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秋婷，张大伟，谢兴政，王 朔

0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中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呈现悖论状态：一方面中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社会，互联网中老年用户数量逐年上升，28%网民年龄在50岁及以上[1]；另一方面，受数字接入程度、媒介素养等条件制约，大量新闻报道及研究表明中老年用户仍处于数字媒体浪潮边缘[2]，数字使用能力低于出生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3]。究其原因，成长于不同媒介环境的个人在媒介使用行为方面具有巨大差异，据此，既往学者将用户成长时期所处的主要媒介形态作为代际划分的标尺，我国1994年接入互联网，“数字原住民”即指在成长于数字时代、具有较强的数字技术习得和使用能力的一代人[4]，而成长于传统媒介时代的一代人则为“数字移民”。虽然中老年人的“父辈权威”正逐渐被年轻一代瓦解，甚至引发家庭“话事权”倒置[5]，但父辈也通过“代际反哺”等多元路径习得一定的新媒介操作技能[6]，努力融入数字社会。

作为中老年用户黏性较高的社交媒体，微信的出现为家庭内部联接去除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枷锁的限制，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分享成为日常[7]。既有研究发现子辈会通过微信向父辈分享健康信息[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9]等。而作为数字移民的父辈也会出于关心向子辈转发网络信息。然而，父辈媒介素养通常低于子辈，其转发的信息质量相对较低，引发子辈对相关信息的消极抗拒和回避反应[10]。学者针对社交媒体信息[11]、广告信息[12]、健康信息[13]等不同信息类别进行信息消极反应探讨，指出信息过载、信息质量不佳等负面要素容易引发用户信息回避行为；但鲜有研究聚焦于数字代际沟通情境中的信息回避行为，未能对引发子辈消极回应意向的深层因素展开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以压力源-应变-结果模型(Stressors-Strain-Outcome model，SSO模型)为理论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的组合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子辈对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质量感知如何触发其回避行为，以期为优化代际的线上信息传播方式提供新视角。

1 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1.1 理论背景

SSO模型源自Koeske等所做的研究，用于解释个体应对压力的过程[14]。该模型包含3个主要元素：压力源、应变和结果。具体而言，个体因受到外界事件刺激而产生困扰(压力源)，由此出现情绪反应和生理反应(应变)，继而触发消极行为(结果)。本研究采用SSO模型作为背景理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在动态且复杂的情境中，该模型被广泛运用于消极信息行为意向相关研究[15]。袁红基于SSO模型探讨任务复杂性、任务重要性和时间紧迫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索中止行为的影响作用[16]；Cao等采用SSO模型构建社交媒体过度使用对个人学术表现的影响机制模型[17]，信息回避行为具有较强的消极属性，与SSO模型的适用情境相一致[18]。二是子辈信息回避行为主要由父辈转发信息的消极特征引起，符合SSO模型中有关压力源的界定，因此，本研究以SSO模型为背景，构建子辈对于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回避行为理论模型。

1.2 压力源：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负面特征

通常而言，信息质量低下是引发用户信息回避行为的关键成因[19]。基于不同的网络平台和信息类别，信息质量不佳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信源维度和内容维度两个方面。Rubin将虚假网络信息的特征归纳为模棱两可、隐瞒和伪造[20]；张帅总结社交媒体虚假健康信息的关键特征，其中信源不佳体现为来源模糊，内容不佳则包含信息不完整、元数据缺失、缺乏确证和夸大事实[21]。既往研究发现，由于父辈媒介素养普遍偏低，转发内容总体质量较低，大量质量参差或来源不明的信息增加了子辈在筛选和搜集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造成信息决策延迟或失误。首先，父辈向子辈“投喂”信息多为二手转发或多次转发内容，因此信息来源不明、信源可信度缺乏等情况屡见不鲜[22]；其次，中老年人社交媒体使用以满足社交和娱乐需求为主，导致其关注及转发的内容重娱乐而轻论证，论点质量普遍较低[23]。与此同时，父辈转发的信息主要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及其对子辈需求的想象，但在现实中，这些信息大多脱离子辈的即时信息需求，由此引发信息相关性较低[24]。据此，本研究聚焦于低可信度信源、低质量论点和低相关性内容等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负面特征。

