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梅红

（黎明职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7）

由认知失调论和认知一致论可知，人的认知过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个体习惯化的信息加工方式又使得人们的认知方式具有多样性特征，霍根《心灵及其故事》从认知视角出发探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叙事普遍性，能够进一步加强人们对文学普遍性的感知，切实丰富文学理论研究内容，加强人们对文学作品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认同感，有助于持续探究文学思想的内涵，切实掌握文学思想的特点，深度挖掘文学形象原型。

一、霍根《心灵及其故事》中传达的叙事思想

（一）文学的普遍性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传达的叙事思想肯定地回答了“文学有没有普遍性”的问题，叙事的普遍性即为文学普遍性的实际表现。古往今来，中外文学领域对文学叙事和叙事思想传输和文学评论的探索从未停歇，由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以及现有文学环境和文学理论背景可知，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具备了文学的普遍性背景。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传达的普遍性叙事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即文学与哲学相互独立与依存的关系、文学作品与哲学体系在生态伦理教育上存在的统一性功能以及文学与生态伦理学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另外，霍根还在普遍性叙事思想表达中深化了对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悲剧主义文学的理解，从中挖掘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实现了对文学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深度思考，为文学理论体系、自然观和普遍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霍根《心灵及其故事》中传达的文学的普遍性叙事思想来源于其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戏剧艺术的深度探究，掌握了文学语言和戏剧语言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明确了文化传输的直接性和实验性特征，其在文学探究中将叙述作品的表现形式普遍概括为浪漫的悲喜剧、英雄的悲喜剧和献祭的悲喜剧，确定了人类文学的普遍叙事原型。

（二）叙事作品的定位

霍根的《心灵及其故事》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深化文学批评的语言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时，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著作中重点阐述了其对文学作品结构和文学作品产生方式、文学作品创作灵感的普遍性思想，这种思想可在其对叙事作品的定位上得以体现。

近年来，叙事普遍性的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深入探究了叙事作品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构、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吸纳，体现了其对其他批评传统的借鉴，展现了文学审美的对抗性和陌生性特征。在叙事作品定位唯美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建构中，其主要分析了叙事作品的自律与思维的审美观，现实人生拯救主题和鉴赏为批评实践上的普遍性，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突出了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继承了宣泄说与焦虑说的普遍性，深入挖掘了西方文化作品中神话模式与逆向性思维的普遍性体现，有助于明确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联性，扩大叙事普遍性理论的传输范围，促进西方文学运动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通过将文学叙事普遍化，确定了叙事作品的三种普遍形式，即上文中陈述的浪漫的悲喜剧、英雄的悲喜剧和献祭的悲喜剧，其中浪漫的悲喜剧的叙事作品定位在于爱情的破碎和完美，英雄的悲喜剧定位在于地位的转换和权力的恢复，而献祭的悲喜剧在于人、神的思想交流以及神的能力对人的影响，将激情理念作为文学作品情节发展和决定剧情走向的普遍基础。

（三）叙事原型的选取

霍根的《心灵及其故事》对于文学认知批评领域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其在认知科学、文学和艺术、文学传统和殖民主义的认知与文化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展示了对叙事普遍性文学思想的支持，在《心灵及其故事》中重点陈述了文学作品叙事原型的选取。

在认知理论中，人们在接受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个性化需求，这一需求特征是霍根《心灵及其故事》中叙事原型选取普遍性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他认为，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有社会规范化人物和个性化人物，在需求特征的支持下，人们往往更喜欢个性化人物，这使得创作者在选取叙事原型时偏向制度反抗性人群和社会规则挑战者，对文学作品的情节推动更为有力，矛盾冲突更为明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在西方人的认知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使得西方文学著作将概念和实例进行了剥离和分割。以此为基础，叙事原型的选取普遍性主要表现在文学概念的抽象性和文学实例的生动性。霍根受到原型创作观念的影响，将叙事原型的选取普遍性研究延伸至激情层面，指出激情术语是建立在原型之上的，无论是引起激情的情景，还是表达行动的思想均为文学叙事作品中所塑造的浪漫或悲剧的形象，脱离了传统抽象概念的体现，文学形象设定将直接参照具有浪漫或悲剧特征的原型。

二、霍根叙事普遍性思想的具体渗透

（一）浪漫的悲喜剧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对叙事普遍性思想进行了肯定，通过对文学叙事普遍性类型的划分，将自由意志和激情作为了叙事原型选取的基础，浪漫的悲喜剧在文学叙事普遍性类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蕴含着西方文学浪漫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学研究价值。

