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雪 健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与现代技术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加速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新的关注焦点,罗宾·麦凯(Robin Mackay)与阿尔门·阿瓦内西恩(Armen Avanessian)于2014年编辑的文集《加速:加速主义者读本》在学术界引起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献都谈到了技术,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晚近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哲学家都将技术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1]42。而上述文本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一些现象学的思路。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技术现象学的角度来对加速问题进行审思。

这对于法国技术现象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来说亦是如此。无疑,斯蒂格勒的思想与加速主义思潮存在着一种复杂的联系。众所周知,斯蒂格勒对于现代技术的批判占据其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其技术之思对人-技关系和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当代最为重要的技术现象学家之一。然而,斯蒂格勒在其著作关于“技术、记忆与时间”等关系的论述中,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加速主义者,乃至是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代表。这种判断实则先入为主地为斯蒂格勒作了某些预设,丝毫无益于我们对斯蒂格勒思想的理解。所以,本文试图从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出发,来廓清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讨论,并进一步说明斯蒂格勒的加速批判及其意义。

一、 斯蒂格勒为何会被误认为是加速主义者

从表面上看,斯蒂格勒的思想似乎表现出典型的加速主义特征,但实质上如果以反思为原则,不难看出斯蒂格勒是一位对加速问题进行批判的非加速主义者。当然,这并不否认斯蒂格勒具有某些加速主义的特征。

1. 不同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

自卢卡奇开始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大部分思想家,面对现代技术的高歌猛进与社会现实的不符,都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技术这一维度,以期让已经高速运转的技术慢下来。

不同学者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加速问题进行研究,但“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一词却是在1976年才正式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出,后来逐渐把加速问题系统化、理论化,并把理论矛头转向技术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新生代的加速主义者们认为,技术作为物质性的力量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对象,在本质上它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物质性的改造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要利用现存的资本主义技术基础,而不是做摧毁机器的“卢德分子”,人与技术可以实现双向互动的共生。一方面是人可以让技术在社会系统内运转起来;另一方面,技术也将人激活,成为自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技术装置,并不站在人的对立面,而是人和技术结成了有机的联系,技术成为人的补充,这将形成一种改造现实的动力[2]。概言之,加速主义与之前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就在于对待技术的态度,不应抵抗技术和生产力,而是人与技术联合为一种新生的力量。

这在技术现象学中亦有所体现。技术现象学作为现象学运动中专门考察技术问题的分支,认为技术可以通过自身的中介作用对存在者产生影响,即技术将会以中介的形式对感官接收到的现象进行转译,人的知觉经验将会被技术所形塑,逐渐形成或是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所以,技术现象学的技术观着重考察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克服了技术工具论、技术乐观论、技术悲观论等技术观的缺陷(1)技术现象学将技术不再局限在某种具体的形态,而是视作生活世界不断生成的过程,拓展了人与技术的多样化关系与逻辑结构,为我们提供更为清晰的分析视角。。师承现象学传统的斯蒂格勒同样认为,技术对人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斯蒂格勒用神话将其说明:在创世之初,埃庇米修斯没有赋予人像其他动物一样的特长,造成了埃庇米修斯的遗忘;普罗米修斯就盗取了关于技术的创造智慧和神火送给了人类,以弥补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人类从此诞生。所以,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3]210。这构成了斯蒂格勒对于人之为人的根本理解,技术对于人的意义来说既有生物学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的本体论理解。斯蒂格勒将技术视为人的“义肢性存在”,肯定了技术作为代具的增补作用。从斯蒂格勒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解来看,人正是拥有潜能,才不像别的生命一样成为定在;正是因为“先天性缺陷”,才不断地和技术结合,人和技术成为一体。

2. 对维利里奥关于速度理论的继承

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虽然并不隶属于加速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但其思想是有贡献意义的,加速主义几乎不可能绕开他,当代加速主义者皆深受其影响。他描绘了速度与时间的多维效应,明确指出并没有独立于人的绝对时间,相反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度量,这取决于个人所处的位置及其行动方式。维利里奥创立的竞速学(dromology)从不同方面详细研究了现代社会中速度的强制性表现,细致地考察了社会的加速过程,提出了技术是速度的表象,速度才是技术的本质的辩证关系[4]。这种以速度来度量时空的观点明显区别于传统,加速主义也正是在维利里奥的基础上,把速度看作是工具和技术控制的结合体,通过不断提高速度促使每一个生命体拥有自由的可能。