根据Bhattacherjee和Sanford的定义，信源可信度是指个体对信息源可信程度的评估，论点质量则是代表个体对信息观点说服力的感知[25]。由于大部分父辈属于数字移民群体，数字媒介素养较低，对网络信息的质量和信源的甄别能力较弱[9]，容易引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子辈对转发信息信源和论点质量的质疑。信息相关性则包含个体对信息有用程度和适用程度的评估[26]。事实上，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代沟，不同代际在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7]，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并非子辈所需，进而形成了低相关性内容的感知。

1.3 应变：信息倦怠

倦怠源于医学与心理学领域，主要是指个人对感知到的疲惫程度的评价[28]。近年倦怠被大量引入情报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研究。在情报学领域，学者主要关注社交媒体倦怠[26]、信息倦怠[29]等，并对其驱动因素或影响后果进行深入研究。Zhang等认为倦怠具有两种主要形式：心理倦怠和生理倦怠，两种形式的倦怠很难同时发生[30]。由于身体倦怠往往在身体活动而非社交媒体情境中体现，所以信息倦怠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倦怠。韩炳哲认为信息倦怠是指个体因信息引起的分析能力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进而产生焦虑或失去承担责任的能力[31]。由此可见，倦怠是常见的应对机制，当个体承受较大外界压力时，倦怠会导致个体降低卷入程度和响应效能，以此减少个体因认知失衡或认知过载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和其他消极影响[32]。针对社交媒体、健康信息、广告信息等不同信息类型，大量用户均会通过倦怠来调节负面特征所形成的消极感知[33]。因此，本研究将信息倦怠视为子辈因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负面特征而产生的情绪应变。

1.4 结果：信息回避行为

通常而言，个体对压力源采取应变反应后，会进行相应的决策过程，最终导出结果。就本研究情境而言，结果变量即为子辈的信息回避行为。信息回避行为从属于信息行为，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使得信息回避行为日渐常态化[34]。当前学界主要针对社交媒体信息、广告信息及健康信息等类别进行回避行为研究，相关研究并未就信息回避行为的定义达成一致，仅就拒绝、忽视、延迟、回避等信息回避形式形成相似认知，并依据回避程度、回避方式、回避自主性和时长等维度对回避行为类型进行划分，如完全与选择性回避、物理与心理回避、被动与主动回避[35]。结合本文研究情境，援引Emily关于信息回避的定义[36]，将数字原住民的信息回避行为界定为其对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的有意识逃避和忽略，且不采取任何回应的行为。值得指出的是，微信对话功能为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大量子辈看到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链接时会出现不点开、不回复等回避行为。

1.5 调节变量：亲子关系

通过分析信息回避行为研究发现，大部分学者聚焦于信息属性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事实上，仅从功能属性出发展开研究忽视了社交媒体的情感属性[37]，尤其伴随数字媒介的深入，中国家庭在现实中“熟亲信”的交往关系已经广泛地延伸到虚拟空间[38]，作为“强关系”的亲子关系也逐渐拓展至线上，对社交媒体用户信息行为产生了关键影响。通常来说，代际关系越和谐，家庭内部的信息互动行为越密切深入[39]，坚实的代际支撑促成了家庭内部更加积极的线上信息交流[40]，而疏离的亲子关系则可能造成消极的信息回避。既往研究指出，亲子关系对不同年龄和代际的用户信息行为均具有重要作用，对未成年子女而言，亲子关系在其信息知识、行为、技能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1]，相应地，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正确网络使用行为的关键要素[42]，长期的亲子冲突则可能导致青年群体网络成瘾[43]。据此，本研究推断，亲子关系在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

