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庆芝

(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1)

1.研究背景及目的

传统渔民文化根植于传统的渔业生产和生活当中，随着社会发展，渔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渔民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动摇。渔民就业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渔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导致年轻群体主动选择其他就业途径，渔民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逐年减少。由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积累而来的集体记忆面临着传承空间和传承载体逐渐消亡的困境。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是指“在一个集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或建构的事和物”，“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构建的概念，其本质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而阿莱德·阿斯曼指出“记忆不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是一种确确实实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重构集体记忆，使之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发挥作用，对于保存和延续传统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

调查地初旺村是胶东半岛典型的新型渔村，每年阴历1 月13 日举办的传统渔民节日——渔灯节，2008 年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 年，初旺村所在地区烟台开发区被评为“中国渔灯文化之乡”。该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可以推断其传统文化中的集体记忆内容短时期内较为完整和丰富，但是随着人口自然减少和流出，长期看来，集体记忆将会出现继承群体不足，集体记忆逐渐消亡的趋势。因此，本文选定初旺村为调查地，从生产生活以及民俗信仰等方面着手，在动荡变化的渔业生产环境中，从集体记忆角度来探究渔民传统文化的变迁和保存措施。

关于集体记忆，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将集体记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面，鲁可荣，胡凤娇（2018）指出：“集体记忆的重构，不仅有助于村民精神家园的重建，也会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和文化振兴”。文中指出的“记忆主体的衰减”与“记忆主体的缺位”导致了集体记忆的断裂和消失的观点，与本文是相通的。倪睿贤，陈剑飞，林绍康（2018）以集体记忆为切入点，从乡村文化建筑方面展开论述，指出现在乡村建筑存在“没有地域特色”“缺乏文化内涵”“记忆断层”“精神缺失”的问题，集体记忆的唤醒，能够“增强村民凝聚力”，“延续乡土文化”，“加强村民价值认同的责任”。倪等的研究侧重于建筑形态的设计与重构，关于集体记忆在建筑形态重构当中的机能和作用的叙述略显不足。

目前将集体记忆理论运用于“海岛渔民文化”的研究还是相对零散的。将集体记忆理论与渔民传统文化保存相结合，探讨集体记忆与传统渔民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对较少的。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探究集体记忆建构和保存渔民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效关系。

2.调查地概况

胶东半岛广义上是指寿光小清河口和日照岚山口与岚山头苏鲁交界处的绣针河口两点连线以东的部分，也称山东半岛。狭义上的胶东半岛是在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主要包括青岛，烟台和威海地区。初旺村北临渤海，东面和南面环东海。原属烟台市蓬莱境内，后随开发区西拓，现辖于烟台市开发区大季家镇。初旺村依山傍海，拥有天然良港山后初家港，是以海产品捕捞为主，水产品加工和水产养殖多方向发展的新型渔村。

初旺村有初，刘，赵，丛四大姓氏，人口约4380 人。全村700 户人家，约有三分之一从事与海洋相关工作。青少年（0-18 岁）人口约657 人，约占人口总数15%；60岁以上人口约1051 人，约占人口总数24%。年轻人就业方式多样化，外出打工，临近企业上班者占多数，少数人出海作业。90 年代后，伴随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村里开始重视人才教育，但是除了少数高学历人才之外，村民倾向于就近就业，少有选择远距离就业。村内有“明龙食品加工厂”等工厂企业，主要进行各种海产品加工。作为新型渔村，结合国家扶持政策，1997 年初旺村在发展渔业方面，投入200 万元，更新改造了200HP 以上渔船15 对，新配备270HP 渔船两对，新增动力 735 千瓦，总动力突破8085 千瓦，约占全镇海上捕捞总动力的63%。在渔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投入150 万元，建成700 吨冷库一座；投入800 万元，建成可停靠5000 吨以上船只的码头一座；投资250 万元与蓬莱石油公司联合兴建油库一座。在村政建设方面，投入340 万元，建成一处占地2.2 公顷的烟台市级规范化学校， 并配备微机等现代化教学设备；投入300万元，在全村范围内安装了1200 门全国直拨电话；投资160 万元，完成了全村照明线路更新改造工程；投入130 万元，硬化村内路面3000 米。

3.集体记忆与传统文化变迁

3.1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记忆

传统渔村生产活动中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当属“渔船制作”和“渔民号子”了。从前初旺村的渔船主要为手工制作，至今村内仍存有造船厂遗址，现在作为渔船修理场地留存了下来。传统的造渔船，当地方言称为“排渔船”，以往有专门的“海木匠”来施工。开工之日，不许女人尤其是孕妇接近。施工之前，先在船底铺三块板，称“铺志”；放鞭炮，念喜歌，宴请工匠。渔船造到船面时，用红布包裹铜钱放入渔船底盘，称“太平钱”。最后船安梁时，在船上做个小洞，放上太平钱后再用梁压住。船首次下海前，从下海时起一直放鞭炮，直至首航回来。鞭炮要依次在船舱和海里放，目的是驱逐船内和海里的“邪气”。

