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群 by Jia Qun（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刻刊字，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墨子·兼爱下》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①秦以来，石上刊文之风渐盛。郑樵《通志略·金石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②汉代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石刻遍于郡邑。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载：“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③可见，碑石成为了汉代最具代表性的书写载体之一，石刻的制作俨然成为了一项专门的事业。

然而，关于汉代石刻的选材、制作等问题，仅见于石刻铭文中的零星记载，典籍中寥寥无几。所幸“金石之用，自上古以讫现代，无时而或间，其用特著，其寿特永”④，具有传承性、连续性，可以由今观古。因此，后世的相关记载也可作为研究的旁证。

一、汉代石刻的选材

《语石》载：“古人树碑，必先选石……燕赵间辽金幢，多黄沙石，凹凸不平，拓出之后，疻痏编体。石质尤脆者，历年稍久，字面一层划然蛇蜕，拂而去之，片片落如拉朽。如此等石，其寿不及百年，不如不刻。”⑤因此，选取好的石材是石刻制作的关键。汉代石刻中有大量选石的记载。如东汉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尒乃陟景山，登峥巆，采玄石，勒功名。”⑥又东汉元嘉元年《从事梁武碑》：“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⑦采石者或根据山石大小及走势，利用铁制工具稍加修整，在周围凿出楔窝，塞以錾、楔等物，敲击取石；或顺着岩石走向，选择石质较佳处，在长方形石料四周开凿沟槽，达到预定深度后，再从两侧或四侧向石料内对凿楔窝，填以錾、楔等，敲击撑裂取石；或以火烧原石，再用水激，反复多次，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原石产生裂纹，再辅以铁具凿等方式取得石刻制作的原材料。

二、原石打磨、裁剪

获得原石后，石工需要对原石进行打磨、裁剪。《周礼·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抟埴之工二。”⑧又“刮磨之工，玉、楖、雕、矢、磐。”⑨可见，周代就已经具备石器刮磨、剪裁的工艺，并存在专业的石工。但要将一块原石打磨、裁剪成固定的形制，依旧要经繁复的工序。

《营造法式》载：“造石作次序之制有六：一曰打剥；二曰粗搏；三曰细漉；四曰褊棱；五曰斫砟；六曰磨砻。”⑩其中打剥、粗搏、细漉属于打磨毛坯；打剥即用錾或其他工具揭剥石头凹凸处，使其大体平整；粗搏则需要用密布錾凿，令石块表面深浅齐匀；细漉的操作工序与粗搏基本相同，但要求石块表面渐令就平。褊棱，即裁剪。“凡造作石段，名件等，除造覆盆及镌凿圆混若成形物之类外，其余皆先计平面及褊棱功，如有雕镌者，加雕镌功。”⑪汉代石刻形制多样，有四面柱形，有六面形或八面棱形，有圆形，有圭形，有鼓形。因此，石工需要根据石刻的种类确定石刻版式、形制，再利用工具裁剪掉多余的边角料，再将石料几面的棱角镌凿方整。斫砟、磨砻则属于磨面。斫砟可视为对石面的粗加工，指用斧刃斫砟，令面平整；磨砻需用砂石水将石面磨光“诸磨褫石段，每石面二尺一功。诸磨褫二尺方砖，每六日一功”⑫，最为费工费时。至此，原石的粗加工才算完成。

三、界格制作、书丹

因为石上刊文雕画的成本较高，且误刊后，修整起来也较为麻烦，所以在这之前，石师和书丹者会分别在石面上进行界格制作和铭文书丹的工作。界格是指石面分隔铭文的行或格。汉石的界格有两种，一是等距离的纵行线之间形成的条格，称为界行，如东汉元初五年《太室石阙铭》、东汉延光二年《少室石阙铭》以及东汉建宁二年《肥致碑》，表面都有或深或浅的直线；二是纵横线条交错形成的正方形小格，《语石》载：“唐以前碑至精者，无不画方罫，端正条直，有如棋枰。”⑬故也称为“棋枰界格”。如东汉延熹元年《郑固碑》、东汉永康元年《度尚碑》及汉延熹八年《袁逢修华山庙碑》。界格的制作方法同样有两种。一是先用墨汁、墨线或尺牍等工具在裁剪好的石面上画出等距离的线条，然后借助铁制工具依线凿出；二是直接用刀或其他铁制工具刻划。由于前者凿出来的界格比例相同、线条笔直且流畅，操作起来失误也较少，故多适用于较大的石刻。后者则对刻工的技术有着严格的要求，使用较少。

界格的制作完成后，立石者会邀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将原始写本誊抄至石刻（或纸张）上，即书丹。汉代的书丹需书法家亲自去石碑前面进行书写，具体在《后汉书·蔡邕传》可见。此外，明人顾广圻《三才图会》“题壁图”⑭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书丹者右手持笔欲书丹于石，书童端墨立于旁。当然，也有少数的书法家选择书于纸上，然后由石师在纸背面画出字迹的轮廓，拓到碑石上，就像把字直接刷在石头上一样。

