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恺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

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刘长胜

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攻占上海后，未敢贸然进占上海的租界区。这样，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和法租界就成为了日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岛”。从这时起，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完全进占租界区为止，称为上海的“孤岛”时期。这一时期，隐蔽在租界里的江苏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除领导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反日斗争外，还针对日伪当局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在保卫党组织安全，配合党中央侦知日伪战略战术情报和揭露日、蒋、汪勾结内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孤岛”时期的形势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苏省委机关一直设在上海，秘密领导着上海和江苏等地的人民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驻上海的原党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接连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到1935年，驻在上海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只在“文委”“工联”“情报”等个别团体和系统中还有一些党员在活动，但相互之间已没有联系。

1937年11月初，经党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负责领导上海市和江苏、浙江两省沿沪宁、沪杭铁路线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和开辟敌后武装斗争。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等人组成，刘晓任书记。省委下设军事、工人、职员、教育界、妇女、难民、外县等运动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后不久，上海即告陷落。但是，江苏省委牢牢抓住“孤岛”时期租界内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将工作重点转向基层的工厂、企业、学校和难民收容所。省委下辖的各工作委员会结合本系统的工作环境和群众特点，充分利用合法手段，发动领导了各具特色的群众性反日斗争。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日斗争，日本侵略者并不甘心任由其发展壮大。他们除持续向租界当局施压外，还网罗和豢养了大批汉奸走狗，在上海滩大肆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首当其冲，成为日伪特务重点迫害的对象之一。一时间，恐吓、逮捕甚至暗杀接二连三地发生，上海被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下。

上海妇女界领袖、共产党员茅丽瑛的遇害，就是日伪特务策划并实施的一起极其恶劣的凶案。1939年7月，为了救济战区的难民和支援游击区军民的抗日斗争，茅丽瑛在租界内发起举办了物品慈善义卖会等活动，引起日伪特务的特别注意。面对特务的恐吓和监视，她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依然坚持工作。12月下旬，茅丽瑛在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被穷凶极恶的日伪特务所暗杀。茅丽瑛的遇害，凸显了复杂严峻斗争形势下情报预警的重要性。事后，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不少党员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想要在日伪环伺的“孤岛”里生存发展，必然要设法自卫，而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拉出来”或“打进去”积极地开展对日伪情报工作，并将它作为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

与此同时，随着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角度来看，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并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而国民党政府内部更是出现了反共妥协的逆流。从国际角度来看，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日益加剧。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必须要开始考虑和处理带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因而急需国内、国际两方面关于政治、军事的战略情报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以保证继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此时，党中央远在陕北延安，交通不便，信息较为闭塞，因而沦陷区各级党组织作为党中央“耳目”的作用就显得愈发重要。而上海地处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在党中央的情报工作部署中更是占据着重中之重的位置，迫切要求江苏省委主动担责，积极协助党中央侦知日伪战略战术情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内部情报。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江苏省委的情报工作开始逐步铺开，并经历了从派遣个别党员打入敌内到成立专门的情报工作机构，从获取预警性、保卫性情报为主到获取重大军政战略情报为主的转变。

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江苏省委成立之初的两年间，情报工作尚处于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省委对所属党员的要求是“有闻必报”，即发现重要情况必须及时报告。此外，江苏省委也意识到了“打进去”的重要性。1937年12月，省委在《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中指出：“除了在敌人的工厂中，敌区的农村中，一般的市民中，我们要设法进行组织工作外，在敌人支持的伪组织武装队伍、交通机关及军队中，我们也应有计划地打进去。”此后，一旦时机成熟，省委便会积极鼓励所属党员向日伪内部进行渗透。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上海的日伪势力加紧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江苏省委的斗争环境日趋恶化。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1940年春夏，江苏省委成立了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情报工委”），由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分管，专门负责搜集和调查日伪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兼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情报工作。“情报工委”由张承宗担任书记，史永（又名沙文威，沙文汉胞弟）和姚家本担任委员。

张承宗，浙江镇海人，1910年出生，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工作，掩护身份是一家银行的职员。由于张承宗的真实政治身份被日伪所掌握，江苏省委将其调离原岗，担任新成立的“情报工委”书记，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规定他只领导单线的个别党员，不接触公开的群众运动。据张承宗晚年回忆，在“情报工委”工作过的有张心宜、柯执之、赵铮和赵承泰兄弟、郑振华、王大超、吴复培、黄征凤、袁锟田、张纪元、张子良、朱文蔚、梁万程等十多人。“情报工委”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其开展工作主要不是靠人多，而是靠打入敌内之深和范围之广。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合影（左起：吴克坚、张承宗、沙文汉、刘长胜）

