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屠毅力

内容提要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京海之争”虽然由沈从文发起，但在后续的展开中，他并没有积极参与，甚至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多数言论的失望。沈从文的失望一方面在于参与论争的各方并没有表现出他所期望和要求的那种严正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文坛各种力量的加入，他最初所提示的焦点也被不断地模糊和忽略，一次面对新文学历史和当下文坛问题的批评转而变成一场“互揭阴私”，翻出丑态的骂战。不得不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最终是在何家槐窃稿事件的丑闻中落幕的，在这场最终发展为“海派”之揭阴私战的论争中，沈从文选择了沉默，甚至没有应胡适的邀约为何家槐做任何辩护。何家槐窃稿是事实，也夹缠着左翼的力量，但是对于沈从文而言，这一场论争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离。而这种偏离首先是从论争转场沪上开始的。

一、“京海之争”与沪上论争的合流

苏汶第一时间发出的回应文章《文人在上海》的起首，就有意地借籍贯问题将鲁迅引入话题，而这样一个包括了鲁迅在内的“海派”显然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存在。鲁迅和“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1)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1933年第2期。的“我们”的存在就是要求沈从文对“海派”实行明确界定的最有力的凭证。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海派”辩护，不如说它的另一个直接效果就是导致了沈从文对自身话语的调整。在回应苏汶的《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不仅肯定了苏汶并非海派作家，同时也将茅盾、叶绍钧、鲁迅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2)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6、54、54～55页。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均排除在“海派”之外。可以说，这个名单一定程度上是在苏汶的“抗议”下给出的，而经过沈从文的这一解释，“海派”显然在程度上几乎被等同于之前就已臭名昭著的礼拜六派了：“‘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自己说要左倾……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3)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6、54、54～55页。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从《文学者的态度》到《论“海派”》，沈从文的批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悄然挪移，(4)周泉根、梁伟也认为，在“京海之争”中，总体上参与论争者“都不大在意沈从文文章的本意，皆以自己思路发言，虽然其中也有若合符节处，但终究不是一个议题”。参见周泉根、梁伟：《京派文学群落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40页。至此，表面上上海方面的“可尊敬的作家”同“海派文人”之间的界线明晰了。但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之批判矛头是否果然如此地就指向这些不言自明、人人得而诛之的文坛恶习，是否就是指向这一新文学转驾沪上后便已遭排斥的“礼拜六”派作风？“京海之争”是否误解了沈从文？

事实上，对于上海文坛的这些现象，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个出声者，鲁迅在上海不仅曾讽刺过“才子+流氓”“文坛登龙术”“盛家女婿”等，而且1933年在《文摊秘诀十条》中就列举了诸如“一、须竭力巴结书坊老板，受得住气……”(5)鲁迅：《文摊秘诀十条》，《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原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20日。等十条上海文坛的丑相。某种程度上来说，沈从文所指证的“海派”其实与以上鲁迅所言共通。而且事实上，在沈从文此次为“海派”命名之前，他所指涉的这些文人行径在沪上文坛已经引起过争论，而且时间就在1933年，主角则是被鲁迅、茅盾等讽刺为“礼拜五派”的曾今可、张资平等，那次的主题即所谓“文人无行”。

