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意林，孙九霞，2，3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 519082；2.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275；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 510275)

引言

过去30年，我国妇女解放成就斐然。女性的劳动价值被广泛认可，两性分工的“外-外”格局已然形成[1]。但这一格局的分布存在城乡差异。在城乡流动背景下，农村夫妻共同进城往往以牺牲家庭角色为代价[2]，因而出现妇女从城到乡的逆向流动，作为职业-家庭角色难以协调的妥协结果。数据表明，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年轻女性因婚姻、生育、赡养老人等原因放弃城市工作，返回乡村和家庭[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甚至出现“回潮”[4]。与此同时，“女性回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既有研究指出，妇女留守为主的结构强化了她们在农村的社会角色，有利于维系乡村代际、村际之间的家庭和社会关系[5]，对乡村农业发展[6]、妇女反贫困[7]以及妇女组织化[8]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迫切需要为返乡妇女提出能够平衡劳动价值实现与家庭和谐发展的在地就业方案。

旅游作为中国乡村发展的关键战略之一，其产业属性、务工门槛、工作环境或能契合农村妇女的现实需求[9]。较之村镇企业，妇女在接待业中被认为“更具有优势”，旅游参与能够促进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增加其收入和提升在家庭的话语权[10-11]，同时也对原有乡村秩序和社会网络关系的挑战较大[12]。但学界就乡村旅游中妇女角色变化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反思，基于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设计的接待服务使妇女依然处于从属地位[13]，进而又重新引发“参与旅游业究竟是乡村妇女对传统角色期望的妥协，还是挣脱主妇角色的反抗”这一争论。因而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从社会角色变化的角度重新评判，传统和现代性别观念对乡村妇女的角色选择、角色适应有何综合性影响？旅游参与如何重塑了乡村妇女的角色？返乡参与旅游究竟是挣脱了传统，还是一种回归？这是本文基于案例分析拟解答的问题。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1 城乡流动中留村妇女的研究

在市场化转型和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学界对留村妇女展开研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社会急剧变化，农村问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下凸显出来，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业体系[14]。但转移结构呈现出男性离土离乡、女性阶段性留守的“单性移民”①费孝通先生在《城乡联系的又一面》（1948）中所指出的“乡土工业式微之后，以个人为单位的人口流动”，即为“单性移民”。的特点，因此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制度与传统父权制的双重限制来讨论留守妇女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市场化转型后计划就业的体制庇护逐渐瓦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相应保障，高生活成本、低福利的现实使他们不能和家庭成员一起转移；另一方面，受“男主女从”性别分工观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与能力不同等影响，在转换职业过程中，农村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女性对亲缘、姻缘、地缘的依赖性较大而选择留乡[15]。这既是传统性别文化对转型期妇女角色的形塑，也是个体基于生理特征和婚姻家庭考量而做出的主观选择。

近10 年来，我国城乡流动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城镇就业岗位日益增多，年轻一代农民工更加难以忍受“拆分型家庭”的模式，夫妻共同流动的趋势更强[16]。加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整体提高[17]，新时期妇女“由城到乡”逆向流动的阻力和成本增加。在此新背景下，市场经济转型已经不足以解释妇女返乡留村的动机与诉求，要回答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交织后对妇女角色选择的影响，以及她们对自身角色的新突破或面临的新困境等问题，还需要探索出新的分析框架。

1.2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女性社会角色研究

性别问题贯穿旅游发展的始终，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常借由该主题来反映。20 世纪70 年代，旅游人类学家Smith 将性别角色引入社区旅游领域[18]。此后，研究者又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讨论了社区旅游参与对性别意识变迁（shifting gender ideology）的影响[19]。Tran 和Walter 阐明女性在社区生态旅游业中，发生了主导权、参与度、意识觉醒、可达性（教育和公平就业）、福利5 个方面的正向变化[20]。而消极的观点认为旅游业固化了性别等级，使不平等关系扩展到就业领域[21]。Davis和Greenstein甚至认为旅游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动，很难在任何一点上突出旅游就业对性别的特殊影响[22]。如果考虑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及其与更广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旅游既非性别平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23]。

