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瑞，王 群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引言

旅游被认为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跨越的重要载体和实践范式[1]。但与众多产业形式相似，旅游与生态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二元矛盾关系[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前旅游地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共生概念源于生物学，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Heinrich Anton de Bary 于1879 年提出，指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后逐渐发展为两个有机体的互利状态，不同物种间的互利、共栖、寄生等关系[3-5]。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结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推动了共生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6]。1998 年，我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理论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构建了以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为要素的共生系统[7]。2001年，共生理论开始被引入旅游学研究[8]。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共生理论的旅游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利益相关者、旅游区域、旅游与其他产业共生等方面。其中，利益相关者共生主要关注多样化共生关系的构建与利用。政府旅游部门与地方社区之间存在基于旅游规划合作的共生[9]；旅游经济业态的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互补者之间因共享价值链而共生[10]；旅游企业之间拥有交流与协作的共生关系[11]；旅游地的政府、游客、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非对称、非均衡的共生网络[12]。旅游区域共生较多关注旅游地之间的竞合发展。跨省市行政边界的旅游经济开发区也会存在具有空间联系的共生关系[13]；在经济开发区内部，不同子区域的旅游发展程度不同，构成了具有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多中心共生网络[14]；子区域在整体的共生网络中互相竞争、博弈与合作，通过积极引导，有利于促进整体的共生发展[15]。旅游与其他产业方面共生主要关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业与农业的共生对于增加农户收入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边际效应递减[16]。旅游业与交通业互为基础，共同促进，如果建立积极的共生关系，有助于实现两者共同可持续的发展[17]。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之间互相渗透，共生的基础较扎实，如果合理开发，将发挥更全面的积极共生效果[18]。总体看来，旅游的共生研究较多关注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研究，对不同类型主体之间共生关系的探索较为不足。

旅游与生态的共生是经济产业与自然环境两种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状态，是当前“两山理论”指导下旅游发展的首要原则与最高追求。两者共生关系的构建主要基于4 个方面：多层次主体之间的多元伙伴关系、旅游与生态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生态为旅游提供的健康服务、生态的研究与知识教育[19]。利益主体方面，生态旅游的发展实现有赖于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当地社区、学术界、志愿部门、保护机构和媒体8 个受益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建立，通过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均衡，进而实现基于社会关系的旅游与生态的共生[20]。旅游开发方面，生态空间内的建设为社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减轻生态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同时，生态为旅游提供更多开发资源的同时，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形成了基于经济关系的共生[21]。健康服务方面，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旅游者的健康与福祉，旅游者也会倾向实施保护和维持生态的行为，构建基于健康的共生[21]。生态教育方面，自然生态为游客提供了生态教育的环境基础，增强了游客的环保意识，进而实现对生态的进一步保护，产生了基于知识共享的共生[22]。但目前对旅游与生态共生关系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对两者共生机制与内涵的定量阐述有待进一步加强。

旅游生态安全概念从生态安全概念衍生而来[23]。良好的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旅游业与生态均处于持续良性发展状态，两者关系平等互利、健康协调[24]，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与生态关系的优劣程度[25]，国内已有学者对旅游业与生态环境、旅游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互动关系展开论证和研究[2,26-27]。因此，基于共生视角定量测度旅游业与生态处于何种共生模式与共生度，可以量化两者关系的优劣程度，进而为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判定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构建旅游与生态共生研究框架，选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安徽省黄山区为案例地，探讨其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并对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进行判定，揭示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成因，为黄山区改善旅游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优化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提供参考。

1 旅游与生态共生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理论框架构建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是共生系统的3个基本要素。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单位，依托共生界面，即相互沟通的媒介或接触介质，进行相互影响与作用。单元间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与程度决定不同的共生模式及其优劣程度，单元外部资源与环境构成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不仅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而且体现了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7]。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共生模式可归纳为互利、偏利、偏害、寄生和互害5种[28-29]。

