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杭飞 黄 慧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外语学院，杭州 311231；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杭州 311231）

中国大运河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河，因国内对运河这一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晚，相关研究的基础工作薄弱，故于2014年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

作为流动的人类文明遗产，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在千年发展历史中，融汇了中国南北各地特色，留下了诸多历史人文景观。探索大运河（浙江段）的文化历史与语言景观的完美融合，设计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多语种语言景观，使其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运河文化的形成与国家认同、地方感、记忆传承、身份构建等方面息息相关，语言景观的重塑有助于更加充分地表达运河的社会文化意义，传递运河两岸的文化意蕴，以此增强人们的集体认同，提高文化自信。因此，基于语言景观的信息、符号、经济等多种功能，运河沿岸的多语种语言景观建设在推进浙江城市运河文化带建设、城市的品牌构建、国际形象提升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习总书记早在2017年就提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带。近五年来，不少学者从多角度对此展开相关研究，如针对京杭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进行生态效应分析［1］，探究空间生产视角下运河文化遗产重生的过程与机制［2，3］，搭建运河文化带景观风貌塑造的技术平台［4］，确立文化带建设与其国际传播的定位与关系［5，6］，挖掘运河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记忆建构的内在联系［7］，阐释运河文化的旅游研究［8，9］等，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定数据参考。但是，这些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运河文化带遗产保护的举措，较少从微观层面关注其软实力方面的建设。语言景观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到访者提供真实感、新鲜感，并创造文明的共同记忆，在构建运河文化形象和提升游览体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0］基于此，我们试图从语言景观的角度出发，对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开展实证调查，旨在了解该段语言景观建设的总体现状，发现语言景观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重塑该地语言景观，深化国家文化记忆，从而为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加强运河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实证支撑。

一、文献综述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又称“风貌”），指某一特定区域、地区或城市群所使用的书面语言，如地名、街道名、产品广告牌语言、商店招牌以及政府楼宇标牌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等。［11］作为多语现象、语言规划、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传播等课题的一种新型研究路径，语言景观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热门话题。

国外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重点考察城市公共空间中语言景观用语的语种类型、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政策规划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等问题。［12，13］近年来，国外语言景观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程度高，除了语言学、社会学外，还与政治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如Aristova以喀山的语言景观为例，即该地由双语城市转变为多语城市，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变化，分析了语言和文化行为变化背后的潜在动机。［14］Simungala则运用地理符号学和民族志方法探究赞比亚大学多语言和多模态景观中的社会语言状况和物质文化。［15］Gorter认为不仅要研究符号语言的纯经济价值，也要考察非市场价值和多语言主义的附加价值，重点关注共历时多模态语言表征、虚拟空间及社会权势地位、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的落差等宏微观研究前沿。［16］如Gomaa以巴林王国电子政务国家门户网站为例，考察了巴林王国虚拟空间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政策，认为不同语言的呈现方式展现了该国特有的属性。［17］

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主要聚焦语言景观用语的翻译问题。［18］随后，尚国文、赵守辉［19］等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研究进行了理论介绍与实践应用方面的梳理和热点追踪。近来，语言景观的研究问题热点呈现多维取向，主要涉及城市空间、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点及教育场所等领域。如巫喜丽运用场所符号学分析框架以历史文化街区的店名标牌为样本，着重分析了语码使用的特征，凸显本土文化的符号建构。［20］此外，城市中的外侨聚居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服务研究也成为重要议题。俞玮奇等从语言景观学的视角,对比分析了北京望京地区和上海古北地区韩国侨民聚居区的政府与民间设置的标牌语言特征，提倡构建文化多元主义的模式。［21］从语言生态和民族关系视角来看，少数民族语言的景观研究也颇受关注，聂鹏等通过对西昌市老城区和商业区彝文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和信息功能，及政府和民众的认知调查，发现彝文的准确性、规范性有待提升，以便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文化。［22］自2015年以来，旅游学界学者开始结合语言经济学等理论对语言景观展开跨学科研究，如张蔼恒等对西街店铺招牌的语言和其他视觉模态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该地的语言种类和风格除受游客市场影响外,也受主客个体和主客关系影响，店铺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赋予当地多元文化氛围的地方性。［23］结合特色语言景观研究，教育界学者基于三维分析理论模型对云南省迪庆州C小学的语言景观进行探究，建议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场域语言景观建设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