由于地域发展差异和乡村旅游对城乡要素流动的不同作用，国内早期研究将旅游看作农村女性增加经济收入、增强自主意识、提高角色认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可行路径[24-26]，尤其关注服饰、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商品化带来的性别影响。案例地集中在少数民族集聚或贫困地区，致力于“经济落后、缺乏就业、性别觉醒不足的背景下考察旅游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27]。但这些发现，未能明确旅游区别于乡镇工业、其他城市职业影响性别意识的特殊性，未突出女性象征的文化身份[28]；也没有超越“经济赋权促进两性平等”的工具性假设，不能回答延续传统性别分工的接待业是否真正提高妇女地位的问题[29]。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有知识文化的返乡群体参与旅游，他们的性别角色变化尤其值得关注。近年，学界认识到性别问题和旅游影响的多维面向。孙九霞和廖婧琳认为，旅游引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还将她们卷入更大范围的不平等关系，应该将公私领域结合起来考察两性平等[30]；武文杰等还发现乡村妇女依然承受着家务劳动的压力，旅游不是唯一生计或旅游参与程度较低时，她们的参与旅游的积极情绪较低[31]。旅游影响下的乡村性别问题及女性地位和身份是复杂的，需要从不同视角及文化语境、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阐释旅游参与对女性角色重塑的有效性和有限作用。

1.3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

“角色”一词由拉丁语rotula 派生而来，是戏剧中的专有名词。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戏剧舞台上的角色表演和日常生活中个体行为的相同之处[32]，并从中发展出角色结构理论和角色互动理论两个派别。角色结构理论关注特定社会结构中角色扮演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所对应的一系列行为期望，且认为每个个体包含一束“角色丛”（role set）而非单一角色[33]。本文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将女性角色分为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两种[34]。当不同角色或角色丛对个体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会造成角色紧张（role strain），解决方法是通过角色适应与角色重塑来重新调整角色间的关系[35]。角色适应（role adaptation）表现为个体对社会规范或他人期望的依从，是一系列选择组成的社会化过程；而按照角色互动的理论视角，人在社会行动中具有主动性，角色适应也是发挥潜在优势、树立个体形象、满足自我需要的个性化过程。角色互动论中的另一重要概念角色塑造（role shaping），则指个体学习角色知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关系，最终形成角色习惯的过程[36]。

社会角色理论常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运用于实证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分析框架。综合角色理论中“角色紧张”“角色适应”“角色重塑”3 个核心概念，可以发现三者存在动态闭环的关系结构（图1）：（1）个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扮演多个角色，不同角色可能产生紧张关系；（2）角色也是个体能动的选择，角色紧张在个体心理模式中引起情感、态度、动机反应，随后形成角色调整的决策，如防御、应对或放弃某一角色来进行反抗；（3）决策完成后主体将角色理解外化为行动，个人层面表现为角色学习逐渐形成角色习惯，人际层面表现为角色互动和自我呈现；（4）他者根据社会期望对个体表现进行评估，形成整体印象，个体通过外在行为模式完成新角色的塑造，而新的角色丛或缓解紧张实现协调，或依然存在潜在紧张关系。

图1 概念框架图Fig.1 Conceptual model

返乡妇女的角色定位受到城乡分异的社会结构、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村落的社会网络关系和既有文化观念的影响。而人格特质、情感和动机因素的确存在于角色的选择和呈现之中。因此，本文将运用上述动态闭环框架，解释返乡妇女从返乡到留乡并参与旅游业的角色重构过程。

本框架同时涉及角色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选择与呈现问题。私人领域的部分主要体现个体在社会结构性作用下的选择，其中，家庭视角的策略选择将突出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旅游产业的特殊属性。公共领域的部分重点体现Q 村妇女的能动性，描绘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主体形象。综合自我呈现、人际互动和他者评价，能准确描绘角色变化的完整表征与实际效果[37]，有助于重构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中的妇女定位。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广东省梅州市是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之一，但近年人口净流出和乡村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重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36.69万，同比下降8.65%。，旅游是其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Q村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于明嘉靖年间聚族而居形成，下辖3个自然村，常住人口约3000 人。村庄区位条件优越，毗邻以美食著称的圩镇和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高尔夫球场，约有30余名年轻妇女在镇上或景区内从事接待活动，是该地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百村示范”之一。2018年9月，Q村村委牵头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在地增收，6 名返乡待业的本村妇女作为游客服务的核心力量参与旅游经营，承担古建筑解说、农场售票和咖啡厅服务等工作。值得说明的是，Q 村的华侨和宗亲组织影响力大，传统文化氛围浓厚，村落发展、古建筑修缮、海外华侨联络等公共事务都由男性主持，女性在决策事项中隐身。但有城市就业经验、有知识文化、有管理能力的返乡妇女，能在旅游参与中突出“女性优势”，这一典型特征有助于扩展讨论旅游对女性角色的多重影响和潜在张力。

