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相关研究成果中运用的史料较为零星而分散，尚有一些专门的史料整理研究，相对比较集中，从中均能检索到与传统药学中西交流相关的内容，按照整理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 文献类

是指史料整理研究的对象是以文字为主要技术手段记录传统药学中西交流历史的载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1 综合类

即包含多种文献类型的史料整理研究。重要的如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1］。包含中国典籍（正史、类书、地理志、笔记等）和外国史籍资料，加以注释和考证，被荣新江誉为“迄今为止中外交流史领域最好的史料合集”。原出版于1930年，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杰勤整理的校订本，对原书进行了一些增补、删削与校正，2003年、2018年重印再版，是研究明末以前中西交流史重要的史料基础。

1.2 史籍类

即历史典籍。如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辑录了二十六史中记载的药物原文，将药物按照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合成药的类别分类，涉及药物中西交流内容［2］。目前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已组织人员修订完毕。

1.3 年鉴类

即按年度连续出版，汇集了上年度各行业或某一行业发展成就和事实的资料性工具书。中医药行业年鉴如《中国中医药年鉴》（1983—至今）、《中国药学年鉴》（1982—至今），均包含传统药学中西交流的内容。

1.4 期刊报纸类

即期刊和报纸。如王吉民等《中国医史外文文献索引》收集了从1682—1965年，国内外书刊上用拉丁、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文字发表的与中国医学史有关的文献［3］。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中文医史文献索引（1792—1980）》、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医学史论文资料索引第一辑（1903—1978）》《医学史论文资料索引第二辑（1979—1986）》收集整理了相应时间段内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与医学史相关的论文资料，均包含丰富的医药中西交流的内容［4-6］。段逸山主编《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选编清末至1949年出版的重要中医药期刊47 种，分五辑影印出版［7-8］。以上均包含中药中西交流的研究论文。

1.5 著作类

即著述或译著。如王吉民等《中国医学外文著述书目（1656—1962）》收集了从1656—1962年间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中国医学的外文著作目录，包含药学著作70 余部［9］。

1.6 地方志类

即记录某一地区（行政区域）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简称方志。1996—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大规模文献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本草全书》，其中包含843 本中国古代地方志记载的本草文献［10］。万芳等《方志与药学史研究之刍议》即是在该项研究基础上产生的研究论文，探讨了历代地方志保留的大量药学史料中有关地方药物贸易的内容，与外来药物密切相关［11］。2010年，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项目由7 省市地方高校相关研究机构承担了方志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形成了相关研究成果。

1.7 笔记小说类

即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凡是不可归类的各种随笔记录的杂识、札记、笔谈等，皆可统称为“笔记小说”。目前国内出版的笔记小说史料专著有《笔记小说大观》（1912年版、1983年版和1986年版）、《历代笔记小说集成》（1995—1996年）、《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套装精装本：1999—2007年，单行本：2012—2021年）、《全宋笔记》（2003—2020年）、《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57—至今）等。挖掘整理笔记小说中医药学内容的专著有陶御风等所著的《历代笔记医事别录》《笔记杂著医事别录》，辑录了传世的历代笔记中关于药物的记载，并详细注明出处，便于后学者进行检索和考证［12-13］。鄢洁硕士研究论文《宋代笔记小说中的药物文献研究》系统总结了历代笔记小说中的医药学资料、宋代75 部笔记小说中的药物学资料［14］。以上都包含医药交流和外来药物的内容。

1.8 本草类

即古代记载药物的著作。历代本草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本草中有关药物贸易和外来药物的记载繁多，重要的如《本草图经》《外台秘要》《海药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本草补》等，相关研究论文如：彭华胜等《〈本草图经〉中的外来药物》、黄斌等《〈外台秘要〉外来药物的考察》、王家葵《域外方药：〈海药本草〉》、谭晓蕾等《〈本草纲目〉收录外来药物的整理研究》、肖雄《外来药物在明清中国的记述与使用——以〈本草纲目拾遗〉为中心》、甄雪燕等《石振铎〈本草补〉研究》等［15-20］。系统整理本草类文献外来药物的专著尚未出现。

