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恒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1935年1月初红军进入黔北，在此转战三个月，取得诸多胜利，积极动员群众，宣传革命，为黔北留下了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当前学界对黔北红军的研究颇多，主要涉及红军在黔北的军事战役、民众宣传、传说故事等内容。如王淼生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战》[1]一文叙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经过及意义。黎洌的《黔北红色故事的内容及价值》[2]一文对红军长征在黔北的故事进行了收集分析。红军长征进入黔北之前，由于黔北商品经济的长期历史发展，已经形成了无数传统水陆商道交织而成的密集商业网络。对于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关系，目前学界还缺乏相应研究成果，本文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挖掘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由此找出黔北商业历史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黔北传统水陆商路的历史形成及其影响

黔北地形复杂，交通发展困难，但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黔北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水陆交通逐渐得以开拓。尤其元明清时期，由于传送官文、调兵遣将等需要，在黔北开辟了驿道干线和许多支线，还整修了赤水河河道。至清末民国时期，黔北境内水陆交通相对便利，地区间商业交往频繁。随着黔北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些大道小径和川江河流，逐渐发展成了黔北各地商品交换与商旅往来的水陆商路。

（一）陆上商路

黔北陆上商路较多，有川黔驿道、遵仁大道、遵思驿道等。黔北属于山区地形，陆上商路多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在传统社会，黔北民众借助各条陆上商路，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运输商品货物，促进了各地之间物资相互流通，带动了黔北商品经济兴盛和地方社会发展。

川黔驿道是贯通贵州南北、连接巴蜀之地的交通要道，元代开通后一直沿用，近代川黔公路也以此为雏形修建而成。借助此道，从四川输入贵州的货物有食盐、洋纱、糖食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川盐。因贵州向不产盐，其盐多由四川输入。《黔书》记载：“河东、昆吾、波斯罽宾于阗，骨咄莫不有盐，而黔独无，仰给于蜀，微蜀则黔不知味矣。”[3]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划仁、綦、涪、永为贵州食盐四大运销口岸。丁宝桢在奏疏中写道：“道由川商运至各岸，交黔商运行。由涪州彭水运销下游曰涪岸，綦江运销下游曰綦岸，合江仁怀运销上游曰仁岸，永宁运销上游及云而曰永岸，是为四岸。”[4]川黔驿道则是川盐入黔的綦岸运输路线，通常盐运至綦江后，沿此道经赶水至松坎转遵义，再运至刀靶水转贵阳。除了盐运外，“借助这一商路输出的货物也相当可观，如遵义府绸、柞蚕丝、五倍子、生漆、杜仲、牛羊皮、猪鬃等”[5]。川黔驿道上货物输转繁忙，是黔北地区的重要陆上商路。

川黔之间的物资交流与商业贸易，除了通过川黔驿道之外，还有遵仁大道等重要线路。遵仁大道由遵义经八里水、鸭子口、枫香坝，至仁怀，是川盐入黔的仁岸运盐路线，即川盐从合江经赤水河运至仁怀后，经遵义县境枫香坝入鸭溪，再转销遵义、贵阳等地。该路线穿梭于崇山深谷之中，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但来往商旅众多，商路繁兴，是沟通遵义与仁怀、赤水等地的交通要道。

从四川运入黔北的商品物资，经过黔北其他商路又转运至黔东、黔东南等地。例如遵思驿道，由遵义经湄潭、凤冈到思南，明朝末年完全开通，是黔北与黔东两地区相互沟通的主要线路。除了上述几条大道外，许多县乡道路也是黔北的重要陆上商路，如湄潭东南通余庆的道路。据光绪《湄潭县志》记载：“一东南歧路：出南门经象山三里过湄水沟石硚，五里至高山，十五里至滥口哨，与余庆县界。”[6]此路是黔北与黔东南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可以看出，经过元明清时期的开拓发展，民国黔北已经形成了连接省、府、州、县、乡的陆路交通网，境内道路纵横交错，路上商贸繁兴。

（二）水上商路

在传统社会，除了陆路交通外，水路也是客货运输的主要途径。黔北河流较多，但均属山区河流，滩险栉比，通航条件差。不过在交通运输方式选择甚少的情况下，水运仍是黔北民众远行与贸易的重要交通方式。因此，改造险滩和疏通河道的水运开发，在黔北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治理赤水河。

