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唐洲雁 赵 辛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说明了调查研究对了解情况、作出决策、解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重要思想是针对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亦即“本本主义”）倾向而提出来的，是从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揭示了认识来源于实际的普遍真理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出自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该文作于1930年5月，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寻乌调查前后的间隙而写的，原题为《调查工作》，后来因战事而散失。1959年，当时的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找到了石印单行本。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批示将这篇文章印发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他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页）3月13日，在主持“三南会议”时，他又谈起这篇文章，说他对自己的有些文章并不喜欢，但“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同上，第555页）。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本来，在写作《调查工作》之前，毛泽东还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觉得此文太短，表达不充分，就又改写了《调查工作》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遗憾的是，《调查工作》一文虽然被找到了，但《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却始终没有找到。因此后来公开发表《调查研究》一文时，毛泽东便把它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之所以深得毛泽东的喜爱，是因为它充分总结了毛泽东和我们党此前开展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堪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调查研究理论的奠基之作。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然后自问自答地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文章针对这种不做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瞎说一顿”，接连写下两个“要不得”，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对当时党内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亦即本本主义的愤慨之情，跃然纸上。

接下来，毛泽东对为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进行了具体论述，认为调查研究既是了解情况也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认识符合实际的中间环节。“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因此如果对哪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在这里，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文章认为，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它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文章还特别分析了不做正确调查的危险性，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种离开实际调查的唯心精神，表现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就是普遍存在的本本主义。为此，文章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那么，应该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呢？文章的最终结论是“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整篇文章自始至终强调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客观依据，揭示了认识来源于实际的普遍真理，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利器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教条主义充满愤慨之情，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之后，由于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建军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言行，致使党内和红军内部出现各种错误思想，其中一条就是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要拿出“本本”来。毛泽东对此很恼火，说他们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正是由于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盛行，红四军七大以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了四个多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红四军九大召开前夕回到部队，又抓紧做了半个月的调查。白天深入部队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晚上起草材料，撰写决议，包括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同时又对当时党内、红四军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找到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这就是开展调查研究。决议把调查研究提到了肃清唯心观念，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阐述，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把调查研究写入红四军党的决议，足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

《古田会议决议》和稍后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党和红军的调查研究工作。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各级政治工作纲领》，明确规定各级政治工作部门均有调查研究的职责，使军队的调查研究工作大为加强，并作为一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提高认识、不怕麻烦、明确要求等三条具体要求，并提出了两句著名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毫无疑问，这是对此前的《调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对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材料高度重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他曾两次动手（1937年、1941年）将这些材料编辑成册，取名《农村调查》，并撰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篇跋，其中第二篇序言和跋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文中再次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上升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高度来认识和阐述，认为它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同上，第791页）。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和认识世界一样，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的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联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的那场“大斗争”，毛泽东还感慨地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这些重要思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光大，调查研究也因此成为开展延安整风的突破口。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成为现实的需要、历史的必然。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掀起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高潮。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亲自带队，下去调研一年有余，回来写了调研报告《出发归来记》，其中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页）他的这种心情，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参与调查的党内高级干部的心声。

像这样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转变党的作风的事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导致党和国家陷入3年困难时期。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希望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指出，“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页）。

这次大兴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成果，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条例，包括农业6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林业18条、科学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等等。这些条例，对各行各业的恢复和整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也曾多次批评一些人“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的现象。他明确提出：“各级班子要搞好，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不深入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改进党的作风的利器，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个有效办法”（《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版，第118页）。2012年出台的“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2013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2015年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其中有一条就叫“谋事要实”。2019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2023年3月，党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充分说明调查研究永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四、“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同上，第115页）这就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属正确的决策，无不是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深入具体的实践探索，最终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调查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正确的决策只能是来自调查研究，这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一切领导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其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每一项重大改革，无不经历了全面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比如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21年，他在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学员的讲话中深情地回顾了这一决策过程，指出：“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我就到河北阜平县考察脱贫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且年年去、常常去，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扶贫举措，不断推进工作，带着感情去抓，带着践行宗旨的承诺去抓，最终在全党全国共同努力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同上，第13页）

正确的决策只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一半，最终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正确的贯彻落实加以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同上，第8页），“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同上，第115页）。这是他对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又一重大贡献。

还以脱贫攻坚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心念念的都是广大贫困地区人民群众，通过调查研究作决策并狠抓落实。从2015年开始，他就打赢脱贫攻坚战连续召开七个专题会议。其中2015年在延安市召开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贵阳市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16年在银川市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年在太原市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2018年在成都市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2019年在重庆市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每次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先到贫困地区调研，实地了解情况，听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然后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召集相关省份负责同志进行工作部署，加以贯彻落实。真正做到了调研在决策部署之前，调研在贯彻落实之中。正是通过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扎实有力的贯彻落实，终于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前夕，打赢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同上，第8页）。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既有丰富的调查研究理论，也有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他不仅全面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勤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新观点、新论断。这些观点和论断，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调查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