京杭大运河是景观资源丰富的地理单元。近年来，有关京杭大运河景观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沿线城市景观格局、视觉景观差异等方面。［25，26］有学者对京杭大运河的游客感知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大运河（浙江段）实现了对运河景观元素的多维规划建设与旅游开发。［27］因此，大运河（浙江段）的语言景观重塑研究可供其他河段及线性遗产的保护实践参考。通过近期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大运河文化带语言景观研究尚存以下不足：第一，缺乏语言景观建设背后隐含原因的解释；第二，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研究比较薄弱；第三，语言景观建设研究中的游客态度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Trumper-Hecht三维分析模型，通过田野调查和结构化访谈，对大运河（浙江段）多语景观的实地调研，探讨语言景观建设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而针对大运河语言景观建设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积极建议，试图为丰富大运河文化带战略发展多样性，促进其语言景观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参考，也为国内其他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二、Trumper-Hecht三维分析模型

语言景观研究视角多样，业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热点。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Lefebvre特别指出，景观是一种视觉层面的空间，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有时会成为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秩序中地位争夺的焦点。［28］他认为，空间概念包含以下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及生活空间（lived space）。

受空间理论的启发，Trumper-Hecht认为语言景观也可参照三维空间理论加以解析，进而将语言景观分析划分为物理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三大空间。所谓物理空间，对应于Lefebvre的空间实践，Trumper-Hecht将其改称为“物理空间”，意在强调语言的经验符号学特质，如可被相机观察和记录。［29］237“构想空间”，指的是一种能够代替日常现实空间的符码系统。该术语旨在突出空间的政治属性，意指由强大社会团体（如语言规划者和政治家）所概念化的空间，通常体现在语言政策中。所谓生活空间，专指空间使用者和普通居民的空间体验感知。Trumper-Hecht已将路人（passer-by）的观点纳入语言景观研究，即引入了体验的维度（experiential dimension）。

在上述新创空间理论基础之上，Trumper-Hecht进一步提出语言景观研究的三维分析模型：（1）实体（physical）维度，即可观察到的、能用相机记录的标牌语言的实际分布情况；（2）政治（political）维度，对应于Lefebvre的“构想空间”或“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考察决策者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如何对语言景观产生塑造性影响；（3）体验（experiential）维度，对应于Lefebvre的“生活空间”或“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关注居民或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理解（见图1）。Trumper-Hecht认为，作为社会语言与空间范畴现象的语言景观，无论是其理论研究抑或实践探索，均需从这三个维度及其内部关系加以展开。［29］235-251

图1 语言景观的三维分析模型图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使用Trumper-Hecht的三维分析模型在对语言景观进行深入分析不仅适切而且有效［30，31］。如Ng等运用该模型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香港语言景观的构想和生活空间，以阐明香港市民对其的保护决心及其动因［31］；Wang则运用该分析模型研究了日本大学的语言景观，探究了学生对于校园多语现象的态度［32］。此外，许多研究还将该模型用于分析探究游客态度在语言景观研究中的重要性［33］，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采用Trumper-Hecht实体、政治和体验层面的三维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也有助于统筹各遗产点语言文化资源，使语言景观更好地呈现国际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尤其有助于探讨如何使用多种语言为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游客服务，促进文化和语言互动交流。

考察国内城市语言景观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游客因素，尤其是游客的态度对语言景观建设的实际影响等。同时，也缺乏对语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内容的探讨。这恰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我们拟基于Trumper-Hecht三维分析模型，使用田野调查和结构化访谈法，对大运河（浙江段）多语景观做实践调查。运用三维分析模型，可将大运河（浙江段）多语语言景观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等多重视域有机结合并充分融合，在更高认知层面拓展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践范围，这对透视和解读多语互动真实语境下言外因素映射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此外，该模型的分析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信息层面拓展到象征层面，是真正意义上的从言内表征到言外透视的递转［34］，这有利于解释大运河（浙江段）多语语言景观现状背后隐含的原因，为其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理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大运河（浙江段）由两条运河组成，总长约120多公里，涉及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5个历史文化名城19县（市、区），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除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外，其余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涉朝代为唐、宋、元、明、清，涵盖13个遗产点，共五大类。（1）古桥：嘉兴长虹桥、杭州拱宸桥、杭州广济桥、绍兴八字桥；（2）古镇：南浔古镇；（3）遗址：嘉兴长安闸、杭州凤山水城门遗址、西兴过塘行码头、绍兴古纤道；（4）历史街区：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5）其他：杭州富义仓、宁波庆安会馆。