2.2 研究过程与方法

2019年8月，笔者借助全国大学生“发现传统村落”调研大赛的平台回乡开展调研，第一次来到Q村。由于通晓当地语言，加之Q 村对大学生的重视，笔者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受到其宗亲会秘书长接待，还在村民家中吃饭，参与式观察第二届宗亲大会，获取村志材料。此后，笔者于2021年1月、2月、7月3次前往案例地开展调研。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以半结构访谈和观察法收集一手资料，访谈中充分运用自我暴露的方式，与受访者进行真诚交谈以实现“个人故事”的交换，然后展开关于“角色分工”“性别平等”“性别观念”等话题的讨论，并通过观察、重复提问和向第三人循证等方式保证访谈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访谈对象包括镇级政府人员、村外餐饮店老板娘、村支书、社区精英、参与旅游业的妇女、其他村民和游客，共计31人，重点关注其中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6 位“娘子军”成员，人均访谈时长超过1.5小时，同时也关注其他留村妇女，并从村民口中了解社区对她们以及村内旅游发展的评价。其中，直接参与乡村旅游的6 名娘子军成员被编码为“X姐”（X为其常用称呼的首字母），其他妇女（非本村但在村内旅游就业、参与村外旅游业、居家待业的妇女）被编码为Fi（i=1，2，3……，下同），社区的政治、文化和宗族精英被编码为Gi，其他村民和游客分别用Ci和Ki进行编码，并对不同主体的访谈转录文稿、访谈笔记和观察笔记进行文本分析。

3 妇女返乡：职业角色向家庭角色的妥协

3.1 根深蒂固的传统角色期望

“心臼”的角色期望是妇女返乡行动的主要拉力，这种期望寓于传统文化和当代现实之中。作为客家地区对过门妇女的称呼，“某某（公公或婆婆）的心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已婚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定位。

3.1.1 家庭成员对心臼的角色期望

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Q 村妇女的角色定位与家庭职责。据村志，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村内有“男丁十六岁则出洋”的传统，外出者几年后返乡娶妻、留下后代则再次离乡。因此婆婆是新妇在村内最主要亲属关系，“某某的心臼”成为新一代留守妇女的一般称呼。而“女耕男儒”或“女耕男商”也是本地最典型的传统性别分工。心臼在侍奉长辈、养育儿女、农耕劳作、墟市贸易等活动中都是主角，如村中传唱的歌谣：“客家妹子系唔差，割橹打柴满山爬；犁耙辘轴碌碌转，牵儿带女奉娘爹。”

表1 部分受访人员相关信息Tab.1 Information of some interviewees

如今，Q村的许多心臼虽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但传统的角色期望依然根深蒂固，“照顾好儿女，照顾好爸妈”（H 姐）成为家庭对她们最大的期望。在子女的抚养方面，重视后代的培养是Q村长期繁荣的根本，C3 直言：“我们人一生不就是为了细崽子（孩子）吗？”赡养老人是年轻家庭返乡留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以S姐的家庭为例，她的丈夫担心年迈的父亲无法适应独居生活，放弃了在深圳创办的公司，举家回到Q村。

家庭角色的期望以社会规范和情感的方式影响家庭成员的共同选择，固化着妇女的家庭角色。当面临家庭与职业角色冲突时，妻子而非丈夫承担起放弃工作、抚育后代的主要责任。首先，这受生命周期特定阶段的影响。如怀孕、生产、调理身体的需要，女性将暂时性返乡或阶段性就业。S 姐强调：“我怀我那个大的（孩子）时候回来过一次，后来又怀了小的（孩子），就又回来了。”H 姐也在两个孩子出生前后选择回到Q 村，她曾试图回到城市，但“全家人都走（离开家乡），就公婆不肯；带着孩子离开就老公不肯，他爸妈谁照顾啊……我自己走（孩子和老人留在家乡），那谁都不肯。”此外，绝大多数Q 村人都认为心臼的角色不可或缺，父亲角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儿子的角色在父母赡养中的缺位是Q村的常见现象。主要受访者中，有一位女士的丈夫一个月回家一次，另一位则最多半年回家一次。“妈妈”们表示孩子与自己更亲，许多年轻丈夫即使在家也不大插手日常事务，只是负责“捞金”而已。