1.9 档案类

即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记录。就传统药学中西交流领域而言，旧海关档案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手资料。近年整理出版的相关史料有《中国旧海关史料》（2001年）、《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2003—2007年）、《中国旧海关与近代社会图史》（2006年）、《中国旧海关稀见文献全编》（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2014—2016年）、《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2013年）、《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1860—1949）》（2017—2018年，即将全部出版）、《浙江省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2020年）等。系统挖掘海关档案中药贸易资料的研究目前尚未出现。

清朝尤其是康乾雍三朝，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频繁，有关清宫档案中记载了中药西传的史实，以及西方传统药物的传入和使用情况，比较重要的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6年）、《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84—1985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3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91年）、《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200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1982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2005年），故宫博物院《药材、药具库藏档案》等。近期中国中医科学院与故宫博物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随着合作深入，馆藏的进一步开放，有望在整理上述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史料。

1.10 网络资料类

即记载互联网信息的史料。重要的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的《中医药国际参考》（1996—至今）等，作为内部刊物的形式发行，2017年以后不再出纸质版，以数据库的形式供检索查阅。其资料主要来自中医药机构官媒以及新浪、搜狐、人民网和各种民间媒体等，对于当代中医药国际交流史料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文物类

是指在传统医药中西交流历史过程中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般具有百年以上的实物性遗存。一般包括：遗迹、遗址、石刻、墓葬等古建筑物及相关物品，器具、药物、包装、广告、工艺品等代表性实物，书简、金石、古籍、书画等古旧图书文献资料等。

中医药文物除保存在考古部门之外，各类型的中医药博物馆是其主要保存和陈列的场所。傅维康《60年来的中国医学史博物馆》和和中浚《中医高校博物馆及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的喜与忧》两文指出：截至2010年，各地中医院校、科研机构相继设立的医史博物馆、陈列馆或中医药博物馆，加之各地中医药企业建立的中药博物馆、古代名医所在地政府建立的名医纪念馆、各地中医院建立的中医博物馆、民间中医药博物馆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博物馆等，经粗略计算，我国的中医药博物馆已近50 家［21-22］。此外，经数届两会委员提案和众多专家学者呼吁，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目前已拉开帷幕。

早期建成的一些医史博物馆，依托博物馆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史料基础，廖果《中国历代医药卫生文物特点述要——以中国医史博物馆展陈为背景》指出：“中国医药文物自然包括了百余年来（以至更早时期）的中外医学交流方面的文物”，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博物馆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医史文物图集《中国古代医史图录》《中国医史博物馆文物选粹》，并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共同主编《中国医学通史·文物图谱卷》等［23-26］。近年随着文物研究的拓展，更多的文物研究成果出现，如曹晖等主编的《“一带一路”中医药文物图谱集》，其中“中外交流篇”以当时交通与人文为背景，集中介绍了中外医学交流的出彩文物，“海药书影篇”将本草典籍中域外传来药物的彩绘图之书影作了专题展示［27］；2017年，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依托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历时5年调研了故宫博物院等国内外博物馆100 余家及众多私人收藏家的文物，出版了《中华医药卫生文物图典（一）》，共拍摄文物图片5 200 余幅，并按照名称、朝代、形质、规格、医学用途、馆藏地等辅以中英文图注介绍，是近年来文物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28］。以上均包含中药中西交流的文物图片。

另一种情况是国内收藏和展陈缺位，文物流失海外，据李经纬《加强医药卫生文物收藏保护迫在眉睫》一文指出：“我国散落国外的医药卫生文物，据估计数以千件计。”［29］以流失海外的古籍文物为例，2002年、2003年出版了首套由郑金生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2005—2010年又陆续出版了由曹洪欣主编的《海外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影印本）、《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续）》（点校本），2016年又出版了郑金生主编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30-35］。此外，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30 余年间，曹晖对于《本草品汇精要》的版本及其流传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和整理研究，涉及流传于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等图书馆的各种版本。

