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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机理分析

2023-03-03王惠芬彭莹

经济研究导刊 2023年2期
关键词:符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性

王惠芬 彭莹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骤然暴发给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带来了巨大考验。信息系统尤其是符码监控系统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引入Bourdieu社会实践理论,剖析疫情背景下我国健康促进背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习性、场域的相互作用逻辑,对健康促进社会化再生产实践逻辑进行习性变迁研究。研究发现,健康符码的保持作为一种在线符号行为,能够影响场域中的参与者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背后发生的各个层面的资本纠缠,从而促进个体健康习性转向。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符码;场域;资本;习性

中图分类号:C9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2-0147-0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对全球健康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创造性地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疫情防控中,推出中国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大力推进健康码在全民健康信息收集、疫情态势判断、人员流动监控等方面的应用,有效遏制了新冠疫情在国内的烈性传播,确保了社区管理、复工复产、复学等工作的精确性、科学性及秩序性。

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和符号资本化,已经成为个体所处健康促进场域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符号资本与个体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互纠缠、彼此影响并相互转化,对所在场域的个体习性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健康促进。本文以新冠疫情符码监控系统实施为切入口,引入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揭示在疫情符码监控的虚拟场域中各大资本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践逻辑及其对疫情防控过程中健康促进社会化再生产的影响,探究个体获得、使用并维持在线符码这一表象的内在机制,以及相类似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在线符号行为对个体健康促进的作用路径,从而为个体健康习性的改变和全民健康促进提供理论解释和实践参考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Sweileh指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良健康反应可能会对全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并出现许多寻求庇护的人,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政府宏观政策、组织中观响应能力和微观个体参与方面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2]。2003年SARS 疫情后,Brennan等(2004)对SARS传播路径进行研究,指出政府必须坚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宏观管理,并且要不断创新治理机制,否则将可能导致难以预估的后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张仪娜等(2020)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农村管理进行研究,强调政府在主导农村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方面的重要作用[3]。同时,政府必须与社区、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调治理,才能更好发挥各个主体的资源与优势。沙勇忠(2010)等人对美国社区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该注重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间的协调,加强社区层面的管理。此外,个体风险感知能力和防控意识也是提高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的关键。有学者指出,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必须坚持以公众为中心,从公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否则公众会感到更加惊恐和无助,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4]。

(二)健康促进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渥太华宪章》指出,健康促进是 “通过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促使其控制和改善自身健康的过程”[4]。早期关于健康促进的研究主要从以医学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阶段出发,探讨政府制定的医疗方针以及对特定疾病人群健康干预的政策。随着健康促进研究的不断深入,个体所处自然及社会环境对其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在健康促进和健康研究中变得突出,研究对象从特定疾病的居民扩展到妇女、青少年以及企业职员等,研究的健康问题包括吸烟、肥胖、体育锻炼、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5]。学者开始关注到个体所处自然及社会环境对其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探索健康促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社会资本促进心理健康的潜在能力、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健康可持续发展、健康促进等等。

Dixon等在对吸烟的健康风险进行研究时指出,堅持吸烟的行为在社会边缘群体中更普遍,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6]。Macdonald等探讨农村年轻女性健康和健身的意义,指出农村年轻女性在性别化的农村话语和健康主义话语的交叉点上被边缘化[7]。还有学者指出,在数字化时代,围绕体育活动、健身等健康促进行为的公共健康信息充斥着大多数流行媒体,这些关于健康促进的论述和说话方式塑造了围绕身体活动的行为和实践[8]。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健康促进的全面、快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为个体获取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素养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内涵的理解加深,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也从个体健康向社会健康延伸,人们开始认识到健康促进不只是以健康为中心的个体微观行为,更是涉及政府、社区、个人以及环境的多角色参与、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社会化的问题[9]。

