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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研究

2023-01-05□文/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2年14期
关键词:湄公河共同体流域

□文/ 彭 万 庞 豪

(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提要] 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六国,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是“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澜湄合作持续发展却又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要运用好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促进澜湄合作的关系,深化水资源合作共筑黄金水道,推动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控合作,加快互联互通促进命运相连,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复苏,推动机制协调应对单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维护澜湄利益,携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

起源于中国的澜沧江,出境后被称作湄公河,并先后经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流域面积宽广,域内资源丰富,极具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澜沧江-湄公河一衣带水,澜湄流域经济因河而生、因江而兴。2018 年1 月,李克强提出“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倡议,“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成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现实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为“百年未有之变局”和“百年未有之疫情”交互冲击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中国方案。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能助推中国内外循环联动效应的稳步提升,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交相辉映、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下,澜湄流域发展共同体建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政治上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将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澜湄合作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基础上,由中国倡导的澜湄六国的新型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而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是对澜湄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在“3+5+X”的澜湄合作框架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可以充分发挥流域经济带的功能性作用,通过沿江经济带建设的模式向澜湄流域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成为澜湄合作走深走实的助推剂,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从经济上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将加快完善次区域产业链。基于供给视角,中国已初步具备先进、发达的工业体系,企业和经济在国内循环的基础上有“走出去”的发展现实需求;基于需求视角,澜湄次区域具有资源优势,对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有迫切要求。中国在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具备国际产能梯度转移条件,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和湄公河国家的双重需求,推动澜湄流域各国工业现代化发展,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助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次区域合作能促进内循环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动态平衡,刺激外循环的高效畅通,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澜湄各国可以在国际大循环的不同形态中实现对接。通过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促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特色产业集群,完善次区域产业链布局,提升次区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地位。

从文化上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将深化澜湄各国人文交流合作。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六国,澜湄六国共饮一江水,命运相连,人文相亲。由中国倡议和各国共建的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为更广泛、更开放、更深入的澜湄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内生动力。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使“和合共生”的理念和澜湄共同体意识更深入人心,在政治互信、经济共建的基础上,必然促进民心相通,深化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求同存异,加快互学互鉴,推动澜湄各国在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澜湄次区域文化振兴。

二、共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

澜湄合作作为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活力逐渐迸发,成效陆续呈现,特别是2018 年李克强提出“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以来,澜湄流域经济已逐渐从“培育期”跨越到“成长期”。在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交织影响下,在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已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奠基石”,既迎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一)流域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共同体雏形初显。在澜湄合作框架和中国的主导下,流域国家间交流往来愈加密切,经济合作不断加深。2016 年以来,习近平先后访问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中泰、中柬、中越、中老、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也相继提出,体现了中国与湄公河各国正在以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丰富次区域经济发展共同体的内容与层次,这是澜湄流域国家在政治互信方面实现的突破,为经济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到2021 年底,澜湄合作已召开三次领导人会议,六次外长会议,互联互通、跨境经济、产能、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大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并在合作中进一步明确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人文三大支柱为主线的“3+5+X”框架。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互补性不断加强,经济发展共同体雏形初显。中老铁路在2021 年底竣工,中泰铁路也在建设之中,缩短澜湄国家之间的距离,促进交通便利化;中国在越南的永新燃煤电厂、在老挝的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全部投产,把产能合作转化为发展效益;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联合建立的泰国罗勇工业园、老挝磨丁经济特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越南龙江工业园、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等,促进了跨境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国牵头设立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为次区域合作和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提供了资金保障;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合作平台的搭建和项目清单的落实,为国际水资源合作与利用奠定了基础;《澜湄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的颁布实施,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间的农业技术合作和减贫合作,以及中国的全面脱贫攻坚成功经验为湄公河国家农业发展和减贫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澜湄六国经济交流合作的走深走实,为打造经济发展共同体夯实了基础条件。