故此,在维利里奥的理论语境下,经济基础不再是最基本的东西,速度才是最根本的,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就是速度。颇令人玩味的是,之所以维利里奥没有在加速主义阵营中,是因为其从老师梅洛-庞蒂(Merleau-Ponty)那里继承了现象学视野,对技术加速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看上去很快的传播速度,也带给了主体极端的惰性,肉身与环境的互动也就减少了。但维利里奥在这一阶段的速度理论研究中,主要还是围绕着社会诸现象进行描述,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批判进路。

当然,这个工作就留给了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面对现代技术在社会的入侵,斯蒂格勒对现代技术作了存在论的分析,在书中大量使用了维利里奥的速度理论,斯蒂格勒甚至在《技术与时间》第二卷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速度与政治。可以说,斯蒂格勒在维利里奥这里获得了重要的灵感----“用速度来理解的时间是空间的技术危机”[5]141。

3. 对于技术趋势会不断加速的肯定

这一点也是斯蒂格勒被误以为是加速主义者的主要原因。加速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认为技术趋势(technical tendency)将会不断加快,生活节奏不断提速。加速主义者热衷于为技术加速,呼吁解除技术发展的外在枷锁和束缚,寄托于现代技术的强大动力来实现跨越。不同的是,右翼加速主义希望能够与技术加速达成共生的状态,而左翼加速主义则更加彻底和激进,希望公众能够掌握现代技术的主动权,重建新的秩序空间,在不断加速中完成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毁灭。

斯蒂格勒通过对技术趋势的概念分析,也证明了技术自身拥有自发地实现不断加速的能力。在《技术与时间》中对技术趋势的梳理是基于循序渐进的技术史逻辑,斯蒂格勒详细考察了法国的技术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人类学家吉尔(Bertrand Gille)和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的思想。技术作为一个系统,每个技术系统的内部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这个稳定状态被打破之后,旧的技术体系被新的技术体系所代替。另外,技术物既属于被动的无机领域,又带有一定人的属性,所以技术趋势既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界,也不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向,它会形成人与物质耦合的新结果----有机化的无机物。故此,斯蒂格勒提出“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它的进化速度”[3]25。根据技术系统和技术自主性的原则,对技术趋势作出了判断----断言未来的技术会进化得越来越快。技术不应当只被视作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工具手段,人与技术这种双向推动的交互关系正是技术自身不断加速的演进动力。纵观整个技术史,技术一开始就不仅仅作为人的外化工具,而是一个与人的意向休戚相关、拥有自身进化动力的演变过程。所以,斯蒂格勒也由此得出“要把历史作为加速的历史”[3]25。

二、 技术决定论与“时间在加速”

如此看来,我们并不否认斯蒂格勒的思想与加速主义存在相关性,都认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且具有自身的进化动力,似乎呈现出某种“技术决定论”的样态,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斯蒂格勒是加速主义者,事实上斯蒂格勒乃是较早对加速问题展开深刻批判的哲学家之一。因此,尽管加速主义所寻求的策略与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确实具有某些类似之处,但是面对加速这一近代社会以来比较明显的态势,斯蒂格勒的思想应当被重视起来。换言之,意欲厘清加速问题,理应吸收、借鉴斯蒂格勒相关思想的合理因素。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重新深入到斯蒂格勒的文本与实践之中。

前文提到,加速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人们不应该抵抗技术的大踏步向前进化,而是参与其中并与之联合,形成一种新的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枷锁之下的桎梏。加速主义主张由集体在最大范围内掌控技术的前进方向,寄希望于解放潜在的生产力,以此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去摧毁已经建构完成的物质平台体系,而是将其重新设计定义为导向公共性的,将现存的技术设备当成走向后资本主义的基础[1]349-362。但是,纵观斯蒂格勒的思想脉络,并没有提出让人顺应技术的加速之流,恰恰相反,斯蒂格勒试图证明人们往往是被动地带入到技术加速的浪潮中。

斯蒂格勒通过对技术史的考察发现,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平缓,虽然作为生产力的技术也是处于不断上升的进程中,但呈现的是“匀速运动”。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技术不满足于“匀速运动”,进入了一个持续加速的新阶段。社会生产的全方位加速,肇始于现代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媾和,只有让技术借助资本迅速地运转起来,资本家方可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表面上看,社会生产加速化的直接影响是反映在各种资源的消耗之上,然而这种消耗则是暗含着时间的加速消耗。那么技术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就把整个社会生活的速度也卷入到加速运行之中[3]41-47。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社会批判理论家罗萨(Hartmut Rosa)同样提出,加速是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的必然走向,“加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这种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的物质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事物”[6]。技术在资本的加持下必然会出现社会生产的加速,并且社会生产的目的已然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反而下沉为保证生产可以持续的辅助系统。那么,社会生产的动力完全受到了资本逻辑的支配,以至于这种力量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合理释放,而是在生产系统中不断地聚集,最后皆演变为生产加速化的动力。