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构建数字原住民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见图1。根据SSO模型，本研究压力源主要包括低可信度信源、低质量论点和低相关性内容等信息特征；应变要素为信息倦怠；结果为信息回避行为。为尽可能还原子辈与父辈的信息互动情境，引入亲子关系作为调节变量，对信息倦怠与信息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父辈转发信息的低可信度信源、低质量论点和低相关性内容会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进而引发其信息回避行为，而亲子关系则会缓解或加剧信息倦怠对于信息回避行为的作用效果。

图1 数字原住民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

1.6 研究假设

1.6.1 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负面特征与信息倦怠在已有研究中，部分学者针对互联网信息的负面特征与信息倦怠展开探讨，普遍发现无论在电子商务网站还是社交媒体情境中，信息数量过载和信息质量低下均是引发信息倦怠的关键要素[17]。其中，社交媒体信息倦怠作为最典型的信息倦怠类型，受到较多学者关注。Xie等发现微博信息的负面特征是触发用户社交媒体倦怠的核心因素[44]；同样，社交媒体存在大量谣言，使得用户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辨析和评估信息质量[45]，容易促使用户产生社交媒体倦怠[46]。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信息的负面特征会造成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在本研究情境中，父辈向子辈的信息分享行为主要依托于以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子辈信息倦怠的产生会与社交媒体信息倦怠呈现出相似的形成机制。通过相关研究和观察发现，父辈因媒介素养水平有限，难以辨析信息质量的高低，加之转发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二次转发内容，因此导致这些信息呈现出信源可信度低下和论点质量较低等缺陷[47]，使得子辈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对信息质量进行评估，这是信息倦怠的前兆。此外，大量父辈的信息获取存在滞后性，加之代沟的存在，导致父辈转发的信息与子辈的需求并不适配，大量冗余且低相关性信息同样容易引发子辈的倦怠。长此以往，子辈容易对父辈所转发的网络信息产生倦怠感。据此，笔者推断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负面特征会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低可信度信源的特征会显著地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

H2：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低质量论点的特征会显著地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

H3：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低相关性内容的特征会显著地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

1.6.2 信息倦怠与信息回避行为

信息回避行为是用户受到负面要素刺激后产生的消极反应及决策，具体包括忽视、抗拒等行为[34]。在心理学领域，倦怠已经被证实为消极信息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48]。既有研究显示，倦怠会促使个体采取相应的行为以避免倦怠引发的不愉快之感[49]。社交媒体用户会因倦怠而表现出消极的应对行为，如中辍使用意向[50]，甚至逃离社交媒体[51]。同样，互联网用户的信息疲劳与其信息回避行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52]。在线上代际沟通过程中，子辈的信息倦怠表现为接收到父辈转发的低质量信息而出现的轻微厌恶或抵触情绪[53]，出于信息处理成本和厌恶情绪的驱动，子辈感受到的信息倦怠可能会直接引发消极行为，即导致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据此，笔者推断子辈的信息倦怠会直接促使其产生回避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4：子辈的信息倦怠会显著地触发其信息回避行为。

1.6.3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人际关系既能直接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也能通过影响个人的内在心理感知而对其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在关系本位思维突出的中国语境之下，关系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突出[54]，其中关系强度最为显著的亲子关系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效果已经被大量研究证实[55]。进入数字化媒介时代，新的社会时空得以形成，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拓展至线上，“在线家庭”成为常态[56]。代际间的亲密程度对家庭中的数字信息互动具有重要影响，既往研究表明，媒介推动了代际亲密关系的构建和维系，代际间的亲密关系也会促成更加积极的数字信息互动，进而促成更大程度的家庭和谐[57]。亲子关系和谐的子辈与父辈在沟通上更加畅通，尤当进行重要决策时更有可能寻求对方的建议[58]。在本研究情境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会削弱子辈对消极信息特征的感知，因而对父母转发的信息表现出正向的回应。结合SSO模型与子辈的信息回避行为，笔者推断亲子关系会降低信息倦怠的显著性，对亲子关系较为密切的子辈而言，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所带来的倦怠感相对较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用户具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他们在做出信息回避行为时可能不会关注或在意信息倦怠；反之，如果亲子关系较差，即使信息倦怠程度很低，子辈也可能会因烦躁等情绪引发倦怠，因此，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增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5：亲子关系会显著降低信息倦怠与信息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采集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子辈，笔者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通过网络问卷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研，共收集样本762份。其中，因113个样本关于变量的题项回应均为同一选项，故被排除，共有649个合格样本。并且，199个样本反馈其没有接收过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有450个样本反馈其具有相关经验，占比为69.3%。最终保留450个有效样本进行后续数据分析。样本信息详见表1。分析表明，母亲转发给子辈网络信息的频率较高，占比为42.9%；学习相关信息、健康保养相关信息和职业生涯规划相关信息是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主要类型；53.6%父辈转发的频率少于每周1次；父辈学历较低，以初中及以下和高中或中专这两个群体为主。

