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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职能历史演进与历史发展关系的再认识

2023-02-20张寒生赵满红

皖西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藏书职能时期

张寒生,赵满红

(铜陵学院 科研处,安徽 铜陵 244061)

职能是指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与功能,一般来说,社会机构的职能就是这个机构所起的作用以及须负起的责任。在我国,学界公认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点是藏书史的起点。《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已有藏书之举。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图书馆的结构并不复杂,主要由文献、设施、人员、场地等构成,但是业界对其职能的描述可谓千人千面。目前比较具有权威的论述如下:1975年国际图联(IFLA)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概括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1981年我国学者于《图书馆学基础》这一专著中将图书馆职能概括为保存文化遗产、传递科学情况、进行思想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1]。此后,还有很多专家进行了拓延与补充。关于图书馆职能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界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关注图书馆职能问题并加以研究。图书馆职能是图书馆极其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也关系到了整个图书馆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向,特别是它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图书馆有两种类型的职能:一是基本职能,亦称自然职能,是古今中外任何图书馆都具有的职能;二是一般职能,亦称社会职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赋予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图书馆的社会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它以基本职能为基础,是基本职能在一定社会的表现形式。

图书馆的职能实际上就是社会要求图书馆发挥怎样的作用。它通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自觉主动的:社会有某种期待,图书馆就主动去做了。另一种是被动的:图书馆必须完成政府法律政策规定的任务。当然,两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图书馆的职能是社会赋予的功能。当然就与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革具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图书馆可能会扩大或强化某些职能。也可能会弱化甚至消除某些职能,但不容置疑的一点,图书馆职能的每一次演进,都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呼应,其根本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期待。

一、古代图书馆职能:藏书(文献保护)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献大国,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多是通过各种文献流传至今的。有了文献,就有了相应的文献收藏机构和收藏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史馆”制度,专门从事典籍的编撰、管理与保护。韩永进主编的《中国图书史馆史》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点定在了藏书史的起点——商周时期[2](P1-23)。

古图书馆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1)华夏文明的初始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甲骨文与金石文,越来越多的事件被记录下来,为了贮藏这些文献,专门的藏书处所和机构被建立起来,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藏书的起始阶段。(2)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形成阶段。随着中原文化的极大发展,简帛图书的数量和种类激增,藏书家增多,藏书机构逐步制度化,这一时期是中国藏书的发展阶段。(3)隋唐时期结束了中原地区延续的百年的战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经济环境较为稳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书籍的生产率有了新飞跃,私人的藏书活动数量,种类更加丰富。中国古代藏书的四大体系:馆藏、私藏、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至此全部形成,是中国藏书的发展阶段。(4)宋元时期,随着活字印刷术发明,图书得以大量印刷,中国图书馆进入印本时代。这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各类藏书家大量涌现,是中国藏书的兴起阶段。(5)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随着印刷技术效率被发挥到极致,图书的生产和流通达到了印本时代的巅峰,藏书家层出不穷。产生了大量藏书的思想和理论,古代藏书楼的发展趋于极致,是中国藏书的兴盛与成熟阶段[3](P5,397-410)。

尽管今天业内对中国古代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的研究存在着不同观点,而且认为“图书馆”是一个舶来词汇与中国古代藏书、藏书楼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图书馆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但有一点是不用质疑的,中国古代藏书、藏书楼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渊源深厚,不可分割。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延帛千年,藏书事业不可能不受到哪个社会和时代政治、经济、战争、宗教、科技等因素的影响。杰西·H·谢拉说,“图书馆是社会的这样一种新式新生事物: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了人类大脑的记忆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生了”[4]。帮助社会记忆和流传精神产品,这便是图书馆最早,最特殊的社会角色。藏书,也是图书馆最初始的职能,它源于社会的期待。

二、近代图书馆智能:教育(启发民智)

近代图书馆既是中国古代藏书逐步衰落与近代图书馆日渐兴起的历史,又是藏书私有走向公共的历史,亦是古代藏书思想转向近代图书学的历史。

从图书馆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公共图书馆运动(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新图书馆运动(1910-19-25)、近代图书馆发展(1928—1937)、近代图书馆衰落(1937—1945)和近代图书馆澶变(1945—1949)等几个历史时期。在这几个历史时期,图书馆发挥的主要职能是教育(启发民智),这是因为它与百年的近代社会发展信息和变革相连。这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1960)、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维新变革时期(1895—1900)、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民国初中期(1912—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七个时期。

