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

享誉全球的电影哲学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艺术电影大师之一。1941年出生于波兰的他，大部分生命光阴是在华沙度过的。波兰这个历经灾难的国家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终其一生都不愿意放弃的故国，即便在他以作品享誉整个欧洲的时候，他始终不承认“世界公民”的身份。

电影诗人

大器晚成和英年早逝这两样是所有艺术家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然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没落下。40岁方才在法国崭露头角，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如日中天的他，55岁（1996年）便仓促离世，留下为数不多的电影剧情片和电视短片。然而，有关其影片讨论的热情丝毫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衰减，反而更盛。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他的电影几乎成为“艺术电影”的代名词。有关其人、其事、其电影被后世言说成为一种电影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影迷不断加入。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初被欧洲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发现并接受，始于电视短片集《十诫》（1988年）。这是一部灵感来自于《圣经》，却又以现代精神质疑欧洲文明的系列电视短片，仿佛“灵感一现”，引起了影坛久违的持续集体热议。基耶斯洛夫斯基获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誉，一位世界级电影大师横空出世。

他的出现，一扫艺术电影在20世纪后半叶相对沉默的局面。接下来的几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相继推出了《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蓝》《白》《红》等重量级的作品，令这位世界级的电影大师毫无悬念地摘下了艺术电影大师的桂冠。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序列风格鲜明、难以模仿，擅长运用精巧的电影语言探讨个体存在状况，深刻表达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情调的现代文明的主题，被誉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擅长在私人化叙事中呈现现代文明的痼疾，充满对传统欧洲精神的质疑，却无时不向影片里精神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个体投以深切的关怀。

《蓝》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被解读得最多的一部。

《白》是一部有关“平等”的电影。

《红》不是一部“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而是一部不断发现“绝对的爱”是不可能的故事。

文明的“反命题”

基耶斯洛夫斯基最负盛名的“颜色三部曲”——《蓝》《白》《红》分别代表欧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三种精神——自由、平等和爱。然而，基耶斯洛夫斯基欲要呈现的显然是文明的“反命题”，即在实际意义上，自由、平等和爱的不可能。

《蓝》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被解读得最多的一部，某种意义上，《蓝》被认为是最能够体现其风格的一部电影。电影《蓝》讲述了一名作曲家的妻子（茉莉），在失去了丈夫和女儿时，独自面对生活的故事。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失去“爱”的女人，这是一个在瞬间被移除“妻子”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女人。电影一开始的车祸夺取了茱莉身边两个最重要人的生命，身心俱损的朱莉卖掉了乡间别墅、处理了家产，搬到市区一个没有小孩的公寓居住。仿佛一切都没有了。然而，反向理解，生活优渥的茱莉却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身体自由、情感自由、选择自由。可是，光有自由有什么用呢？起初茱莉万念俱灰，她对住在养老院老年痴呆的老母亲哭诉：我什么都不想要了！于是，电影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人是自由且孤独的存在。因此，自由变成了一种囚禁。如同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蓝》中的牢狱是由情感和记忆这两件事造成的。茱莉在电影的某一时刻曾明確表示这一切都是陷阱：爱、怜悯、友谊。”茱莉努力想抓住的情感是她的桎梏，她努力摆脱的孤独却伴随着巨大的自由。然而茱莉对自由与否是没有选择的。自由和禁锢这一对正反命题共同加力，成为茱莉生命的“牢笼”。更加无奈的是，茱莉陷入空前的“自由”是无法抗争、不可改变的陷落，之于她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不自由的自由”。

《蓝》的剧情反转与电影基调是相同的——机智里透着荒诞。渐已习惯“自由”生活的茱莉，偶然发现挚爱的丈夫生前有一个情人，还有一个遗腹子。烂俗的桥段却有着极大的“杀伤力”。对一切都失去兴趣的茱莉开始跟踪丈夫的情人、诘问奥利维耶（丈夫生前的助手）实情，甚至重拾旧曲续写为欧洲联盟诞生而作的交响乐……接下来的情节也许可以轻微地抚慰一下纠结许久的观众的心灵：茱莉选择与丈夫的情人和解，把房子和丈夫的姓都给了那个遗腹子；茱莉接受了奥利维耶的爱；茱莉完成了欧盟的交响乐。茱莉与世界的不堪和解，然而“获解”的茱莉进入了另外一个牢笼：感情和牵挂，茱莉又一次选择放弃“自由”。

这部电影甚至可以理解成“茱莉一个人的电影”，导演借着茱莉这个抽象个体，对现代自由伦理作注解。电影没有封闭式的结尾，茱莉今后又将如何？电影在讲述“有关茱莉的故事”的同时，设定了一个迷障：生活是人类永远逃不出的“牢”。电影最后用了9分多钟的时间，给所有的人作了交代：母亲在奔跑而来的护士穿越玻璃的目光中安详睡着（离世）；腹中胎儿有规律地运动着；睡梦中的安托万醒来；一直坚强的茱莉终于落下眼泪……像是一本小说的结尾对每个人的交代，又像是一幅人类生存长卷画：经历苦难却痴心不改，终难逃遁苦乐参半的人生。

