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晋铭 曹德军

（1.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的话语说服与叙事竞争构成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战略叙事将话语本身作为一种外交竞争武器，以塑造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国家形象。关于历史记忆的叙事表达是否具有说服力，取决于其所嵌入的历史互动情境。①Carolijn van Noort，“Strategic Narratives of the Past：An Analysi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Communication，”Global Society，Vol.34，No.2，2020，pp.1－9.作为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战略叙事是一种整合资源、塑造认知与争取利益的“故事呈现（storytelling）”形式。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遵循战略叙事的构建规律，找回被忽视的政治话语变量，从逻辑机制角度考察战略叙事的生成、传递与接收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需要改进国际传播策略，提升对外叙事能力，展示可亲可信的中国形象。为此，理解外交互动中的战略叙事逻辑，有助于应对国际话语权竞争，施展外交话语武器的影响力。

一、作为外交话语武器的战略叙事

战略叙事是压制对手、建构行动合法性、分化联盟与赢得公众支持的强有力话语武器。作为话语的结构性呈现形式，叙事在塑造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叙事范式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话语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寓言史诗、戏剧漫画，新闻报道等，这些故事使世界成为人们所期望的世界。①Jonathan Potter and Margaret Wetherell，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age，1987，p.4.从内涵上看，叙事概念与话语、修辞有联系，也有区别。具体而言，话语（Discourse）是行动者表达自我意愿的语言模式；修辞（Rhetoric）则是致力于说服对方的话语技艺，包括辩论、演讲与论证的技巧；而叙事（Narrative）则是复杂的话语形式，是有组织的、连贯性的、情节性故事。为了说服国内外观众，外交关系的行动者需要用叙事结构传递话语合法性，推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战略叙事可以被定义为：“决策者基于中长期目标或愿景，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展示的故事性表达方式”。②Alister Miskimmon，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Strategic Narratives：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Routledge，2013，p.23.总体而言，国际关系中的叙事通过三个层次呈现出来：（1）国际系统层次上的叙事，描述了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参与者是谁，以及如何运作。例如权力转移叙事与“修修昔底德陷阱”叙事等。（2）国家层面的叙事，阐述了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故事，及其价值观和目标。例如，“美国是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等。（3）政策层面的“议题叙事”，阐述政策实施的目的、意义和远景，例如“绿色低碳为下一代留下资源”等。每个层面的叙事都有场景设置、因果关系、关键人物与情节变化。③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54页。整体上，战略叙事有如下几种特征：

首先，战略叙事是构成性的。话语通过提供一个理想化的剧情脚本让行动者感知生活意义，并为未来行动提供思维指南。在政治互动中，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将日常互动中的话语修辞编辑成一种系统化的故事，使分散的、混乱的经验形成一种连贯性解释逻辑。例如，民族主义话语将处于共同体的人们赋予连贯的意义与角色，民族爱国话语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在社会中扩散发挥凝聚与分化双重功能。叙事将语言置于互动情境进行意义创造，使话语具有凝聚力与感染力。叙事模式不仅被视为一种交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种“思维模式”，为交流提供特定社会含义。通过讲故事，人们可以在共同体中获得社会地位，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目标和价值，或者内化社会惯例。

其次，战略叙事是功能性的。人们讲故事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为自己辩护、或者说服他人或者是为娱乐甚至是误导他人。在日常生活中，叙事发生的语境及其功能不断变化。话语分析强调外交决策者所说的话语内容具有内在多元性，可以服务于不同目的。话语分析强调说话者通过建构不断变化的多重身份，以实现一系列的互动目标。外交话语由共同的意义、论证和叙事工具组织起来；为增加说服力，外交话语叙事者可能会根据听众或辩论场所不同而改变论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修改自己的主张、理由和依据。叙事行为者也会权宜之计使用多种或混合论证策略。

再次，战略叙事是本体性的。话语不仅建构了世界对象，还建构了说话者与观众的身份。④魏斯莹：“信息不对称：关于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反思”，《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35页。身份的“本体性安全”是通过话语而产生的，传统观点仅仅将身份看作是个人拥有的内在心理本质，实际上没有话语表达就没有不同的主体角色定位。例如，“祖国”“敌人”“英雄”“朋友”等特定话语模式，定位着不同的权利、责任和道德义务。大量文学作品描写了遥远边疆的浪漫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歌颂了最初定居者的不畏艰险的勇气，通过跋涉迁徙、克服逆境以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最终实现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这种浪漫叙事就像一个仪式化的故事，通过许多想象的形式不断强化，提供情感上的安全感与激励。