表1 样本信息及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基本特征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包含6个研究变量：低可信度信源、低质量论点、低相关性内容、信息倦怠、信息回避行为和亲子关系。为确保测量的信效度，6个变量均采用或改编自既有的成熟量表。其中，低可信度信源和低质量论点主要改编自学者Bhattacherjee和Sanford关于信源可信度和信息质量的量表[25]；Lee等的信息相关性量表被改编后用于测量低相关性内容[26]；信息倦怠的3个题项改编自Ahsberg的倦怠量表[59]；Paulson等提出的4个题项被用于测量亲子关系[60]；信息回避行为的测量主要借鉴Howell等提出的量表[61]。以上题项均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赋值(详见表2)。

3 研究发现

3.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包含两个步骤。其一，使用软件Smart PLS 3.0的PLS Algorithm功能对研究模型进行评估；其二，使用PLS Bootstrapping抽样5，000次功能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3.1.1 信效度检验

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介于0.631~0.949，表明所有题项均能保留。所有变量的Cronbach’sα值介于0.773~0.935，均大于临界值0.7，表明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符合要求[62]；所有变量的CR值介于0.849~0.954，均大于标准值0.7，表明各变量的组合信度符合要求[62]；所有变量的AVE值介于0.589~0.847，均大于建议值0.5，表明各变量间的聚合效度符合要求[63]；所有因子的VIF值介于1.307~6.590，均低于阈值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64]。如表4所示，本研究所有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间的区别效度符合要求[63]。

表4 变量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根据Liang等建议[65]，对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如表5所示，实质性因子载荷平方的均值(R12)为0.792，方法因子载荷平方的均值(R22)为0.017，R12/R22值为46.588。同时，大部分的方法因子载荷是不显著的。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66]。

表5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

3.1.2 研究假设检验

根据PLS Algorithm计算，信息倦怠和信息回避行为的R2值分别为0.307和0.446，均大于阈值0.1，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确性[67]；根据Blindfolding，各变量Stone-Geisser Q2值均大于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相关性[67]。同时，SRMR值为0.068，小于0.08，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68]。如图2所示，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低可信度信源(β=0.250，p<0.01)和低相关性内容(β=0.315，p<0.001)均会正向影响大学生的信息倦怠，但低质量论点(β=0.030，p>0.05)无法对他们的信息倦怠产生显著作用；子辈的信息倦怠(β=0.634，p<0.001)会触发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亲子关系(β=0.078，p<0.05)在信息倦怠与信息回避行为的关联中可以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根据图3，亲子关系(+1标准差)强时，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强；亲子关系(-1标准差)弱时，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弱。因此，本研究中共有3个假设(H1、H3和H4)被验证，但H2和H5被拒绝。

图2 假设检验结果

图3 亲子关系调节作用分析图

3.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3.2.1 变量校准

依据Ordanini等建议[69]，笔者使用2(5%)、4(交叉点)和6(95%)对变量进行校准。其中，低可信度信源(fsxy)、低质量论点(fszl)、低相关性内容(fsxg)、信息倦怠(fsjd)和亲子关系(fsgx)是前因变量，信息回避行为(fshy)是结果变量。

