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丽求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广东·广州）

［提要］ 随着我国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流动人口在促进城市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越来越突出。广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流动人口十分活跃，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仍存在社会认同度不高、自身排斥融入、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加强流动人口社会认同意识，保障流动人口平等享有各项公共服务，提高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与能力，增强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能力，以更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作为广东省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中心城市，广州保持着蓬勃的经济活力，对国内外流动人口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3.76 亿人，其中广州流动人口为937.88 万人，而全市常住人口为1，867.66 万人。可见，广州流动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达50%。人口的不断流入，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消费动力。然而，外来人口在生活习惯与文化等方面都与当地居民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使城市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给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带来极大挑战。因此，当前广州市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明确如何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稳定人口流动。

一、对流动人口和社会融入内涵的界定

（一）城市流动人口的定义。城市流动人口是我国一个特定的概念，与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流动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进入研究视野。郑桂珍（1985）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指除常住人口外的所有人口，包括非户籍所在地的长期居民、短期居民和“流量”。后来，魏津生（1999）从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界限上，分步界定流动人口的概念，认为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是指，在不改变户口登记地的情况下，到常住地所在的乡、镇、街道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的人口，及城市中来自港澳台和国外的暂住人口。这一提法基本上明确城市流动人口的概念和范围，但在时间范围上并没有十分明确。而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上明确给出了流动人口统计的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把流动人口界定为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城镇或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跨城镇或街道流动的人口；第二个角度，从第一个角度减去“市辖区户均分离人口”，即在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不被视为流动人口。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主要指减去“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流动人口，例如农民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动商贩、自由职业者等。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内涵。不同学者研究视角的差异性，使其对于社会融入的理解、界定也不尽相同。西方学者对社会融入问题十分关注，部分学者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定义社会融入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会融入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有许多学者将社会融入等同于社会融合，我国学者任远和邬民乐（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还有许多学者将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融入概念的主要解释对象，丁宪浩（2006）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为流入地社会真正接纳，成为流入地社会的“全权公民”，享有与流入地户籍居民一样的权利，承担一样的义务；流入地户籍居民和农民工双方基本消除身份差异意识，都将对方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建设现代化的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公民。而陈成文和孙嘉悦学者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认为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虽然社会融入的概念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但其至少代表了一个社会现象的过程，是一种社会个人或群体在与当地居民交往交流过程中对自身原有传统文化习惯的削弱、对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不断认可以及逐步占有同等社会资源的动态过程，包含了经济、政治、公共社会和心理文化四个层面。

二、促进广州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价值意蕴

（一）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在广州的流动人口中，高学历流动人口占比逐年增加，但农村子弟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虽然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其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势必会使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关系不和睦，加剧了社会分化，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经济利益冲突，极易激发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威胁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只有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才能消除和避免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朝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二）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推进城镇化及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2021 年末，广州市城镇化率为86.46%，高于全国60.60%的水平。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不断提高广州城镇化的水平，有利于扩大内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更有力地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推进城镇化所必需的是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使其真正融入广州的现代社会，形成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就业队伍和城市中产阶层，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

（三）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的融入，更是心理文化的融入，是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接受城市文化，由农民或小城市市民向大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使流动人口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和习俗，更好地与当地居民交流沟通，从而不断学习城市文明，适应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个人素质。并且处于竞争十分激烈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与技能，才能更好地在大城市中生存下来。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人力资本、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

三、广州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实阻碍

2019 年1 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联合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研究颁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蓝皮书）正式发布，该《报告》是我国第一部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根据《报告》评估结果可以看发现，政治融合和公共服务融合成效显著，经济融合和心理文化融合的偏低成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主要障碍。

（一）心理文化融入：社会认同困境。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在这里，社会认同困境是相对的，既包括流动人口自身的认同，也包括城市户籍人口的认同。一方面长期以来，城市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边缘的社会群体，普遍缺乏对城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并且，由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的巨大影响，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在教育、就业、生活方式、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导致了流动人口在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中缺乏身份认同和归属。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会导致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隔阂，隔阂的加剧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也存在社会认同度不够的问题。大城市的发达社会及自身经济条件的富裕，使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出现不认同、偏见甚至是歧视，例如部分企业对少数民族的用工歧视现象，这种排斥常常使流动人口群体被动地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

（二）心理融入：流动人口自身原因。近年来，广州高学历流动人口逐渐增多，从年龄和文化程度方面看是流出地的精英群体，但长期的城乡文化差异和教育资源占有差异又致使这批流动人口群体素质低于城市群体。低人一等以及自卑心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群体镜像，主要表现为自我评价较低、自卑感较重，主动将自己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在城市群体生活中缺乏主动交往能力和主体参与意识，安于现状却又不愿提高自身能力，逐渐在城市发展中被边缘化。