在国际互动实践中，没有有效充分的沟通与话语说服，就难以建构国际互动秩序与认同。约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言语即行为”，言语不仅可以用来表达、传递和理解事实，即“以言指事”；其本身也是行动，即“以言行事”；还会对他人的行动、思想和信念产生影响，达到“以言取效”的目的。然而遗憾的是，战略叙事与外交修辞却没有得到主流理论充分重视，相关机制与策略分析大多也比较零散。为反思理性主义的“廉价话语”理论，有必要对战略叙事的生成、传递与接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战略叙事对大国竞争的意义尤为突出，如果不能建构起合法的抗疫叙事，就难以获取战略支持与道义合法性。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新冠疫情的“中国病毒”等叙事逐步困扰着中国外交，如何根据国际形势设计与投射贴切的叙事，真正在行动之外塑造叙事影响力，是外交研究的重大议题。

二、多元路径视野下的战略叙事研究

国际关系不是沉默的互动空间，只要国家之间存在基本的互动就可以离不开叙事武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突出了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功能，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反思主义分别围绕话语如何框定主观认知、解构客观权力、塑造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辩论。近年来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升级，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话语、外交叙事与战略叙事的重要性。与传统的话语权分析不同，战略叙事致力于平衡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分析路径，综合借鉴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心理学与传播学知识，为理解大国战略竞争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从理论光谱上分析，理性主义者认为话语是服务于利益的工具，行动者以后果性逻辑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后结构主义则关注本体性身份的来源，行动者以适当性逻辑来确定身份认同或角色义务。在这两个端点可以细分出四种叙事研究路径（参见表1）：

表1 外交关系的叙事理论光谱

首先，工具性话语关注语言对利益分配的间接影响。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认为话语起到了协调各方意见、弥合分歧的作用，但前提是话语必须具有“物质权力的背书”，可以利用强迫和威胁性话语在谈判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预期目标。①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指出，在特定情境下话语信息载体能发挥物质权力所不具备的影响力，以非强制方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方向。例如在发生利益纠纷时，话语施动者通过主动呈现新的话语信息，鼓励其他行为体重新计算成本和收益，实现在特定问题上的合作。②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5.软实力的核心机制“诱导”（disuasion）也强调话语的塑造功能，将外交话语作为“软权力工具”（Soft Power Toolkit）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强化战略感召力、价值观吸引力、外交政策正当性、国家关系亲和力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

其次，交往沟通理论假设互动者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指出，叙事、话语与修辞都是一种沟通交往行动，这种沟通交流为相互理解奠定基础。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叙事者与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共享的文化、规范与制度约束，以话语叙事为媒介有助于塑造相互理解的社会身份。在这种视角看来，政治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协商一致。在理想的话语条件下，叙事者将不使用权力优势，而是试图说服对方，并且自己也乐于接受说服。当然，行动者的叙事要传递共识与意义，需要“以生活世界的共同体”为前提，当共同体的规范浓度越厚则叙事的效力就越大。内塔·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指出，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将外交政治行动固定化，而是将其观念社会化；如果没有广泛和持续的对话，真正的外交干预行动就会失败。③Neta Crawford，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Ethics，Decolonization，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26.陈拯也指出，规范演进是理念与话语竞争的产物，受到政治背景以及谈判动态的影响。①陈拯：“说辞政治与‘保护的责任’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4－29页。当然，说辞策略的选择及其效果还受到受众构成、主观立场及关系分布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

再次，反思性话语是一种“伦理论证”的形式。作为构成性的意义系统，话语通过提供一个理想化的剧情脚本帮助人们来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反思性话语关注叙事与实践的互动性、建构性和反思性。作为连贯的意义系统，话语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在社会中扩散。反思性话语通过攻击目标国家的身份认同，说话者要求目标受众证明其身份叙事与行动实践之间的脱节理由。例如，那些关于改革殖民主义的伦理争论就利用了殖民者的尴尬和羞耻情绪。而且在人道主义领域，非政府组织所使用的“羞辱”性话语压力，也是一种“道德说服”，即让捍卫国际价值的国际社会在面临他国违约时，有责任通过修辞压制来捍卫这些价值。