3.1.2 心臼自身的角色认同

尽管传统客家妇女在村内经济生产领域担任主要角色，但其“主外”的机会非常有限，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不高。这与过去崇文重教的观念和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相关。传统客家男性的角色定位是实现家族的阶层跃升。他们外出则从商谋生，居家则读书求官。女性“主外”则是服务于父权家庭的从属行为，她们的社会价值被贬低，甚至自我贬低[38]。因此，村内公共事务、家庭内部事务的重大事项决策权自然也在“有文化”的丈夫或儿子手中。与此同时，家务、农务、子代教育任务都主要由妇女完成，歌谣中有“针头线尾、田头地尾、锅头灶尾、家头教尾”的生动描述。Y姐直言：“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下南洋’本来就是这样一种模式，梅州的发展有局限性……一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分工在Q村部分家庭生活中依然显见。

此种角色分工延续至今，影响着新生代心臼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期望。在夫妻关系中，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影响择偶标准中的学历和职务要求，从婚姻的早期阶段就开始植入两性在社会地位、劳动收入上“男优女劣”的价值判断。所调研的大多数返乡年轻妇女也拥有初中以上的学历，但从家庭内部来看，丈夫学历或职位大多高于妻子，相反的情况少。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的总收入越高，家庭个体通过有偿劳动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边际效应越低，劳动参与决策就越灵活。这意味着当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发生紧张时，妻子比丈夫更容易放弃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丈夫）更能赚到钱呀”“我只是助理，不是主创（丈夫是主创），我要适应（返乡的生活）。”（J姐）

因此，尽管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婚姻恋爱自由使得传统观念中“男性优于女性”的“应然性”已经被打破，但村民思想中潜在的“必然性”未能消除，家庭中经济收入的相对劣势成为妻子放弃职业角色的理性前提。丈夫的绝对收入是妻子能够长期留乡的保障，且他们在家乡提供了土地、家庭住所和较稳定的生存环境，否则为补充生计妻子必须外出务工。而在代际关系中，返乡妇女也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念书的子女，实现传统观念的再生产。

3.2 城乡两栖下的角色紧张

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作为家庭的核心关照，与都市高收入职业中的“全日制”“出差”等现实发生冲突，表现为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紧张关系，同时构成妇女离城的推力和返乡的拉力。

3.2.1 城市职业角色与家庭照护角色不协调

城市化进程中，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当代Q 村妇女的优先选择，但职场的时间和精力要求将挤占妇女承担家庭责任的时间。以J 姐一家为例，他们曾所在的企业上市以前长期处于快速上升期，员工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工作时间较长；而在空间上，由于房地产业的性质特殊，员工经常被外派到其他城市拓展业务。频繁往返于住所地和工作地的大尺度流动，使其很难在所到城市快速建立工作以外的生活圈和娱乐圈。最终考虑到孩子在安定环境下接受教育的重要性，J 姐决定返乡后全身心投入孩子的培养，甚至用传统的家庭教育取代了幼儿园教育，成为客家耕读文化的自我践行者。

年轻夫妻与家中长辈之间还存在抚养与赡养的分工、依赖关系。心臼们认为家务和育儿均需公婆的帮衬，她们对老人有很大的期望。同时，主要由女性打理幼儿琐事并不代表男性在教养子女方面缺乏能力，Q 村有一些“能文善武”的“爷爷”“外公”甚至比孩子父母更懂得如何照料孙辈。若老人由于疾病或地方依恋等原因而“不能迁、不愿迁”，心臼还是需要返回家乡照护。S姐和T姐都为照顾家中老人从深圳辞职回家乡，而H姐则主要因为孩子与公公婆婆无法同时迁移，而“不得不”留在家乡。她们都认为，老人在家务操持和育儿经验方面能提供很大帮助，但老人教育能力有限，加上“隔辈亲，公婆太溺爱了，孩子还是必须和父母住在一起”。综合来自城市的推力、家庭的拉力以及融入城市或老人随迁的阻力，妇女离乡工作变得困难。

3.2.2 返乡后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有限

放弃职业、回归家乡的选择是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下，合家从家庭长远和全局考虑，作出的暂时性的理性选择。但返乡妇女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内心始终存有重新就业的倾向。

Q 村年轻已婚女性返乡的核心动因在于“家庭”，但其实质上拥有就业资本与内在动机，不满于“那么年轻就待在家里”“没事做就是打牌打麻将”（Y 姐）的生活。每位受访者谈起曾经的工作时，都流露出自豪和怀念之情。返乡赋闲与城市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迫切需要通过自我充实来缓解“无所事事”的焦虑，主动谋求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在参与旅游之前，H 姐对返乡的无奈选择一直颇有怨怼，认为自己“要是出去（工作）又不会比他（丈夫）差好不好！”还有几个家庭原本在大城市的收入水平不低，能够基本立足，但全家返乡后经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妻子还要在老家寻找能够获取收入的机会，为家庭生计做出经济贡献。若维持她们“家庭主妇”的状况，将与个体角色期望产生较大冲突。因此，“返乡家庭主妇”的新角色与妇女自身期望之间依然存在冲突，她们希望找到平衡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兼容性方案。