旅游业与生态之间具有天然的对立统一的二元矛盾关系[2]。旅游业与生态可以被视为在旅游地这一共生环境中共存并相互影响的两个共生单元，平等共享旅游地的自然、社会空间与资源。两者间存在积极与消极的相互作用，其内部的合作与竞争机制构成共生界面，外部的自然、社会空间与资源构成共生环境。生态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本，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观光风景和开发资源，可以支撑旅游业的发展[30]。而严格的生态政策，会限制旅游开发的方式和空间，导致旅游发展权受限[31]。旅游开发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发展可以为生态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基础，为了保障旅游业发展，人类会投入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持治理和改善生态状态。但伴随旅游业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害，旅游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挤压侵占生态空间等问题对生态安全状况造成威胁，而恶化的生态环境会阻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2]。

旅游与生态之间积极或消极作用的相互作用分别形成了正向或负向的“旅游受力”和“生态受力”，受力方向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共生模式[32]。当旅游与生态均受正力，则彼此正向作用，处于互利共生模式。当旅游受力为负，生态受力为正，则旅游正向作用于生态，而生态负向作用于旅游，处于生态寄生模式；当旅游受力为正，生态受力为负，则生态正向作用于旅游，而旅游负向作用于生态，则处于旅游寄生模式。当两者均受负力，则彼此负向作用，处于相互损害模式。同时，理论上存在两者间无作用的情况：当旅游受力为0，生态受力为正，则旅游正向作用于生态，而生态对旅游不作用，则处于生态偏利模式；当生态受力为0，旅游受力为正，则生态正向作用于旅游，而旅游对生态不作用，则处于旅游偏利模式；当旅游受力为0，生态受力为负，则旅游负向作用于生态，而生态对旅游不作用，则处于生态偏害模式；当生态受力为0，旅游受力为负，则生态负向作用于旅游，而旅游对生态不作用，则处于旅游偏害模式。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与生态关系的优劣程度[28]。基于旅游与生态不同的受力程度，可进一步衡量同一共生模式下共生关系的优劣程度，即共生度[29]，进而刻画更加细致的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共生度越高，两者共生关系越优，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越好（图1）。

1.2 指标体系构建

图1 中，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level，T）主要指旅游业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综合水平[33]，体现旅游共生单元的状态水平。本研究选取游客规模（旅游接待量、旅游人数增长率、游客密度）、旅游市场消费水平（旅游收入、旅游收入增长率）、旅游地接待能力（A级景区数量、星级宾馆总数、客房数、床位数）、旅游业污染排放（旅游业废水排放量、旅游业废气排放量、旅游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城镇化率进行综合衡量。生态水平（ecological level，E）指生态系统中植被、水质、大气等的综合水平[34]，体现生态共生单元的状态水平。黄山区以生态旅游为主，对水域的污染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商业污水，且为响应生态大市建设、新安江综合治理等政策要求，黄山区持续强化项目环境管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域污染防治能力大幅提升，水环境质量常年优良。而随着旅游开发带来的空间建设与改造，导致植被与空气质量变化较明显。因此，本研究选取森林覆盖率、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自然保护区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 个指标作为衡量生态水平的敏感性指标。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C）是旅游业与生态竞争的资源与环境基础的状态[35]，体现共生环境的状态水平。水资源是生态系统更新循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依存的重要资源，森林、湿地、绿地和耕地是生态空间承载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的重要载体，同时，黄山区作为典型的自然观光旅游地，森林、湿地、绿地和耕地也是重要的旅游观光资源与旅游空间载体。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均水资源、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湿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5 个指标进行衡量。同时，人类采取的积极措施，如资金响应（环境保护政府支出）、人才响应（职校旅游人才数量）、行为响应（人工造林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会对资源与环境容量进行扩充。因此，采用综合资源环境现状和人类响应来衡量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

图1 旅游与生态共生理论框架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ism-ecology symbiosis

