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垣泽

自原始社会起，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区域范围内的人口计数工作。随着朝代更迭，人口统计方式也愈加完善完备。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共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基于分析各时期人口数量数据，本文旨在比较人口数量变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一定影响。纵观人口经济发展历程，面对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人口发展新特点，以及未来社会人口问题的走向，对于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系统、战略性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一、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人口统计方式在我国自古就有

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和登记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禹为了治水而进行人口调查，“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西周东周时正式设立了专门的“司民”机构，负责统计户籍、计点民数，规定每三年统计上报一次。

秦时的变法名人商鞅将人口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起来，为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资料，助推了秦国的强盛。两汉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一一造册纳入调查范围。隋朝在人口管理上实施“大索貌阅”，它是我国史学家们公认的比较“接近实际”的户口统计方法。到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大唐时代，由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大繁荣，唐朝的人口迎来急剧增长的同时在户口管理较以往朝代也更加严格，第一次明确了城邑和乡村的分界，延续至今几千年的城乡户籍区隔由此拉开序幕。

从“清明上河图”上欣赏宋朝繁华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宋朝的户籍制度延续和加强了城乡分别治理，因朝廷每三年普查一次且都是在闰年进行，因此，它的人口登记册又被称为“闰年图”。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后，在体恤民情废除苛捐的同时，没有放松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把人口登记和土地登记分开，同时采取“户贴”制度，并在自己登基后的第三年搞了一次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这场声势浩大而又体制完备的“摸家底”运动，比1790年美国和1801年英国举办的国情普查早400余年，已经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建立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保甲制度——一种切实可行的人口普查方法。乾隆六年(1741)，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史料记载：全国人口总数达到14341万人，这个数字也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普查数字而载入史册。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普查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成功开展了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对于每一次人口普查，无论是从工具技术上，涉及程度，还是结果准确性上，都较上一次有着巨大的进步与发展。

（一）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年

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尽管依照现在的标准看当时获得的数据并不是十分准确，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次普查工作除摸清了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国家今后人口普查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

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4年，国家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特别是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准备，于1964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这次普查在保留第一次普查的六个项目基础上，新增了文化程度、本人成分、职业三项。

（三）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年

1978年11月，随着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的推广施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在这重要的时期需要配合做什么工作呢，细心的朋友们又猜对了——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首次利用计算机作为技术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进一步提高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在我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波澜壮阔、辉煌成就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

在经济繁荣、社会大发展的1990年，我们迎来了北京亚运会也迎来了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国家层面第一次利用媒体对人口普查进工作行了全国性的广泛宣传，充分利用了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让人民大众了解人口普查于国于民的重要作用，教育引导大众积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以自觉行动支持国家现代化经济建设。

（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

让计算机科学家头疼的千禧年终于来临了，世界并未因电脑“千禧年千年虫问题”而陷入千年危机，世界人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我们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前进步伐丝毫没有松懈，在这一年的11月1日零时，我们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中第一次使用光电录入技术并建立了人口地理信息系统，这次人口普查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普查。

（六）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

2010年终于到来了，这时我国早已完成香港、澳门的回归，所以此次人口普查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对象，不仅统计范围扩大了，普查的内容也十分多样，包括性别、年龄、住房情况在内等十多种。

（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

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面对疫情防控措施无力、国民深陷泥潭，随时面对死亡而无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国民经济在全球经济一片飘绿的情况上率先实现正增长。在我们满怀豪情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迎来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我们率先采取了互联网云技术、云服务，通过全面采用电子化采集，加强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且数据直接实时上传至国家，有效杜绝可能受到的人为干扰。这次普查全面查清了现今我国人口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具体形势，获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对于今后高质量地制定相关人口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三、人口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是指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其中前者又称为生活资料的生产。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体。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构成的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即人口的发展由经济的发展状况所决定，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当然,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这种反作用力会体现得十分强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被写入1978年宪法，明确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宣传口号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数量限定性目标；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21年8月20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是在马克思主义两种产生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要求而做出的正确决策。

（二）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人口的重大转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得以有效控制。197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由30‰下降到18.25‰，总和生育率为5.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96。在之后计划生育的30年间逐年下降，到2016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些说明了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完成了现代人口转变。计划生育不仅通过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来推动劳动就业，而且极大提高了出生人口素质，使得人口红利大大提高并转化为生产力，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数据显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GDP为3678.7亿元，人均GNP只有8070元；从1979年到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为9.8%，相比1953年至1978年的平均增速6.1%提高了3.8个百分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保持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达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人口机会需要经济条件的匹配，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和人口机会相匹配，才能够把人口的机会激发起来，转变成经济的红利。”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劳动力近乎可以看作无限供给，而且价格十分低廉，因此国内形成了丰富的人口就业机会；同时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引进大量外资，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这二者的匹配使得我国依靠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原教授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红利，需要经济的转型。因此我国经济不能再依靠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要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推动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的效率。因此，从长远看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人口的数量，更多依赖地是劳动力的素质，也就是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目前我国人口的几个新特点

1.低生育率。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目前国际统一标准值为2.1，低于2.1就属于低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情况，生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受到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生育人群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就我们国家情况看：处于经济顶端和末端的人群生育率要普遍高于中间段人群，而中间段人群的数量恰恰是最大的部分。

2.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9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3.5%。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如果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就意味着该国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从目前数据看，我国将很快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尽快研究并形成全面、系统的战略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迫在眉睫。

3.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逐年缓慢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6到59岁之间的处于劳动年龄范围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意味着就业方面将会面临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这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四）对于未来人口问题的展望

人口问题是我国始终要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好的工作。

1.尽快研究并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生育率的下降后人均GDP上升，但很少有经济体能够在生育率下降后能持续维持经济上升趋势。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生育率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促进我国低生育水平形成上，还存在着一些特殊因素。说明可以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充分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的生育意愿，形成更加自然的、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家庭结构。

2.以科学合理、系统性的战略应对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了1.91亿，占全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超过了25%。这意味着世界上四个老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目前，根据我国经济情况，“广覆盖、保基本”仍然是现阶段建设养老体系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政策实施细节上狠下功夫，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从老年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来看，他们仍然可以胜任很多工作任务，延迟退休可以保留更多的劳动力，对于社会经济而言是有利的。

3.以未雨绸缪的态度积极应对人口因素在需求侧产生的影响。在人口达到峰值后，如何应对人口总量的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要抓紧研究总人口达峰后在需求侧对经济发展将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加快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把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降到最低。在人口发展越过总量变化的转折点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的程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因此，应该在相关领域加强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对冲人口因素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