曾今可是由于之前邀集沪上一批文人骚客章衣萍、柳亚子、余慕陶等大倡“词的解放”、创作所谓“解放词”而遭到鲁迅讽刺，“‘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6)鲁迅：《曲的解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原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2日。张资平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自由谈》“腰斩”事件而与左翼结怨。1933年5月，曾今可邀集了同被鲁迅攻击过的张资平、胡怀琛等召开“文艺座谈会”，并炮制了一篇暗示鲁迅、内山书店与日本政府素有暗曲的《内山书店小坐记》。(7)刊登于《文艺座谈》1933年第1期。于是作为反击，《自由谈》于7月5日发表了谷春帆的一篇《谈“文人无行”》，直刺曾今可、张资平的“丑行”。(8)谷春帆：《谈“文人无行”》，《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5日。这里所提到的曾今可的丑行包括他借友人《大晚报·火炬》主编崔万秋之名写序吹捧自己，后被崔所揭发，于是索性向小报告密，诬陷崔万秋已加入国家主义派等。鲁迅后来便为这次的“文人无行”下了断语，他们不过是“‘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9)鲁迅：《辨“文人无行”》，《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原载《文学》月刊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1日)。而稍后，遥在北平的沈从文即通过《论“海派”》给出了他所以为的“何为海派”的几条举证：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10)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6、54、54～55页。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

这里，沈从文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事件和人物，但是联系当时沪上文坛的热闹场景，不难发现，所谓“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11)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4页。等几乎都可以用来形容此前的这一段沪上公案。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沈从文所暗示的就是曾今可事件，但是可以说，这里他所指证的“海派”与同一时期左翼在上海所揭发的那种“文人无行”是几乎一致的。但是为什么“京海之争”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演变成针对的是左翼文坛？1980年，作为现代文坛经历者的朱光潜在回忆中曾明确表示：“海派主要指左联。”(12)朱光潜：《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5页。这个说法虽然不算文学史共识，但很可能就来自他对“京海之争”在沪上展开的印象。

可以发现，在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的同时，《现代》杂志集中展开的是关于“批评”问题的讨论，《文人在上海》一文原本也是隶属于当时的讨论范围中的。苏汶在文章开头便提及鲁迅，不仅仅是如上文所说，可以转移直指“海派”的矛头，而一个更为直接的语境就是1933年底至1934年初，《现代》诸作家与鲁迅在“批评”问题上发生的一次摩擦。1934年初，鲁迅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写道：“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批评批评家了。”(13)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原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1日。事件的肇始是1933年11月苏汶刊发于《现代》4卷1期的《新的公式主义》，在文中他引用张天翼在其短篇集《蜜蜂》的《自题》中所写：“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14)苏汶：《新的公式主义》，《现代》1933年第1期。由此，他责备当前的一些所谓批评家有意无意中正在凭一种公式主义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学，指这一批评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作用于所评对象，同时也影响着写作的整体趋势。(15)苏汶：《新的公式主义》，《现代》1933年第1期。这篇文章在当时曾被指出其实是针对《文学》杂志的，《文化列车》1933年第4期所刊号兵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即称：“《现代》十一月号上‘文坛犹步’里有编者杜衡的一篇文章《反公式主义》对于《文学》编者的反公式主义而成为一种公式主义有所评论。接着，《文学》第六期上编者茅盾揭发一篇《主义与外遇》对于《现代》编者竟出诸谩骂态度，说‘有些文艺杂志的编者还不知道审择稿件，却已在发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创作大纲了……’”。(16)号兵：《〈现代〉与〈文学〉斗争尖锐化》，《文化列车》1933年第4期。《现代》随后更在4卷2期、3期、4期连续刊出文章讨论“批评”及“批评标准”问题，并进一步引发《太白》《文学》等其他刊物的应对发声。这一场论争在当时几乎与“京海之争”同时并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论争背景的存在，苏汶及其后所引发的“第三种人”对“京海之争”的加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他们与左翼之间摩擦的延续。这也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在最初面向“海派”发出批评时并没有具体的指向，但是当这一批评被引入沪上语境后却使左翼有意无意中成为矛头所向的部分原因。