最后，后结构主义关注本体性安全。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是权力生产或合法化的基础，所有的权力本质都需要用话语规则来掩盖其不合法性。后结构主义者把权力置于语言媒介之中，关注主体性话语条件。作为话语工具，叙事构建了精心制作的世界故事，提供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以及“我们的”集体目标的故事，这些叙事的社会关系可以形成广泛的叙事“网络”，促进某些实践的合法性。②Jelena Subotic， “Narrative，Ontological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2，No.4，2016，p.612；Molly Patterson and Kristen Monroe，“Narrative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1998，p.316.作为一种对抗力量，反思性话语集中关注主体身份的不安全感。③Brent J.Steele，“Liberal－Idealism：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9，No.1，2007，p.909.在此基础上，新叙事学理论认为交际与叙事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过程，即通过叙事过程达成共识。

三、战略叙事的影响机制：认知框定与情感记忆

叙事者的修辞策略直接影响对听众的说服效果，战略叙事并不是叙事者的单方面表演，而是修辞共同体的互动性共建。在大多数政治争论中，听众需要对叙事者的言语真实性做出推断。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为了展示言语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叙事者采取扩大修辞说服力的策略。在因果机制上，战略叙事借助认知框定与情感记忆，从冷认知与热认知两个维度塑造观众的行为模式。

3.1 战略叙事的认知框定机制

叙事说服唤起听众想象力，改变被说服者既有信念体系的过程被称为“框定”，即用特定表述方式重构被说服者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就像摄影中的相框一样，“框定”可以快速聚焦信念。“框定（Framing）”这一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强调与突出部分信息的话语表达机制，其运用领域已经扩展到外交决策、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之中。作为一个选择性的现实横断面，框架叙事可以突出局部信息、聚焦观众注意力，从而实现战略说服效果。概言之，框定机制是战略叙事发挥影响的基本认知逻辑。

首先，框定是一种聚焦和筛选信息的认知机制。欧文·戈夫曼将框定解释为“相互预设的图式”。①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Colophon，1974，p.21.通过其设定的框定，行动者可以简化与固化自己的世界观，促进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强调，框定与认知图式紧密相关，图式是发生在人类头脑中的相互预设过程，而框定就是建立图式的过程。这样看来，框定就具备了几个基本功能：定义议题讨论的边界或条件；确定事件发生的原因；确定认知或提出主观反思。一旦一个作为叙事方式的框定焦点被激活，被说服者就容易跟随该框定的叙事逻辑而行动。换言之，框定是“认知结构”的抽象，突出与支持对特定问题的理解与解释，将听众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其次，框定分析则是澄清价值的一种方式。政治话语“构建”或“阐释”出不同的框定或维度，框定则使焦点事件有意义并建构观念。除了工具性价值，框定也具有规范性价值。在建构叙事过程中，认知框定也不可避免地被个人和集体情感左右。一般焦点事件的社会情感框定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焦点事件造成愤怒、悲伤、焦虑与恐惧等消极情感或快乐、期待、安全与满足的积极情绪，这些情绪影响社会认知。第二阶段，叙事行动者通过将情感叙事融入特定话语框定，为焦点事件赋予情感色彩，从而增加言行合法性。②乔同舟：“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6期，第84－89页。例如，美国共和党在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竞选者对争议话题的叙事技巧，例如将“遗产税”的说法转变为“死亡税”，便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

再次，框定是进行威胁安全化的关键。面对危机时，话语叙事者的框架会影响观众对威胁的理解。当对手被隐喻为“野兽”时，观众就会不自觉主张捕获和控制“野兽”；当用“病毒”隐喻犯罪时，观众也认为应该及时诊断和治疗“病毒”。相关研究都认为，隐喻激活的框架影响了解释，并能影响人们在世界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些创造性的话语标签，也能实现安全化动员。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用“夺回控制权”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框定了听众的历史想象；以怀旧方式勾勒出一种衰落焦虑，提升政治话语的影响力。特朗普还创造了诸如“骗子希拉里（Crooked Hillary）”“腐败女王（The Queen of Corruption）”和“瞌睡乔（Sleepy Joe）”等外号来诬陷他的对手。这些片面的剪辑与框架在听众心目中建立先入为主的印象，制造一种话语压力。

