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晓青 刘佳琦 张 青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也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保护取得一定成效，“十四五”时期，减污降碳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环境治理事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然而面对生态环境系统性、要素流动性等特征，单纯区域内防污治污的成效十分有限，难以根本性改善环境质量。这要求我们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延伸到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动环境多元共治跨越区域界线，拓宽至全地域。深入探讨跨区域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结构特征，对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和促进全地域环境保护协同具有战略意义。

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目标和利益的差异性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协同发展（Qin 等，2019）。为解决这一问题，环境治理模式逐渐向网络化转变，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使地方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实现灵活性和执行标准稳健性之间的平衡（Paloniemi 等，2015）。在这一背景下，多元共治模式应运而生，旨在弥补单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最大程度地发挥环境多元共治效应（罗良文和马艳芹，2022），实现各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衡（Berkes，2017），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随着环境治理模式由单核凸显型向多元协同型演变，区域环境共治网络逐渐形成，以应对跨界环境治理挑战（汤慧等，2022）。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受治理主体权力结构分散、部门间信息共享有限、社会力量参与有效性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面临低效运转的困境（詹国彬和陈健鹏，2020）。这些挑战往往是跨越地理和部门边界造成的（Bell 和Scott，2020），而环境多元共治的关键正是跨部门协调、合作、适应和进化（Schoon 和Cox，2018）。与此同时，随着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市间空间关联呈现出复杂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形态，从空间关联网络出发研究环境问题已成为新趋势（赵林等，2021）。因此，本文以2008—2019 年我国120 个城市的环境多元共治发展为基础，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的空间关联网络矩阵，利用网络分析方法对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为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城市间环境治理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提供新途径。第二，运用QAP 方法，量化分析城市的区位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和资源环境质量等因素如何共同影响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第三，为现阶段如何进一步促进城市间环境多元共治提供理论依据，提出促进城市间环境责任协同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为各主体提供行动指南。

二、理论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环境治理主体在不同区域之间通过社会网络的强弱连接，不断获取信息和资源。同时，根据协同治理理论，环境多元共治被认为是一个错综复杂且开放互联的系统，通过推翻传统模式中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建立上下平等合作的多元网络参与机制，以此克服政府命令与企业服务治理的弊端。随着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环境政策作用范围的扩大化，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为主的交叉式网络结构关系也逐渐形成（详见图1）。

图1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机制示意图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各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是由信息流、资源流、技术流、知识流等要素空间流动而逐渐形成的。不同环境治理主体之间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良性互动形式，交流专业知识、环境信息、治理资源和环保技术，在动态平衡的环境中实现共同收益，突破各自为战的“主体困境”，最终共同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网络化互动机制，有利于缓解环境利益冲突，防止政府与市场结合对公众环境利益造成侵害，并且有助于公众与社会组织高效行使其环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在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中，城市的区位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和资源环境质量共同塑造了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结构。具体而言，区位特征决定了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关联，影响环境治理的协作模式和网络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城市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和能力；要素禀赋决定了城市在环境治理中的比较优势和合作潜力，其差异性为城市间合作提供了基础；资源环境质量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基础和目标。这些因素综合塑造了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独特结构。由于这些因素在城市之间存在差别，城市环境多元共治水平呈现势能差异性。在各要素资源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城市之间通过聚类效应、协同效应和溢出效应，相互学习，彼此产生“化学反应”，最终形成环境多元共治网络。随着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信息、资源、技术和知识等要素资源在城市之间进一步流通、聚合以及扩散，从而对环境多元共治以及其空间关联网络产生影响效应，周而复始地促进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演变，最终形成跨区域环境多元共治体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关联网络的构建方法

根据已有研究，关联网络的构建方法包括VAR 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周游和吴钢，2021）、相关系数法（李守伟等，2020）、引力模型（刘华军等，2015）。其中，引力模型充分考虑了经济地理距离的有效影响，被广泛应用于绿色发展研究领域（刘佳和宋秋月，2018）。因此，本文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公式如下：

其中，i、j代表不同城市，Yij代表城市i和城市j环境多元共治水平之间的引力，Di、D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环境多元共治水平，Pi、P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年末总人口数，Ei、E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GDP，ei、ej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人均GDP，Rij代表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地理距离。

2.空间关联网络的特征分析

（1）整体网络特征。从密度ND、关联度NC、等级度NH和效率NE等方面刻画，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关联网络规模，L、V、K和M分别为实际连接数、不可达的点对数、对称可达的点对数和冗余线数，max(K)、max(M)分别为最大可能的对称可达的点对数和最大可能的冗余线数。

（2）节点网络特征。以度数中心度DC、中间中心度BC、接近中心度CC等指标描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连接的数量，gij为i节点和j节点之间存在的捷径数，gij(k)为i节点和j节点之间存在经过k节点的捷径数，dij为i节点和j节点之间的捷径距离。