在上文提到的“文人无行”一战中，有一点不得不指出，鲁迅在讽刺曾、张二人时也曾顺带射了另二人杨邨人、韩侍桁一“小箭”(见《伪自由书·后记》)。事实上，1933年沪上文坛的语境仍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长达数年的关于“第三种人”论争的延长线上，从1931年末胡秋原首提“自由人”问题，到1932年7月苏汶以“第三种人”的姿态介入，此后鲁迅、周扬、冯雪峰、瞿秋白等均有发言，持续一年的论战以左联的部分让步和对自身“关门主义”的检讨暂时告歇。但是1933年初，杨邨人的公开脱党以及所谓“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行动，却又将“第三种人”问题重新点燃，这位鲁迅所称的“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17)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47页。作于1933年12月28日。来为自己的尴尬地位辩护的前革命文学家，进一步将论争的级别由原先关于“同路人”问题的探讨上升到了另一程度，见其几篇开炮文章《新儒林外史》《杨邨人给鲁迅的公开信》等。而“京海之争”在沪上的后续转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文化列车》第4期上号兵的《〈现代〉与〈文学〉斗争尖锐化》，直接将《文学》与《现代》两刊置于对立阵营，此后，杨邨人的《滚出文坛罢，海派！》、杜普牢的《曹聚仁的海派论》、清道夫(林希隽)的《“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聚义的《曹聚仁将成为回力球学者》等，几乎是在与左翼的直接对立中将“海派”问题引向了何家槐丑闻，这也可以视作对左翼之前一系列攻击性活动的回击。杨邨人在《滚出文坛罢，海派！》一文中称：

谁是“海派”？还有以骗钱为目的而将别人的小说诗歌等作品编辑成许多的书的人，是“海派”。还有自己竭力挤入左翼阵营宣告于青年曰“鲁迅翁”“厚我厚我”……是“海派”。(18)杨邨人：《滚出文坛罢，海派！》，《文化列车》1934年第9期。

显然，揭露何家槐事件一方面是通过攻击那些投机取巧、左右逢源的“伪左翼”来为自己的“退回”和“脱离”立场辩护，同时，杨邨人在这里显然是有意地援引了鲁迅在之前讽刺曾今可和张资平之“文人无行”时所使用的“商人与贼”(19)鲁迅：《辨“文人无行”》，《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的典故，目的十分明显。此后整个《文化列车》几乎成为围绕何家槐事件的专刊。

如果说沈从文在苏汶的压力下重新界定“海派”内涵，只是第一回合的划界，那么，随着沪上舆论的广泛介入，“海派”的范围仍在被不断廓定。之后一个时段内，《大晚报·火炬》《时事新报·青光》等围绕“海派”展开的讨论几乎不外乎两种意见：或承认并标举出“海派”各种应予清扫的特征，或通过引证诗人之死(朱湘)、文人之穷等事实将矛头指向时代、制度等。二者几乎没有超出苏、沈二人的论域。但是，1934年何家槐窃稿事件的爆发，使得“海派”的名称被进一步锁定，从沈从文泛泛而谈的各种恶习以及沪上舆论关于“某某是海派”“海派是某某”的各种模糊言论，至此“海派”可以说终于拥有了一个可以准确标注自身的具体案例。(20)《文化列车》(1934年2月1日)发表了清道夫(林希隽)的《“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系直接点名文章。林希隽、杨邨人等的这一次揭发行为在动机上无疑是有指向性的，欲将海派的污水引向左翼，因为何家槐正是左翼此一时期出产丰富且质量较高的青年作家之一。