3.2.2 前因变量组合分析

分析前因变量组合需要构建真值表，真值表共有2k行(k表示条件数量)，每行对应一个条件变量组态[70]。当样本数量超过150时，频率的阈值为3[71]，一致性的阈值为0.75[72]。同时，fsQCA软件在分析前因变量组合时会提供3种解决方案：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因为中间解包含了简化的假设，故笔者采用中间解以描述条件变量组态，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高/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前因变量组合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共有4个前因变量组合(HY1-HY4)会触发数字原住民对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高强度回避行为，总体覆盖率为0.789，总体一致性为0.831。其中，构型HY1显示，当亲子关系较差的父辈给子辈转发内容质量高但相关性较低的网络信息，容易引发子辈的信息回避行为；构型HY2显示，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具有低信源可信度、低质量论点和低相关性内容的消极特征，会触发子辈的信息回避行为；构型HY3显示，当亲子关系不佳的父辈向低信息倦怠的子辈转发低可信度信源，但论点质量高的网络信息，也会促使子辈信息回避行为产生；构型HY4显示，具有良好亲子关系的父辈向低信息倦怠的子辈转发的高可信度信源、高质量论点和高相关性内容的网络信息也有可能会引起子辈的信息回避行为。以构型HY1的XY图为例，高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条件变量组合存在不对称的关系。

同样，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共可用4个构型(NHY1-NHY4)进行解释，总体覆盖率为0.733，总体一致性为0.760。其中，构型NHY1显示，亲子关系较差的父辈向低信息倦怠的子辈转发高质量论点和高相关性内容的网络信息时，数字原住民的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容易被触发；构型NHY2显示，即使亲子关系较差，父辈向低信息倦怠的子辈转发高质量论点和高可信度信源的网络信息，容易促使子辈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构型NHY3显示，父辈向低信息倦怠的子辈转发高质量论点、高相关性内容和高可信度信源的网络信息，会触发子辈的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构型NHY4显示，即使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具有低可信度信源、低质量论点和低相关性内容的消极特征，只要亲子关系良好且子辈信息倦怠较低，子辈的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就容易产生。以构型NHY1的XY图为例，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条件变量组合存在不对称的关系。

3.2.3 复杂性理论的评估

根据Woodside的建议[7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需要使用复杂性理论的六大原则进行评估。原则一认为只有1个前因变量无法触发结果；相应地，原则二提出条件变量的复杂组合才能引起结果变量的产生；fsQCA的结果显示，本研究触发高/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构型均是前因变量的组合，表明原则一和原则二均得到支持。原则三为平等原则，假设每个构型都是结果变量的充分非必要条件；fsQCA结果显示，分别有4种条件变量构型触发了高/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表明原则三得到支持。原则四，即因果不对称原则，建议预测高强度结果的条件变量组合不完全是实现低强度结果的构型的镜像；如表6所示，高/低强度信息回避行为的前因变量组合并非完全镜像，说明原则四得到支持。原则五假设每个条件变量的作用是由其他前因条件的特征所决定的；如表6所示，良好的亲子关系(HY4)和不好的亲子关系(HY1)均有可能会触发高强度信息回避行为，表明原则五得到支持。原则六建议每个构型代表部分样本的情况，且每个构型的覆盖率均要低于1；fsQCA的结果显示，每个前因变量组合的覆盖率都小于1，为原则六提供了支持。

4 结论与贡献

本研究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以问卷的形式对在校大学生收集数据，采用SEM和fsQCA的混合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SEM结果显示，仅有低质量论点无法显著影响数字原住民的信息倦怠，低可信度信源和低相关性内容均会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进而促使数字原住民产生信息回避行为；亲子关系则会正向调节信息倦怠与信息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fsQCA结果显示，分别有4个前因变量构型会触发高/低强度的信息回避行为。