（3）空间聚类特征。使用聚类系数衡量空间关联网络的集聚特性，i节点的聚类系数SCi公式如下：

其中，ni为与i节点相连的节点数，ki为与i节点相连的边数。

同配系数SA用于描述度值邻近的节点之间的彼此相关性（Newman，2002），见式（10）。其中，M为边总数，ai、bi分别为第i条边所连接节点的度。

（4）块模型分析。本文利用块模型分析，将环境多元共治网络分成四类板块：一是净（主）受益，该板块的城市内部互联、接收外部较多，但对外溢出较少；二是净溢出，这部分城市向外传递的联系数多于从外接收数，内部互联较少；三是双向溢出，这些城市内外都发出较多联系，但接收较少；四是经纪人，这一板块的成员城市既传递又吸收外部联系。

3. 网络QAP 分析

传统统计检验方法的基本条件是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以避免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因此，选用二次指派程序（QAP）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量化，包括QAP 相关分析法和QAP 回归分析法，公式如下：

其中，Y为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空间关联关系矩阵，Xi为影响因素矩阵。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空间关联关系矩阵

现鲜有关于环境多元共治发展衡量的研究，且缺乏独立的评价体系。鉴于此，本文从环境责任的内涵出发，基于协同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二阶段赋值法和协同度模型测算出协同发展指数，以此衡量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水平。之后，基于式（1），建立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矩阵Y。

2.空间关联关系的影响因素矩阵

根据理论分析，区位因素影响空间关联关系，相邻的城市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区位关系等优势，可能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潘文卿，2012）。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也会影响城市间关联网络联系的形成，资源要素的流动通常发生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间（邵海琴和王兆峰，2021）。此外，资源禀赋、资源环境差异较大的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的关联。因此，选择空间距离关系GD、地理区位关系GL、经济增长差异ED、产业结构差异IS、城镇发展差异UI、治理投资差异GI、人力资本差异HC、环保技术差异RD、环境质量差异EQ和能源消耗差异EC十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矩阵。其中，在地理区位关系GL中，若两个城市同属一个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则记为1，反之记为0。此外，对其他自变量指标分别取各城市在样本考察期的平均值，计算各城市之间平均值的绝对差值，建立相应变量的差异矩阵。具体见表1。

表1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影响因素

以上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20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2020 年）、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采用ArcGIS 软件计算而得。本文选取2008—2019 年12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原因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都于2008 年正式实施，并且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仅覆盖了120 个环保重点城市。此外，本文对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取插值法处理，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建立

本文构建2008—2019 年中国120 个城市间环境多元共治的空间关联矩阵，并绘制了2008 年和2019 年的空间关联网络图（见图2）。2008 年、2019 年实际存在关系数分别有1 231、1 470 条。这些纵横交错的关联关系将120 个城市连接在一起，构成多线程、多流向的环境多元共治网络。可以看出，在这些空间关联网络中，每个城市都存在1 个以上的空间关系，环境多元共治的城市间空间关联具有普遍性。此外，这一空间关联网络整体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结构形态。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网络稠密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处于空间网络的核心位置，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则构成网络的边缘区域。

（二）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特征分析

1. 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中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整体网络特征图见图3。从密度来看， 2008—2019 年中国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的空间关联强度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网络关联关系数由2008 年的1 231 上升至2019 年的1 470，网络密度从2008 年的0.086 增长至2019 年的0.103。2010 年，空间关联网络密度增速最快，之后稳步增长，于2012 年达到峰值（0.127）。2012 年之后，空间关联网络密度持续下降，2016 年略有上升，之后逐渐趋于平稳。可能的原因是，2010 年区域联防联控的概念正式提出，2012 年制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2016 年明确提出跨省市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规划，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各城市的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越来越紧密。

图3 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整体网络特征图

虽然样本考察期内协同网络密度整体表现出增长态势，但需要注意的是，120 个城市之间的最大可能关联数量一共为14 280 个，而实际存在的关联数量最大值只有1 808 个（2012 年），密切程度偏低。因此，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性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应注重各城市之间普遍存在的空间溢出现象。随着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网络密度也会有所提高。在此过程中，协同网络中的多余连接线可能递增，甚至超出网络容纳范围。因此，只有保持合理的关联网络密度，改善环境多元共治的空间结构，环境治理主体在区域间的联动效应才能得以实现和提升。

从网络关联性来看，2008—2019 年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关联度均为1，说明我国城市环境多元共治发展之间具有普遍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由图3 可知，网络等级度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阶梯下降趋势，这一结果表明等级相对森严的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在不同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水平上可能相互产生溢出效应。此外，网络效率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波动下降态势，从2008 年的0.875 下降至2019 年的0.848，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稳定性在样本期内逐步提升，但是依旧存在一定数量的冗余。

