，不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制。但是，从生产关系（人与人）的角度来看科技，科技则处于特定生产关系的“关照”之下并以个人利益需求为中介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出于何种目的利用科技并造成何种社会影响取决于科技所有者。因此，“科技立法是科技发展过程中必须狠抓的根本大事，而且必须真抓、实抓”[6]126，要通过外部法律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最小化科技运用引发的消极社会影响。

加强和改进科技立法工作。这必然要求法律要具有同步性、前瞻性和完整性。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要随着科技现实状况的变化而随时更新以保证法律体系与社会发展同步。法律规范体系必须要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完善，这才能保证科技法治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法律的前瞻性是指法律要对社会发展走势进行科学预测。只有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基础上，法律的前瞻性才能增强科技法治的主动性；法律的完整性是指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完整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犯罪已经超越一国范围，这就要求国际法也必须要完善和丰富，如此才能有效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加强和改进科技立法工作既是科技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化解现实矛盾的重要途径。

加强和改进科技法治实施工作。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必须要在现实的执行中才能体现自身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针对现实中的科技犯罪事件，相关部门要采用相应的法律适用条款，合理解决案件中的问题并及时发现科技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同时，要增强科技法律实施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各级法律部门要在遵守既有法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使之能够及时应对突发和怪异的法律案件。社会要重视法律和科技交叉领域人才的培养，如此才能更好应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法律案件和司法纠纷。

加强和改进科技法治监督工作。一般而言，科技法律执行工作是由相关人员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实施主体必须要保证自身执法合法性才能促进整个法治过程的合理性。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科技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和权力意识，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合理行使权力。通过事前教育、事中规范、事后追责的方式，提升科技法治工作的整体规范性；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法律执行人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升法律工作者的法治能力，“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15]。

（三） 内化：道德对科技的引导

如果说法律是以外部强力规制个体的科技行为，那么道德则对个体科技行为进行“软约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与生活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对人们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科技首先是科学家研究的产物，其次才进入社会使用阶段。因此，科技的社会功效既与科学家本身的学术道德有关，也与科技成果使用者的道德有关。加强道德对科技发明者和使用者的引导对科技的合理运用至关重要。

随着社会职业分工细化，对自然、社会以及意识规律的研究便成为了一部分人的固定职业。科技最初并未作为一项职业出现，而只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附属，后来在服务于生产的过程中才逐渐分离出去，进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在科学家整体中，因范式不同又分化为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造成每个“共同体”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气派，范式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6]。科技道德伦理本身作为科学研究的“先天感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科技活动的社会效用。

对科技的创造者（科研工作人员）而言，他们肩负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延伸”和“深度拓展”的历史责任。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科技成果能够提高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水平，进而提升社会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如果科学家不能从正确的道德伦理出发从事相应的科学研究，就很容易造成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科学家本身异化成为工具，或是同资本结成联盟，不顾社会利益而无限攫取社会财富，抑或是把确证自身职业的科学研究作为自身荣誉、地位和声望的工具，过度追求结果，造成学术不端等违反科学道德伦理的后果。因此，加强对科学家的科学道德和伦理教育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科技成果的使用者而言，每个人都是科技成果的受惠者；同时，个人的道德会影响科技作用的发挥。对科技本身的认识水平、以何种目的使用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用于什么范围都会影响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发挥。因此，必须要在道德上引导科技成果的使用者，进而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17]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18]但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作为外部强制力量发挥作用，伴随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新的科技违法事件总是会反反复复出现。因此，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引导功能，才能使个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合理利用科技成果，消灭科技困境。

结语

从《资本论》的视角来看，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成为了制约生产力的力量。资本无法有效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庞大生产力，同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科技发展的困境。因此，必须要破除资本对科技的“笼罩”，发挥其正向效能，这是解决当代科技困境的核心之所在；同时，对科技的发明者和使用者而言，法律和道德是解决科技发展困境的有效手段。通过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引导，社会主体能够在行动中有效规避科学技术的风险，进而最大限度发挥其正向功能。总之，科技的社会效应呈现出“双面性”，不能因为其消极影响便全盘否定现代科技的本真作用，而是要合理利用现代科技，同时对当代科技进行有效治理，如此才能实现科技人化，使之服务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