3.2 战略叙事的情感记忆机制

叙事是记忆的存储器。当行动者分享一个故事，就保存和传递了一个故事，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故事被遗忘。分享叙事或故事，就是表达、建构或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叙事打开了情感、政治和象征性生活的宝贵窗口，并让行动者接触到更深层的现实。“印象驱动”模型依赖于启发过程，个体保持与过去事件相关联的情感记忆。这些记忆累积起来，形成一个相关联的总体印象，不均衡地影响叙事表达。

首先，叙事源自情感记忆沉淀。记忆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突出的随机图像上，对不同叙事的注意力分布也存在差异。例如，某些凄美的叙事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于人们在多年后还记得它们。①Robert J.Shiller，Narrative Economics：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p.80－81.还有些叙事尽管很快被遗忘，但是短暂的形象却储存在了观众记忆里后续可能被激活。为何短暂的叙事经历会在很久以后依然能产生影响？在极端情况下，有些稍纵即逝的叙事却可能会给观众留难以泯灭的记忆，就像在大脑中拍下了“闪光灯”，留下恍惚记忆。“闪光灯记忆”一词最早由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与詹姆斯·库里克（James Kulik）共同提出。他们以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为例，发现在极端惊喜与情绪唤醒条件下，观众大脑中的影像就像黑暗中拍摄、曝光不足的电影画面，相机闪光灯熄灭的瞬间留下了一个暗示性的环境与氛围。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至今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留下一个转瞬即逝的画面，就像电影的一瞬间留在了大众记忆里。②Olivier Luminet and Antoinietta Curci，“The 9／11 Attack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Testing Four Models of Flashbulb Memory Formation across Groups and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Social Identity，”Memory，Vol.17，No.7，2009，pp.742－759.因此，闪光灯记忆更有助于生动叙事的传播。

其次，情感记忆编织新的叙事结构。叙事中的故事情节创造了价值观，强化了身份认同。例如，“9·11事件”就以悲剧叙事的方式展示美国的英雄主义角色。美国全国的晚间新闻节目反复播出，表彰那些在袭击中“英勇向前”的消防员与警察等。叙事是一种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的事件序列，战略叙事的伴随着一种有意的意图，以期望的方式塑造冲突的意义。战略叙事通常会确立参与者的身份（我们是谁？），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想要实现什么？）。通过教育宣传、领导人讲话与博物馆艺术展示塑造官方叙事。③Laurie Brand，Official Stories Politic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Egypt and Algeri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10－16.借鉴神话是使战略叙事更有说服力的一种方法。对于一个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行为者、可靠盟友或军事英雄的国家来说，吸引这些人的战略叙事理论上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们反映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是谁”的直觉。重复叙事使神话更难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这些神话“共鸣”的战略叙事被认为更有说服力。

再次，消极记忆强化“他者”叙事。在竞争激烈情境下，往往叙事者倾向于讲述自己的英雄故事时，就需要塑造对手并将其妖魔化。丹尼尔·巴塔尔（Daniel Bar－Tal）提出“棘手冲突的社会心理学”关注话语叙事对社会心理适应与集体记忆的影响。④Daniel Bar－Tal，Intractable Conflicts：Socio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Dynamic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9.在建构意义上，集体记忆并不是过去事件的客观或中立的表达，通过图片、符号、流言、民间故事、歌曲、笑话和戏剧等方式，消极记忆会自我复制与强化。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认为，巴以土地是他们的历史家园，他们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双方主流叙事也都将自己群体成员在冲突中的行为描述为英雄和勇敢。以色列人将冲突攻击描述为历史上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迫害的延续，并在文学作品、戏剧、电影、大众媒体、国家仪式、领导人讲话和民意调查中表达自己的光荣历史与英勇记忆。当双方对立的叙事结构固化，就会引发一种记忆冰冻倾向，即维持现有叙事结构将对方描述成排他性的“他者”。