“京海之争”爆发后，在左翼的发声中，从曹聚仁、(21)参见曹聚仁：《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7日；《续谈“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6日。徐懋庸(22)参见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0日。到鲁迅，(23)参见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事实上都基本抱持了对所谓“京派”的敌视态度，研究者也注意到“曹聚仁、徐懋庸文章的发表”(事实上也包括鲁迅)，将“沈从文所发起的对‘海派’的讨伐，变成了对‘京派’与‘海派’‘无以异也’的讨论”。(24)王爱松：《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页。而随着何徐事件爆发，左翼的这种声音也慢慢退场，吴述桥在辨析时便指出：“‘第三种人’借徐何事件发起论战，给左翼以相当的难堪，左翼此后基本上停止了对京派和海派问题的讨论，京海之争也到此告一段落。”(25)吴述桥：《论“第三种人”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及影响》，《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最终，何家槐是以个人名义承认了“窃文”的事实。左翼的这种冷处理无疑使大张旗鼓、行揭发之举的“第三种人”们颇感失落。正如当时的一篇评论所说：“这问题的关系范围比较的大。……人物是两位主角之外，有侍桁，‘清道夫’，储安平，高植，沈从文，施蛰存，邵洵美，杜衡，邨人诸位先生，实在为先前的一切案件所未有的热闹。”(26)梁辛：《愿闻何徐创作问题的解说》，《申报·自由谈》1934年3月10日。但在这一次事件中，除了何家槐本人，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地被宣布涉及的各方力量(包括沈从文)均选择了沉默应对，因此在“谁是海派？”(27)参见青农(阿英)：《谁是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9日。这篇文章比较明确地提出“谁是海派？”这一问题，但回答也是相对概念化的。这一问题的搜寻下，表面上的最终答案似乎就落在了“文抄公”这一丑闻上。至此，“京海之争”悄然落幕，它的走向显然超出了沈从文的预期。而正是这一走向带来之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某种误解，可以说，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的转向在凸显“海派”问题的同时，却将“文学者”的问题忽略了。

二、被遮蔽的意见：沈从文对新文学的批评

如果，沈从文因苏汶的抗议而提出的“海派”是一种对文坛现象的有先在语境的概括，并随着沪上诸种势力的介入，这一问题本身也几乎彻底地“海派化”，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原本所发起的意见中，除了这一被推向前台的“海派”问题，(28)张悦在《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的真实意图重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9期)中认为，沈从文的真实意图来自他对当时文坛始终没有出现“伟大文学作品”的焦虑和号召。但我认为对缺乏“伟大文学作品”的焦虑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是在沈从文身上，也包括左翼作家，而真正引发沈从文发声的来自他当时充满自信的文学理念和操持的文学能力或说“他手中的笔”。是否有另一些部分被这一突发的热烈争论所遮蔽？

自1929年下半年受聘中国公学至1933年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其间沈从文撰写了大量批评文章。他这一时期积极的批评活动无疑是来自中国公学时期的教学需要，“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29)沈从文：《致王际真》(1930年1月2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8页。但这一次相对密集、统一的对新文学的检阅和温习，正是他形成自己的文学史态度、批评标准和文学观念的一次重要机遇。1931年，在结束了沪上卖稿，以及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的短暂教书生涯后，沈从文一度想以办刊物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文艺主张，1931年2月27日致王际真的信中就说：“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来，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30)沈从文：《致王际真——朋友已死去》(1931年2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而4月间，确实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南京的《创作月刊》，汪曼铎主编。虽然最终流产，但沈从文一开始是充满信心的，他为刊物拟定了宏大的计划：

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碍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31)沈从文：《记丁玲·续集》，《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这里充分透露出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欲指点文学的野心和理想，“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32)沈从文：《记丁玲·续集》，《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学场域中所存在的诸种形态。在更直接的影射关系上，老舍、鲁迅、郁达夫(大众文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也几乎全部在指示之列。事实上从中国公学时代起，沈从文便开始有意识地脱离之前在创作上的随意，而尝试在作品中灌输理念，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讲，即“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33)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5页。原为作者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总结的思想部分。《文学者的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中多被解读为一种针对当时沪上风气的时评，而忽略了沈从文这一时期所集中进行的对新文学十年的总结。在颇具代表性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一方面具体地叙述了新文学的各种历史形态及各个阶段的问题，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提示那些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显现并为“人生文学”增加了杂质的文学因素。首先便是鲁迅：

(鲁迅)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式，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34)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0～201页。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4—6号(1931年4月15日，6月30日)。