叙事普遍性思想在浪漫的悲喜剧中的渗透能够有效体现出意境理论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深入探究西方浪漫主义悲喜剧文学的著作环境，不难发现，意境理论充分展现在浪漫主义悲喜剧的民族性、独特性以及爱情观和道德观上，使得浪漫的悲喜剧普遍存在情感的关联性、故事情节的空间感和人物情感的延展性。浪漫的悲喜剧往往通过对爱情的破碎和完美的表述实现文化理性化、社会理性化的自由探究和意义探究。另外，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所渗透的叙事普遍性思想还进一步展现在浪漫的悲喜剧创作中作者对人的情感秩序和情感发育规律的掌握：文学作品中人的情感发育均为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体现，受到自由意志和集体意志的影响，在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具有了超越外在的能力和超越内在的自我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将激情作为叙事作品的原型选取基础，进一步明确了浪漫悲喜剧中所呈现的幸福与痛苦的对比的文学普遍性，通过将个人和社会的幸福原型作为浪漫的悲喜剧的创作原型，使得语言的缺失与变异、物对人的挤压、人的异化和死亡恐惧成为了浪漫的悲喜剧的普遍性剧情发展推动力。

（二）英雄的悲喜剧

叙事普遍性思想深度挖掘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基础，有助于丰富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研究内容，延伸文学批评理论链条。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对叙事普遍性进行了深度探究和重点挖掘，将个人和社会的幸福原型作为悲喜剧中英雄的创作原型，英雄的悲喜剧的剧情发展动力与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霍根在英雄的悲喜剧分析中所体现的叙事普遍性思想与弗洛伊德具有明显的统一性，将个人对事业的追求作为英雄的悲喜剧的普遍性叙事主题。同时，霍根认为悲喜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悲剧和喜剧，而是具有明显的交织性的戏剧表现，虽然悲剧是喜剧的对立面，但是悲剧却来源于喜剧，喜剧可突出悲剧效果，因此，在英雄的悲喜剧中霍根将悲喜剧定义为只要作品有痛苦的追求，并有快乐的结尾都是悲喜剧。另外，莎士比亚文学作为西方悲剧文学的代表，其文学创作手法和创作方向也能够有效佐证英雄的悲喜剧叙事普遍性思想。例如，莎士比亚纯粹悲剧中所体现出的自由意志主题，包括自由意志的恩赐、自由意志的判断和自由意志的行使，这些悲剧主题在悲喜剧中表现为自由意志与恩典、自由意志与罪以及自由意志与救赎，充分突出了英雄的悲喜剧中的精神束缚与放纵以及精神堕落与拯救的普遍性[2]。

基于理性化与理性化逻辑，可在英雄的悲喜剧中对人物形象进行普遍性探究，继而明确英雄的社会行为具有明显的趋同性。英雄的悲喜剧中普遍存在现代权力、政治思想以及权力、政治与道德伦理的交织，值得一提的是，在英雄的悲喜剧中叙事普遍性还充分渗透在人性认知与秩序感性、认知与秩序理性、认知与秩序的感知上，文学作品通过对英雄理性秩序与道德的关联的感知和表述，明确英雄形象的建立原型，通过将人类理性道德观和人类伦理道德观与社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背离充分突出，以调动人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个体自由意志和集体意志以及道德与良心、个体价值和悲剧意识为出发点，构建了普遍性的理性道德秩序观的破坏因子，使得观众能够在英雄的悲喜剧中受到社会秩序的感染，明确英雄人物的情感秩序[3]。

（三）献祭的悲喜剧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重点表述了献祭的悲喜剧中存在的叙事普遍性，他认为献祭行为可以构成悲喜剧的戏剧性基础，而“恶”则是献祭的悲喜剧的情境设定前提，在“恶”的情况下的献祭心理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霍根还认为献祭的悲喜剧在叙事上存在普遍性的阴郁特质、崇高特质和严肃特质，这些特质所体现出的献祭精神可有效提高献祭的悲喜剧的张力[4]。