(二)单边主义、零和思维的兴起,倒逼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升级。从当前国际大形势来看,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零和思维”正在兴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一些域外国家也在明争暗斗,在湄公河流域进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渗透,并颠倒是非、指手画脚,这倒逼澜湄各国只能携手共同应对,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反而迎来愈加巩固的良好时机。作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全球最大的多边新兴市场,中国在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进一步加速了经贸投资向东南亚的转移,东盟已替代美国成为中国在全球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澜湄流域范围,中国已是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把湄公河五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地区的话,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澜湄经济共同体的体量正在不断增强,并打破西方国家所妄图维系的国际秩序。澜湄国家依靠澜沧江-湄公河这一“黄金水道”,已经初步形成点-轴系统经济结构态势,并通过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可实现次区域流域经济网状发展。

(三)澜湄合作面临矛盾依旧突出,打造经济发展共同体处于困境。构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因水而生,这一水域经济既具备区域经济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地域性等共性,又有水资源的专门特性。特别是澜沧江-湄公河作为贯穿六国的跨国流域,在自然和地理属性上是一体,但在政治和利益范畴却是分割的。流域沿线国家对水资源的保有、开发和用途不尽相同,水电开发、农业灌溉、工业用水、渔业养殖……沿岸国家虽然一衣带水,却对共同水资源存在着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追求的水资源利益破坏了澜湄流域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性和有效性,水资源争端和水开发问题尖锐。而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主导思想的NGO 组织激发了社会民众的环境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了澜湄水冲突的矛盾。再从澜湄合作的进程来看,各国内部的协调与推进也存在问题。湄公河五国相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而言,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较为滞后,这种“一大对五小”的非对称合作机制在实际运作中会面临承载力不足、利益相冲突等问题,再加上流域各国大多处于政治经济转型期,甚至存在政局动荡的局面,从而影响次区域的合作与发展。虽然澜湄合作启动已有六年,至今却也未能形成较为完善的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产业体系。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拥堵”困局由来已久,由中国主导的澜湄合作成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后来者”,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湄公河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被外部势力视为“搅局者”。多种合作机制在湄公河地区相互掣肘,反而增加了机会成本,导致合作领域与功能重叠,降低了合作与此区域治理效率。

(四)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变局叠加影响,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带来冲击。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其破坏强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周期之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前所未有,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澜湄六国也不例外。中国举国抗疫彰显了政治体制优势,并成为2020 年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湄公河国家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挫伤。旅游业是泰国、柬埔寨、越南的重点产业之一,至今仍处于“寒冬”无法回暖;湄公河各国公共防疫能力薄弱,疫情导致生产经营活动长时间处于停滞或散状,恢复缓慢;各国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依赖对外贸易主要发展外向型产业,而疫情对其造成巨大冲击;疫情造成的边境“封锁效应”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这些都阻碍了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的进程,中断或延缓了合作项目的开展,削弱了原有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妄图维系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施行政治利益渗透,进行恶意竞争,造成澜湄合作可能出现“卡脖子”现象,并以澜湄流域的水资源开发、跨国犯罪、干旱等问题为由头不断干涉澜湄合作。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影响,对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带来冲击。

三、新发展格局下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实现路径

综合当前国内国际发展形势和澜湄合作发展情况来看,澜湄流域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与澜湄国家共同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提供了契机。“十四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RCEP 的签署实施,为中国更高效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顺畅地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而推动新发展格局无疑为深化澜湄合作打开了一扇畅通之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应当携起手来,以打造“一江兴六国”的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为目标,增强政治互信、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共商共建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地区发展。

(一)深化水资源合作,共筑黄金水道。澜湄流域水资源是支撑沿岸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各国应充分尊重和关切彼此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正当权益,遇到矛盾冲突共商共议,真正让澜湄水资源成为流域各国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从2020年起已经率先向湄公河五国公开澜沧江水文信息,为水资源合作信息平台共享共建做出了表率。澜湄各国应通过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高峰论坛和信息共享平台等进一步加强上下游团结协作,辅以民间组织、企业的作用,形成多层次合作机制,提升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能力,加强水域治理能力。澜沧江-湄公河是连接沿岸各国的天然水运通道,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是“一带”和“一路”的交汇点,应当积极开展澜湄航运通道建设,加强流域沿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是促进澜湄流域发展带与陆海新通道深度对接,既可以更立体的空间布局推动中国-东盟一体化建设,又可将湄公河产品通过中国西部大市场输往中亚和欧洲市场,从而推动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提质增效,加快构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