4 妇女再就业：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平衡

4.1 角色适应：旅游成为调节角色紧张的就业方案

4.1.1 旅游开发创造妇女在地就业契机

Q村的旅游开发是“资本下乡”“政策下乡”的结果。最初发展旅游，是由镇政府向在外华侨承包村内几幢围龙屋，引入外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接待和营销的工作由村委会和公司招聘的外来员工驻村处理，村民不了解、也不关心其中事务。后因经营不善，投资者退出。2018 年，Q 村村委会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取得华侨建筑的经营管理权，并吸纳本村人参与旅游接待服务。

熟人关系成为返乡妇女就业的主要支持性网络。Y姐曾在镇上开餐饮店，儿子就业后返乡赋闲，因为与原Q村游客中心的接待员（非本村人）相识，便接替了其在游客中心的工作。随后Y 姐又联系了“擅长待人接物”的J姐，J姐又认识L姐……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带动了其他5 位返乡妇女轮班参与乡村旅游宣传与服务工作。但即使不是上班时间，她们也会到游客中心、围龙屋或镇上的饭店与姐妹们一起运动和娱乐。因此，旅游业中的妇女就业实际上是在熟人关系网的基础上建立的。她们年龄相仿，兴趣爱好、育儿理念相近，这为她们后来凝聚成为一个团体奠定了基础。而关系网络占主导的熟人社会对女性就业起到了保护作用。

4.1.2 旅游生计协调工作与家庭角色

此前的务农与就近务工并非返乡妇女的理想职业选择。一方面，Q村是相对富裕的村落，加之市场化和政策试点的需要，村内土地集约利用引致了较大规模的耕地流转，不少家庭早已不再以农耕为生。过去的留守妇女能够通过务农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现在则容易成为农场老板的“菜农”。当然，许多年轻返乡妇女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回到农田中去。另一方面，乡镇工厂的工作也无法满足随时照应家庭的需要，不被认为最适合“相对有（服务业的）经验、比较能说会道的女性”（S 姐）。所以既能照顾家庭，又契合这些妇女的能力与职业经历，还要满足“面子”“里子”需要的就业方案是最佳选择。

旅游就业的灵活性和在地性强化了她们的职业认同和角色“韧性”。在时间上，游客接待工作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时段性，一般实行半天轮班制。每人每周平均只需6～12 个半天在岗（2～3 人同时上班），旺季时可以临时增加人手，淡季时上下班的时间也相对灵活，相互通过协商、调班等方式匀出时间接送孩子、照看老人、进行调休或完成其他家庭事务。在空间上，乡村旅游的在地性给从业者的通勤以极大便利，且熟悉的社区环境增加了女性的职业安全感。而在职业技能方面，返乡前的就业经历让她们在旅游接待工作中的胜任感和获得感远多于挑战。Y姐指出，如果没有旅游，她们承担家庭劳务之余“无非就是打打麻将”，是旅游给了她们再次实现自我的机会。她们普遍认可这样一种生计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包含了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人生才是比较精彩，也比较踏实。”甚至有一位住在县城的退休女士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每天从城里驱车30 分钟来到Q 村，负责游乐场的检票工作。S姐和H姐都认为乡村旅游能够让她们兼顾家务的同时补贴家用，这不仅说明“乡村旅游能够显著提升年轻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39]，而且提高了妇女留在乡村的可持续性。

4.1.3 旅游从业嵌合乡土“关系”

娘子军通过关系网络聚集在一起。这种基于社区亲缘与地缘的关系结构，决定了妇女们不会完全参照市场竞争的逻辑处理同事关系、业务关系。家庭为主而非利益为先的择业策略，使她们在充分依赖并极力维护亲缘的基础上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作中按照内在的文化适应方式，妇女们充分运用“关系”，发挥了掌握、应对和防御的多重角色适应策略。

乡土社会是人情社会，妇女们会利用以往的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来适应新角色[30]。正如J 姐所说，她们的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将自己的职业热情和智慧全力倾注到乡村旅游中，“把工作当作家庭来经营……家里茶叶拿出来泡给客人喝”。娘子军还充分利用人际便利主动维护景点资源。一个细微的例子是：年关将至，村内购买灯笼装饰路灯，J姐立即联系安装人员（本村人）将部分灯笼“截胡”到N 庐（中西合璧的围龙屋建筑，核心旅游吸引物），并请他们帮忙装饰墙面。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是妇女这一群体投入旅游就业的又一“关系”保障。H 姐指出参与旅游后，家务劳动更多地转交给公公婆婆，而没有长辈支持的J 姐则不得不承担更多家务。