《白》是一部有关“平等”的电影，或者说这是一部有关绝对“平等”并不可能的电影。卡洛是波兰的一名受欢迎的理发师，在漂亮的妻子多明尼的鼓动下一同去了法国。却在那里语言不通、生活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性能力，被妻子告上法庭被判离婚。走投无路的卡洛被一个“神秘人”用行李箱托运回了波兰，发了笔横财却十分想念前妻多明尼。卡洛与合伙人谋划，制造死亡的假象骗多明尼返回波兰领取巨额遗产，最终卡洛与妻子和好如初。卡洛与多明尼的感情关系是电影中的情感跷跷板。不得不说这部剧情上不无荒诞的电影呈现了再真实不过的现实：即便在人类最亲密的两性关系中“平等”也是有条件的，爱情是所有社会要求满足后，最后的“生活甜点”。失去语言和生活能力的卡洛必须重新获得这些能力方能重返“爱的家乡”。有关爱情的“真相”，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的电影中从不避讳，只是在《白》中，爱情的社会意义和残酷性被放大。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普世价值——“平等”被放置于一对小夫妻的情感旋涡里考量，荒诞且真实。

《红》是一部有关“爱”的电影。然而，这不是一部“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而是一部不断发现“绝对的爱”是不可能的故事。大学生兼模特瓦伦蒂娜因捡到一条流浪狗而结识了一位窃听他人电话的老法官，纯洁而美好的瓦伦蒂娜非常反感老法官的不良行为。然而当她通过窃听电话发现衣冠楚楚的人们的肮脏的实质后，她愕然了。当发现男朋友一直以来的谎言，瓦伦蒂娜开始觉得原来世界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电影总是带领人们“偷窥”别人的私事，最后发现，只是暴露了自己的一桩私事而已。瓦伦蒂娜与老法官成了“忘年之交”，老法官讲述了他年轻时的爱和被背叛的故事。瓦伦蒂娜乘坐的去英国的船发生了海难。

影片中瓦伦蒂娜的爱情夹杂在“电话窃听丑闻”里，从道德角度出发，自然是为人所不齿的。然而，电话里那些被窃听的丑闻更可耻，接受并与真相共存显然很残酷。电影依然持“反命题”，绝对的、毫无保留的爱是不存在的，要在此生中爱，就要义无反顾地接受爱的不完美。《红》里的老法官是颇能引起观众诸多心境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窃听”行为必然在情感上引起人们的反感和鄙夷，然而随着他窃听的那些人的丑闻纷纷暴露，人们开始建立了新的道德判断，反感和鄙夷多少会转嫁到“那些人”身上。随着“窃听”行为的暴露，“道德的人们”愤怒地向老法官的房子丢石头，瓦伦蒂娜看到老法官家里钢琴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6块石头，观众与她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那6块仿佛载着“人类之恶”的“道德之石”齐刷刷地丢向了一个发现真相的人。连瓦伦蒂娜都没有想到，告发者是老人自己。老人去法院“自首”，在那里遇见了一对年轻男女：实习法官和他的女朋友。这一段落的叙事与老人讲述他的“过去的故事”几乎是一样的，甚至很难分辨那一对年轻人是老人看到的，还是他自己的故事。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经常出现如此没有交代清楚的情节，也许他认为如同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些事情无须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然而恰好是这个具有模糊意味的情节为《红》的叙事增加了想象空间，年轻法官如同当年的老人（也许就是当年的老人）被爱背叛，试图遗弃了自己的宠物狗开始新的生活，恰好在海难中与经历情感变迁的瓦伦蒂娜相遇。这是《红》这部电影在情节上的障眼法，却是感情上的弥补。他们的相遇弥补了老法官过去的“伤痕”，也抚慰了瓦伦蒂娜现在的“伤痕”。电影终于还是在残酷现实中保留了温暖的结局。

《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最浪漫也最忧伤的一部。

《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最浪漫也最忧伤的一部。波兰和法国各有一个名叫“维罗妮卡”的女孩，她们素未谋面却如同孪生姐妹，在生命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时彼此都能够体认到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生命跟自己相感知。华沙的女孩追求灵性生命、艺术人生；巴黎的女孩追求享乐生命、世俗人生。她们同样的孤独着，却又同样的幸福著。波兰的维罗妮卡在演唱的舞台上去世了，法国的维罗妮卡开始寻找这个世上的另外一个“共同体”，终于在外出旅游的照片里发现了曾经偶然拍下的另外一个女孩的身影，感慨万分。电影以诗意的叙事和镜头呈现了人类独有的一种心理体验——“在世的孤独”。人的在世感往往是通过他人而获得的，从更深的层面上，电影将两个完全一样的美好女孩隐喻为分离已久的古老欧洲，将其断裂许久的裂痕和忧伤倾注在两个女孩身上，让她们彼此体认，苦苦追寻。这部电影同《蓝》一样，拍摄于欧洲联盟成立之前，虽然导演本人无缘亲眼目睹期盼已久的“欧盟”诞生，但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可以看作对“欧盟”最深情的告白。

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爱与背叛，这些命题与反命题在基耶斯洛夫斯基为数不多却部部经典的电影中幻化成生动的生活实景，茱莉获得空前的自由同时必须忍受巨大的孤独；卡洛失去了语言和生活能力同时失去了两性关系中的平等；瓦伦蒂娜见证了爱情的不堪却更勇敢地投入了新的生活。生活永远不完满、生存的困境和悖论永远存在。然而，人类最大的勇气在于，在不堪的世俗生活里葆有热情。在死亡迫近的征途中讨论自由、在爱里讨论平等、在背叛里讨论爱、这既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最残酷的一面，同时也是最直面人生真实的一面。他不钟情于讲述脉脉温情“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对刻意的“大团圆结尾”也没有兴趣，只是通过影像剥离生活中的矫饰和浮夸，把终难回避的人类整体性悲剧命运呈现给观众。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