（三）经济融入：收入水平不高。流动来穗人员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资源极为缺乏，只能活跃在广州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领域，较多地从事苦、脏、累、重等低收入工种，就业的途径和范围相当有限，进入上层职业领域的机会很少，工作环境恶劣，福利待遇差，缺乏稳定性，在社会上处于较为底层的位置。过高的房价、低水平的就业和消费以及劳动保护不足，使得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还处于初级水平。

（四）政治融入：社会参与程度低。大多数流动人口关心现居住地的发展和变化，愿意参与所在工作单位或所居住社区管理和选举活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但流动人口与现居住地群体交流不多，社会交往仍局限在原有的亲缘、同乡等社会关系，参加当地社会活动比例较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社会参与渠道有待拓宽等制度性因素是流动人口获得市民身份、平等社会权利和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

（五）公共社会融入：社会公共资源不均等。户籍制度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公共资源的难度增大，对于教育、工作等各方面资源都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地位，享受不到城市市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这就大大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难度。近年来，广州异地高考的要求有所降低，每年惠及考生超千人，随迁子女可以通过积分入学被安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提高了来穗人员的社会公共服务权益，但流动人口仍然需要为教育的质量及费用而担忧。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2017 年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迁移趋势明显，家庭平均规模保持在2.5 人以上，0～17 岁儿童随同迁移的比例为65%。显然，广州的流动人口也不再是过去的个体为主，家庭化流动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随着流动人口家庭比重的不断增加，随迁流动人口子女的数量也在增加，教育成为流动人口家庭最关心的公共服务。因此，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主要因素，对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影响，而稳定的家庭环境才能更好地促使流动人口融入广州社会。

四、促进广州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也是现阶段巩固城市发展成果、进一步推进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既具有现实紧迫性，又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解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为支撑，以各部门协调配合为手段，完善相关制度及政策法规，促进广州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城市。

（一）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教育，为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奠定思想基础。广州流动人口虽然庞大，但其社会融入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并且流动人口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并未立即引起其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改变，而是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首先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对各媒体制定强制性文件，向社会公众更好地宣传社会融入理念，树立并增强社会融入意识，提高社会对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营造有利于流动人口融入的社会环境。同时，重视对于本地居民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宣传教育，改善当地居民的排斥心理，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打破歧视壁垒，弱化地域意识、身份意识，尽一切努力促进流动人员与当地居民相互了解，切实帮助流动人口改变生活方式和观念，融入城市生活。

（二）丰富公共服务供给类型，为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奠定社会基础。当前，广州市政府不断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为来穗人员提供入户、子女入学、公租房申请等基本公共服务，让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基本上可以享受与户籍居民一致的公共服务，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但各种服务的实施效果和供给程度不同。针对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所存在的问题，政府应构建以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保障所有流动人口公平地享有各项公共服务，实现制度性全覆盖，提升流动人口生活融入水平。同时，大力宣传推出的各类公共服务，吸引流动人口积极申请和参与，培养流动人口积极诉求的能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开展经济社会各项政策社会融入效果评估，邀请专家学者及流动人口对政策落实进行评价，及时完善各项服务，以更好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三）完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为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奠定制度基础。社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更需要组织、社区、社会的全面参与。目前，广州市全市共设有203 个社工站，其中镇（街）社工站183个、村（居）社工站20 个，实现全市镇（街）社工站全覆盖；累计开设19个社会工作专项服务项目，服务范围拓展到长者、青少年、社区矫正、禁毒戒毒、婚姻家庭、医务社工、农村社工、来穗人员服务、民族融合服务等20 多个领域，年均服务群众约400 万人次，解决社区问题达3.4万个。社工站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社会参与的机会，促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但也存在着社区参与度低、社工专业程度低、一些社工工作站的项目单一表面化等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定期对社工项目进行评估，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准入门槛，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流动人口服务专业培训，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社区，促进社区居民交流。同时，着力推广共治议事会，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社会融入能力。

（四）开展教育和就业培训，为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奠定经济基础。流动人口中，低学历人口占比较大，这部分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收入低、稳定性差的体力劳动，经常面临失业或晋升困难的处境，为了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政府应积极探索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培训之路，设立专项教育基金，与各成人教育学校机构联合举办各类线上线下职业技能培训班，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加就业培训及各类技能考证，对其所获证书在社会上给予肯定。在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及竞争力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流动人口综合素质，增强了其融入城市的能力。

综上，来穗流动人口工作生活居住在广州，是把改革开放继续向前推进，不断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人力支撑，必将在广州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核心门户城市、推动新时代发展不断出新出彩的进程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人翁，他们参与社区治安巡逻、困难帮扶、文明城市创建等活动，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在于现在，也将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关注，而广州的流动人口治理也必然朝着更为人性化与平等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