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反映了其相关性；系数越大，反映两个指标的信息相关性就越高。为了避免指标反映重复信息，选择自相关分析进行原始指标筛选，运用SPSS 19.0 软件进行各准则层内26个指标间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将相关系数大于0.8的指标选择性删除[36]，并利用标准化处理与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旅游与生态共生评价指标体系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ecological symbiosis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黄山区地处安徽省黄山市，总面积1775 km2，境内山脉纵横、峰峦密布，森林覆盖率达8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4%以上，主要河流水质优于Ⅲ类水质标准，饮用水源水质全年达标率为100%。1996年，黄山区被国家环保局批准为全国唯一的旅游型生态示范点，目前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是黄山区的生存之基、发展之本，“生态立区”已成为发展共识。黄山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黄山风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太平湖，4A 级旅游景区翡翠谷、九龙瀑等。截至2021 年，黄山区共有A 级以上景区7 家，其面积约占黄山区总面积的27%，且目前已基本实现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型。随着省级特色旅游名镇、特色旅游名村、休闲旅游示范点等的创建，旅游产业布局几乎辐射全区。2005—2019年间，旅游收入在黄山区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占比达70%，旅游业是黄山区最大的特色产业和经济来源，“旅游兴区”成为全区发展目标。旅游作为具有较强关联性的综合性产业，结合“旅游+”和全域旅游背景，通过住宿、餐饮、购物、娱乐、交通等诸多要素对黄山区自然生态产生深刻影响。近年来，黄山区编制出台了《黄山区“十三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黄山区绿色发展行动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太平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工作，强力推进绿色质量提升行动和千万亩林增长工程，致力于探索黄山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黄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通过旅游开发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以黄山和太平湖景区为两大重要经济增长极，并进一步强化旅游辐射效应，形成以生态为本底的两大发展组团，带动黄山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如何处理好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黄山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05—2019年《黄山区统计年鉴》《黄山市统计年鉴》《黄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黄山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

2.2 研究方法

2.2.1 共生单元水平测度

得到各指标的无量纲标准化值以及权重系数后，采用线性加权法[45]计算出旅游业发展、资源与环境容量以及生态水平的基本指数，通过基本指数值反映三者的状态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Zi是第i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资源与环境容量和生态水平指数值，m 为指标数量，x′ij是第i年份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wj是第j项指标的权重。

2.2.2 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构建

种间竞争分析可以较为完整地对共生单元之间及其与共生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刻画。其中，由Lotka 和Volterra 于20 世纪40 年代提出的Lotka-Volterra模型奠定了种间竞合动态关系的理论基础[46]，该模型强调两个物种之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并解释了种间竞争的结果以及种间的多种关系，是一种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研究两个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数学模型[47]，其基本形式为：

假设有S1、S2两类种群，则：

式（2）和式（3）中，r1、r2分别为种群S1、S2的增长率；N1(t)、N2(t)分别为种群S1、S2的现存数量；K1、K2分别为种群S1、S2的环境容纳量；α为种群S2对S1的竞争强度系数；β为种群S1对S2的竞争强度系数；t为时间；α、β符号可正可负也可为0，分别代表侵占对方容量状态、扩充对方容量状态、无影响状态。

该模型对共生理论的社会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林业[48]、煤炭产业[49]、物流业[50]、城镇化[35]等领域的共生研究，而对旅游业相关问题的共生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区域旅游竞合[51]、旅游与城镇的共生研究[47]、旅游市场竞争研究[52-53]、地区间旅游流量的动态研究[54]，缺乏对旅游与生态的共生研究。而旅游与生态的共生关系类似于Lotka-Volterra模型所描述的种间竞合关系，因此本文引入Lotka-Volterra 模型，以测度旅游与生态的共生关系。其具体形式为：

式（4）和式（5）中，rF、rE分别为旅游业、生态的内在增长率；F(t)、E(t)分别为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指数、生态水平指数；C为资源与环境容量指数；α为生态对旅游业的竞争强度系数，α＞0 表示生态建设侵害抑制了旅游业发展，α＜0 表示生态支持了旅游业发展，α=0 表示生态对旅游业无影响；β为旅游业对生态的竞争强度系数，分析同理。

为计算出α、β值，选取K为时间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假定第k年附近，环境容量、竞争强度系数为常数，处理如下：

式（8）和式（9）中，

2.2.3 共生模式判定及旅游生态安全判据

对比发现，竞争系数与受力系数含义相反，即旅游对生态的正向竞争表示生态受到旅游的负向作用力，其他情况同理。因此，以竞争强度系数α、β的相反数作为旅游业受力指数SF(k)与生态受力指数SE(k)：

为进一步判定旅游生态安全，对两者共生度进行测度。比较发现，均值不等式对于共生模式优劣程度的测度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2]。

