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胜男

周恩来在巴黎的工作地和住处门前的留影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求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1920年底，经受五四风暴洗礼的周恩来，决定赴欧洲勤工俭学。在欧洲求学期间，他在考察推求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在斗争实践中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创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为共青团思想建设指明理论和实践方向。

一、筹备到创建：为“我认的主义”宣传奔走

初到欧洲的周恩来，在了解欧洲社会真实面貌的同时，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由一番考证比较后，他愈加明晰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根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明了革命斗争须秉持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原则，要以因时制宜的理念开展运动。同时，他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1921年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参加拒款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实践中，周恩来等旅欧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唯有建立起具有核心领导力的革命组织，斗争方有胜利的可能性。1922年初，赵世炎与周恩来共同发起，邀请部分旅欧华人团体代表，在巴黎商议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相关事宜，对组织名称、领导机构、纲领文件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为了推进筹建进度，周恩来与赵世炎等进行了大量理论准备工作。周恩来更是往来于德法之间作讲演，与赵世炎在通信中共同商讨组织建设的计划与步骤。他们一致认为，创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作为劳动阶级解放运动“先驱”和“前卫”的革命组织，是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关键。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举行了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大会，大会共持续了3天。期间，与会代表讨论并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决议统一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进行集体投票，表决通过加入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同年11月，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派李维汉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举行临时代表大会，正式将组织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举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对于团员条件、团的组织、纪律、会议、报告、机关、机关报、经费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会后，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内团中央提交报告，详细汇报了二月临时代表大会的经过、内容及其前后情形。在此时，周恩来收到中央许可加入的信，欣喜地表示：“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至此，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初具规模，在欧洲大陆高扬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成为领导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其他旅欧华人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核心。

二、理论学习：“学，学共产主义”

正所谓理论清，方向明，政治上才能愈加坚定。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强领导下的组织，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最紧要的事情。周恩来充分认识到加强共青团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规定旅欧共青团的职责及今后的行动目标大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即“学，学共产主义”，要求全体团员担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责任，在深耕理论中锤炼自身坚强党性。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要求全体团员加入研究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一为聂荣臻，左六为李富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理论的学习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这是“学共产主义”的源头和根本。唯有通过原原本本的学习，经由与思想家的“沟通对话”，方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与“血肉”。在学习过程中，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广泛阅读了大量英文、法文和德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诸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法国共产党党报《人道报》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同时还学习革命导师的生平传记，如《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列宁传》等。在阅读过程中，周恩来积极示范，认真地做批注、写笔记。其中，在翻阅《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时，他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诸如“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等句子下画了着重线。此外，青年团员还阅读反映俄国革命和建设情况的《俄国革命纪实》等小册子和书籍。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自编《共产主义教程》的学习材料，刊印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中文译本，组织精通外文、理论水平高的团员撰写解读文章，以此回应团员在理论学习中的思想困惑和理论所需。

以交流讨论会的方式对团员进行理论训练，是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提高学习效果所采取的一种重要措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训练部通告第一号》明确规定，支部要定期举行讨论会，除了支部会议外，每月至少应举行两次讨论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组织。在交流讨论中，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常以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重大问题为中心议题，邀请与会团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发表意见和见解。譬如在“共产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拯救中国的良方”问题上，周恩来经过思考写下《共产主义与中国》，基于中国具体经济现状立论，通过与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进行比较，阐明“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的观点。这种以交流讨论的方式开展理论学习，既能使团员聚焦讨论议题，强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对于中国实际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思考，从而为日后回国尽快投身革命奠定基础。

