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涵 徐奇渊

2022年美国经济增速迅速放缓，2023年大概率进一步陷入衰退。然而，在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多个季度持续走弱的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持续过热，通胀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IMF预估美国2022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8%，2023年通胀率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劳动力市场过热、职位空缺率高，这说明美国现有的就业情况已经超过了充分就业状态。高通胀率的持续也似乎进一步验证了经济正处于过热状态。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速本身就已经偏低，而劳动力市场、通胀率的表现似乎表明，即便是这个偏低的经济增速，其很可能也已明显高于潜在增速水平，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当前美国面临的低增长、低失业和高通胀局面。本文将侧重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及保护主义兴起的角度，指出美国潜在增速将在更长时间保持在低位。由此我们将看到，美国在2023年陷入衰退，很有可能是美国长期低增长时代的序幕。

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是潜在增速下降

202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显著走低。2022年一季度，美国GDP季调环比折年率增速为-1.6%，二季度为-0.6%，三季度增速虽然超出市场预期，暂时上升到了2.9%，但多个关键指标正显示出疲软迹象。从2022年全年来看，IMF预估美国的GDP增速将下降至1.6%，且IMF进一步预测，美国在2023年的增速将下降至1%。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10——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最低为2011年的1.5%。而2022年1.6%的预估增速已非常接近2011年的水平，2023年的预测增速甚至将明显低于2011年的水平。

令人费解的是，在美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同时，美国的失业率早已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快速上升。2022年6月，美国CPI指数同比上涨9.1%，这是1982年至今的最高水平。一方面是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是过热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当前经济增速虽然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很可能仍然显著高于潜在增速水平。

从20世纪末至今，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据OECD的估算，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潜在增长率从3%下降至2%左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潜在经济增速一度下降到1.5%左右，并常年保持在2%以下。IMF预估，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和CPI通胀率分别为1.6%和8%，2023年这两个指标增速则分别为1%和3.5%。如果只从通胀率来看，2023年作为预测值的3.5%通胀率仍然高于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率目标（2%），因此，对应的1%的GDP增速仍然可能是一个高于潜在增速的水平。如果美国的潜在增速较疫情之前有显著下降，那么在此背景下，假设美联储仍然以疫情之前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速为参照，并试图维持不切实际的目标，那美国就不得不面临相对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对应地，美联储要实现之前确定的平均通胀率目标（2%），那就将面临更低的经济增速和更为严重的失业率。此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本轮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我们理解美国未来的增长前景，而且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货币政策甚至更大框架下宏观政策的取向。

美国潜在增速下降的原因

本轮美国通胀居高不下的同时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这说明除需求端冲击之外，也存在着负向的供给端冲击。美联储从2022年3月到11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连续六次加息，这使得通胀压力有所减缓。但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走势出现了明显分化。2022年10月，美国核心CPI环比下降0.3%，二手汽车和服装等商品价格环比下降明显，但整体CPI环比上涨0.4%，尤其是占据消费支出更大比重的服务业保持着0.5%的环比增速。这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可降低总需求，从而压低商品价格，但对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服务业价格上涨的抑制效果较弱。由于服务业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供给端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因此，依靠需求政策的紧缩无法解决供给端的负向冲击问题。从供给端来看，供给端的负面冲击甚至损害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潜在增速主要由劳动力增速、资本回报增速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三部分构成。在资本回报增速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劳动力增速的下降是美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疫情之前，研发效能下降和保护主义盛行共同压低了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据Jones（2022）①Jones, C. I. (2022). The past 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 semi-endogenous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4, 125–15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521-012458测算，从1950年至今，美国经济增长超过60%的部分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科技进步又占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一半以上。可见科技进步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由科研人员人数和研发效能的乘积决定②Bloom, N. (2020). 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4), 41. https://doi.org/10.1257/aer.20180338。从20世纪末至今，美国研发效能的下降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起了决定性作用。以计算机行业为例，20世纪70年代，该产业的年增速高达35%。但进入21世纪后，年平均增速则为7%。从芯片领域的摩尔定律来看，要使两年晶体管数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数是20世纪70年代的18倍。结果是，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0年到2019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较低水平，但这段时间里美国科研人员人数的投入增长了60%，这说明美国研发效能的下降。此外，美国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在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美国提升关税，减少科技交流合作，这些措施保护了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伤害了创新最为活跃的企业，从而使技术进步更加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下降。根据纽约联储的经济学家估计③Amiti, M., Kong, S. H., & Weinstein, D. (2021). Trade Protection, Stock-Market Returns, and Welfar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doi.org/10.3386/w28758，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会使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4.5%，实际工资下降4.3%。