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为新文学划分了三条脉路——感动、趣味、沉默。在这一标准下，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创作小说也因此得以划界：冰心、郁达夫、淦女士、丁玲给予读者的是“感动”；而鲁迅及由鲁迅所带出的许钦文、黎锦明、鲁彦等乡土讽刺派，以及张资平、老舍给予读者的却是“趣味”更多一些；而在“沉默”的脉路下，他盛举的是叶绍钧、落华生和凌淑华。这三者共同的特点是一种平静、节制及在趣味与感动之外的细腻幽静的写作方式。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沈从文的观察下，鲁迅与张资平几乎是被并立的，显然鲁迅与读者结成的友谊与张资平之得到“大众”，两者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如他说：“俨然为读者而有所制作，故事的内容，文字的幽默，给予读者以非常喜悦，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为多。”(35)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6、206、196、198、198页。在沈从文所反复申言的新文学1928年的转变中，张资平是一个被他作为症结性的和表征性的存在。张资平不仅是前期创造社的代表作家之一，分有着创作社同人所共享的给予读者的情感的震撼和兴奋，同时也表征着一种新文学的悄然变形，沈从文说：“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36)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6、206、196、198、198页。显然在1931年的语境中，在“京海之争”予以界定之前，“海派”的观念在沈从文那里其实早已存在，在稍前一时的《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中，他就明确地勾勒了一条新/旧海派的脉路：旧的礼拜六派，以及新的以“良友”一流为代表的“新海派”，而张资平就被放置在后者的延长线上。讨论这一点，并不是要确定沈从文之“海派”观的具体内涵，而是借以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他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那早已是一个不值得被打倒的对象，沈从文也从来没有将之列入自己批评的文学版图中，他所在意的恰恰是张资平这样一类“新文学之旧作家”及其作品所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他将鲁迅与张资平并立的动机，正是指向新文学内部，以及一种“变”的趋势。

在对沈从文的解读中，往往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误解。他所在意的新文学的变质恰恰是与1928年新文学主场的整体南迁相耦合，这也就意味着，他对新文学的检查与对“海派”的批判将不可避免地相纠缠，这也正是文学史往往将关注点集中于他反复提示的“海派”本身，而忽略了他所发出的整体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曾明确地说：

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37)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6、206、196、198、198页。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发生的这一次重大迁徙，不仅造成了作家群的集体流动、文坛中心的更换，同时引起的更是一种在文学的生产、传播，甚至功能上的巨大变化。在这一次迁徙中，沈从文是少数在第一时间就已嗅出其中意味的作家之一。他在《记丁玲》中便记载：1927年底，“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而他自身登载小说的机会也多了一些。(38)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这种对文学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明确认知，既来自职业作家这一身份对商业体制的依赖与敏感，同时他也清晰地认识到文学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氛围中所可能拥有的巨大能量，如他所说，1928年以前文学多是“为主张而制作”，却没有“行市”，所凭的只是一种“热诚前进”，(39)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6、206、196、198、198页。其影响也有限地存在于中心地北京及青年中间，但1928年之后文学却可以由一个商人手中向作家“定购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并同时即可“支配一种文学空气”。(40)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6、206、196、198、198页。显然，上海的“商业竞卖”所带来的不仅是对文学的破坏性挟制，而在另一层面它同样造成了一种“力”。以往我们总是把焦点集中在沈从文包括其他作家对沪上商业气的否定上，但不能否认的是，文学的轰动性功效正是在这一次变迁中被最大规模地昭示，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一方面批判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同时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创作资源、创作姿态，或者说就是其创作家的身份和对文学的使用方式。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沈从文对这一转变的体悟都是深刻的：“这竞争，这由于‘商业’的竞争，乃支配了许多人的兴味，成为中国文学转换方向使之热闹的背景。在上海转变这两个字是大家所熟习的字，都据说是那么转过来了，这个那个，俨然皆‘变’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译书人皆有了觉悟，知道文学将成一种力，一种转动社会，倾翻一切的力。”(41)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小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原载《文艺月刊》第1卷第5号(1930年12月15日)。