理论学习并非高谈阔论，而是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思想的同时，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开展深入思考。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内部刊物《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中，就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实地应用的方略”，“是要亲自去群众中去领会的”。根据要求，旅欧团员们积极参加所在国家举行的工人罢工。周恩来作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每周都会有一部分时间精力花在基层运动中，或是冲在一线参加相关罢工斗争，或是带领党团员宣讲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面对西方列强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的主张，周恩来更是冲锋在前，以《少年》杂志社名义组织并参加了旅法华人大会，驳斥国家主义派曾琦提出的反动荒谬言论。他还向大会提交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揭露列强意图共管中国铁路的用心，号召大家“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会后，周恩来被推举为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书记股中文书记。为了争取到法国等国家的支持，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召开记者会，由代表向参加记者会的二十四家媒体说明“共管铁路”主张的由来、目的和影响，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次日，法国各报发表文章声援旅法华人的爱国斗争。后来，迫于多方的舆论压力，列强再未提出共管铁路的主张。这一次反对共管铁路的斗争实践，可以看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共产主义者，不仅坚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运用于斗争实践之中。对此，聂荣臻曾回忆说：在欧洲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三、办刊宣传：“理论的《少年》”与“实际的《赤光》”

身处思潮涌动的欧洲社会，如何应对无政府主义者、新教徒们、国家主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攻击与无端指摘，是旅欧共青团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加强思想建设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周恩来等人组织团员们共同创办机关刊物开展宣传工作，与非马克思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华人。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做的说明：“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这两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逐步成为了指引勤工俭学生朝着革命方向前进的指路明灯。

《少年》创刊于1922年8月，是旅欧共青团早期机关理论性刊物。周恩来曾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中说明创办缘由：一是对外消除“宣传障碍”，二是对内“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因而，《少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常常摘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事迹与思想论断，例如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的《论权威》、列宁的《告少年》。此外，关于共产国际的纲领文件、组织通告、新闻报道等内容也经常会在刊物上出现。

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

周恩来作为《少年》主要撰稿人，在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何以科学、中国当走何种道路等问题结合实际考量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解答了受非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大青年诸多思想困惑。面对无政府主义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宗教迷信的污蔑，周恩来写下《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维度严正指出共产主义者一向视宗教为人类痼弊思想的“毒药”，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具科学性的，是能够经得起“在‘实际’上来‘试验’”，是在实际试验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在论证中国革命道路时，《少年》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倡导的改良主义道路。胡适鼓吹中国无需发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只需成立由“好人”组阁的“好人政府”便能解决问题。这种“好人主义”论调曾一时甚嚣尘上，迷惑了不少具有调和折中思想的青年。周恩来在《少年》第6号发表《评胡适的“努力”》，澄清“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指出胡适的“好人主义”思想不免等同在破漏将倾的房子添上无用的补丁，而共产党人决心要以革命精神担当起实现民主革命的大任。据统计，《少年》共出版了13期，以鲜明的观点、严密的论证、有力的宣传，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团结在旅欧共青团周围，占据旅欧华人的宣传主阵地。

经国内团中央指示，1923年6月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改月刊《少年》为半月刊《赤光》，由周恩来担任刊物主编。较之于《少年》，《赤光》依据当前革命形势，设有“讨论”“信函”“摘要”等专栏，通过对典型事件的报道与评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告诉人们为何要革命、如何去革命，从而启发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主动性，引导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萧楚女曾撰文评价《赤光》“言论颇犀利而允当”，“对于欧洲方面的时局观察，颇能予人以一种明瞭确当的观念”。

基于谙内情、明情势、凝共识的职责使命，《赤光》一方面立足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现状，揭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的尖锐矛盾。周恩来在《赤光》上发表《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对华政策》等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尤其是与封建军阀相勾结后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指出列强表露出的“对华善意”实为进一步侵占中国攫取利益，号召大家要看清帝国主义对华亲善政策的本质，应当依靠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掀起革命浪潮反抗帝国主义，谋求中国独立。另一方面，《赤光》客观报道国内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论证国民革命运动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中，周恩来提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革命、商人罢市等斗争运动，指明“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在《赤光》第2期发表的《革命救国论》中，周恩来全面分析了中国革命存在的敌、我、友三方的力量，指出海外华侨、劳动阶级、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是最为值得注意的革命力量，并判断若是革命政党注重团结发展这五方力量，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据统计，在现有的15期《赤光》杂志上，周恩来共发表了37篇相关文章。《赤光》以其鲜明的战斗性特质，不仅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发行，而且还得到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专门推荐。这对于加强旅欧共青团与勤工俭学生之间的联系，用党的政策主张教育影响旅欧华人，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其中，“《赤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宣传效果，首先是因为周恩来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并亲自领导的结果。他亲自撰写文章，以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教育大家坚信共产主义”。