（1）均值不等式在运算中要求两数值不同时为0；而在共生中，如果两共生单元受力指数同时为0，则两者没有关系、互不影响，共生关系不存在，因此，受力指数不同时为0，均值不等式符合要求。（2）均值不等式具有上限值 2 、下限值- 2 ，可以将共生关系映射到一个阈值[- 2, 2]，便于共生关系的定量评判。（3）均值不等式中，当两数值为正，且越接近相等，则越趋近于不等式的最大值；共生中两共生单元受力系数为正，反映两者互相支持，且支持水平越接近，则越接近最佳共生模式。因此，均值不等式与共生相一致，反之同样成立。

依据均值不等式：

对于实数SF(k)、SE(k)，有

依据旅游业、生态受力指数构造旅游与生态共生度指数S(k)，作为判定旅游生态安全状态的综合特征指数：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对旅游与生态的共生模式及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判定：若生态与旅游业受力指数均为正数，则表示旅游与生态相互支持促进，其共生度达到（(-1, 2]，因此，两者处于互利共生的安全状态；若生态受力指数为正、旅游业受力指数为负，则表示生态寄生于旅游，即生态建设抑制了旅游业发展，当生态对旅游的抑制程度不及旅游对生态的增益程度，则两者共生度介于（0，1），共生度较高但并不稳定，此时处于旅游敏感的生态安全状态；一旦旅游业继续受损，受损程度超过其对生态的增益程度，共生度将落入（-1，0），生态安全转为旅游风险状态；这一状态若持续，生态与旅游业受力指数均降为负数，两者共生度跌入[- 2 ，-1），两者处于相互损害的危险状态；若旅游业逐步恢复获得弱利寄生于生态，旅游生态安全将摆脱危险状态，但由于生态未有好转，共生度介于（-1，0），旅游生态安全仍面临生态风险状态；人类若能意识到这一现状并对生态进行积极响应，则可能使生态受害程度减小，而改善的生态会反馈支持旅游业发展，两者共生度提高至（0，1），旅游生态安全从生态风险区跨越至生态敏感区，并有机会进入安全状态[36]。其中，当旅游业受力指数为0，生态受力指数为负数，则共生度为-1，此时生态受损、旅游不受影响，处于生态偏害模式，反之，则为旅游偏害模式；当旅游业受力与生态受力处于同一水平且符号互异，旅游与生态共生度为0，处于敏感状态与风险状态的分界线，因此，将S=0 作为旅游生态安全底线；当旅游业受力指数为0，生态受力指数为正数，则共生度为1，此时旅游不受影响、生态获利，处于生态偏利模式，反之，则为旅游偏利模式；因此，当S≥1时，旅游与生态至少一方获利且另一方不受损害，因此，将S∈[1, 2]作为旅游生态安全阈值带（图2）。

图2 旅游与生态共生模式及旅游生态安全判定框架Fig.2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odel of tourism-ecology symbiosi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ourism ecological security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业与生态水平分析

根据基本指数计算公式，得出黄山区2005—2019 年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指数（T）、生态水平指数（E）和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指数（C）（图3）。

图3 黄山区旅游业发展质量与生态水平测度结果Fig.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ecological level of Huangshan district

3.1.1 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指数

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指数呈现V 形曲线演变趋势：2005—2014 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4 年达到最低值，2014—2019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是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损益的综合体现。早期旅游业多以粗犷形式发展，旅游业发展追求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效益，旅游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大幅增多，并分别在2010 年和2014 年达到最高，且污染物处理效率不高，致使旅游业发展质量较低，其质量水平指数由0.6555 下降至0.2824。2015—2019 年，黄山区规范了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社会经济效益虽提升较少，但其间要求并开始整治太平湖周边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酒店，旅游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逐渐下降，旅游业得到了提质升级，其质量水平指数呈现上升状态。

3.1.2 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指数

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指数呈现卧S形曲线演变趋势：2005—2008 年整体呈现下降状态，2008—2014年呈现波动上升状态，2014—2019年呈现下降状态。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旅游红利，使外出务工人员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增多，人口增幅超过森林、湿地、耕地面积增幅，致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湿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及，2009年黄山区率先开展绿色质量提升行动和森林质量提升行动，此后人工造林面积与环境保护政府支出不断增加，并分别在2012 年与2014 年达到最高值，扩充了旅游业与生态共生的资源与环境容量；2014年后，人工造林面积逐渐下降，水资源总量下降，致使资源与环境容量指数下降。