4.1 讨论

4.1.1“前喻文化”的延续：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常态化

本研究发现，69.3%样本接收过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可见父辈主动向子辈提供网络信息是互联网时代家庭传播的普遍现象。在转发信息过程中，父辈会从自身经验出发进行内容筛选，力求有的放矢，尤其乐于向大学生子女转发学习(76.2%)、健康(64.0%)和职业生涯规划(59.6%)等内容。自互联网时代伊始，青年一代凭借较高的媒介接入、使用和素养水平成为“教育者”，数字反哺逐渐成为我国互联网使用的典型特征[74]，而父辈网络信息转发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符合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前喻文化”，即晚辈向长辈习得知识的文化[75]。一方面，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现象是传统亲子互动嵌入数字化媒介的具体表征[76]，当成年子女离开父辈进入大学后，网络信息转发构成父辈主动向子辈表达关心的常见方式，因此，日常扮演子辈生活关切者的母亲成为网络信息转发的主力军，转发频率高于父亲。另一方面，父辈网络信息转发现象体现了“前喻文化”传承模式在智能媒介时代的延续。尽管父辈在学历和媒介素养方面均低于子辈，但为保持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威模式，当他们具备网络信息获取能力时，仍倾向于自上而下地向子辈传输知识[75]，借此实现个人价值和身份认同。然而，父辈在信息转发过程中以“随手式转发”为主，通常不会刻意搜索相关信息，各类群聊、网站推送成为转发信息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父辈转发网络信息行为的常态化体现了智能媒介时代父辈对成年子女的教育和规劝，亦体现了智能媒介时代父辈为了扭转“反向社会化”所作努力。

4.1.2 代际互动的疲态：信息倦怠引发信息回避行为

对父辈转发的网络信息，子辈通常会采取忽视、不回复等信息回避策略。从父辈信息转发频率看，少于每周1次(53.6%)和每周多次(25.1%)两个选项占比较高，可见父辈转发信息的频率并不频繁。尽管如此，并不十分密集地转发信息仍然引发子辈的反感和倦怠，导致信息回避行为。基础技能传授是数字反哺的常见内容，子辈通常会在收付款、网站搜索、信息转发、视频观看等方面给予父辈反哺，其中虚假信息的甄别是数字反哺的核心部分[8]。因此，在数字媒介接入初期，面对父辈转发的低质量论点，子辈直接拒绝并对父辈进行教育，尝试提升父辈的媒介素养。伴随媒介化社会深入，部分中老年人熟练掌握了正规的信息获取途径，另一部分则仍然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世界中彷徨，子辈的规劝和拒绝收效甚微，因此，认知层面的疲惫、不感兴趣和不认同逐渐产生，回应意向也由积极转向漠然。信息回避行为既反映了子辈对于反哺失效的疲惫和无奈，也表现出他们对代际数字互动中自由空间和个人权利的渴望，年轻一代试图通过不置可否的态度和信息回避行为表达对转发信息的不满。

4.1.3 数字代沟的表征：低可信度信源和低相关性内容触发信息倦怠

本研究证实低可信度信源和低相关性内容是触发大学生信息倦怠的主要原因，但低质量论点未能对信息倦怠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大学生子女，父辈教育程度、媒介素养普遍偏低，获取信息的正规渠道较少[77]，群聊、网站推荐等非官方信源加剧了子辈对信源可信度的顾虑。既往研究发现，子辈尝试通过安全上网反哺[74]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8]等途径帮助父辈获取安全可靠的信息。当大量低可信度的信息充斥着父辈的聊天界面，低质量的网络互动引发了子辈的疲惫。同时，大学生父母转发的内容大多基于自身经验，然而大量父辈对子辈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了解并不确切，加之观念差异，父辈转发的大量信息并不符合子辈的实际需要，由此触发子辈的信息倦怠感。然而，SEM结果显示低质量论点未能引发信息倦怠。信息特征的可见性为这一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子辈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信源可信度和相关性进行判断，而内容质量的评估过程相对复杂，需要通过点击、浏览等参与行为进行信息深度加工。通常来说，父辈转发信息以微信链接为主，子辈能够一目了然地对信源和相关性加以识别，当信源和相关性均不符合个人需求时，他们倾向于直接回避信息，因此低质量论点未能对信息倦怠产生影响。事实上，fsQCA结果显示，低信息质量同样可能造成子辈的信息倦怠，构型HY2显示，当低可信度信源、低相关性内容和低信息质量的组合效应具有最高的覆盖率。引发父辈转发信息倦怠的两大因素从侧面反映了数字代沟的存在，现代社会的代际鸿沟深刻地反映为数字代沟[78]，这种差异深入地体现在信息获取、信息评估和信息分享等多重方面[79]，而父辈网络信息转发行为恰恰体现了父辈正在为数字代沟的弥合进行主动尝试。