3 思考和总结

3.1 关于史料的搜集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若要完成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无论我们秉持怎样的史学理念，采取怎样的史学研究方法，建立扎实的史料基础是前提。而这“扎实”二字，可以借用黄龙祥《史料的构成分析与整体研究》一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要想对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做出准确判断，必须首先保证文献的全与真；其次是史料的相互关系。没有这两个基础，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的。”［36］因此，史料种类越丰富，构架的史料链越趋精细复杂，我们在解读还原历史图像的过程中，就越有可能从个体的树木而见整体的森林，得出更为客观、真实的历史真相，从而为科学合理历史观的提出奠定基础。以文物史料搜集为例，目前已有的文物史料基础不仅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外交流的窗口作用，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但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远远不能满足目前所需，从传统药学领域来说更显捉襟见肘，多集中于中药标本、企业历史文化、传统制药方法等的陈列和展示，对外交流领域涉及少或者基本缺位，因此，系统搜集、补充传统药学中西交流的文物史料显得尤为必要。而散落海外的文物回归，也绝非一人之力短期之内可以完成，需综合国家、政府、科研团队的力量共同完成。

在史料搜集方法上，已有前辈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与中医药研究相结合已不属什么前沿问题，但仍是一种值得采用的重要的史料搜集方法。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外相关报道与深入实地调查访谈所得史料差异甚大的情况，因此，“所得结论与事实不符，策略、建议当然适得其反”［37］。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意义正在于此，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亲赴现场进行观察、参与、访谈并获取资料，探究传统药学在异域文化的他者视角中的真实身份、角色认同及其发展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方数据的片面和失真，为解析交流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冲突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由此，产生了另一种需要搜集的新史料：口述史料。正如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口述史方法最主要的优点：即它的弹性，也就是恰巧在需要证据的地方掌握证据的能力”［38］，通过事先制订详细的访谈提纲，走访国内外传统药学专家、亲历者、普通从业者，在互动交流的探讨中，获取第一手的访谈文本、音频、视频、照片、数据、实物等资料，对于史料的完整与补充，观点的创新与激发，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口述史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由于年代久远、访谈者记忆偏差、访谈资料出现错误，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者的观点呈现一定的差异，带来史料的相对不稳定性等，由此引入以下史料整理的问题。

3.2 关于史料的整理

传统史料学除了搜集史料之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整理史料，整理目的有二：一是将初步搜集来的史料通过核对、鉴别、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史料进行初加工，确保史料的相对真实性；二是通过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将经过初加工的史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次，撰写提要、索引等，汇编成册，为史料的检索、查找和使用提供便利。以下重点对史料的真实性作一说明。

在史料整理过程中，第一手的历史文本及作者本人的原始记录等直接史料至关重要，传抄、转记的信息尤其要注意鉴别。对于存疑、矛盾的史料，也需要进行多重鉴别、考证，如案头考察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和官方数据以及案头考察之间有出入，则应搜集更为丰富的旁证史料进行辨伪，多重证据法才能还原史料的真实面目，口述史料也应进行后期的广泛核实，以确保史实的真实性。正如黄龙祥非常生动的比喻：“史料库越大越全，其价值越高，但有效利用的难度也就越大。犹如一串串珍珠断裂后沉入大海，要将其一颗颗打捞上来，再确定其原来所属的珠链，并确定其在这一珠链中的正确位置（序列号），最后恢复其旧貌，其难度可想而知。”［36］史料的整理常常伴随着非常繁琐、细致、严苛的求证、研究过程，也唯有把这些工作做细做实，才谈得上更好地治史。

文末用傅斯年先生的话来做总结：“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39］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历史思潮如何变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仍是每一个治史工作者首先必立定的根基，以传统药学中西交流为专题内容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迄今为止尚属拓荒阶段，需要有志者同心协力，通力合作，共同开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