(二)携手做好疫情防控,推动构建澜湄卫生健康共同体。从当前形势来看,疫情影响将长期存在,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公共卫生系统不断完善是澜湄合作持续深远的首要前提和当下的首要任务。携手做好疫情防控,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加强医疗卫生合作是当务之急。首先,要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争取纳入澜湄合作框架的“X”范畴,共商共建澜湄防疫大数据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等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其次,要建立澜湄公共卫生合作高层会晤机制,成立联合工作组,开展公共卫生合作论坛,推动次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机制建设。此外,中国应继续展现大国风范和中国力量,优先向湄公河各国提供疫苗和医疗物资援助,加大公共卫生技术支持,并牵头设立澜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持开展疫情防控、传染病监测、传统医药、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援助与合作,通过建设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经济发展共同体提供保障。

(三)加快互联互通,促进澜湄命运相连。互联互通是中国与周边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重要支撑,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线,更是澜湄次区域合作和澜湄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应加快落实《2030 年交通战略》,充分发挥中老铁路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中泰铁路、柬埔寨金边-西港高速等项目的建设进程,进一步贯穿南北大动脉,实现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的多维交通空间布局。提升国际陆海新通道与澜湄流域的区域联动效应,打造交通、商贸、产业、物流深度融合的经济走廊。积极推进陆地光缆、5G 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互联互通,把澜湄国家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四)加强贸易投资,推动经济复苏。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是澜湄国家的共同目标与优先任务。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必须全面复工复产复贸,积极探索后疫情时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新模式,为澜湄次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应当抓紧核准和推动RCEP 生效实施,落实好中国-东盟自贸升级协议,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增强经济韧性。巩固澜湄流域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和多双边经贸合作,加强中国与澜湄国家经济特区、工业产业园区的共建,促进边境贸易、跨境电商、农产品贸易、质量检测检验、公共卫生安全等合作,形成更加完善的澜湄流域价值链和产业链,辐射带动次区域经济的增长。澜湄六国应把本国的发展愿景和流域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突出务实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真正共建经济共同体。

(五)推动机制协调,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众多,机制拥堵情况严重,必然对次区域和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带来困扰。为此,亟须厘清现有多种合作机制的功能定位,明确参与主体,优化机制建设,实现合作领域从湄公河国家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转变。湄公河地区大国博弈激烈,利益纵横交错,中国应带头呼吁良性竞争,促进域外大国协调,倡导多种机制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取代的理念。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横行的当下,中国应尽量减少中美贸易战“外溢”负面效应,秉承“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与湄公河国家的协作,并趁机深化与湄公河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塑造“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新局面。

(六)巩固政治互信,维护澜湄利益和可持续性发展。澜湄各国面临诸多非传统性安全挑战,并存在多样性、联动性和外溢风险,亟须巩固地区安全合作,共同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中国应发挥好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建设作用,促进澜湄六国深化安全合作,深度打击毒品犯罪、恐怖主义、跨境走私等违法行为,打造次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样板,通过安全合作加强各国政治互信,推动政治关系稳中向好发展,以次区域安全共同体支撑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建设。在南海等问题上,早日达成实质有效的地区规则,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次区域和平稳定。此外,澜湄六国应联手加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坚持绿色发展,共同推进低碳转型。全面推动经济共同发展背景下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澜湄文化繁荣。在尊重、开放、包容的理念下,发挥各自优势,凝聚发展合力,共同维护澜湄利益,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综上,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国家发展阶段、面对当下环境和条件变化的积极应对,是展现中国竞争新优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新发展格局为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带来机遇,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具有地缘优势、机制优势,良好合作态势,相信在澜湄六国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必将激发更多内生动力,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建设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成功典范,成为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次区域合作的生动实践,推动实现惠及澜湄流域广大民众的“澜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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