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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屏边县大份子村为例

2023-02-06范江波李江张继兰

农业与技术 2023年2期
关键词:份子耦合度村庄

范江波 李江 张继兰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4)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亟需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1],由于乡村人口基数很大,“三农”问题依旧较为突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仍将面临多重挑战,农业产业以及村庄规划依然存在自身资源环境的约束等问题。对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要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形成高度一体化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带动农民就业致富[2],并于2017年在解决农村发展动力的中央文件中提出将旅游、生态环境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利用乡村所特有的自然、文化以及地域优势,加快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虽然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分属不同,但二者的融合却密不可分,农旅融合为村庄景观规划提供物质承载基础,促进了当地居民致富增收,为乡村带来新机遇;而具有地域特色的村庄景观反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并为村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以此加快乡村转型升级。因此,探讨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不仅能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加快乡村转型升级;还对增加乡村生态文化,为村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通过耦合分析等实证研究,证明了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在农村的转型及发展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赵苑斯[3]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农旅融合”和红武村规划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得出红武村规划中耦合度最高的评价指标,显示了“农旅融合”理念运用到红武村规划中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赵倩[4]分析麒麟村规划建设与农旅融合耦合关系代入指标模型进行评分,划分耦合发展阶段,得出麒麟村乡村规划的制约因素。

目前,关于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以及分析得出的理论模型,以大份子村村庄规划和农旅融合为研究对象,探索2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和耦合发展现状,为研究区域的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等提出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获取

1.1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玉屏镇西北部,所处区位优势明显,距云南省省会昆明260km多,距玉屏镇政府所在地15km;属于山地环境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约1280m;村域四周呈山体环抱地形陡峭较为复杂,村内为缓坡地形,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和独具特色的传统苗族文化习俗;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大份子村种植产业开始逐年多样化,以水果和药材为主,主要将百香果、乌克兰大樱桃、猕猴桃、砂仁种植作为经济收入,近年更是大力种植猕猴桃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同时将乌克兰大樱桃打造为村子的特色农产品,适合农业规模化发展和乡村景观营造。大份子村作为云南省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之一,当前虽呈现总体分散、零乱、边远状态,村庄发展较为困难,但该村旅游资源丰富,风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存完好,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

1.2 数据获取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三调成果数据、屏边县城乡规划局、大份子村委会、现场勘查以及对当地村民和专家进行问卷咨询,对于一些不能直接获得的数据,使用趋势外推法为评价指标赋值。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子系统指标体系

由于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两大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为了定量测度2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需通过构建1个科学且合理的指标体系对这2个系统进行综合评测与分析。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份子村的发展实际并采用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一步筛选和修改完善,最终构建“农旅融合”和“屏边县大份子村庄规划”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二者的一级指标分别有4个,在一级指标层级构建的指引下,又分别确定了“农旅融合”评价的12个二级指标,“屏边县大份子村庄规划”评价的14个二级指标,见表1。

表1 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2.2.1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原始数据的各指标之间往往存在单位、数量级或趋势性差异[5],为了避免数据分析时存在误差,在综合评价之前,需要对每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数据能够代入模型进行计算,本文采用极值化处理方法,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计算公式[6]:

(1)

式中,X′ij为第i个子系统的j项指标值;Xij为原始数值(i=1,2,...,n;j=1,2,...m);Xmax、Xmin分别表示每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了避免计算结果无意义,每项指标的指标标准化值一律加上0.01。

2.2.2 利用AHP确定权重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和研究,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等。为了能最大限度避免人为的主观影响因素,本文选择AHP层次分析法,对目标问题进行层次化表述,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确定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7]。

2.2.2.1 构建判断矩阵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判断矩阵,邀请16名专家对相应内容进行打分,然后将所得数据进行处理,每个分数结果取平均值,得出每一层级指标因子的判断矩阵

2.2.2.2 计算权重

将判断矩阵各列进行归一化处理:

(2)

按式(2)归一化后所得矩阵的各行向量矩阵相加:

(3)

将所得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ωi:

(4)

2.2.2.3 一致性检验

为了确保各准则的重要性判断思维一致、可靠,需要对判断矩形进行一致性检验,若CR小于0.1,则判断矩阵符合要求[8]。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5)

根据算出的最大特征值确定一致性指标CI:

(6)

查询同阶矩阵平均随机一次性指标RI,得出一次性比率CR:

(7)

根据整理所得数据及上述公式计算出所有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2.2.3 计算耦合协调度

为进一步分析“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之间的关系,需要借鉴物理学中的术语耦合关系,其含义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9],计算步骤如下。

2.2.3.1 设立耦合度函数

设变量U1和U2分别为“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和“村庄规划”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8)

(9)

式中,m和n分别是农旅融合和大份子村庄规划的评价指标个数;αi和bj分别是每项指标的权重,见表1;xi和yj分别表示两者的第i、j个指标在处理后所得到的无纲量化值。

耦合度计算,考虑以往学者所使用的几类模型以及模型推广到n元系统的简洁性和实用性,认为公式(10)最适合用作耦合度模型的规范公式[10]:

(10)

式中,C值反映了2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一般0

2.2.3.2 耦合协调度计算

耦合度只能反映2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能准确测量出二者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因此有必要在耦合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11],公式:

T=αU1+βU2

(11)

(12)

式中,D为“农旅融合”与“大份子村庄规划”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者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关系密不可分,对大份子村的发展都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将α、β均赋值0.5。一般D值取值范围为[0,1],当D值越接近1时,说明系统间的协调度越高,反之则越差[12],对此本文参考了以往学者普遍认同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标准[13],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3 结果与分析

依据所得数据,运用上文耦合协调度计算模型计算屏边县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数U1和村庄规划发展水平指数U2,2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值,耦合度C,耦合协调度D,计算结果见表3,并对其进行分析。

表3 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

3.1 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通过式(8)、式(9)计算出2015—2021年屏边县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数U1,村庄规划发展水平指数U2,见表3,并运用SPSS软件对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相关系数为0.9882,说明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之间具有耦合互动发展关系,见表4。

表4 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综合评价分析

从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2015—2021年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但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2021年较2015年增长了1.5倍,原因是在2015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推动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为大份子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优势和机遇;从村庄规划发展水平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2015—2021年大份子村庄规划发展水平大幅度上升,2015年呈历年最低值0.4219,到2021年达最高值0.5092,比2015年增长了1.2倍,见图1。原因是随着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村庄规划政策的出台(2008年《城乡规划法》的制定、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实施建议的提出)乡村建设逐渐成为我国的重点发展工程。

依据表3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近6a来U1都小于U2,表明大份子村发展过程中,农旅融合均滞后于村庄规划。从调研收集到的数据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产业单一化、以传统农业种植和家庭畜牧养殖为主,种植不成规模化,其余产业支撑薄弱、增收渠道狭窄,且村内大部分青壮年都选择外出务工,导致部分农田荒置、耕地资源流失。

3.2 大份子村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耦合协调度结果与分析

从耦合度来看,2015—2021年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的耦合度在0.9735~0.9905,见表3,变化幅度较小,均处于较高水平,见图1,说明大份子村的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程度较高。

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5—2021年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的耦合协调度在0.5781~0.6660,见表3,增长了1.15倍,从勉强协调发展到初级协调,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两者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程度在逐年增加,见图1。原因在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份子村对其经济发展和村庄生态环境提升逐年重视,大力开发自然田园旅游资源,退耕还林,并将农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为大份子村发展农旅融合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村庄传统村落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和苗族文化等,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文化优势;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定了政策,全面压实各级部门的定点扶贫责任,同时为大份子村引入民营企业、特色农业产业工程以及电商,为村民创办了种植技术培训,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但由于在大份子村开发建设过程中,忽略了村庄的环境建设,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间耦合协调程度仍为初级协调阶段,对于村庄未来的建设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图1 2015—2021年大份子村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耦合协调度变化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份子村的发展现状,结合相关理论以及农旅融合与村庄规划的相关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大份子村的整体建设情况来看,农旅融合和村庄规划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上升,目前已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说明在不断调整创新的基础上,两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程度在逐渐加强,总体呈现比较好的耦合协调水平;并根据计算结果证明了“农旅融合”在大份子村规划中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同时也得出基于“农旅融合”理念的大份子村庄规划重点在三生空间布局、乡村文化激活、农旅经济推动、景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配置等5个方面。

将大份子村作为实证对象,结合上述计算结果以及实地收集数据,研究分析得出当前大份子村规划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产业模式单一化、农业种植不成规模造成经济落后、基础设施配置滞后以及村民生活环境杂乱。

4.2 建议

结合前文研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基于农旅融合对大份子村规划的转型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2.1 加强多产业融合

乡村旅游为村庄规划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打造大份子特色旅游村需以旅游业为导向,利用大份子村特有的农业农村元素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结合,将分散式经营逐渐转变为产业化、规模化,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品,紧抓旅游产业的发展机遇,加快农业与旅游业的进一步融合,借助旅游产业推广农产品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打造特色农村,以此推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4.2.2 景文融合,提升客源

乡土文化是当地特定的乡村资源,具有较高的旅游地吸引力和辨识度,是支撑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因此乡村旅游要实现更长远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将农业和旅游业融合,还要深度挖掘村子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元素和自然田园风光元素,注重乡村的景观风貌营造,如将大份子村的苗族文化、传统节日以及习俗等特色文化融入到乡村旅游中,结合农业景观进行乡村景观营造,这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大份子村吸收更多客源。

4.2.3 优化农村基础设施

完善基础设施是大份子村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只有保证各类基础设施配置都得到完善,产业村庄才能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因此必须保证做到城乡道路交通体系、停车场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设置电动汽车租赁服务;在完善公共配置基础设施方面要考虑到村民及游客使用人群的不同,采用分类配置的处理方式,在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游客的满意度。

4.2.4 政策保障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要保证乡村能成功转型升级并且做到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通过制定帮扶政策、以招商引资的方法引入资金、鼓励社会中的行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外村民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建设注入活力,也提高了大份子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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