3.1.3 生态水平指数

生态水平指数呈现倒U形曲线演变趋势：2005—2014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2014—2019年呈现波动下降状态。黄山区生态基础较好，政府重视程度较高，且2005—2014年间，旅游业发展整体较为缓慢，对生态的资金支持强于对生态的竞争侵占，处于生态可承载范围内，因此，生态增益强于生态受损，且人为的积极响应使自然保护区面积、森林覆盖率整体呈现平稳上升状态，生态资源结构和森林生态涵养功能得到增强。2015 年后，随着旅游业稳步扩张，旅游度假中心项目、休闲设施、骑行廊道等开发建设对生态空间形成挤压侵占，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呈现下降状态，生态承载压力超过自身承载能力，生态水平整体降低。

3.2 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分析

根据基本指数计算结果和受力指数计算公式，得出2006—2018年黄山区生态受力指数、旅游业受力指数与共生度指数，进而对2006—2018年黄山区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进行分析，并依据生态受力指数、旅游业受力指数的正负演变，将黄山区共生模式划分为三段式演进特征（表2）。

表2 黄山区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与旅游生态安全状态Tab.2 The evolution model of tourism-ecology symbiosi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state of Huangshan district

3.2.1 旅游寄生转互利模式（2006—2007年）

2006—2007年间，旅游与生态共生模式由旅游寄生转为两者互利共生。2006年，旅游业受力指数为0.957，而生态受力指数为负值-5.481，即生态正向作用于旅游业，而旅游业负向作用于生态，表明旅游业发展损害了生态环境，旅游业寄生于生态。2007年，旅游业受力指数为0.696，生态受力指数回升至正值0.770，旅游业对生态由负向作用转为正向作用，表明旅游业由抑制生态转为支持生态，同时生态环境支持了旅游业的发展，两者处于互利共生的模式。

3.2.2 生态寄生模式（2008—2014年）

2008—2014 年间，生态寄生于旅游业。2008年，旅游业受力指数由2007 年的正值下降至负值，此后，该期间旅游业受力指数始终小于0，生态受力指数大于0，即旅游业始终正向作用于生态，而2008年生态对旅游业由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表明生态环境的建设限制了旅游业发展。其中，2014年旅游业受力指数达到最低值，生态受力指数达到最高值，表明该年旅游业对生态的支持作用最强，而生态对旅游业的抑制程度最强，由于该年处于生态倾斜政策的转变之年，生态经过长期发展水平达到最高，而旅游业长期发展效率较低，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处于最低，生态对旅游业的竞争作用强，因此，该年生态对旅游业的寄生程度最强。

3.2.3 旅游寄生转互害模式（2015—2018年）

2015—2018年间，旅游与生态共生模式由旅游寄生转为两者相互损害。2015年与2016年，旅游业受力指数较2014年恢复为正值，而生态受力指数较2014 年下降为负值，即生态正向作用于旅游业，而旅游业对生态由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表明旅游业的发展损害了生态环境，旅游业再次寄生于生态；2017年与2018年，旅游业受力指数较2016年下降为负值，生态受力指数仍为负值，即生态对旅游业由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旅游业持续负向作用于生态，表明旅游业与生态相互抑制与损害。这期间旅游业发展损害生态，而生态又进一步限制了黄山区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非良性循环。未来若不积极采取响应措施，两者共生模式将难以得到改善，若响应得当，两者关系将得到好转，可能进入互利共生模式。