2. 节点网络特征分析

本文通过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空间关联网络的各节点网络特征。由于篇幅原因，表2 仅报告了2019 年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中心性分析中结果排名前30 的城市。

表2 排名前30 的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节点网络特征①

（1）度数中心度。我国120 个城市度数中心度的均值为16.667，高于这一均值的城市有30 个。其中，东莞市的度数中心度最高，达到87.395。这说明东莞市的环境多元共治发展与其他119 个城市中的104 个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关联，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在30 个高于度数中心度均值的城市中，近一半的城市属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城市对整体环境责任协同空间关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从点出度和点入度来看，我国120 个城市点出度均值为12.25，点出度大于均值的城市有61 个，其中27 个城市位于东部地区，对其他城市有较强的环境责任协同溢出效应。样本城市点入度均值为12.25，其中22 个城市的点入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17 个城市的点入度大于点出度②，这些城市大多都位于长江经济带、珠三角、黄河流域等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地区，容易受其他城市环境责任协同发展推动作用的影响，能够有效转化资源要素。75.76%的西部城市溢出关联关系大于受益关联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较小，企业污染治理水平较低，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环保力度不大，导致环境多元共治发展分布不均衡。

（2）中间中心度。样本城市的中间中心度均值为0.759，有 17 个城市高于均值，说明这些城市在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中影响其他城市环境协同治理的能力较强，起到重要的中介和传导的作用。此外，各个城市的中间中心度呈现出非均衡特征，排名前11 位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之和占总量的80%以上，其中4 个在东部，5 个在中部，2 个在西部。这表明西部地区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中部和东部占据了我国大部分要素资源，并且承担了多数环境责任协同联系。

（3）接近中心度。样本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均值为53.393，有41 个城市高于均值，这些城市在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中能够更迅速、更容易地与其他城市产生连接，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上述城市绝大多数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效率更高，其中东莞市和株洲市的接近中心度分别达到88.148 和86.861，远高于其他城市，说明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在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中最为接近。

3. 空间聚类特征分析

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见图4。2008—2019 年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各城市聚类系数具有差异性，意味着只有一部分城市间存在相互聚集成团的情况。在不同年份中，节点度均与聚类系数呈反比。节点度反映城市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的影响力，这说明各城市环境多元共治发展影响力虽然在不断提升，但是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力并未同步增长。这一现象在2019 年有所缓解，城市之间相互影响能力的差异缩小。

图4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图

从平均聚类系数来看（见图5），2008—2019年中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整体呈现下降的态势，说明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的聚类程度减弱，城市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减小。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平均聚类系数小幅度上升，表明随着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完善，城市间环境治理相互借鉴，环境意识不断提升，聚类效应逐渐体现。此外，从同配系数来看，2008—2019 年中国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同配系数均为负值，说明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异配性，即环境多元共治发展影响力较大的城市更倾向于与影响力较小的城市形成空间关联关系。主要的原因是，在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强，环境治理技术先进，这些城市通常是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资源要素不断流动，最终形成涓滴效应。

图5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与同配系数雷达图

4. 块模型分析

为深入揭示板块之间以及板块内部的空间关联特征，本文采用CONCOR 迭代相关收敛方法，将2019 年我国120 个城市划分为四大板块，结果见表3。其中，第一板块的成员有52 个，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和黄河流域地区；第二板块的成员有52 个，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地区；第三板块的成员有6 个，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辽河流域地区；第四板块的成员有10 个，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地区。

表3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四大空间关联板块特征

在1 470 个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中，四大板块内部关系有321 个，板块与板块之间关系有1 149 个，说明板块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第一板块在实现板块内部连接的同时对其他板块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明显大于受益，为净溢出板块；第二板块不仅内部联系较多，而且向其他板块的溢出关系也较多，为双向溢出板块；第三板块内部关系比例较低，但向其他板块成员发出关系和接收关系较多，为经纪人板块；第四板块接收关系数明显多于发出关系数，受益远大于溢出，为主受益板块。

据此，本文绘制了板块之间的溢出关系图（见图6），可以看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整体上呈现非均衡性，大部分东部、中部城市属于溢出板块，大多数西部城市属于受益板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建立大气、水污染区域防治协作机制，在多元主体环境协同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为后续开展联防联控的西部城市所借鉴与吸收。