总体而言，其旅游资源的单体数量多，以上分类又可概括为两类：一是以嘉兴长虹桥、南浔古镇、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等为代表的建筑与设施类资源；二是以杭州富义仓等为代表的遗址遗迹类资源。从以上分类不难看出，大运河（浙江段）在核心资源方面，特色突出，以古桥、遗址为主，且不同城市文化内涵存在一定共性，有利于实现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化和功能价值化。

大运河文化带的语言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游客的旅游体验及其行为选择。当前，这13个遗产点均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其语言景观在向游客传达信息的同时，以不同形式与游客或当地人民建立虚拟联系，发挥各种信息和话语功能，如路牌的指示功能、警示牌的行为调节功能、问候语的互动功能等。［35］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该地建立的话语秩序中得以塑造和影响。此外，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的文字表征还发挥象征功能。［35］比如，语言景观通过象征功能塑造历史文化感，给游客带来异域情调。而热情好客的语言环境有助于吸引游客，以此来实现遗产地文化资源的“活化”，达成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研究以大运河（浙江段）为案例地，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展开研究。我们于2020年5月至7月深入13个遗产点进行田野调查，共拍摄有效标牌1618张，其中官方标牌927张、私人标牌691张。通过参与观察的方式，与当地居民和游客深入接触，了解遗产地语言景观、旅游发展状况、主客互动情况等。

深度访谈以半结构式访谈为主，主要侧重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景观的价值认知；（2）语言景观的感知和态度；（3）语言景观的发展和管理情况。考虑到“语言景观”一词较为专业，因此在实际访谈过程中使用“标牌”等更易理解的词语作为替换。此外，访谈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与受访者进行互动探讨，在必要时借助图片进行适当的解释、引导、追问和探究，以确保信息获得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二）理论框架建构

当前，语言景观研究已经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或理论构建。Landry和Bourhis对语言景观进行了定义［11］，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基于Trumper-Hecht空间理论的三维分析模型，即实体维度、政治维度和体验维度，考察不同语码的实际使用情况、主流意识形态对语言景观构建的操控和影响及受众对语言景观的认知现状。［29］

在此基础上，依据Ben-Rafael等提出的语言景观构建四个原则：突显自我、充分理性、集体认同和权力关系。［36］语料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进行划分。自上而下的语言景观，是指由国家机构或官方设置的语言景观。所搜集的语言景观标牌，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交通类语言景观，包括街道名、地名、公交站点和地铁站点等；二是公共服务宣传类语言景观，包括由官方设置的宣传语、警示语、急救站点和垃圾桶等基础设施；三是政府部门类语言景观，即位于街道两旁的政府工作部门和事业单位。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是指由私人设置的语言景观。在拍摄到的语言景观中，安全和基础服务类的语言景观由于出现频繁，故重复出现的同一款语言景观只算作一次。

根据Scollon等提出的场所符号学［37］，主要讨论了语码取向、字刻设计和模态类型，提出语言景观分为以下四类：（1）管理类，包括车辆交通、行人交通和公共提示语等话语；（2）基础服务类，包括公共服务类话语和标志；（3）商业类，包括商铺招牌和广告等；（4）僭越类，包括墙体涂鸦等。鉴于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多模态性，即文字的不同呈现方式，Jaworski等进一步提出了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的概念，将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从单一的语言符号扩展到多模态的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并认为在公共场所出现的各种语言或符号资源不是随机的，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由标牌所有者精心安排和设计出来。［38］具体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语言景观的分析框架图

四、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三维空间分析

（一）实体维度

实体维度主要指语码种类和分布，具体涉及语码取向、字刻设计及多模态，具象化呈现语言景观的表面特征。语码取向是指在含有两个及以上的语码标牌中，语言排列的不同顺序和空间位置反映出该语言的所处地位；字刻涉及标牌语言的不同呈现方式，体现在材料、字体、叠加和状态变化等几个方面。［37］