3.3 旅游生态安全判定

依据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结果、共生度指数计算公式以及黄山区的发展背景与政策，对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进行综合判定（表2）。依据生态安全阈值带、生态安全底线与演变方向将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划分为转险为安、波动预警、逐渐下降的三段式状态。为溯源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采用线性回归进行分析。为量化旅游生态安全状态，以旅游生态安全底线为零界点，对六大安全区域进行赋值[55-56]：危险状态时旅游与生态相互损害，旅游生态安全状态不乐观，赋值-2；旅游风险状态与生态风险状态都是一方寄生于另一方，共生度均介于-1至0，赋值-1；旅游敏感状态与生态敏感状态都是一方寄生于另一方，共生度均介于0 至1，都是并不稳定的敏感状态，赋值1；安全状态时旅游与生态互利共生，赋值2。运用SPSS 19.0软件建立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黄山区2006—2018年的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值为因变量，以旅游人数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等22个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模型调整后R2为0.888，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人均耕地面积、环境保护政府支出与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是影响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表3）。

表3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Tab.3 The results of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3.3.1 转险为安阶段（2006—2007年）

2006—2007 年间，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转险为安。2004年，黄山风景区获评世界第一批国家级地质公园，良好的生态景观使得旅游声誉进一步提高，对旅游社会经济的短期带动效应显著，因此，2006 年黄山区旅游人数大幅提高，游客增长率达40.6%。游客大量涌入、旅游开发建设加大了生态利用强度、侵占了生态空间，生态受到强害，旅游业寄生于生态。但受损的生态反向抑制了旅游获利的程度，两者共生度指数介于-1至0之间，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处于生态风险状态；2007 年，政府加大了环保投入，2007年的政府环保投入达到2006年的两倍，人为的积极响应扩充了资源与环境容量，缓解了两者竞争关系，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大幅增长，生态恢复获利，生态水平得到提高，为旅游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两者共生度上升到1至 2 ，黄山区进入旅游生态安全阈值带，两者处于互利共生的安全状态。

3.3.2 波动预警阶段（2008—2014年）

2008—2014 年间，人均耕地资源虽有下降，但政府环保投入大大增加，使得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得到提高。该期间黄山区多个村镇评选生态示范点，全区大力开展国家级生态区创建与巩固工作，财政投入、发展政策大力向生态修复与建设倾斜，生态对旅游的内外部竞争力均较强。而旅游业发展主要依靠前期产业积累，期间提质升级未受到重视，旅游业质量水平整体降低，两者共生度位于0至1 之间，致使旅游生态安全从2007 年的安全状态下降至2008年的旅游敏感状态；严格的生态政策导致旅游开发方式受限，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降低，外来旅游投资也相应较少，旅游业社会经济效益水平提升缓慢。其中，2011 年与2013 年，旅游人数增长率与旅游收入增长率分别达到最低值，人均耕地面积也达到最低值，生态对旅游的抑制超过旅游对生态的增益，两者共生度跌至-1至0之间，旅游生态安全跌破安全底线，落入旅游风险状态。

3.3.3 逐渐下降阶段（2015—2018年）

受国家“旅游+”行动计划、国家乡村旅游提升、旅游扶贫推进等政策影响，2015 年起，黄山区加大旅游开发力度，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智慧旅游、节庆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等，进行旅游度假中心项目、体验设施、骑行廊道等多方面建设。同时响应“旅游厕所革命”这一国家政策，进行旅游基础设施的新建或翻新，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稳步提升。但该期间政府环保投入水平较2014 年大幅降低，虽然人均耕地增加，但资源与环境容量仍未得到扩充，因此，旅游对生态的内部竞争加剧，挤压侵占生态空间，旅游对生态的抑制程度超过生态对旅游的增益程度，两者共生度位于-1至0之间，旅游生态安全落入生态风险状态；2017 年以来，共生度降至-1 以下。黄山区进行综合评估、调整后，西溪湿地、天湖山景区主体功能转变为旅游发展，黄山区内自然保护区总数从4 个减为两个，生态水平整体下降。同时，日益严格的生态整治政策，如太平湖周边大量高污染、违章建设的旅游企业逐渐被关停撤除，严格的旅游项目准入制度减少了传统的旅游投资，旅游污染虽有所减少，但短期内的旅游社会经济效益受到较大影响，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提速减小，旅游对生态的抑制程度强。因此，旅游与生态之间相互抑制，短期内形成了一种非良性循环，旅游生态安全下降为危险状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共生视角构建了旅游与生态共生理论框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判定旅游与生态的共生模式，结合共生度指数，利用赋值与线性回归法分析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影响因素，进而对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进行综合判定。以黄山区为案例，对其2006—2018 年旅游与生态共生演进模式与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基于Lotka-Volterra 模型进行测算，黄山区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呈现V形曲线演变状态，生态水平呈现倒U形曲线演变状态，资源与环境容量水平呈现卧S形曲线演变状态。旅游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是影响旅游业发展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环境保护政府支出与人工造林面积是影响资源与环境容量、生态水平的重要指标。