当遇到经营困难时，妇女们会退让个人利益，采取集体抱团应对策略。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Q村围龙屋的门票收入减少，特色农产品的产量和利润都没有保障，超过一半的村民退股。老板想通过裁员降低人力成本。妇女们一致提出“可以减薪、不可裁员”的要求，坚持平分公司能够给出的工资。在她们看来，好姐妹之间的团结和情谊更加重要，不能因为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减损其他人的利益，“娘子军”的称号也由此而来。春节是旅游旺季，公司老板要求大家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照常上班，娘子军积压已久的不满爆发，以罢工的态度换取“他必须坐下来跟我们好好谈一谈”的权利。最终“（老板）来说了好话，然后给我们补了假，我们过年期间就又开心上班了。”可见，尊重与协商是Q村妇女与经营者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平等互惠是她们内部团结合作之道。而商业经营的逐利逻辑和乡村关系的和谐逻辑产生冲突时，能够在熟人社区中得以整合、消解。从中也可以发现，返乡妇女的乡土逻辑一定程度能够抵御旅游业的脆弱性和季节性。

4.2 角色重塑：旅游对妇女角色变迁的双重作用

旅游参与使返乡妇女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和职业身份。同时，社会中和本村内固有的文化偏见，限制了其新角色的发挥空间。

4.2.1 主客互动与积极认同造就了文化中介者

返乡妇女在旅游参与过程中与客家文化深度互动，强化了她们对Q村文化的认同。她们充分掌握本村的语言、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建筑结构和传统技艺等多方面知识。“娘子军”中除了J 姐和T 姐是本县人外，其余4 位均是外县或外省媳妇。但所有姐妹都已经流利掌握地道的本地语言；在对外开放的N 庐中，她们能够熟练地介绍客家酿酒、仙人粄、茶叶等特色食品的原材料、制作工艺、存放要求等知识；熟知N 庐的建筑历史、建筑结构及其遗产价值，还对壁画、雕花、楹联等细节如数家珍。J 姐认为自己就是Q村人，在旅游接待的过程中总是热情饱满，对遗产的解说十分到位，能够回答游客的所有“奇怪”的疑问；L 姐更是直接参与N 庐遗存资料的整理、碑文识别、刊物校对等工作。

妇女参与旅游推动了地方文化更广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事实上，她们并未受过任何解说培训和专业知识学习，对Q村的认识源于接待服务的实践锻炼和作为本地人的优势。同时，她们会将自己原有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创造性地运用到旅游解说中，其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处世哲学更成为客家文化最生动、最有展现力度的呈现。不少游客主动添加娘子军们的微信，一度以为她们是村干部或专业导游。与外来游客的交往也使村内女性获得拓宽视野的机会。J 姐认为在接待服务中“能够遇到贵人”，增长自己的见闻。她们还会自发前往市内其他乡村进行参观学习，也接待来自不同地区的团体观摩考察。这些机会反过来又促进Q 村接待业的发展和文化传播。

旅游对女性文化身份的重塑，还延伸到村中其他女性。村内新开的咖啡店人手不足，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也叫去做帮手；L 姐两个女儿看到店里热闹，空闲时便自己跑去帮忙。一些年长的婆婆因为经常遇到游客咨询或专家考察，逐渐认识到自家老房子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拿着尺子来量、来测，又画画，画了3 个月，说这是古建筑”，开始了解并展示所在围龙屋的历史故事时，她们便从“我也不知道这些屋子有什么好，烂屋烂舍”，转为自豪地宣称“我祖上也是有钱人！”（C9）由于围龙屋的结构功能较为特殊，游客每到一处围龙屋，都会不经意地进入村民的居住空间，但屋主们都会说，“来看看啊，来吧没事！”婆婆们还会提着水壶迎上来，脸上满是笑容和心疼地问道：“你们从哪里来？要水食吗？”甚至热情地介绍自己祖屋的建制、历史以及孩子们的近况，并回忆其他专家教授、大学生来访时的情景。有一次在D 庐，笔者因中暑突然流鼻血，弄脏了地板，84 岁高龄的潘婆太（C2）当即制止了笔者擦拭血迹的行为，马上将笔者带到客厅，泡茶、开风扇，并不时询问笔者的感受。最后婆太用自家的鸡蛋、西红柿、豆角以及早上拜托侄子买来的瘦肉款待我们。这些自发的接待行为是Q村长期接触外来者的惯性反应，更是客家妇女淳朴真挚、热情好客的本地文化。这种精神在旅游交往中实现了广泛的人际传播与代际传承。