上述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和健康促进的研究多采用结构和能动性二分的孤立视角。其中,个人主义视角通过信念、风险感知、价值观等心理学的因素解释个体面临健康干预时的行为差异,结构主义视角则主要从国家制度、社区环境等进行整体性探讨。这些视角虽然在探索健康促进研究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将结构与能动性分割开来,忽略了处于社会空间中的个体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结构与被结构的动态关系。此外,现有健康促进的研究未能将各种策略和行为的符号性和工具性视为身份认同形成、关系建设和社会文化条件的一部分,这很有可能是健康促进政策失败或效率低下的原因。

二、基于Bourdieu社会实践理论的健康促进实践逻辑

Pierre Bourdieu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实践=资本(动力资源)×习性(内在倾向))+场域(位置)。在该理论中,场域可以看成一种关系网络,即主体所处的环境。在场域中,资源总是稀缺的,社会空间是根据不同形式的资本分布按等级构成的,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随着他们相对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形式的构成变化而变化。场域中的主体都在不断积累资本,从而改变自己所处的位置,获得更多权力。

个体不断积累资本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对不同资本形式的“投资”,投入某些资本以增加其他资本并最终在象征性的场域中获得社会权力。例如,拥有较高经济水平和文化资本的个体自愿参加健身活动,这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投资,在健身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资本反过来会进一步增加主体的经济资本,并可能产生“健康生活方式”的符号资本。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在做出选择时总是受到其资源和社会身份的约束和影响。Bourdieu提出的习性概念则是将个人的理解和选择(如健康生活方式)与个人行动的结构性约束或影响(可获得的资本)結合在一起。习性是一种持续的、内化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它是资本与场域之间的机制,推动着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行动者们采取某种特定策略,积极参与场域的博弈或远离博弈旁观伺机,体现了人们对社会环境做出反应和积极处理的方式。

综上,不同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建立和保持 “健康”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机会不同,这体现了健康促进与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之间的逻辑相通性。健康促进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特定的习性,它是由代理人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赋予个体的实际意义决定的,即拥有不同资本的人对保持健康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同的。此外,分析健康促进行为时应该将场域中拥有不同权力和地位的群体联系起来,这些行为者之间存在多维度、竞争性和充满权力的历史客观关系。本文以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研究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健康促进场域中资本总量构成及种类分布,进而对宏观调控及中、微观执行的实践逻辑进行习性变迁研究,总结各行为主体为获得健康而采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并探讨由于这些措施而发生的个人层面的资本纠缠及其导致的个体健康风险认知与健康行为的提升。

三、在线符号行为机理解构及其对健康促进的作用路径探索

(一)健康码的释放机制

防疫期间,为了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管控,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全国各地开始推广“健康码”数字化防疫措施,公众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以打卡的方式填写个人信息来获取健康码。健康码分为红、黄、绿3种颜色,随着健康码的使用不断普及,逐渐发展出“金色皮肤”、护盾图标等特色符码。申请者健康码的种类是根据大数据综合判断的,其评判标准源于申请者的空间位置信息(如居住和工作等地点、出行路线等)、时间信息(如外出的次数和外出的时间长短)、社会信息(如人际关系、近期接触人群等)以及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情况信息等,这些信息是导致符码差异并最终决定公民通行权利的主要依据。

信息系统为社区提供了各类级别的声誉符号,并保证了符号行为规则的最终实现。由于信息系统的支持,在线健康社区跨越了地理局限,成为个体、企业和政府各方参与者进行在线符号行为的最重要场所。

(二)符码行为的流动场域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了更好防控疫情,产生了符码、健康码等在线符号,实质上这类在线符号对社会空间进行了象征性的区隔。与特定且相对稳定的医疗系统场域不同,由于健康符码的产生和使用而形成的场域会随着个人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使用而发生流动,传统医疗场域中的地理边界被淡化,公民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终端定位、打卡等措施获取健康符码,健康符码所承载的象征性意义决定了个体能否自由行动。在符码监控的虚拟场域中,政府、组织、社区和个体都是参与者,不同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最佳效益会通过施加不同的措施从而影响个体的资本存量与结构,进而实现个体的健康促进。符号可以发挥识别不同参与者群体的区隔功效,而符号级别越高,代表该群体或个体在流动场域中所拥有的资源权利越大,其举措对资本纠缠发生的作用就越大。