大运河（浙江段）呈现多语符号并存现象，共出现10种语码和符号组合方式。语言标牌涉及单语、双语、多语标牌（见表1），其中汉语和双语标牌居多。单语标牌中，依其使用频率，分别为汉、英、韩、日等语言。双语标牌中，又以汉语和英语结合的标牌最多。英语的使用频率比日、韩等语言更高，占较大比重。作为全球通用语，英语在旅游语言景观中具有重要的信息传播功能，也有助于塑造全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景点形象。汉语则作为主体性语言，通过和英、日、韩等语言的密切接触，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在公共标牌中，汉语作为优势语码，常被置于最为明显处，且类似标牌为同一种排列方式。如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服务中心，该名称被置于黑色铁板上，上方呈现的汉语字体较大，与最左边服务中心咨询功能的字母标识大小类似，下方英、日、韩的字号则较小，最右上方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标识则更小，右下方为古建筑的简化图案，凸显该街区的建筑特色（见表2）。这样的景观设计在发挥信息功能的同时，通过图案标识吸引游客，达到旅游宣传的目的，但鲜有动态的图像动画和配乐配音等声音、气味模态加以呈现。从文字布局来看，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类语言景观中，汉字占据主导地位，其背后的设置动机是对汉语地位的保护和推广，这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展现。

表1 语言标牌中的语码使用情况

表2 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语言符号组合情况

结合语言管理和社会文化管理两个维度，大运河（浙江段）的语言景观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汉语单语和双语语言景观构成，自上而下的汉语语言景观所占比例远超其他类型，对国家通用语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此外，私人标牌的数值接近官方标牌，可见该河段商业活跃度和发达程度较高，且使用大量汉语用于招牌和宣传。

信息呈现方面，语言景观大多以语码对等方式呈现，为了凸显遗产点各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多为汉语，并无外语信息。这类主色调、主标识和“文化品牌”等方面的相对统一，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宣扬与继承，其背后的设置动机更是为了树立自我形象。在语言文化信息呈现方面，传统载体往往是黑底白字，彰显庄重与大气。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的官方和私人标牌字体均以黑色、白色、红色、黄色为主，官方标牌的语言载体以铁为主，在色彩搭配的基础上，字体以黑色居多，显示出庄严感；私人标牌的语言载体则以木为主，在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字体以黄色为主，增添其高贵感（见表3）。

表3 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的字刻情况

各遗产点在所呈信息一致的情况下，字刻载体和字体颜色存在差异，如同样是刻于灰质石碑的“中国大运河”的汉字，在富义仓遗址中，该汉字为金色，其色泽光亮易引起游客注意，给人带来高贵、神圣之感，而在西兴过塘行码头，该汉字为黑色，散发神秘、内敛、敬畏之情，在展现历史文化的同时增加游客对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感。

在多模态表现方面，官方标牌更具多模态性，主要包括文字、图片、影像、技术符号四种模态，其中文字是传达信息的主要模态。生物学家认为，在交际行为中存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五种模态。因此，作为交流渠道和媒介，模态的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技术、图像、颜色、音乐等符号系统。［3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较单一枯燥的语言景观表现形式，人们更喜欢样式新颖、表现力强的语言景观形式。在影像和技术符号方面,官方标牌运用更多的电子屏幕和二维码图标，其模态更为丰富；私人标牌受当地部门的相关限制，在店内可以呈现不同模态，以吸引游客（见表4）。

表4 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模态的使用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的语言规范问题仍不容忽视。以官方标牌为例，存在多语译文冗余，译文不统一，译文语法、拼写、格式和标点错误，双语信息缺失等不规范现象。在所搜集的语言景观中，共有124条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占比13.37%（见表5）。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应从源头加强语言标牌用字的监督与审查工作，营造规范和谐的语言环境。

表5 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不规范语言标牌数量情况

综上所述，在实体层面，语码种类应统一各遗产点官方标牌的多语语码，增加私人标牌中的其他语种，发扬特色文化；而在标牌的字刻和材质统一规划完善的基础上打造特有文化符号。总体而言，这些语言标牌从实体维度上发挥了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二）政治维度