经由这种思路继续推论下去就会发现:一方面,在高度加速的社会中,人的存在只能随着技术加速而被迫前进;另一方面,人对于时间的感知经验却愈发贫乏。按照传统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作为无机物是无动力的,技术从属于时间,它的演进被牢牢地掌控在人的设计中。而斯蒂格勒却认为,“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之中,不如说它构造时间”[3]31-32。首先,如前所述,技术是人的本体化存在,人类具有“先天性缺陷”,技术的目的在于可以让人类自我保存。相应地,技术就具有了时间意义,意味着时间上超前的可能性。其次,通过对“延异”的说明,斯蒂格勒认为人始终是处于技术之后的,并且与技术是异质性的。所以,斯蒂格勒除了把技术作为人将来的可能,又将其作为前人的过去,构成人的时间性前提。

不可否认,斯蒂格勒将技术与时间勾连起来富有理论创造性, “技术在加速”就可以转换为“时间在加速”, 通过论证时间这一维度,斯蒂格勒要表明人作为主体处于被动加速, 现代技术则是依据自身的演进呈现出主动加速的样态。 这就形成了两种实则是截然对立的态度。“时间在加速”发展到现代,实时性成为了显著的特征。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三卷中, 以媒介传播学为例进行说明。伴随着技术的飞速进化到了极致, 媒介完全可以达到实时性的传播, 尤其是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合谋并急速扩张, 人的感知能力正在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实时性所溶解, 取代了“延异”感知意义的方式。如此一来,“存在的问题”变成了“存在之痛”[7]。 实时性就会促使人的行动不再诉诸理性和道德, 这在无形之中也就排除了人应有的时间性----对过去的感知和未来的期望。

那么,破解技术决定论的理据究竟何在?面对这一问题,斯蒂格勒在文本中同样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引论部分,斯蒂格勒即指认出,“时间在加速”从侧面印证了可以用技术进化论对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3]30。因为技术进化本来是在人与技术的有机互动中形成的共同结果,人在不断发明技术,技术亦是在不断“发明”人。然而,现代技术不断对时间进行重构,不断加速的工业时间破坏了人的个性化时间,由此产生出共时的时间性,实现对个人的统摄。这样一来,现代技术不仅将人与技术捆绑在一起,形成庞大的技术体系,更是将人的时间性聚合在一起,进而对人的时间性本身进行操控,时间之流只能展现为技术化的样态。加速主义所崇尚的现代技术把原本人的地位取代,难免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沼。故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加速主义恰恰是犯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显然不能脱离社会的历史内涵,把技术作为一个单一向度剥离开来。这会使得人逐渐脱离原初的生命体验,变成一个个瞬时性的当下。所以,面对时间加速带来的诸多弊病,加速主义的方案难免会令人怀疑,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断前进的现代技术并不是唯一方案。

在此不妨先对“技术决定论”的困惑给出一个暂时性的回应。 “技术决定论”是一个容易令人迷惑的术语,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技术就是社会中的“拱顶石”。 现代以来所有技术哲学家几乎都会同意, 在考虑人类命运的时候, 技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都是技术决定论者。 但如果说唯有技术才有决定性意义, 那么这种论调就值得怀疑。 而加速主义者则将着力点放到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之上, 用未来社会的全面自动化来实现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恰恰是以斯蒂格勒代表的技术现象学家们所要反对的, 正确认识到现代技术的有限性, 用技术之利来钳制技术之弊, 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人作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换言之,斯蒂格勒用“时间在加速”正是要说明现代技术已经加速到形成一张“无缝之网”, 将人的价值、思想、观念等一切因素都吸纳进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亦能够发现罗萨所述的“加速社会”之意蕴, 即现代技术是社会的主要推力之一, 社会的本质甚至可以定义为“加速社会”, 如此全方位的加速已经让主体性逐渐消解在新异化的迷途之中[8]。

当然,斯蒂格勒作为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敏锐地觉察到技术除了构成人的时间之外,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还从时间上对人进行了彻底的控制。这解释了为何斯蒂格勒会在考察技术史之后,重点强调的一个结论----“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一切时间关系的技术根源的问题----这个技术的根本性在于我们当代的技术背景中,特别地体现在速度现象中”[3]148。简言之,技术的毒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加速。那么,如何在环环相扣、逻辑自洽的现代技术体系之中,再次发掘人的时间性意义成为打破技术决定论的重要一环,这也正是斯蒂格勒近来一直致力于反自动化批判的意蕴之所在。所以,“时间在加速”内含有深刻的思想动机,要求我们对加速保持批判性与洞察力。