据《黔记》记载：“城南有赤水河，源出芒部，经红土川，东流入川江。每雨涨，水色深赤，故名。当川贵驿道，始以舟渡，近为浮桥。”[7]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县鱼洞乡大洞口，流经威信、叙永、毕节、仁怀、赤水等地，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该河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明代诗人吴国伦曰：“万里赤虺河，山深毒雾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樯穿怒石过。劝郎今莫渡，不止为风波。”[8]可见当时行舟之困难。

进入清代后，为开辟水运，改善交通，乾隆十年和光绪四年，对赤水河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治。由此赤水河河道得以疏通，商船可直抵茅台村。史载：“河工告成，破猿鹘之危巢，堪同坦道，排鱼龙之幽窟，俨若平渊。自是舟楫通行，铅铜输运，米盐之挽贩，商贾之往来。上济国务，下利民生。”[9]赤水河经疏浚后，航运条件改善，商旅往来方便，商贸渐次繁兴，“当时经赤水河运入贵州的川盐每年就达1300多万斤”[10]，许多黔货也由此输出。清代民国后，赤水河成为了川黔两地商品物资交换的重要水路商道。

（三）传统水陆商路形成的影响

通过长时期的开拓治理，黔北水陆交通得到很大改善，形成了相对密集的水陆商道网，对黔北地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传统商路促进了黔北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物资交换和商业贸易，在黔北民众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二，陆上商路纵横交错，商客来来往往，货物运进运出，沿途产生了许多零星店子，有些发展成集市或集镇，为来往行人提供了驻足歇息之处，这是黔北诸多城镇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其三，水路运输中，部分江河经疏凿后，通航条件较好，舟楫往来，商贾云集，推动了各地的相互联通，沿赤水河岸兴起了诸如茅台、土城等传统商业古镇。

更为重要的是，遍布黔北各地的水陆商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联通之路，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渡过乌江进入黔北之后，还是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期间的重要行军线路，由此发展成为了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的红色历史文化之路。

二、红军长征转战黔北的军事活动及其行军路线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北后的总体行军路线为占领遵义、桐梓等地，向赤水地域转移，西渡赤水进入四川南境，东渡赤水折回黔北，再次攻占遵桐一带，从鸭溪附近行至仁怀，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而后又东渡赤水转移至遵义县境，最后南渡乌江，离开黔北。由于军事战略需要，红军在转战黔北期间执行各项军事活动的具体行军路线如下：

(一)红军进占遵义城的行军路线

强渡乌江进入黔北后，左路纵队由红三军团组成，从茶山关进入遵义县境，攻占老君关，经青坑到尚稽场地域集结。由红二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中央纵队担任攻占遵义的重任。1935年1月6日，红二师六团准备攻打遵义，“当晚九点，部队冒着大雨出发，午夜时分赶到遵义城下”[11]。红军化装成敌人，潜入城内，发起进攻，第二天遵义宣告解放。红二师六团进占遵义城的行军路线是从团溪出发，经龙坪、深溪水等地，直取遵义。红一军团（缺二师）和红九军团组成右路纵队从余庆县城出发，一路经敖溪、龙家，一路经松烟、二龙，进入湄潭县。1月6日，红一军团（缺二师）从湄潭出发，经三渡关、亮碑、草鞋垭等地进驻虾子场。

（二）红军进占娄山关、桐梓一带的行军路线

占领遵义后，红军没有稍作停歇，立即朝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溃敌。红四团沿着川黔公路追击，1月8日向盘踞娄山关的敌人发起进攻，成功拿下娄山关军事要隘。攻下关口后，继续北上追击敌人，进占桐梓、松坎。队伍分两路行进，一支沿公路经南溪口、红花园等地到达桐梓城附近，另一支则由娄山关东面的小路绕道进入城内。敌人遭到红军两面夹击后，“从桐梓分路溃逃：一路沿川黔公路退往新站，图与四川军阀刘湘部廖泽旅会合；一路从黑石溪、滥坝子等小路逃往赤水。我军亦分两路追击”[12]。沿公路追击的队伍从桐梓出发，经楚米铺、凉风垭至牛栏关宿营，而后向新站进发，再经捷阵溪、三元坝，进逼松坎镇。1月15日清晨，红军尚未发起进攻，敌人就不战而退，顺利进占松坎。红军进占娄山关、桐梓、松坎一带的行军路线，主要沿川黔公路前进，途经泗渡、板桥、娄山关、桐梓城、新站、松坎等地。