政治维度主要考察决策者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对语言景观建设的影响。语言景观是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实施情况的物质体现，语言标牌多语顺序的排列，必然蕴含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深层考虑。对于公共场所的语言标牌，其语言的选择应满足三个条件：（1）普遍原则和必然要求，如标牌制作者必须精通该语言；（2）假设读者条件，即使用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3）标牌价值条件，使用本地语言或可制造身份认同的语言。［40］多语语言景观用语的规划、选择和设计等实践过程，受到以下具体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第一，国家及地方政策。在依照原有文件《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2008）及《浙江省A级旅游景区用语用字规范（试行）》的执行基础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在省级规划和市县层面做好对接，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传承保护，以保障大运河生态空间布局合理性。［41］依据国家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20年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委宣传部等四家单位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在融入浙江元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多廊合一”的运河文化旅游休憩长廊以及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根据总体定位，该运河段要打造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做到遗产保护最有效，需在语言景观设计方面平衡现代化和历史性，即在满足国际游客需求的同时，兼顾沿岸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展现文化遗产的悠久历史。从调研结果来看，官方标牌中英汉双语所占比例（21.4%）有待提升，而私人标牌，尤其是商业类标牌的双语规划当在统筹历史性的基础上，基于地方区域文化特色，呈现出国际化和多样化态势。

第二，游客的来源、人数和消费水平等。大运河（浙江段）的语言标牌多以全体游客为话语对象。来浙江省旅游的十大客源国分别是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42］受客源国及游客消费水平（见表6）影响，规划部门在语言标牌设计中较多使用英、日和韩等语言。通过发挥汉、英、日、韩等语言的信息功能，将运河两岸文化和游客体验相连结，运用语言文字提供方位引导、景点介绍和商品服务，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游客传播运河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表6 2019年浙江省境内外接待游客人数及消费水平

第三，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语言和经济的关系就被确立，拥有主导地位的语言往往会对其字号、字体、色彩、呈现形式加以特别设计。国内语言学界和哲学界普遍认为，语言具备三大特征：符号性、意义性、交际性。符号是由形式（能指）和意义（所指）所构成，有一定的外在形式，如属于视觉的色彩、线条形式，属于听觉的声音形式等。［43］浙江省委宣传部通过挖掘运河沿岸文化元素，在弘扬大运河文化方面推出舞剧、钢琴大赛，并建立文化产业园区，打造相关图书、影视剧目和品牌活动。

语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因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约定俗成而不同，因此在标牌设计中，语言符号的所指应通过挖掘文化元素，提炼文化符号，合理设计标牌语言，使其在语义上传达大运河文化对于游客的情感，从而实现游客和遗产地间标牌语言的思想交流，协调行为。如以多种语码形式为例，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信息呈现不同的字体、色彩、材质以及置放位置，便于游客快速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其木质标牌亲切自然，手感温润，自然裂纹道出了历史的沧桑与演变；灰色石制标牌坚固耐用，传达运河水的清凉意。可见，政府在对语言景观信息功能进行规范的同时，也重视其象征功能的挖掘，努力将历史人文融入语言景观规划。

大运河的千年历史，赋予了当地相应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当地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发展方式。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着眼于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充分挖掘和提炼文化传承因子，围绕物质和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通过举办节庆活动等方式以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多语标牌多集中在少量景点的介绍及公共空间标识；有访客提到，希望能在店铺内或餐馆内增添店铺特色的介绍或外文版菜单。因此，在旅游景区用语用字规范中，我们建议修订“外文使用规范”，明确优势语码的语言选择要求。综上所述，根据Scollon等人所提出的优势语码概念［37］，当前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中所呈现的字体、色彩、材质以及置放位置，体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用意和大运河（浙江段）“诗画江南、水乡古镇”的地域特色。

（三）体验维度

体验维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景观的态度、理解和接受程度。［29］237Lefebvre认为，不同群体和个人拥有不同的历史集体经验或社会地位，对公共空间（街道、商业中心或广场）的体验感有所差异，进而对语言景观产生不同的记忆。［28］将中外游客和居民（见表7）对语言景观的看法和态度与当地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及相应的语言景观政策做比较，能够了解诸多力量在塑造该地语言景观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影响人们对所在地的认同感。