“情报工委”的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打入日伪内部和国民党组织的情报人员，这其中以赵铮比较具有代表性。赵铮，江苏扬州邵伯镇人，1938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五六月间，受江苏省委派遣，赵铮化名赵承鑫，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工作，历任第二警卫大队会计、总部会计科科长、特种警察署总务科科长等职。赵铮做事认真，很快得到“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的信任，常被叫到“76号”财务室帮助工作。赵铮利用这个机会，看到了“76号”的机构表和所有人员的花名册。尽管这些表册并不完全准确，但在当时而言对党组织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40年春夏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赵铮转由“情报工委”领导。1941年10月国民政府军统人员陈恭澍在上海被“76号”抓获，1942年3月国民政府秘密派驻上海负责党部工作的吴开先被“76号”抓获，这些情报赵铮都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党组织，使党中央掌握了日、蒋、汪之间的新动向。1942年汪精卫设立“委员长四省行营”，制定《四省行营训练计划》，准备对汪伪军队骨干实施轮训，以增强“作战力”和“对领袖忠诚程度”。赵铮因参与制定整个计划的经济预算，所以很快拿到了原始文件，并秘密抄录后交给了党组织。

此外，蔡秉贤也是“情报工委”一位颇为重要的情报人员。他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广东商人家庭，全面抗战爆发后，毅然奔赴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在根据地，蔡秉贤系统地接受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训练，并于1940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返回上海，转由“情报工委”领导，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位于法租界库信路的家中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1941年，蔡秉贤的一个同学邀请他加入军统的外围组织——上海抗战建国青年团，经请示党组织同意后，他成功打入其中。第二年，蔡秉贤又打入了军统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当收发报员。由于他行事谨慎、技术过硬，后来一步步晋升为军统电台上尉台长。蔡秉贤利用工作之便，向党组织提供了重庆军统总部和上海特务组织的来往密电，以及军统内部的各种情报信息，一度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的专电表扬。

“情报工委”的另一类人员是交通员。由于情报来源渠道很多，出于保密的需要，“情报工委”在上海市内设置了专门的交通员往来传递情报，接头地点往往选在电影院、医院等便于隐蔽的地方。“情报工委”规定，交通员必须政治过硬，有较好的社会职业作为掩护。情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定期由交通员在接头时取回交张承宗处理。如遇紧急情报，情报人员需第一时间向指定的联系人进行汇报，再由“情报工委”派交通员去取。

当时，柯执之是张承宗的秘书兼交通员，社会职业是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秘书，职业掩护条件较好。平时柯执之受张承宗的单线领导，工作任务是把下面的情报收上来，经整理加工后再转交江苏省委的交通员，直至上报到延安的党中央。柯执之做事细致，每次接到任务后会将情报妥善伪装，绕开闹市区和交通要道，避开日伪的巡逻和盘查，最终安全无误地将情报送交到规定的交通员手中。张承宗还要求柯执之每星期分别与中央情报系统的交通员、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和省委各工作委员会的交通员碰头一次，不管有无情报，风雨无阻。为了各自党组织的安全，交通员之间互不知晓各人的姓名和住址，更不准发生横向的关系，如遇特殊情况，各自向领导汇报，再采取别的方法进行联系。

张承宗（左）与弟弟张困斋烈士（右）合影

江苏省委并不掌握无线电台，所以无法和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系。省委搜集到的各类情报，主要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电台和随后党中央设在上海的李白电台直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案头。据有关资料记载，仅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电台，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向党中央报送的情报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各个时期派来中国的兵力、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武器装备、登陆地点、侵略行动计划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部队的情况；蒋汪等勾结日本，进行秘密和谈的内容、条件以及和谈代表的名单等；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瓜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各爱国人士对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等。由于年代久远，上述情报中到底有多少内容由江苏省委所侦知，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江苏省委搜集到的情报及时、准确、重要，对党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的参考作用。

江苏省委的撤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区。这使一直在“孤岛”坚持斗争的江苏省委面临更加险恶的环境。日伪进占租界以后，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禁止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日伪特务和宪兵更是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开黑名单，把抗战初期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抗日积极分子作为逮捕的对象。

为了保存党在沦陷区的力量，1942年8月，党中央决定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及区委以上负责干部由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只留少数负责干部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各部门之间实行更加严格的秘密工作制度。“情报工委”书记张承宗在接到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的转移通知后，立即对“情报工委”有关人员进行了妥善安排。他把柯执之的关系交给了教育界的周克，其他情报人员的关系，则交给了刘长胜和史永，由他们分头转出去。其中一些人，随后加入了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8月，江苏省委撤离上海前夕，“情报工委”解散。此后，包括张承宗在内，江苏省委的200多名党员干部陆续撤退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1943年1月，党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成立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刘晓、刘长胜先后任部长，领导江苏、上海等沦陷区的地下党和统战工作。随着江苏省委的撤销，江苏省委的情报工作最终结束。

江苏省委从1937年11月重建到1943年1月撤销，在5年多时间里，充分发挥了党在沦陷区红色战斗堡垒的作用。这其中，情报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省委所属党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未发生大的破坏性事件，并向党中央报送了一份份沉甸甸的情报，为党中央正确判断形势，及时掌握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和工作部署，提供了坚强保障。

此外，江苏省委在开展情报工作的成功实践中，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隐蔽战线工作者。省委撤销以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旧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发光发热。如“情报工委”的张子良，后成为华中局情报部的一名政治交通员，定期往返于根据地和上海之间，传递情报和重要指示，护送党的高级干部。又如蔡秉贤，解放战争时期仍旧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秘密为党搜集情报；甚至到了上海解放初期，蔡秉贤经批准继续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敌台通报，以骗取敌人信任，了解国民党方面对潜伏和派遣特务的部署，为上海市公安局破获多起重要敌特案件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