四、案例分析：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叙事竞争

自20世纪以来，南海声索各方基于历史记忆和国际法规，就南海岛礁主权、油气资源开发与水域权利归属问题，展开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鉴于中国坚持对所有南海岛屿和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其他声索国将其视为挑衅和欺凌，由此围绕南海问题的外交争论与叙事不绝于耳。然而，大多数南海问题分析都没有重视外交叙事逻辑，对展示意图的话语缺乏理论分析。外交叙事不是廉价话语，其具有重要的约束性与建构性功能。

4.1 南海争端中的叙事框定竞争

大多数南海声索国都以历史记忆支持其叙事主张，并坚持认为它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是无可争议的。为了让自己的声索更具合法性，部分东南亚声索国会采取污名化、炒作与歪曲事实的做法，进行“负面框定”，以此对中国形成叙事框定压力。叙事框定会产生“后坐效应（blowback effects）”，将行为者锁定在僵化的立场上。①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41－42.一旦叙事者围绕着某个问题建立起了一套叙事，那么将受到这套叙事的约束。尽管东南亚国家内部有时也会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争端，但是整体上对中国主动维权行为，施加叙事与道义压力，已经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声索国的斗争策略。在南海争端中，叙事框定效应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负面形象框定。如果中国在南海争端中采取了强势行动，南海声索国会将这些行动与中国以前行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一系列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将历史与当下、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就能在外交叙事上将中国“框定”成不怀好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具体操作中，负面形象框定的方式比较多样，通过抹黑诋毁、道义谴责、舆论炒作、突出实力差距等方法，向中国施加道义成本与声誉压力，从而提升中国维权的合法性成本。

第二，正面赞赏诱导。南海冲突只是东南亚与中国关系中的一部分，在非危机时刻，东南亚声索国大多对中国的外交克制与和平承诺给予公开赞赏，进行叙事安抚，让中国继续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的大国责任，用鼓励的话语引导中国恪守和平承诺。正面诱导有助于中国改善国际声誉、树立崛起合法性，因而也会产生约束作用。中国台湾学者赖润瑶（Christina J.Lai）曾系统分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采取的“保证—诱捕（assurance－entrapment）”策略，即东盟、越南、马来西亚、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会在危机结束后，用积极话语尝试修复对华关系。正面诱导与赞赏是强化中国承诺、促进和平协商规范社会化的一种策略，也是东南亚国家“接触”和“对冲”中国崛起的重要回应方式。②Christina J.Lai，“Rhetorical Trap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1，2019，pp.117－146.

作为和平承诺者，中国外交需要认真应对叙事框定的话语力量，尽量避免高昂的维权成本。为降低国际舆论压力，中国外交也需要采取否认、淡化、争取同情的叙事方式，缓冲舆论压力。这里有两种缓冲舆论压力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展开“去安全化”叙事。维权外交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其被部分声索国污名化为与和平承诺相违背。因此在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努力淡化军事对抗的色彩，重点突出双方摩擦的民事性质。如果南海争端中派出了军舰，则中国会强调军事力量的“象征性强制”，即仅仅进行追踪、警告和监视，并没有实际使用武力。如果争端中存在大量渔民和海警船，中国叙事中会指出这是双方非军事化的摩擦，淡化军事色彩。

另一方面，进行“再框定”叙事。中国外交并非被动地应对国际舆论，在有关声索国挑衅中国基本利益底线时，也会进行舆论回击。进行“再框定”是为了扭转不公正、违背事实的舆论炒作，将对方描述成过度使用武力或极端挑衅的一方。通过外交部或官方媒体展示中国被“欺负”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进行了极大克制。当中国已经“绑住自己双手”对方还是侵犯，那么中国的回击就具有合法性与道义性。