疫情暴发之后，美国劳动力供给受到显著影响，这是当前美国潜在增速下降的关键因素。根据Jones(2022)的测算，1950年至今，劳动力供给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为25%。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劳动力供给，并拉低了潜在增速。疫情中美国出现了大退休潮，根据美联储经济学家的估计④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feds/the-great-retirement-boom.htm，疫情期间有接近350万人提前退休，这基本就对应了美国劳动力减少的数量。在这些提前退休的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的年龄在55——64岁。美国平均退休年龄男性为65岁、女性为62岁⑤根据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数据，https://crr.bc.edu/data/frd/，而且55——64岁的劳动力一旦退出，其返回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这部分提前退休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完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只有小部分可能会缓慢回归。美国的退休人口比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高于疫情前水平，这将拖累劳动力供给的恢复。同时，在保护主义背景下，新进入的移民人数有所减少，且人口老龄化仍在继续，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2022年，美国职位空缺率维持在6%以上，这是195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劳动力供给恢复缓慢不仅拉低了美国经济增速，也会带来工资上涨，并触发“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压力。

美国宏观政策的出路在哪里

在潜在增速下降的背景下，美联储要实现相同的通胀目标，就必须被迫选择更低的经济增速。例如，美联储通过提升利率压低总需求，从而恢复供需平衡、控制通货膨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恢复缓慢，美联储甚至需要更加紧缩货币政策，将总需求压得更低，以等待供给恢复。这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2年11月30日的讲话中承认，由于重返劳动力市场的退休人员有限及老龄化两个原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还会持续不足，因此，美联储需要采取更高的利率才能将总需求压到足够低，这意味着恢复经济供需平衡将需要经济增速放缓较长一段时间。根据历史经验，通过需求政策来应对供给冲击的代价较大。在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美联储在1980年12月将政策利率提高到22%，美国随后在1981——1982年陷入衰退，1982年美国经济收缩1.8%。如果美国不能成功应对本次供给端的负面冲击，控制通货膨胀率将意味着增速进一步下降。

当然，美联储也可以认为，当前通胀的压力更多地来自供给因素的负面冲击，因此可以进一步将平均通胀目标率提高到大于2%的水平，比如3%甚至4%，这当然可以扩大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但这也将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声誉再次受到质疑。2021年下半年，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声誉已经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和质疑。因此，对于美联储来说，对于通胀目标保持谨慎态度可能仍然是有必要的。

因此，美国现在最大的政策挑战还是负向的供给冲击。推动劳动力市场恢复供需平衡是中期内政策的重点。一旦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控制通胀的成本将变得非常大。因此，当前美国最迫切、也最有效的政策是推动劳动力市场供给面的改善，从而修复潜在增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调控政策的功能。从疫情后“大退休潮”的影响来看，该因素导致的高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恢复。但是，一方面，这种自然修复需要较长时间；另一方面，美国持续的老龄化过程会减缓劳动力供给的增速。从政策选择来看，重新放开移民限制有助于高度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如建筑业）减少职位空缺率。此外，提升疫苗接种率及增加医疗投资也可以减少“Long-Covid”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但总体而言，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可能有限或者这些措施本身就面临各种困难。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需要恢复潜在增速，更加需要放弃保护主义，拆掉贸易、投资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藩篱。如果美国降低关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直接下降，可以减轻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这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美联储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权衡难度，使得货币政策的空间明显扩大。同时，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也可以促进国际市场上的企业竞争，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让美国的潜在增速有所恢复。但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这方面政策面临很大阻力。

综上所述，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美国在2023年大概率将进入温和衰退。但从潜在增速的角度来看，科研研发效能下降、劳动力供给受限和保护主义上升等因素将使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持续在低位徘徊，且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因此，2023年即将到来的温和衰退有可能是美国低增长时代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