（三）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红军控制乌江北岸、湄潭、桐梓等地后，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制定了向赤水地域行进、准备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后来由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在黔北来回折返，四次渡过赤水河，最终南渡乌江，将敌人甩在黔北、川南一带，四渡赤水成为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奇迹。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对河道整治工程逐渐提升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道整治工程的发展。但是在河道综合整治过程当中，基于工程单位诸多方面因素所影响，导致整治中存在诸多安全事故问题。基于此情况下，工程单位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加强对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全过程管理，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实现对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进而提高河道整治工程的整体安全性，促进河道综合整治工作的全面开展。

1.第一次渡赤水河

1935年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赤水地区行进。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梨园坝、温水镇、良村场、东皇殿、三元场等地后，到达土城、猿猴一带。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由遵义出发，经桐梓、官店、吼滩后，九军团从官渡河推进，经程寨、大白塘、石堡寺，进占习水县城；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经图书坝、东皇殿、三元场，到达土城。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遵义南白镇出发，经芝麻坝、花秋坪、放牛坪、隆兴等地抵达土城。1月29日晨，三路纵队分别在土城浑溪口、猿猴沙陀渡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但在叙永、三岔河附近被敌人截击，并且蒋介石已在长江北岸布下罗网。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转向扎西一带进军。2月5至9日，召开了扎西会议，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

2.第二、三次渡赤水河

1935年2月15日，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朱德发电文给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而消灭之。”[13]按照指示，2月18至21日，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过河后，一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东皇、图书、官店向桐梓西北地区前进。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沙坝场、放牛坪、花秋坝、兴隆场向桐梓西南地区前进，负责攻取娄山关。[14]右纵队行军路线大致是：经回龙场、桑木场、河坝场、放牛坪、花秋坝、兴隆场等地，朝桐梓西南疾进。左纵队行军路线则是：翻过仙人坳大山，经隆兴场、蚂蚁沟、东皇殿、良村、图书坝、官店等处，到达桐梓西北。2月24至26日，红军再次占领桐梓、娄山关，并向遵义展开追击战。根据战争局势，“三月十一日，我军从遵义西进，经八流水、鸭溪、白蜡坎、枫香坝、长干山向仁怀县城和茅台进军”[12]。3月16至17日，红军在茅台、二郎滩等渡口第三次过赤水河。

3.第四次渡赤水河

1935年3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13]按照指令，红军分别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林滩等处东渡赤水。渡河后，军委明确了队伍的转移方向，但各部行军路线不同。一军团由九溪口过河，经回龙寺、周家场、二郎坝、火石岗、大坝场、高大坪到平坝营后，兵分两路：一路经河坝、三元场到遵义的观音寺；另一路经罗锅井、瓦庙子到观音寺会合，而后抵达干溪。五军团由太平渡渡河，经回龙寺、周家场、三合土、火石岗、新田、四方土、银水、尧坝、中村台上、楠木坝、桅杆坪、太阳坪，进入遵义县境的平家寨。[15]红军在遵义县境突破敌人封锁线后，3月31日在梯子岩、大塘河、江口等处架设浮桥南渡乌江，离开黔北。至此，中央红军长征在黔北停留三个月，取得了许多军事活动的胜利，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三、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异同点

比较黔北的传统水陆商路与红军转战黔北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期间，主要是沿着黔北的传统水陆商路行军。但由于特殊军事作战需要，红军也会走另外的小路或者开辟新的小道，以利于行军安全或包抄敌人。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相比较，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处，两者关系密切。

（一）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相同之处

黔北处于云贵高原向周边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复杂多样，地势起伏大。红军进入黔北后，面对复杂陌生的地形环境，主要选择沿该地已有的传统水陆商路行军。

川黔驿道北通巴蜀南境，南达省城贵阳，是川黔两地民众交换物资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商路，民国时期以此道为基础修成川黔公路。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娄山关、桐梓一带的行军路线，基本上与川黔公路一致。红军“占领娄山关后，红四团立即沿着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猛追溃敌。”[16]攻下桐梓城后，“红四团沿川贵公路迅速北进，奔袭四十里，经过石中场，抵达牛栏关”[16]。可见，川黔驿道不仅对传统社会中黔北民众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是红军长征在黔北的重要行军路线。

遵仁大道是川盐入黔的仁岸运盐路线，也是川黔两地相互联通的另一交通要道。1935年3月红军从遵义县境前往仁怀茅台的行军路线，即由遵义出发，经八流水、鸭溪、白蜡坎、枫香坝、长干山，抵达仁怀茅台。红军的这条行军路线基本与遵仁大道相吻合。