沈从文虽然在很多场合批判甚至诅咒过上海的商业化作派，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42)沈从文：《致王际真》(1931年6月2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的道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沈从文认同那种商业化的效率模式，正是在这种训练下，他很可能是第一个把作品比作“商品”的严肃作家，“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43)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9、38页。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8号(1931年8月15日)。而他所批判的其实是上海商业化中的市侩。他对上海繁荣的出版业对文学所能达成之功效的认识，显然已成为其职业作家身份不可分割的组成因素。或许，沈从文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表现出的对文学本身之能力的巨大信心正是在这样一种对“文学将成一种力，一种转动社会，倾翻一切的力”(44)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小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2页。的深刻体悟下养成的。

这里就引向一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批判“海派”的表象下所要真正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姿态，所反对的又是哪一种文学态度？

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提到了“名士风度”，(45)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8～49页。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所指的正是一种玩票性的文人习气，也即一种不严肃的文学态度，这与之前所提到的“趣味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在后来的“京海之争”中，沈从文迫于来自沪上的抗议声音，不得不将“名士才情”进一步窄化为各种恶劣习性：“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46)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4页。但是在其20世纪30年代初对文学史发言的出发点上，“名士才情”指向的显然不仅是这样一种彻底“海派化”的恶趣味，而是五四落潮以后曾经的新文学文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文学的使用姿态。他在谈及第一个十年“人生文学”的消歇时曾指出：

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几乎成为地方文学见解的正宗……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47)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9、38页。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8号(1931年8月15日)。

显然，联系上文他对鲁迅之“趣味化”的批评，几乎可以断定这里所指称的这种胎生于新文学内部的、在第一个十年便已生长的“趣味主义”，以及“讽刺、诙谐”“不能庄重”等所指向的正是周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所引领的在文学使用上的一种“玩世”风格。因此，造成新文学之整体的“海派化”的因素：一个是内因，即新文学本身所携带的“趣味主义”倾向；另一个是外因，即上海的商业化和出版业所带来的文学的转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沈从文在后来为“海派”所下的定义——“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沈从文的批判矛头中，“海派”之商业化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在文学史意义上，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所卷入的各种纷争以及新文学阵营的进一步分化，周氏兄弟的杂感文不仅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足以昭示时代风貌及自身性格的文体，而且也的确代表着新文学成立以来的一种相对独特的对于“文学之使用”的姿态。木山英雄曾提示，周氏兄弟在“语丝”时代的散文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在“文章”与“实力”间的张力：

这些批判还涉及具体的时事和人际关系，随着批判对象的复杂化和批判的深刻性的加重，其文章的反讽和游戏性表现也就不断地增多，常常有接近于“玩世”的倾向，这大概可以归结为来自下面这种冷静的自觉：“我们的反抗只限于语言文字”。(48)[日]木山英雄：《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72页。