图6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板块的相互关系图

在此基础上，测算四大空间关联板块的网络密度矩阵，并以2019 年网络密度0.103 作为临界值，将密度矩阵转化为像矩阵，结果见表4。结合图6 和表4 可知，四个板块在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板块内部城市关联关系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板块内部城市之间的联动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第一板块向第三板块和第四板块不断溢出环境协同治理的要素资源，逐渐成为我国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核心。第三，第二板块与第四板块双向溢出，两个板块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联系较多，表明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不断推进，重点节点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要素相互流动，空间关联联动显著。第四，第三板块向第一板块也存在一定溢出，说明蕴藏丰富生态环境资源的地区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提供了生态环境资源。这些充分表明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板块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空间联动效应和溢出效应显著。

表4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板块的密度矩阵与像矩阵

五、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影响因素

（一）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QAP 相关分析方法，测算出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矩阵与各影响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5。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首先，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矩阵与空间距离关系GD、环境质量差异EQ、能源消耗差异EC之间的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较远的空间距离、较大的环境质量差异和能源消耗差异都不利于环境多元共治的发展。其次，空间关联网络Y与地理区位关系GL、环保技术差异RD的相关系数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地理区域相同与环保技术水平相似的城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更容易形成紧密联系。此外，经济增长差异ED、产业结构差异IS、城镇发展差异UI、治理投资差异GI、人力资本差异HC与空间关联网络Y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指标多受城市内部因素的影响，但对城市间空间网络关联无显著影响。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空间关联矩阵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关系，本文采用QAP 回归分析方法，剔除相关性分析中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后，测算出环境多元共治空间矩阵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结果见表6。

表6 环境多元共治网络与影响因素的QAP 回归分析

由表6 可知，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231，说明这五个变量可以解释我国城市间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的23.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空间距离关系GD和地理区位关系GL的回归系数都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形成空间关联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各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生态环境政策具有差异性，较远的空间距离可能会阻碍城市间环境治理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环保技术差异RD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环保技术差异越大，城市之间的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作用越强。可能的原因是，环境保护技术通过协同效应、技术溢出及集群学习，为各城市借鉴和引进，推动各个城市空间溢出网络的形成。环境质量差异EQ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质量相似性有利于城市之间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可能的原因在于，环境质量的提高通常见效缓慢，需要各个环境治理主体凝心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因此环境质量差异较大的城市，由于治理目标、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彼此之间可能难以产生共鸣和合作意愿。相反，环境质量相似的城市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和理念，更容易开展合作和交流，从而促进环境多元共治的发展。能源消耗差异EC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能源消耗差异越大的城市之间越难以形成空间关联关系。这是由于能源消耗具有空间集聚效应，消耗量相似的城市往往集中在同一板块。

进一步对比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环境质量差异EQ对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负向影响最大，而环保技术差异RD对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正向影响最大，表明环境目标与理念的一致性是促进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不同的环保技术为整体环境治理提供更全面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形成互补和协同的环境治理网络。此外，能源消耗差异EC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较小，表明能源消耗差异性对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能源消耗结构持续改善，减少了差异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19 年我国120 个城市的环境多元共治发展指数，从空间网络结构视角出发，探究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的空间关联。研究发现：（1）从整体网络特征看，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空间网络整体呈“东密西疏”的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稳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总体表现出降低态势；（2）从节点网络特征看，各城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空间关联网络呈非均衡分布特征；（3）从空间聚类特征看，空间关联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整体展现出下降的态势，且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异配性；（4）从块模型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各板块扮演不同角色；（5）从影响因素看，空间距离关系、地理区位关系、环保技术差异、环境质量差异和能源消耗差异是促使我国环境多元共治空间关联产生的主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强化东部与中部城市的环境多元共治。充分利用东部与中部城市位于城市网络核心区域的优势，推动各地政府间合作，同时加强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的沟通与联系。例如，通过设立环境合作平台，定期举办环境治理相关的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分享环境治理的成功案例、先进技术和最新动态，以加强城市之间的环境合作与交流。（2）建立东西部城市间的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西部城市的后发优势，通过资源共享、技术转移等方式，促进其与东部城市的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环境治理主体进行合作，共同开展环保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并推动东西部环境治理的平衡发展。（3）鼓励各板块城市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制定策略。对于经纪人板块城市，应发挥桥梁作用，为其他城市提供环境治理的中介服务，以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对于净溢出和双向溢出板块的城市，应充分发挥溢出效应，为其他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经验分享，带动周边城市共同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形成良好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4）促进环保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协同推进。鼓励企业、研究机构加强环保技术研发，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并推广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为环境治理提供更全面、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环境质量的监测和评估，充分发挥公众与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此外，制定区域性的环境质量提升计划，重点解决各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通过区域性的合作与努力，全面提升我国的整体环境质量。

注释：

① 因篇幅问题，表中数据未全部罗列，作者留存备索。

② 由于篇幅限制，表2 仅展示了排名前30 的城市环境多元共治网络的节点网络特征，但文中所引用的数据实际上涵盖了整个120 个样本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