4.1.4 代际关系的重构：越亲密，越自我

亲子关系是影响媒介代际互动的重要因素[80]，但关系强度对代际数字互动的作用效果仍存在分歧，部分学者[57，81]发现数字互动既是线下亲密关系的线上表征，也反向促进了家庭和睦关系的形成[57]；也有学者认为代际数字互动与现实关系强度并非呈镜像关系，社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父辈与子辈沟通的需求，但无法实现真实的关怀，与父辈关系亲密的子辈仍会通过分组、表演式呈现等方式与父辈形成“数字区隔”[82]。本研究证实，亲子关系会正向调节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作用，即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越亲密，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越大，反之，信息倦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作用效果越弱。该结果的产生为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变迁提供了实证，伴随着年轻子辈个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增长，亲子间的亲密关系得以重构，“孝而不顺”的亲子关系逐渐成为两代人都乐于接受的孝顺规范[80]，信息回避行为正是这种和解方式的媒介化表征。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或失真的信源，与父辈关系更为亲密的子辈会直接表达冷漠态度，而信息回避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子辈与父辈产生媒介代际冲突。如果确有沟通的需求，会通过语音、视频通话等卷入度更高的方式加深与父辈的情感连接[83]。而与父辈关系相对疏离的子辈更加注重“线上印象管理”，会通过发送表情包、表达感谢等回应方式在网络空间中营造听话乖顺的个人形象，尽管这种回复较为敷衍而片面，但子辈的“理想化表演”确实能让父辈认为自身的亲职监督奏效[82]。诚如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所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符号进行表演，以维护自身固定的形象与角色，且个人表演通常会收获很好的成效[84]。

4.2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提供了3个方面的理论贡献：(1)研究发现父辈通过微信向子辈转发网络信息是普遍现象，既说明父辈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老年人“不服老”心态，尤其是涉及家庭“权威”方面，父辈仍然在试着通过掌握新媒介技能而重新成为家庭“权威”，以获得与子辈对话中的“话语权”，这一结论为数字反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2)从学理上分析数字原住民的信息回避行为形成机制，证实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消极特征是触发子辈信息回避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往以子辈信息反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局面，丰富了代际间信息传播的研究结论。(3)证实亲子关系在子辈行为意向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与过往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正向调节信息倦怠和信息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子辈的线上与线下行为可能有所不同，也为亲子关系研究的后续开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大量的父辈具有转发网络信息给子辈的经验，表明互联网已成为中老年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当前父辈通过互联网所获取的信息质量普遍偏低，甚至充斥着大量谣言。由此，政府在强化智能技术和数字媒介适老化的同时，不仅需要从操作层面鼓励互联网平台加强适老化设置，更应当监督相关平台切实提升互联网信息质量，完善信息内容优化和辟谣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的基础功能，以确保全民共享互联网所带来的“红利”。(2)子辈信息倦怠产生的主因是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的低相关性内容和低可信度信源特征，这一现象的产生可归结于父辈媒介素养和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的缺乏。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通过不同途径整体提升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以帮助其尽快适应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环境。

4.3 研究局限与建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本研究仅从父辈转发网络信息特征的角度对数字原住民信息回避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而不同类型的信息可能触发子辈具有差异的行为意向，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类别信息的回避行为展开分析；其二，父辈转发信息的负面特征所形成的应变要素和结果要素不仅限于信息倦怠和信息回避行为，可能会引发其他的负面情绪及消极行为，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不同的表征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验证亲子关系在相关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呈现出何种特征；其三，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获取数据，并辅之以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一些关键现象的阐释有所不足，未来应当考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其四，本研究仅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获取数据，以获得更具稳健性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