4.2 南海声索国的情感记忆机制

在竞争激烈情境下，叙事者倾向于讲述自己的英雄故事时，就需要塑造对手并将其妖魔化。南海“固有领土”叙事竞争与各声索国所经历的复杂历史有关。在大量南海政治叙事中，民族想象、历史记忆和传统历史观念相互交织，容易引起排他性的他者想象。例如越南官方媒体指出，“国家领土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历史如何变化，南海（东海）及其岛屿都属于越南，每一个越南人都心系祖宗留下来的遗产”。①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Vietnam，“Foreign Ministry's Spokeswoman Nguyen Phuong Nga Answers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June 10，2011，http：／／www.mofa.gov.vn／en／tt＿baochi／pbnfn／ns110611180531／view，访问时间：2022年1月9日。与之类似，中国也将南海称为“祖宗海”，将距今600多年的渔民手抄《更路簿》等文献作为中国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②《南海永远都是我们的祖宗海》，搜狐网，2016年7月14日，https：／／www.sohu.com／a／105524857＿362100，访问时间：2022年1月9日；姜洁、白云怡：《南海是中国渔民的“祖宗海”》，《环球时报》，2016年3月11日，http：／／www.globalview.cn／html／zhongguo／info＿9626.html，访问时间：2022年1月9日。在经年累月的刺激—反制—再刺激的叙事循环中，情感对立得以固化。

一方面，“固有领土”的叙事将对方污名化。对越南、中国和菲律宾等声索国而言，领土争端已经成为检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试金石，在斗争中缺乏民族自信则会在政治上败退。③祁怀高：“当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制约瓶颈与应对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期，第9页。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历史叙事都非常强烈，各方也都有强烈的受害者记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伤记忆主要集中在日本和西方国家身上，而越南的创伤记忆对象也包括作为“北方大国”的中国，中越历史上的纷争也给其带来创伤记忆。中国政府在1979年向联合国转发《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认为，越南领导人最近“蓄意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南海争端中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显著增长。例如，越南民众越来越要求政府在领土争端中回击“欺凌者”，对中国表达强硬。基于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声索国的南海历史叙事和主权意识越发强烈，但是这也增加了各方在南海争端中的让步压力。④Christopher Hughes，“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The Geopolitik Tur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0，No.71，2011，p.620.

另一方面，情感记忆的路径依赖强化叙事冲突。历史记忆具有一定的沉淀性和稳固性，特定叙事模板提供了在时间变迁中的叙事话语路线图。叙事通过路径依赖而具有“锁定效应”和“正强化”机制。南海声索国都以历史论据支持其主张，并坚持认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是无可争议的。而事实上南海历史的文献记录并不完整、含糊不清。但是声索国都从残缺与混杂的历史记录中各自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些历史证据在国内激发了主权合法性的想象，认为南海就是其不可分割的主权，这些被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各方更难让步。⑤Christian Wirth，“Emotions，International Hierarchy，and The Problem of Solipsism in Sino－US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4，No.1，2020，pp.36－37.最终形成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对立想象，由此引发“捍卫固有领土”的话语对抗。

概言之，情感记忆是对过去的表达，是对过去的主观解释进行转换和再现。通过叙事表达，情感记忆不仅渗透到语言叙事之中，而且塑造事件情节的意义。当过去的事件被当下重新描述时，它就成为叙事的一部分。那些历史上的棘手冲突通常会给有关各方造成严重的集体创伤，历史叙事则塑造着各方的合法性。

五、结 语

战略叙事是政治行动者构建外交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同含义以塑造行为者认知的一种话语手段。战略叙事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战略叙事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缺乏对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叙事生成与影响机制研究。本文通过回答“叙事何以塑造外交行为”这一问题，揭示了战略叙事表达和外交互动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南海案例分析，强调国际关系的叙事结构塑造了外交互动的策略选择，其对外交决策研究的理论与政策价值体现在：

一方面，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学理支撑。纵观历史可知，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的大国竞争叙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战略叙事建构、延续和强化战略优势是中国崛起迫切的需求。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遵循战略叙事的构建规律，合理运用不同叙事策略传递战略意图。洞悉大国竞争的外交话语逻辑需要认识到，战略叙事不仅传递信息，更能表达行为体的情感、价值与期待。找回被忽视的战略叙事变量，需要关注其认知框定与情感记忆的约束机制。

另一方面，揭示战略叙事的多元功能。叙事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努力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所构建的故事，人们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并据此采取行动。因此，社会行动是被嵌入进叙事框架之中的。而崛起大国更需要关注战略叙事支撑，关注外交话语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南海争端中的“固有领土”“不可分割”等叙事竞争表明，叙事可以为领土争端赋予了合法性情感，不仅强化声索的道义性支持，而且可以成为胁迫与压制对手的语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