四、镌刻铭文、雕刻图画

书丹之后，便是依据镌刻文字、雕琢图画的环节。汉代的石刻铭文分阴刻与阳刻两种。阳刻指从文字背景处下刀，凿去无笔画的石面，使文字凸出。阴刻指从文字下刀，将书丹笔画刻入石面，使文字凹陷。在锥凿刀刻的汉代，阳刻较阴刻更费时费力，故仅在碑额及一些小型石刻中使用。如《语石》载“若唐以前石刻，惟碑额兼用阳文”⑮。又如东汉《里仁颂德政碑》，高88cm，宽45cm，为阳文隶刻。

除了刊文外，大多汉石还需雕琢图画，图画主要以浮雕为主，如《许阿瞿墓记》，石面分上下两格浮雕许阿瞿生前观赏舞乐百戏的场面，“上格中雕一幼童跽坐于塌上，左侧似仆人手执扇子为其扇风。右侧有三个幼童，或托木鸟，或牵木鸠车，或执木鞭，作奔走赶鸟状；下格是五个乐舞百戏场面，最左一人似在击鼓；左二男子赤膊裸腹，跳弄四丸二剑；左三为头梳双髻之女伎，挥动长袖，跨步前倾，作踏盘舞状；左四男子戴高帽，正在鼓瑟；左五男子似在吹排箫。”⑯也有线雕，如《麃孝禹碑》，石身左右界格上方线雕各刻一鸟，长喙、长项、细长腿、短垂尾，形似鹤。透雕极少，如《张迁碑》。

朱心剑称：“至后汉碑版，姑就今所存者论之，其风神遒劲，迥非《五凤》诸刻可与比拟。其文其书，要皆出于才艺优美之士，非寻常石工所为，可断言也。”⑰可见，汉代石刻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特立突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雕文刻画者（刻工）的雕刻技艺。技艺高超的刻工对镌刻的气力、刀法极为严谨。在气力上，需要双手默契配合，掌握手腕的运用技巧，用巧劲，先做头尾，即刻笔画的起笔与收尾处，然后按先刻字的所有横笔再刻竖画的顺序来完成。在刀法上，因“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稀密，画有曲直，不可一概率意，当审去住浮沉，婉转高下。则运刀之利钝，如大则肱力宜重，小则指力宜轻，粗则宜沉，细则宜俗。”⑱讲究宜心手相应，自各得其妙。总体看来，在汉代石刻的镌刻技法中，单刀刻、双刀刻运用较多。但因前者直接便利，一刻而就，且笔画比较细，在石质粗糙的石面上显得斑驳苍莽，如《三老碑》，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圻裂如松皮，故在追求庄重、肃穆东汉中后期，双刀刻渐盛。

五、刷漆填色

石刻上的文字是为了给人观看，石头内外颜色一致，即使刻字，不经传拓也无法辨认。因此，在完成镌刻之后，还要对石面刷漆，对所刻的文字或图画填入白灰或用颜料上色，使读者不需要传拓便可清晰看到石面上的内容。这一步骤在一些新出土的石刻中可见。如2010年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的《裴君碑》《李君碑》，考古工作者称：“……每个字都有朱砂，虽然年代久远，但一些字上的红色颜料依然清晰醒目。”⑲又1964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佃庄乡西大郊村出土《洛阳刑徒砖》，据当时的考古简报记载：“……有的刻成后还用朱笔再行勾画，所以有些砖铭的阴文内尚存有朱色的痕迹。”⑳同样的情况还见于1974年四川省都江堰鱼咀附件出土的《李冰像题字》，该石像出土时字口也填有朱砂。只是这些信息，大多已经遗失。

结语

石刻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书写载体之一，通过对汉代石刻的材料来源、制作流程及制作工艺考察，可得出以下结论：在汉代制作一通石刻绝非易事，除了铭文的撰写之外，对于石刻本身的加工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工序，一块完整的汉代石刻需要经过选材、打磨、裁剪、制作界格、书丹、镌刻、刷漆、填色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从现存的石刻来看，石刻的制作在汉代已经成为固定的职业，刻工和书丹者们在立石树碑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代石刻的制作工艺也已趋于成熟。

注释：

①[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120-121.

②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43.

③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65.

④⑰ 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40:1、226-227.

⑤⑬⑮ [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87、245、241.

⑥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8:52.

⑦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47.

⑧⑨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62、1603.

⑩⑪⑫ [宋]李诫著、梁思成注,营造法式注释[M].梁思成全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48、286、284.

⑭ [明]顾广圻、王思义撰辑,三才图汇·人事,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原刊本.

⑯ 黄景春,许阿瞿画像石题记性质再认识—兼谈镇墓文与墓志铭的区别[J].中原文化研究,2018(01).

⑱ 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52.

⑲ 鲜琦,蓉城惊现东汉石碑后人初解成都幸福—破解天府广场出土汉碑之谜[J].西部广播电视,2011(01).

⑳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J].考古,19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