三、 斯蒂格勒的加速批判:反自动化

依照上文来看,斯蒂格勒的思想与加速主义虽有如此多相同的表象,但究其根本来说有着本质性的差别。由此造成的一个理论结果便是,人们对待加速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更明确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探讨,还需要对于加速结果以及未来救赎道路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加速主义对于加速结果的思考。 以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认为, 需要把技术看作是一种独立且具有自发性的力量, 人们要建立适应技术发展的社会关系以加速技术前进[1]319-345。 兰德把加速比喻为一种加速之流, 一旦开始加速流动,就会产生新的领域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 而技术就会在加速之流中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在。 因为技术的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终点, 所以人们可以无限制地加速并最终走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与之相对的就是左翼加速主义, 主要是以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为代表。 他们认为,应在保留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 通过不断扩大公众参与技术的范围,加速技术进步, 使之产生可以变革社会的力量, 并最终瓦解资本主义社会[1]355。简而言之,右翼加速主义认为,解放仍旧需要以技术加速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进行合作; 而左翼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具有一定可塑性的障碍, 抑制了更深层次的解放潜能, 所以要加速技术发展来瓦解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考察加速主义关于解放道路的论述后,我们可以发现加速主义更为注重技术“加速”这个过程,将其理论的重心紧紧围绕在加速之中,而加速之后的世界图景只是进行美好的描绘。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似乎有些乌托邦色彩。所以,加速主义的理论偏颇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速之后的技术是先毁灭资本主义制度还是顺势摧毁整个世界的生存基础?左翼加速主义者甚至认为在加速完成后,实现全面自动化,进而就可以在政治、经济、分配、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实现社会公平[9]。相应地,在对速度与伦理的追求中,加速主义显然是将前者放在首位,缺乏对人类发展的道德关怀,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加速之后的技术存疑。其次,加速之后的全面自动化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大众掌握呢?现代启蒙思想家大都认为,大众面对工业革命之后日新月异的科技越来越多地采取直观态度,缺乏主体性思考。那么在越来越快的未来技术中,大众是否如加速主义者所言那样可以再次掌握技术仍是一个疑问。

基于以上两点疑问,又如何直面这幅加速之后略带凄惘的图景,以便我们可以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在近几年的著作之中,斯蒂格勒详细阐述的反自动化(dis-automatization)(2)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到斯蒂格勒的dis-automatization理论,但大多将其翻译为“去自动化”。笔者考虑到“去”在国内学界多对应的前缀为“de”,而“dis”前缀相较而言更强调“相反路径、反方向”的含义,翻译为“反自动化”更能体现出斯蒂格勒对自动化的抗争精神,故此暂且翻译为“反自动化”。批判成为关键路标,彰显其对加速问题思考的深度与活力。斯蒂格勒对于加速问题的批判已经鲜明地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人自身的主体性日渐衰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数字技术的加速扩张,已经实现了对自然环境、个人时间与空间的自动化管理与决策,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现实[10]。基于算法的技术系统能够生成比身体及其神经系统快数百万倍的信息处理能力,知识也被大规模地自动化了[11]。在自动化社会中,知识仅仅是自动化操作流程中的一个环节,甚至已经被剥夺,人只能被动地站在技术之外去凝视技术的“自动行为”。概言之,技术加速致使人的理性与欲望皆已自动化,人的理性能力遗失殆尽。显然,在自动化社会中人丧失了自身的时间性意义,只能以数据的形式进行光速流转,自动地形成一个生存闭环。可以说,自动化已成功地绕开了人的审思功能,建立了一种系统性愚昧(systemic stupidity)[12]。

这也成为我们理解反自动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正是由于自动化所带来的强大动能,亦能够由此成为反自动化的契机。斯蒂格勒明确指出:“人们由自动化所捕获的时间,必须再次投入反自动化的新能力之中,即逆熵(negentropy)的产生。”[13]实现反自动化需要人在自动化社会中,能够产生出逆熵,关键是人能够超越技术加速的束缚,需要重新掌握知识,主动地回到技术之中,而不再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望技术加速。人在与技术的互动中会形成逆熵的知识,并使用这些知识去进行技术实践。斯蒂格勒的反自动化并非是要否定自动化,而是将自动化中消极的因素转换为提升自我的药(pharmakon)。技术药理学之真义所在,便是要求我们看到即使技术加速会如同毒药一般戕害人的主体性,但在加速过程中也必然会迫使我们重新建构社会体系,寻求解毒之道。这种逆熵的知识就是技术加速在给我们带来毒性的同时遗留下来的解药。如此,技术方可重新被构造、被设计,成为抵抗熵增的内在力量,并为反自动化找到别样的可能性。