符码监控系统是人类的社会物质化呈现,具有象征意义,涉及四大资本的动态纠缠,是政府、组织、社区以及个体之间实践互动的体现。在该系统构成的虚拟场域中,各个行动者为实现自己的最佳效益,维护并提高自己在场域中的权利和地位,会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竞争。政府领导多部门共同协作,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运行机制、监控通报发布机制和预警响应机制,统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两个大局。社区和组织积极推动疫情防控科普宣传、监督并协助个体使用符码系统,是政府实现疫情评估和防控决策的关键力量。此外,符码等在线符号是象征着个体的疫情风险和健康状况,个体会为获得访问权利积极行动,从而确保了符码监控系统的实施有效性,进而实现个体健康促进。

(三)在线符号行为机理解构

本文引入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基于关系型思维创造性地对在线符号行为下个体健康促进的实践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流动场域中,个体拥有不同的在线符号(如健康码是否拥有盾牌)导致其在场域内的位置和空间发生变化。为了争夺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空间,个体会采取各种策略抗击疫情。此外,由于个体处于流动的场域中,其资本的变化不仅受个体的策略影响,还受场域中各个级别的主要参与者影响,不同级别的主要参与者将通过不同的举措与个体的资本发生纠缠,从而改变个体的资本存量及结构。同时,不同级别的参与者之间所持有的资本不同,从而导致了差异化的权利,因此其举措所引致的与个体资本发生纠缠的作用效果也不同。

1.符码监控虚拟场域中的资本及转化

场域运作的原动力“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的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行动者拥有的原始资本决定其场域中的初始位置,行动者在遵守场域规则的基础上,在场域中进行资本的比较、交换、竞争以及再生产,获得更多的利益。符码监控虚拟场域中包括政府、社区、组织和个体,各个行动者在场域中的活动都出于物质或非物质目的。Bourdieu认为,资本的四种主要类型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且各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中国的抗疫实践场域中,个体的健康促进行为不仅体现了自身习性的改变,还体现了主体通过将自身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从而建立获得和维持自身通行合法地位的内在机制。

2.个体健康促进习性改变的运作机理

在流动场域中,个体总是不断通过与其他参与者互动来调整和完善自身行为,从而逐渐形成其特有的健康行为习性。上述过程是动态发生的,因此,本课题除了构建在线符号的静态作用机理,还考察主要参与者如政府部门在线符号行为、企业(社区)在线符号行为和个体在线符号行为所产生的动态过程,演化其中的要素变更过程,探讨流动场域中的个体、政府部门和企业(社区)等的符号行为对个体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

(1)经济资本与健康促进

在符码系统的健康场域中,个体拥有的“经济资本”来源于政府拨款、企业和社区的捐赠以及个体的资本积累等。符码监控系统的研发投资和维护资金、人力成本、疫苗的研发和免费接种等,为个体获得符码并取得通行权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此外,企业和社区是落实政府政策的重要主体,除国家统一的符码,它们可能还会采用自制的符码系统。该系统可能要求个体进行定位打卡、健康信息申报以及做出承诺等。这些符码的开发及应用需要企业和社区投入经济资本。同时,企業和社区往往会为个体提供免费口罩、消毒酒精以及卫生纸等物资,以确保员工或社区成员的健康状况。同样,个体的经济资本也会影响其获得符号资本的能力。相较于经济资本较低的个人,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积累的个体在获得和维持健康码时具有更多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更高质量的抗疫物资、及时寻求高水平医疗帮助、减少公共交通出行等方式促进个体健康,从而最大程度避免出现健康码变黄、变红的情况。在符码的监控场中,经济资本的投入一方面体现在个体必须通过符码来获得通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些经济资本帮助个体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来保持身体健康并获得通行的权利。

由于政府投入大量抗疫资金进行统筹分配,企业和社区积极响应相关制度,个体为获得通行权配合使用这些制度,最终将一些列为获得健康符码而进行的健康促进行为内在化为个体所拥有的健康习性。