遵思驿道是黔北地区与黔东乃至湖南商贸互通的重要商路，货物运输繁忙，沿途有许多乡村集市，如史载湄潭永兴场“万商辐凑，百货云集，黔省一大市镇也”[17]。1935年1月6日红一军团（缺二师）从湄潭出发，经黄家坝、三渡关、草鞋垭等地进驻虾子场的行军路线，与湄潭到遵义的驿道路线相同。

赤水河经过整治后，成为了连接川黔两地的重要水上商路，川盐黔货由此运进运出，沿途商肆繁荣，场镇众多。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就在赤水河中游一带各个渡口来回往返，“在三百里长地域进行迂回运动（从元厚到土城三十里；土城到太平渡七十里；从太平渡到二郎滩五十里；从二郎滩到马桑坪三十里；从马桑坪到茅台一百二十里。全部加起来近三百里）”[18]。可见，除沿陆上商路行军外，红军有时也依靠水路执行任务，赤水河既是联通黔北商品运输的重要河流，同时在红军长征的革命道路中，也产生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黔北传统商路上商旅往来频繁，分布着许多零星店子、集市或集镇。在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时，为红军行军提供了补给之处。因此，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如有时军事上需要另辟蹊径以完成任务，红军首要选择黔北传统商路作为行军路线。这样既可以减少行军中的体力消耗，也方便留宿补给物资。比如松坎是川黔驿道上的重要集镇，谭政回忆长征行军路线就谈道：“我们占领松坎之后，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顿了四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休养了体力，料理了行装，准备了给养，改编了我们的部队”[19]。可以看出，黔北传统商路沿途人烟较多，并且有诸多集市小镇，可供红军行军队伍休养体力、补充给养等。于是，在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期间，该地部分传统商路成了红军的行军路线，他们在途中宣传革命，“遵义十四个县区市，绝大多数都有红军标语分布”[20]，留下了许多红色足迹。

（二）黔北传统商路与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不同之处

尽管红军长征在黔北的行军路线，主要是沿黔北传统商道行进，但商业与军事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差异。经商通常会考虑交通运输与客货流量等因素，而军事作战中则更多会分析战争形势与敌我优势等状况。这导致了红军长征转战黔北的行军路线，在沿黔北传统商道行军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多变。红军长征途中，“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14]。红军长征转战黔北期间，除了沿黔北传统水陆商路行军之外，既会走深山小路，也会开辟新路，由此形成了与黔北传统商路有所不同的行军路线。

一方面，红军有时会循深山小径行军，以策应主力部队围追敌人，达到战略目的。比如红一军团在桐梓新站消灭敌人余部时，通过小路迂回包抄敌人。“根据军委关于消灭新站之敌的命令，红一军团作了严密的部署，以兵力一部由夜郎坝小路迂回敌后，切断新站守敌侯之玺旅与驻酒店垭川敌增援部队的联系”[16]，红四团则从正面发起进攻。敌人遭到红军两面夹击，只得落荒而逃。

另一方面，迫于战争实际形势，红军有时也会在山林中临时开辟新的小道，以继续行进或者执行任务。红军在黔北崇山峻岭之中行军时，常常碰见荆棘丛生、无路可走的情况。但为了军事作战需要，红军将士只得披荆斩棘，在黔北的深山密林中新辟小道。例如，长征亲历者邓寅章回忆在螺丝堰与敌人交战的情景说道：“听着哒哒哒不停的机枪声，李团长沉思了几竿烟的功夫，才叫李连长率领三连，避开敌人正面阵地，摸黑从右面荒地偷偷爬进刺竹林，从那里砍开一条出路，绕到敌人屁股后面，夹击敌人。”[15]由此可见，在特殊战事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红军不得不一边打仗，一边开道。红军在黔北的长征路途中，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克服了无数高山急流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

四、结语

黔北传统的水陆商路，是无数民众在崇山峻岭之中肩挑背驮，在江河峡谷之中穿越急流险滩，历经艰辛，饱经岁月沧桑而形成的，由此保障了黔北各地的物资流通，推动了黔北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红军长征在黔北的行军路线，主要是沿黔北的传统水陆商路顺道而行。黔北传统的水陆商路与红军长征在黔北的行军路线，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但由于革命战争的军事需要，红军长征转战黔北的行军路线，既在崇山峻岭中另寻小道，又披荆斩棘开辟新道，由此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与黔北的传统水陆商路有所不同。其中既饱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风貌，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经历的艰苦奋斗道路。黔北传统水陆商路和红军长征行军路线，分别承载着黔北悠久的商业历史文化与黔北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两者都蕴含着历经艰难曲折、依然努力奋斗、积极创造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