表7 大运河（浙江段）语言景观游客访谈

作为游客消费的首要符号资源，语言景观是改变游客对当地旅游文化观念的视觉符号。随着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大运河语言景观的构建在考虑非遗旅游产品属性、游客身份多元性和旅游动机等因素的同时，也要满足游客对遗产地本身所具价值的收获需求，但这些资源的层次不高，民众只对杭州的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等遗产点识别度较高，其他内容的旅游热度远不及这些遗产点，在宣传力度上，博物馆、书籍展示等形式都不能拉近大运河与其他民众的距离，亲身体验大运河文化的活动有待开发，民众对于大运河文化的认同感有待提升。［44］

各遗产点国外游客中日、韩游客数量众多，因此尤其是公共标牌，例如景点标牌除使用中英文之外，也常提供对等的日语和韩语译文。各遗产地语言景观通过多语码构建视觉消费空间，在发挥信息功能的同时，也塑造和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杭州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随处可见具有特色的私人标牌，以此来吸引游客。此外，遗产点各地官方路标指示清晰，且都为中英文双语，符合旅游景点区的语言文字规范要求。石碑上的遗产点介绍、古色的建筑及墙壁上的古语和当地方言介绍成为大运河文化带语言景观的又一特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也是独特的中国记忆，引发游客对大运河悠久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在科技的助力下，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打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以汉英双语方式，用影音方式完美呈现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好地满足了游客游览、欣赏需求。

(续表)

语言景观的感知会受到所在空间“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每个群体都会经历这种影响。探索当地人对多语的感受和态度，是一个探索认知和情感理解的方式，是对所处环境中语言景观的反应。当地的决策者试图在该地的商业语言景观中限制某种语言的使用以照顾居民的感受，同时，地方政府的意愿也能进一步影响语言景观中的语码选择。总体来看，居民、游客、外籍人士等语言使用者对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的语言景观比较认同，但语言景观标牌的维护、设计、规划及语言本体的精准性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结论与启示

语言景观研究反映地区对上层语言文字政策的贯彻实施情况，对语言政策的制定有积极的反馈作用，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现实依据，通过提高语言规划和管理的科学性，协调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语言问题，促进集体身份认同。［45］语言景观三维分析视角便于了解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语言环境的实然状态，可为当地政府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现实依据，为铸牢大运河（浙江段）文化带语言景观提供实践路径参考。

在双（多）主体共同构建地方性的视角下，语言景观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建构了运河（浙江段）的精神人文空间。因此，语言景观的重塑应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我国公共空间发展的新形态，从长远战略角度出发，提升该地的语言治理和服务水平。此外，建议广泛深入调研语言景观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及语言管理服务水平，结合运河文化带周边的人口结构和游客类型，做好官方公共标牌的语种及布点规划，打造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公共空间。［46］在语言景观重塑中，融入大运河（浙江段）两岸各地文化基因，形成定位清晰、连贯和谐的公共语言空间规划体系，提升运河的对外形象，通过语言景观讲好中国故事。此外，应健全各规制部门的沟通机制，完善公共标牌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落实河长制职责，及时回应解决语言景观治理中发现的现实问题。语言景观的创设涉及政府、机构、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大运河（浙江段）两岸的特色商业区、旅游区及特色社区等试点创建语言景观治理示范区，以点带面，提升城市魅力及城市语言空间品质。

旅游地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建设，建设多语言景观，既是语言应用的需要，也是该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基于Trumper-Hecht三维分析模型，我们对大运河（浙江段）沿岸的多语语言景观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其多语语言景观产生的原因以及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语言景观建设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建议：实体层面，应统一各遗产点官方标牌的多语语码类型，并在私人标牌中增加相应的外语信息，在统一规划、完善标牌的字刻与材质的基础上，打造更富特色的文化语言符号；政治层面，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条例，统筹语言景观规划，传达身份特征、文化传统、本地特色等多重符号意义，构建空间互动话语，发挥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本价值；体验层面，突出当地语言符号特色的同时，注意线性文化遗产地的整体规划，增加多模态语言建设，提升游客的文化认同感。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大运河沿岸文化旅游的城市服务品质，提高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文化自信心和集体认同感，助力塑造国际化城市形象，还可为国内其他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