(2)文化资本与健康促进

文化资本是符码监控场域中抗击疫情的重要补充。Bourdieu(1989)认为,“文化资本”是通过传统的精英阶层、家庭地位、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语言能力和写作技巧等产生的。在抗疫过程中,政府管理人员会通过许多事物来行使文化资本给他们带来的权力(如管理媒体舆论、给群众普及抗疫知识、实时更新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新动态等)。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部分地区的政府推出独具特色的健康码,包括在注射疫苗后融入盾牌图标、当地象征物以及音效等。这些文化元素的加入,极大程度地吸引了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不仅是对接种新冠疫苗的宣传,最终还能够转化为增强接种疫苗自豪感、满足公民心理需求的符号资本。文化资本在企业和社区的抗疫过程中也同样重要,如使用签到和签退的表格、制作抗疫宣传海报和健康码小程序的二维码海报、举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讲座等。

文化资本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高效率、低成本推进社会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政府、企业和社区文化资本的输入,让公民习惯性地认识到抗击疫情的重要性以及使用健康符码的必要性,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参与者的“符号暴力”。文化资本的客观资源配置在符码监控场域中转化成符号资本,导致公民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即这些积极参与防疫知识培训、拥有健康绿码以及获得了“疫苗接种者”盾牌标识的公民行为被认为是正确的。由于这些习惯和倾向的产生,预期的健康促进行为才得以产生,从而为恢复全国经济生活秩序奠定了基础。

(3)社会资本与健康促进

我国的符码监控系统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本[10]。由于新冠病毒较强的传播性,一旦有一人的健康码变色,就往往会采取全家隔离和社区封闭的措施,因此,社区或企业在防疫期间会增强内聚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内部沟通及时有效、促进和谐健康、充分发掘内部凝聚力。个体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码可以正常通行,不仅会加强个体的健康促进行为,还会增加对所处社群的关注和互动,以积极团结的态度共同抗击疫情。同时,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地位的人,其健康促进行为也会有所差异,那些更有影响力即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将利用他们的权力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并将这些信息和资源传递给他的亲戚、朋友或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此外,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网络的中心地位[11],会受到大量且持续的关注,致使他们往往会在维持自己健康码方面付出更多努力,采取更多的健康促进行为。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艰难时刻,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体带来关于疫情的信息和知识以及相关的资源,一旦公民获得了这些信息和资源,就更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健康码和通行权。因此,处于符码监控虚拟场域中的个体会积极竞争这些社会资本,并采取更多的健康促进行为,以期将社会资本转化为象征“自由通行”的符号资本[12],最终,个体的这种倾向也会使得符码监控机制变得更加有效,由此我国的防疫成效就更高,从而实现了低成本的疫情防控轻管理。

结语

本文引入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消除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视角的对立,从关系思维考虑结构与参与者的能动性,探讨疫情场域中个体与环境、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之间相互塑造、不断建构的动态关系。阐述了健康符码的保持作为一种在线符号行为,如何影响场域中的参与者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以及由于这些措施而发生的资本纠缠,从而为疫情防控场域中的健康促进提供更全面、多层次的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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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符平.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人文杂志,2003,(6):130-134.

[11]   Chen,Baird,Straub.Fostering Participant Health Knowledge and Attitudes:An Econometric Study of a Chronic Disease-Focused Online Health Community[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019,36(1).

[12]   Jayasinghe K,Wickramasinghe D. Power over empowerment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accounting in a Sri Lankan fishing village[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2010,22(4).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Symbol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 Based on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WANG Hui-feng, PENG 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vents. The information system, especially the code monitoring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in China. Based on this,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logic of economic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ymbol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habits and fields behind Chinas health promo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o conduct a study on the habits change of the practice logic of social reproduction of health promo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 symbols, as an online symbol behavior, can influenc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eld to adopt symbolic strategies and the capital entanglement at all levels behind these strategies, thus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 health habit turn.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ymbol; field; capital;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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