四、论辩明理：“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

旅欧共青团思想建设不仅在于理论学习，不仅在于办刊宣传，更是要在实践中加强理论的宣传，澄清各种思潮对于共产主义的诘难，从而在论辩针锋中达到“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的目的。

早期，无政府主义宣扬的巴枯宁主义和出版的《工余》刊物，受到勤工俭学生的广泛关注，在一个时期内站在了旅欧共产主义者的对立面。对此，旅欧共青团员在思想上、实践中都与之展开激烈的论争。

在周恩来看来，无政府主义是“高谈空想的艺术”，是“陷中国于歧路的麻醉剂”。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以李石曾、吴稚晖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着“自由博爱”“人人平等”“真善美”的幌子，鼓吹个人思想和绝对自由，诋毁苏俄革命形势、唱衰共产主义。周恩来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等文章，有理有据，正面回应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在苏俄试验失败的诽谤，提出要从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来理解新经济政策，而实行的“中央集权”和“产业国有”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的需要，并且宣告共产党人有着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造社会的决心，但绝不是自由论者，亦不是只知服从的革命者。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散布的华工总会无需存在、共产主义亦有坏处等谣言，一向重视团结华工群体的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少年》发表《论工会运动》一文，批驳行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指明工会的作用在于破坏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指导以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胜利。在批驳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旅欧共青团逐步在学理层面揭示出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争取到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青年加入共产主义革命队伍。

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旅欧青年以信仰国家主义自居，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兴办刊物《先声报》，刊发大量反共反苏文章，认为只有发展实业经济、实行国家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后期旅欧共青团论辩争锋的主要对象。曾琦等人打着“爱国”的幌子，宣扬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否认阶级对立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改良妥协色彩。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诽谤攻击，周恩来清醒地觉察到国家主义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指出共产党人倡言的救国运动并非狭隘爱国主义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推翻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他更是在1923年举行的旅法全体华人大会上报告由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列举巴黎和会、华府会议、临城惨案等事例，批驳曾琦在发言中提议的“暗杀”等荒谬主张，揭露如今提出的“铁路共管”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在华“门户开放”“利益冲突”的进一步举动，阐明由军阀组成的北京政府是不可信的，号召大家本着民族自决原则，联合起来共同抗争，从而摆脱列强的欺凌宰割。这次的直面争锋是从政治上对国家主义派的思想理论予以彻底批判。此外，周恩来还经常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聚居的地区，在各种群众集会上，与国家主义派辩论，展开面对面斗争，消除国家主义派的影响。何长工曾回忆说，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实业救国”思想中解放出来，“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等的宣传和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

对于国共两党形成的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恶意挑拨诋毁两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歪曲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等同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认同三民主义，存在阶级妥协的倾向，在《先声报》连续3期登载了相关造谣污蔑的文章，出版发行《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专号》。为此，周恩来发挥《赤光》宣传主阵地的作用，撰写《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文章，基于实际情形阐释中国革命工作要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并立足于当前革命具有三民主义的性质，阐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指出国共合作并非等同组织上的混合，并非等同阶级妥协，旗帜鲜明地宣告“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产主义”。为了进一步消除国家主义派的影响，周恩来在出席旅欧华人各团体负责人集会时，将各团体联合会的共同宗旨定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主义”更为彻底性革命性的口号，从而抨击曾琦等人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敌”的迷惑性主张。在激烈的论辩争锋中，周恩来等旅欧共青团成员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与革命自觉，有力地配合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批驳错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