（2）由于旅游业与生态相互作用的方向转变，黄山区旅游与生态共生呈现旅游寄生转互利共生、生态寄生、旅游寄生转相互损害的演进模式。

（3）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整体呈现转险为安、波动预警、逐渐下降的阶段性状态。其中，人均耕地面积、环境保护政府支出与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是影响黄山区旅游生态安全状态的主要因素，并且3个因素的影响机理与黄山区发展政策与背景相互印证。

4.2 建议

4.2.1 提高共生单元水平，保障旅游与生态稳健发展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的基础，旅游与生态的高质、稳健发展是两者良性共生的重要组成。黄山区旅游业发展质量、生态水平波动较大，且近年来均存在下降趋势，因此，应提高两者质量水平。政府应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保障现有的自然保护地面积，维持森林与绿地的水土涵养与空气净化功能，防止过度旅游化。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并不稳定，旅游“三废”排放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政府应加强旅游污染管制和产业绿色升级。污染防治上，积极排查当前旅游开发经营的低效率、高污染问题，重点对太平湖和黄山两大重要生态保护地周边的酒店、民宿、饭店等旅游业态进行整顿调整；发展模式上，推动旅游开发从自然观光向科技、人文、体育、乡愁体验等多种方式转变，推动建立更多绿色酒店、低碳民宿，减少生态压力的同时提高旅游社会经济效益。

4.2.2 扩充共生环境容量，缓解旅游与生态竞争关系

共生环境是旅游与生态共生的重要外在影响，提升共生环境的资源容量，有利于缓和两者直接竞争压力。黄山区旅游与生态以寄生和互害模式为主，仅2007年因共生环境容量水平的提升达到互利共生模式，印证了共生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应保障现有资源与环境容量的总量稳定，坚守耕地、湿地、森林面积红线，重点对太平湖、黄山风景区等热门景点做好生态监控，维持共生环境容量基础。同时，发挥人类响应的能动作用，通过资金、人才等手段积极扩充资源与环境容量：资金方面，政府应稳定和扩大环境保护支出，同时，探索推广“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生态管理新模式，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修复与扩充工作；人才方面，完善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积极留用职校旅游人才，推动旅游院校与旅游产业的人才对接。

4.2.3 强化合作型共生界面，引导旅游与生态互利共生

旅游与生态之间基于资金、智力、物质等竞争与合作机制形成共生界面。因此，应基于竞与合的整体性视角，改进共生界面结构，在缓解竞争关系的同时，推动两者间资源的高效流转、优劣互补，强化合作型共生界面，促成建立良性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推动生态对旅游的高品质转化，将可开发的生态资源打造成小而精的旅游精品，建设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高端医药、康养等产业链，推动黄山茶叶产业和太平湖渔业产业与生态体验旅游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品牌、延长产业链，增加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实现生态对旅游的高效供给。另一方面，推动旅游对生态的高质量补偿，如开发植树体验、护林活动等旅游方式，将旅游供给方式向生态保育、资源扩充方向引导。旅游地在享受旅游红利的同时，也能推动生态的保护，实现旅游与生态的互利共生，保障旅游生态安全。

4.3 不足与展望

（1）旅游与生态的关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本研究基于共生理论，尽可能选取旅游与生态具有相互影响的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旅游与生态关系的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有待通过其他案例地进行验证。

（2）研究时限为15年，对共生演进模式与旅游生态安全状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向前追溯，探索更原始状态下的共生模式与生态安全；同时，继续向后延续，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共生模式与生态安全的演进状态。

（3）本研究仅对时间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缺乏空间差异分析，后续研究可结合“3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 和遥感测绘技术RS），进一步拓展研究区域，通过旅游与生态共生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深度刻画更多类型、更广区域的案例地旅游与生态共生关系，寻求旅游生态安全的可持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