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金民卿

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并创立了系统完整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的重要发端，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开始孕育，在实践展开中进一步深化和丰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思想创新价值，对推进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实现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警醒，认识到掌握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建立自己领导的独立革命武装，以武装斗争反击反革命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开始孕育，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郑重提出，在秋收起义的实践中得到深化，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走向实践，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日益完善，成为党领导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原创性理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纷纷提出，要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主张最坚决，意见最明确。1927年5月，瞿秋白提出可以仿效水泊梁山的故事，招兵买马，与反革命继续周旋。1927年6月初，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时曾提出“上山”策略，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蔡和森提出要建立党自己领导的武装，“以暴动对付暴动”，提议叶挺所率部队用武力占领粤汉路，先占领湖南，以此为根据地再进攻鄂、粤等地。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是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3—884页）。周恩来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暴动计划，并就此同共产国际代表发生激烈争执。

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工作的部分同志来到武汉，毛泽东和李立三、郭亮召集这些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斗争岗位上去，如果在长沙等城市待不住，就到农村去，“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1927年6月24日，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要求各县的工农武装力量迅速集中起来，准备以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当然，毛泽东这次回湘任职时间极短，很快就被中央召回武汉，他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真正落实。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宁汉反革命即将合流的严峻形势和我们党的工作实际，作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判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上山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他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方法：一是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但是这种办法“实难办到”；二是上山，或者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同上，第205页）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生死存亡关头召开八七会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在此基础上，党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严肃批判并纠正严重错误，明确提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同上，第290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精神作了非常重要的发言，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论断。他基于此前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从领导权、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对大革命时期党的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一是强调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批评党中央在同国民党合作中总“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种放弃领导权、不作主人翁的做法是“一大错误”。二是强调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三是强调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四是强调党的组织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党中央应该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8页）

在这些重要观点中，“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重大论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上，第47页）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人民军队创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思想观点，强调了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持把军事斗争和发动民众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的片面做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武装斗争、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政权方面的自觉认识。

二、在实践展开中深化和丰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

在领导秋收起义的实践中，毛泽东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指出建立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深化和丰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强调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而且要在枪杆子上建设政权。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而要到农村“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927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是“很错误的”，提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毛泽东这个基于湖南和广东实际所作出的重要论断，已不单是保存力量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出路的问题，就是要在保存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到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夺取政权。也就是说，要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付诸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可以说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探索革命道路思想的萌芽，当这种思想萌芽同秋收起义实践结合起来，就能够转变成为强大的实践力量。

毛泽东在部署秋收起义时，进一步提出“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观点，丰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18日，他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强调，组建军事武装对于保证秋收起义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秋收暴动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就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建设好政权，使土地革命的成果获得坚实保障。一方面，军队是秋收起义成功发动并取得胜利的保证，“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另一方面，军事力量同创建政权密切相关，军队在夺取、巩固、维护和建设政权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秋收起义的部队和军事作出比较周密的部署。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毛泽东到安源张家湾开会布置秋收暴动时，首先组建了主力部队，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对起义部队的三路进攻路线作出部署。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工人部队夺取矿警武装，枪决反动官长，然后再进攻萍乡和醴陵，形成包围长沙的态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和安源，使敌人断绝了我们的退路；株洲区委要在株洲发动株洲的工农群众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的农民暴动。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平江义勇队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展。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余洒度第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这三路中，浏阳一路为主力军，因为这一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战，退可守。（同上，第157页）也就是说，在秋收起义爆发之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抓住枪杆子这个枢纽，把军事武装斗争作为领导秋收起义的重中之重。

秋收暴动受挫后，毛泽东转兵井冈山，真正开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践，并从长远战略的高度提出“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的论断。毛泽东的上述军事部署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秋收起义爆发后很快遭遇挫折。1927年9月14日晚，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三项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建议湖南省委停止计划于16日进行的长沙暴动；先退往萍乡、安源再作决定；一团和三团到排埠会合。9月17日，他在浏阳县的孙家墩组织召开由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参加的前敌委员碰头会，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部队先退往萍乡、安源，再退往湘南；在退往萍乡之前，部队都到文家市会合。对此，苏先俊在1927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十七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议决退往湘南。”（同上，第51页）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合，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坚持按照中央指示，继续进攻长沙。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提出，以当时的微弱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长沙暴动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这个主张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于是会议决定起义军南下，退往萍乡，再往湘南。对此，余洒度在10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十九日抵文家乡，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长沙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罗章龙、何长工等：《亲历秋收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1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秋收起义的教训，着眼中国革命实际状况和发展前途，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深度性和实践针对性的论断—“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

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的思想价值和当代启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就强调党领导的军队是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长期发展奋斗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人民军队建设同夺取和建设政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创建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大人民军队，而且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又领导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展了长期的局部执政实践。经过长时间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党开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长期执政。在新政权的基础上团结带领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创新价值。这个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优秀传统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一方面，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以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把这个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中国军阀势力存在强大力量的现实、国民党反动派起家的根据、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等入手，揭示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阐明了创建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建立人民政权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历来都有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积累了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丰富斗争经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历史进程中，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爆发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起义运动，依靠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升华了这个历史传统。概括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对推进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实现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也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必须弘扬伟大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军事斗争是新的伟大斗争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必然要承担好的重要任务。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在这个总体性目标中，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这个强军目标牢牢立足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实践，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同时体现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的思想精髓，传承和弘扬了人民军队长期历史发展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对推进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实现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弘扬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