那么,又如何能够将反自动化的逆熵落地,进而说明自动化的历史命运具有被超越的希望?斯蒂格勒提出要建立一种逆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贡献式经济(economy of contributions)。这里的“经济”所指的并非资本逻辑对技术加速的操控和改造,而是把贡献式经济作为新的知识形式,为知识本身赋值,来与资本渗透的、无法生产知识的技术加速斗争[14]。2021年出版的斯蒂格勒遗著《分枝》(Bifurcate:ThereIsNoAlternative)(3)斯蒂格勒有许多概念在之前的著作中都有所阐述,但并不完整,在逝世之前还有包括《分枝》、《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在内的大量手稿没有出版,所以斯蒂格勒的思想有待于持续研究。目前主要是由其英译合作者Daniel Ross负责翻译、整理,并陆续发布。,将贡献式经济称为需要人人参与到集体的个体化之中的“总体经济(general economy)”,肯定技术加速的欲望有积极面向,可以将其作为贡献的基础,每个人都成为技术的贡献者。利用技术加速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建立贡献式工作坊、贡献式诊所等,人人都可以学习所有的知识,以废除技术加速的私人占有,从中彻底摆脱出来[15]。一言以蔽之,在反自动化的语境之中,更多涉及的是超越剩余价值的榨取,追求个人重新获得知识,引导技术回归到对时间性之意义与真理的探寻。

四、 斯蒂格勒对加速批判的当代意义

不可避免地,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探讨显然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斯蒂格勒的思想深度。这也为我们反思当下的加速问题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视角:即便在今天的世界,技术加速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无可否认的现象,但加速的仅仅是失去了意义的器物而已。事实上,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探讨对于补充、发展技术批判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审度技术加速。自近代以降,西方社会以资本逻辑占据了技术进步、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主流位置。虽然在表象上,资本逻辑促使现代技术踏上了加速的列车,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具体情境,已不再像工业革命之初那样加速的态势还仅仅是初露锋芒。正像斯蒂格勒的弟子许煜对技术加速的描述一样,其是“一种没有明确方向的,却以加速与冒险为特点的发生方式”[16]。本文所要强调的恰恰就是,没有必要过度迷恋技术加速,面对技术的不断加速需要回到反自动化,从反自动化这个关键的要点出发方能得到关于技术加速的真正理解。加速主义的观点是让未来社会的齿轮旋转得越来越快,不断加速,最终解构一切,将负面的、自我毁灭的加速运动带向不可思议的极致。斯蒂格勒明显不是这种观点,发展现代技术固然是无可厚非,然而不断加速导致了旧的技术消失得太快,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记忆无法铭记就被遗忘,这就会导致人在技术面前,越来越丧失回旋余地。

其次,为当下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如前文提到,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下的人工智能将会永远奔赴加速的汪洋,所以人的知觉能力开始迷失,熵增开始出现。那么,我们更应警惕且勿让人工智能的加速带来人的智能丧失,重新思考如何用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产生出新的属人的知识更为迫切。人工智能不应被狭义地定义为一种不断加速的技术人工物(technical artifact),它其实更应该是帮助人们去反思现实、挣脱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可靠伙伴。人类向往人工智能,并非仅仅因为它是现时代技术加速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是能够以一种更为决绝的方式在反自动化的斗争中帮助人们去撕裂出时间性的间隙,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和谐共生,再次发现人类身上的所有本质规定性,尤其是可以围绕人工智能来重启人在时间性中的别样可能。

最后,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当下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斯蒂格勒对加速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到,技术并不是人的手段或是目的,技术应被视为人的本质属性,人与技术相互耦合方才成为人的“第二起源”。面对社会历史新的冲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斯蒂格勒的理论中对现代技术的运思。正如斯蒂格勒指认的那样,我们现在都在追求速度,“其主要后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紧急状态……抹杀所有的期待”[5]157。无论如何,斯蒂格勒向我们揭示了一条现代技术的去蔽之路,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实践,让人不再站在技术之外观望技术加速,可以切身回归技术之中。这既不是要停止加速的步伐,也不是对于现代技术的盲目崇拜,而是一种对现代技术的救赎之道。总之,正如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一样,任何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思想都不会屈从于被动的命运,而理应主动踏入更为开阔的征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