4.2.2 数字化的自我呈现形塑为景区代言人

数字化社交媒体已经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乡村旅游的宣传提供了便利。返乡妇女通过模仿、学习、创新的方法，在旅游参与中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了人际、代际、村际的文化互动，将乡村更加立体地展示出来，为游客了解乡村、透视乡村提供视角。

娘子军们是以“虔诚者”的姿态投入职业角色的扮演。她们在岗位上极力言说的Q 村就是乡村旅游中所要营造的“家乡”，其所发朋友圈中90%与Q村旅游相关。姐妹们以自创的宣传口号不断言说着Q 村的山水、文化和游乐活动。“山清水秀、热情好客的田园之乡”的乡村形象是许多潜在游客对Q村的第一印象。T 姐为了宣传咖啡店，屡次向从事新媒体运营行业的游客请教抖音视频的拍摄和制作技巧，用咖啡店的美食美景“刷屏”。在微信对话中，她们也会秉持“说好话”的待客之道。

反过来，娘子军也会试图“规训”访客。例如她们对“他者”的描述直接表达了对“何为好游客”的想象。J姐的一条朋友圈描述了彬彬有礼的儿童游客，不断强调这类情况的“难得”。既展示自己的职业价值和专业态度，又隐晦地表达了对“游客有素质、懂礼貌、尊重当地文化”的期望，她们将生活态度延伸到工作之中。同时，作为Q 村的代言人，妇女的面孔持续出现在新闻媒体中，L姐和J姐就是当地的“名人”，“没几个人不认识她俩”，这不仅增强了个体的自我认同，还为妇女取得了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潜在话语权。

4.2.3 经营压力和文化语境对职业角色造成挑战

娘子军们在旅游接待中尽职尽责，但重新判断自我价值和适应新角色的过程中面临挑战与他者的轻视。

华侨建筑开放初期，政务接待、亲友访问皆免费。后期经营公司对游客量预期较高，希望开拓客源以收回投资。但Q村的旅游发展缓慢，食宿设施供给不足，游客消费水平较低。最新的承包公司实行联票制，对票务工作进行了严格规定，门票售出后不受理退票。还要求村民须凭身份证原件才能获得6折优惠票。这些硬性要求挑战了“熟人社会”的“刷脸”习惯，常常引发口角冲突，让心臼们在工作中面临不近人情的处事压力。

旅游接待业的确使妇女们保持一种“较低姿态”，需应对来自游客和企业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例如游客闹事中的性别歧视时有发生：“有个女的买了原价的票，然后又在朋友圈看到特价票，就跑过来要退票，H姐就问了老板，老板说卖出去的票不能退，然后就一直在吵。吵着吵着又说叫老板过来，H姐就说Z总不在Q村，那个人就说‘老板不在，那我怎么知道你是打给情人还是打给你老公’越说越离谱……很多人等着买票她还在那里闹。”接待人员对“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近人情”的企业老板也表示出极大不满：“老板太过分了，经常有这样的事。”（S 姐）“我都说了他（老板）这样子就是搞死他自己的！”（Y姐）“没什么啊，我就等着他（老板）来辞退我！不用上班了！”（L姐）这种冲突常常使妇女们陷入职业沟通困境。

同时，村里人尤其是大部分男性村民对她们的认可度较低。回顾Q村旅游发展的整体路径，本村妇女最初被排斥在旅游就业之外，直到以村中男性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和旅游合作社取得了旅游发展的主导权，符合条件的小部分返乡妇女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才有机会团结起来参与旅游接待和基础服务工作。而除却游客中心有关的社区事务，娘子军成员均没有参与村委会、宗亲会或合作社事务，也不可能进入所在公司领导层，这是社区其他成员对她们的感知度不高的主要原因。C4 婆婆在接受访谈时正与一群姐妹们讨论村委会委员“朝九晚五”的“高薪闲差”（存在偏见），但对娘子军们的就业状况并不了解。在大部分村民看来，旅游业并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业，部分妇女努力融入只为谋生，娘子军们对Q村的经济和文化贡献作用也随之被遮蔽。