在木山看来，周氏兄弟在语丝时期所表现的泼辣的“骂战”形式是具有策略性的，即他所说：“他们将仅凭高超理论无法撼动的旧道德，从其卑劣野蛮的心性诡计方面加以批判，又以足可胜任这种批判的逻辑性和基于卓越的历史感觉之辛辣的讽刺性文章而大放异彩。”(49)[日]木山英雄：《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72页。同时，这一风格也来自周氏兄弟对“强权之下无公理”这一历史逻辑的清醒认识。而引申向文学，他们更在一个反讽的层面上将文学及文学家身份置于一种尴尬境地，鲁迅说：“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50)鲁迅：《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原载《民众文艺周刊》第24号(1925年6月16日)，《民众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改名)第25号(1925年6月23日)。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主导下，他们对文学的使用也显然具有弹性。他们对于文学的这种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相当弹性的使用态度，以及随之而出的“游戏”“反讽”风格，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初凭借自身的不断练习开始熟练掌握文学表达技能，并对自家的文学样式充满自信的沈从文所不能接受的。虽然沈从文也曾表示过应当清醒地认识文学之能力的意思，但在根本上与周氏兄弟对文学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他说：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51)沈从文：《记丁玲·续集》，《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可见，区别于周氏兄弟对文学之局限性的认识，沈从文对文学之能力的限制却更加来源于他对文学本身的信心，即他所声称的关于文学的知识：文学之“产生”，“产生技术”，“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这显然形成一种错位。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曾说：“有些人好意地称《语丝》是一种文艺杂志，这个名号我觉得也只好‘璧谢’。现在文艺这两个字十分威严，自有许多中国的王尔德们在那里主持，我们不配也不愿滚，混进里边去，更不必说《语丝》其实不是专门卖什么文艺货色的。”(52)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问题”》，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编》第4卷，第338页。原载《语丝》1925年第54期。这种“璧谢”其实是对文学的一种“解绑”抑或“突围”。

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不断用以挑战这些“新文学之旧作家”的恰恰就是早一时期他们所提出的“人生文学”的理念——1921年，《文学研究会宣言》中便有“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工一样”(53)《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第1期。等语。50年代，沈从文在接受思想改造时就曾这样检讨自己：“死抱住五四文学工作者原则，少变通性，在工作方式上还充分保留小手工业生产情绪”。(54)沈从文：《我的分析兼检讨》，《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4页。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年的发起者们已几乎分野，而以各自相对独立的方式和形态散落于文坛诸角——如周作人、胡适已对那些党派性的文化政治势力及其在文字使用上的功利主义予以否定，甚而为了表达一种反驳意见而开始对五四时期的主张进行自我反省，而恰恰是沈从文这个对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进程参与程度不高的新晋“文学者”重新提起了这一文学的严肃态度。1946年，沈从文在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并着手将其输入战后的文艺复兴时，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想：“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庄严原则，从‘工具重造’观念上有所试验，锲而不舍的要人，从‘工具重用’观点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更深远一些……”。(55)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80页。原载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第4—5期。这一“比宣传品更有作用”的思想所昭示的不仅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技术主义的信心，而更是一种近乎功利主义的信仰。而这归根结底是在乎文学之于世道人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周氏兄弟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

三、结语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之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所发表的系列言论，是为了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一是“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二是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而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

当“京海之争”这一话头被移入沪上语境，沈从文对文学现象的描述被转向一种文坛势力间的指认，但争论的尴尬落幕表明，“海派”最终仍是一个无从辨明对象和具体内涵的称名。(56)王爱松也认为，“京海之争”中的参与论争者其实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谁是海派”这一问题，直接的后果之一便是1980年代严家炎发掘“新感觉派”后，学界关于“海派”内涵和外延的分歧一直存在。参见王爱松：《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第19页。文学史对“海派”的定格也几乎指向这样一种一般意义，而正是这样一种对一般意义的揭示，使“京海之争”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文坛事件，而兼具了转向另一种后来意义上的文化比较范畴的可能。同时，虽然沈从文只是其中一个被引用的角色，但他对“海派”的叙述正因为指向这样一种一般意义和一般文学现象，其言论在“京海之争”中反而成为一种标识性的存在。我们已习惯于将沈从文之于文学的近乎宗教式的纯粹态度，归向一种与左翼积极介入时代社会相对立的审美姿态，从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实践的典范。这一位严格的职业作家与他口中所称的“文学票友”之间的最大区别，正是一种对“文学之力”的体察和信任，这是沈从文与80年代的链接所在；但这一“文学之力”，其来源不仅与20世纪30年代“海派”的“商业之力”相耦合，同时也表明沈从文所操持的同样是一种近乎功利主义式的文学观。这或许可以说是文学史的另一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