总体上看,清末是古代藏书衰落与近代图书馆的兴起和发展时期,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强化,藏书职能退居其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开始传入中国。但热衷于洋务的官员,主要着眼于兵器制造,筑路开矿等具体技术知识,而绝少注意到西方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和影响。以提倡新政著称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所撰的《书目答问》也仅囿于四部图籍,学习科学技术,而绝少提到西学文献。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掀起“争夺”租借地的狂潮,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瓜分危机。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冲击下,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沉酣予几千年传统士大夫们悚然惊醒,正如康有为所说,“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幡然而改者”。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开始走上了学习西学、变法图强的道路。并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把兴办教育、建立学堂、开发民智作为学习西方和改良社会的首要内容,而兴办新式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西方式图书馆。新型图书馆的思想既由此形成,奠定了中国兴办图书馆的思想基础,而后的中国图书馆基本上是按照此时形成的原则和思想发展的。

可见,教育职能从近代图书馆诞生伊始就与图书馆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延续至今。以前颁布的图书馆《章程》《规程》《条例》并没有明确图书馆职能这个词或概念,而是以规定、任务等来体现的,但无论是官办和私办的各种新型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均无一例外地将教育职能列入其规定的首要内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徐树兰、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韦棣华、沈祖荣、李大钊等的办馆理念和学术思想均突显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在这里,要着重提及一下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图书馆学家。在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五年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重要论文,最早从理论上对我国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代表了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最高水平。李大钊任馆长期间。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阵地,为此购置了大批国内外进步书刊,其中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余种进步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等40余种马列主义著作,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5]。在李大钊领导下,北大图书馆实际上成了我国最早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思想阵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当时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周评论编辑部等,也都是以北大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北大图书馆直接影响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最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其他还有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高君宇、何孟雄等。据历史研究,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许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均与北大图书馆有关,足可见图书馆教育职能的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教育职能所体现的目的、内容、方式、手段等不同而已,归结一点就是社会的期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49年版赋予公共图书馆的角色期待,就是社会教育。这也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

三、现代图书馆职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在中国的崩溃和百余年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纪元。中国图书馆也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发展是曲折的,但总体上是前进的,图书馆职能,总体上也是呼应社会历史发展来发挥的。

(一)建设时期(1949—1977年)

这是由这一时期规定的服务对象、任务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建设时期。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1949年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工农民。1955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的定位,公共图书馆是以书刊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化事业机构。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57年,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倡导在全国实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图书馆事业发展大起大落。特别是受到苏联图书馆“意识形态功能”思想影响,导致图书馆的“泛政治化”,但从总体上看,图书馆建设仍取得重要成绩。1966-1976年期间,图书馆成为阶段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和为阶级斗争服务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甚至唯一职能,图书馆的保存文化遗产、藏书宣传教育、传递科学情报等社会职能被弱化,图书馆事业出现大滑坡、大倒退。

(二)发展时期(1978—2000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92年,我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两项“头等大事”,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宏观层面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图书馆的纲领性文件,依照时间顺序,主要有:1980年,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2年,文化部发布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年,中宣部、文化部等联合下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的工作报告》。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出台,文件中明确提出,咨询业和信息业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微观层面上,由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图书馆事业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办馆条件明显改善,图书馆工作逐渐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各类图书馆管理体制逐步健全,图书馆教育空前发展。1949至1977年,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会议,制定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和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6]。自1978年开始。有大批高校设置图书馆学专业,如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辽宁大学、安徽大学、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1978年,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图书馆学、目录学)。国际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开启科教兴国战略。改变了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和服务方式,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主要围绕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科教兴国战略,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主要体现在呼应社会需要或是政府正式出台相关政策中,以及对图书馆任务的规定等方面总结出来的。这一时期,学界开启对图书馆职能的专门研究,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提出图书馆的职能:传递科学情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思想教育、保存文化遗产。吴慰慈、卲魏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认为图书馆的职能:社会文献流整序,传递文献信息、开发智力资源与进行社会教育、搜集和保存文化遗产[7]。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我国图书馆的立馆之本与决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成熟发展的象征,与国际图联在1975年提出的保存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技术情报、开发智力资源的图书馆“四职能”基本上是一脉相承,而且还有所发展。

(三)繁荣时期(2001年至今)

进入新千年新世纪的时刻,整个国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奋斗,我国改革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科教兴国战略成效日益。中国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发展已经不是量的增长,而是质的飞跃。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国家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一,文化建设与图书馆息息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对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有更高的要求,中国图书馆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8]。它意味着我国公共图书馆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借阅、典藏等传统的基本任务,图书馆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周期。党的十七大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确立为发展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和实施,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语境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一项重要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要求。在此期间,党中央还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也是对图书馆更好发挥社会职能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宗旨对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新时代什么方向前进,坚守什么发展原则和服务理念,承担什么历史重要等都出了明确指引,公共图书馆在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有了方向和定律。这一历史时期,图书馆最主要的职能是文化保障、文化服务、文化传承、文化教育、文化创新。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中国图书馆事业应该如何发展,图书馆的职能如何趋向和定位,这是我们每个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者从现在起就急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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