综合家庭、游客和社区其他居民的评价看，妇女实际成为乡村旅游中文化中介者和景区代言人。Q村返乡妇女的社会地位相较于家庭主妇而言有所提高，但并不明显（表2），她们的社会角色地位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2 返乡妇女的角色变化Tab.2 Role changes of women returnees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妇女返乡参与旅游业是对传统角色期望的妥协，还是挣脱主妇角色的反抗？”这一争论，实际反映了妇女角色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体现家庭性别分工对妇女城乡流动和职业选择的影响，后者讨论妇女解决角色紧张的能动性问题。旅游参与中的Q村妇女在心臼的角色要求下放弃城市工作，返乡照护家庭，但主妇角色并不符合她们的个体期望。乡村旅游的发展，为Q 村年轻妇女在地灵活就业、兼顾家庭提供了可能，她们在旅游参与中积极寻求角色适应，在熟人社会建立亲密伙伴关系，掌握接待与营销技能并将乡村文化外化呈现，成为Q村旅游发展的文化中介和代言人，基本达到了家庭责任层面的“身体与情感回归”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挣脱”的统一与平衡。从女性解放和角色平衡的角度看，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努力达到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和谐统一应是妇女传统性别观念“回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Q村妇女返乡的根本动因是家庭。具体表现为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社会期望在时间和空间上不一致。在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年轻妇女因为“主内”和“主外”的比较优势，把自我价值与福利让渡给她们的家人，保证了“母亲”和“心臼”角色的在位，也让年轻家庭摆脱了兼顾“家庭-职业”的两难困境。返乡何尝不是对“工作-家庭”角色紧张的一种“挣脱”！妇女返乡是出于家庭的长远与全局利益，整体考量之后的理性选择。

图2 返乡妇女旅游参与的角色重塑过程Fig.2 The role reshaping process of women returnee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农村“空心化”已经成为现阶段的普遍趋势，如果土地收入的边际效益低于务工，在乡村第二、第三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妇女极有可能再次流向城市。旅游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在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契机，也为乡村发展留住了人才。Q 村妇女的旅游参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客家文化与精神的人际传播与代际传承。她们全身心地投入乡村旅游发展，在同事互动、主客互动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村落的文化、言说乡村的故事，并试图通过策略性的自我呈现手段，规范游客的行为方式，挑战外来资本的经营模式。这种职业选择是基于情感归属、主体能动而做出的可持续个人发展方案。相比外来的女性员工，本村妇女对Q 村有更深的认同和依赖，能更加感性地呈现村庄的一草一木，还团结起来与外来企业进行平等对话；对乡村而言，返乡妇女的在地就业的潜在价值远大于其获得的经济收益。因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分析妇女“逆向”流动的可能条件，还需尤其重视年轻妇女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贡献。

5.2 讨论

本研究在案例选取和分析视角上具有创新性。第一，本文关注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返乡妇女在旅游参与中的角色重塑，旨在破除一种“迷思”——乡村妇女“低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而旅游促使她们在地实现性别觉醒。Q村妇女在返乡以前已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与职业训练，符合绝大多数东部和中部地区乡村的现实情境与未来情境。这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当妇女意识觉醒、有独立生计能力后，该如何在乡村自我定位的问题。第二，一些研究把夫妻割裂为家庭中争权夺利的个体[17]，但本文认为家庭内的性别分工问题、家庭成员在职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当代诉求，首先要在主干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结构中考量，不能忽视家庭中婚姻维系、子女养育、老人赡养等核心问题。最后，研究是在乡村旅游发展早期讨论妇女的角色变迁，发现旅游的性别影响并不是“突进式的”“单一的”，村中的妇女的性别观念、生计资本、社会资源都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她们在乡村就业中的行为方式，这与近年研究的部分发现互为补充。

必须说明，旅游就业不是妇女返乡或留乡的首要原因。在性别公平观念普及化的今天，旅游对部分女性意识觉醒的作用也较小。旅游接待只是大多数女性“不得不”的次优选择，妇女们的旅游参与符合传统性别分工，并不能带来妇女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深刻改变。但当我们不再纠缠于“两性公平”的难题，旅游的特殊贡献——主-客互动对目的地遗产保护利用、对村落文化活态呈现的重要意义就进一步显现。妇女在乡村旅游中文化身份非常值得关注。这是局限于“个体-家庭”视角的研究未能明确指出的。

本文整合了角色理论的部分重要概念，指出女性从角色紧张到适应新角色、重塑角色的过程需要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下分析，也需要关注个体的情感、动机和态度。在理论框架中还可以看到返乡妇女以家庭为本位、在公共领域的职业归属感、认同感的形成及其影响。但由于角色理论的每一组概念内涵复杂、体系独立，框架内的变量之间实际具有何种程度的关联仍未可知，未来需要用更多的案例或量化的手段予以全面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