另外，在献祭的悲喜剧中叙事的普遍性还体现在命运感与悲剧感的展现，即通过牺牲建构、悲剧品质的建设以及用牺牲价值量来度量悲剧强度的献祭文学表现手法的普遍性。献祭的悲喜剧原型选取基础为献祭心理的流变对悲剧环境的影响，在大多数西方文学作品中，神与人具有明显的等级差距和精神差距，而献祭精神的消退则代表着古希腊悲剧的消亡。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针对献祭的悲喜剧叙事普遍性分析还体现了文学创作者在社会规范性人物和个性化人物塑造上的一致性，将“人活着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作为献祭的悲喜剧的叙述普遍性表现之一，认为献祭的悲喜剧在结局设定上主要具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为献祭者具有了超越外在的能力或者献祭者超越了内在的自我。

三、霍根《心灵及其故事》的叙事普遍性延伸

（一）悲剧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进行的叙事普遍性研究有助于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创新化发展，其叙事普遍性思想可有效延伸至悲剧文学体系。

目前，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在悲剧作品研究中主要基于理性道德观探究主人公的命运，霍根叙事普遍性思想进一步挖掘了悲剧作品在探究悲剧人物的个人情感秩序符合性、社会秩序符合性和自然秩序符合性叙述上的统一性，突出了悲剧的现代审美价值，从秩序观角度看待悲剧美的产生，通过实现读者秩序视角和作家秩序视角的统一，将理性道德秩序观作为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基石，以探究自然事物和人的本质特征为悲剧剧情的发展推动力，认为人类理性道德秩序观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的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自由性和束缚性是悲剧作品的深层次文化内涵[5]。

另外，以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传递的叙事普遍性思想为基础，在悲剧文学作品探究中逐步明确悲剧制导因素理论的早期观念统一性，以及悲剧制导因素理论的发展历程，探究命运力量对悲剧人物形象的网罗以及悲剧人物形象在忏悔中的原罪与苦难。悲剧中的叙事普遍性体现在社会历史条件是悲剧制导因素的产生原因上，人性则是悲剧制导因素的发展原动力，社会历史条件与人性的共同作用是悲剧的产生来源。叙事普遍性思想有助于深度挖掘悲剧制导因素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完成悲剧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悲剧创作提供有效借鉴，加强创作者对悲剧接受主体的悲剧本质认识。

（二）抒情诗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将叙事普遍性理论运用于抒情诗研究，认为抒情诗和叙事作品同样受认知原理支配，抒情诗的普遍性类型同样包括浪漫的悲喜剧、英雄的悲喜剧和献祭的悲喜剧，在主题结构和情感表现上具有高度协同性。可以说，抒情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叙事文学表现上均为聚焦某种情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抒情诗在意境表现上致力于完成客观对应和审美意向构建。在抒情诗创作中，创作者应明确意境理论的适用对象，掌握意境理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从图像性和情感性角度不难看出，抒情诗在关联性、空间感和延展性以及声音表现性和交融性上具有明显的叙事性规律。

（三）宗教著作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试图将叙述普遍性理论运用于文学之外，探究叙述普遍性思想在宗教著作中的体现：认为人和神的关系主要为敬畏的关系和渴求的关系。其中，以敬畏关系为基础的宗教著作创作在于应用赞美的诗句和语言歌颂上帝的功德，彰显神的伟大，而基于渴求关系创作的宗教著作叙述重点在于划分人和神的阶层关系，将神和人分别放置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和极致卑微的位置，以寻求神的能力照拂，降低人的生存苦难。同时，霍根还在《心灵及其故事》中认为部分宗教著作中的诗歌本身就属于浪漫文学，与献祭的悲喜剧具有明显的交织性，在于重建人们的命运观，通过牺牲构建神的崇拜体系，将生存与毁灭的思想融合于宗教著作创作的全过程，通过文化抵抗实现精神上的胜利，使得信众可以建立优良的信仰体系，接受宗教文化思想，并受到精神感召，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反馈到现实社会中避免宗教信仰的衰落和世俗化。由此可知，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所表述的叙述普遍性理论不仅可应用于文学体系，还可延伸至文学作品以外，以该理论为基础，宗教著作的叙述普遍性在于探究神的本质，将神学、人本学以及自然学进行有效衔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认知视野分析理论，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传达了文学的普遍性思想、叙事作品的定位普遍性思想以及叙事原型选取的普遍性思想，其在《心灵及其故事》中重点将叙事普遍性思想渗透在浪漫的悲喜剧、英雄的悲喜剧和献祭的悲喜剧中。深入分析西方文学批评环境可知，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传递的叙事普遍性思想还可在悲剧、抒情诗和宗教著作中得以有效延伸，进一步揭示悲喜剧思想诞生的社会根源，挖掘文学作品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