渔业还未实现机械化的时代，打渔全部靠人力而为，“渔民号子”则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元素。目前胶东半岛留存下来的传统渔民号子主要有两种：荣成号子和登州号子。其中荣成号子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地区，又细分为：自由号子，生死号子和歌唱号子。在调查地曾经普遍流行的是登州号子，其中含有溜网号，上网号，拉锚号，摇橹号，撑蓬号，紧橹号，上网小号，捞鱼号，拉网号，艇鲃号，爬爬号等种类。曲调随着劳动内容，劳动强度和动作节奏的变化而变化，以粗犷奔放，节奏紧凑有力为特征。如今机械化的发展使得生产活动简单化、省力化，生产活动中曾占据重要地位的渔民号子，现在也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文化符号，留存于记忆当中了。

在调查地居民的回忆当中，传统衣着是涂过桐油的无扣宽松衣物。这是因为“桐油”能够有效防止海水打湿；渔民习惯于用棕绳在油衣上拦腰打活结而不使用纽扣，是为了万一落水能够迅速脱掉油衣，摆脱重负，从而不被海草缠身快速逃生。70 年代后，橡胶长靴开始普及，近年来随着渔业机械化的进展，渔民几乎不用在水中作业了，因此传统服装也慢慢消失，T 恤和夹克衫等日常衣着即可应对渔船作业。

日常饮食方面，由单一的海鲜食物变为“海陆结合”。海鲜产品在当地当然是很普及的，村内设有出售新鲜打捞渔类的集贸市场。如今肉食、面食均已稀松平常，和内陆几乎没有差别。饮食加工方式除了“蒸煮”之外，“腌制”也是很常见的手法。比如说“醉蟹钳”，“醉鱼”等就属于当地典型的海鲜加工方式。而胶东地区随处可见的“胶东大饽饽”，以其鲜艳的色彩搭配，精致的造型加工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胶东大饽饽的文化特征。

在当地居民的记忆当中，典型的民居当属“海草屋”。关于海草屋的定义，王嶺 ，坪乡英彦（2014）在《中国山东省胶东地区海草房的技术文化研究》当中做了如下定义：“海草房，指的是用海草作为屋顶的住宿整体（王嶺， 坪乡英彦 2014）”。海草的利用，在胶东地区体现的非常充分。海草在胶东地区常见的用途有做肥料和做房顶，这在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海草房在胶东地区是最主要的住居形式，但如今除了作为观光资源复兴迹象的少数地区外，以居住方式较大规模保留了下来的仅限威海地区。如今，调查地的民居基本都是钢筋混凝土构造，海草房在当地已经消失无踪。

3.2 民俗信仰中的文化记忆

胶东地区渔民的主要信仰是“龙王”和“海神娘娘”。我国对“龙”图腾的信仰由来已久。先人们认为四海之中皆有专门的“龙王”来管辖，向龙王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皆是常事。渔民认为海龙王掌管海域，将出海丰收寄托在“龙王”身上，出海前后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来祭拜龙王。当地与“龙”相关的节日还有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传统节日。“龙抬头”又称作“中和节”，其含义是潜伏于地中的龙王开始抬头升天，也意味着农耕的开始。这一信仰其实也反映了陆海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海神娘娘”在当地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信仰对象。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出海打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靠天吃饭”，航行平安对于渔民来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当地居民相信，“海神娘娘”能够保佑航海平安，甚至在危难时刻能够显灵救助自己。调查地的“渔灯节”，其来源也是与“海神娘娘”信仰息息相关的。

据当地居民回忆，50 年代之前的时候，渔灯节大多是在傍晚进行，渔民各自准备香、纸，贡品，鞭炮等，先去龙王庙和娘娘庙祭拜，然后去自家渔船祭拜。放灯于船头、船尾和船舱及周边近海。现代渔灯节主要由节前的装饰渔船、准备贡品和节日当中的聚餐、祭海、节后的娱乐活动和送渔灯组成。节前将渔船打扫一新，船头和船尾贴上对联和“福”字，船桅上挂彩旗或者国旗。祭祀供品较之从前种类变得丰富多样，鲅鱼、猪头、渔灯和鞭炮是必不可少的祭祀用品。祭海仪式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之后是燃放烟花和秧歌、舞龙舞狮等娱乐活动，场面热闹壮观。参与者当中虽然年龄层分布较为均匀，但是对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年轻人知之甚少甚至。

4.集体记忆与传统文化保存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调查地的生产生活、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渔船制造、渔民号子已经淡出了当地居民的视野;传统作业服装退出舞台，日常衣着完全可以满足生产作业需求;饮食方面改变了单一结构，海陆结合，内容丰富;传统海草房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拉下帷幕，时髦现代的砖瓦住居成为年轻人群的首选。现代渔灯节较之从前的虔诚和烦琐，程序变得快捷简单，气氛更加欢腾热闹，曾经的祭祀祈祷功能弱化，表演和娱乐成分增强，传统渔业所赋予的“集体记忆”的功能在年轻群体身上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集体记忆在年轻一代出现了断层，集体记忆的主体出现了缺失和空白。

当下如何有效重构渔村的集体记忆，是保护和传承渔村传统文化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重新建构集体记忆。

第一，通过身体实践传承集体记忆。调查发现，在现代生活背景下，人口流动加剧，代际交流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调查地举办渔灯节这一传统祭祀仪式的时候，适逢春节等重要节日，本地人员无论老少大多返乡，可以伺机增加“口述历史集体记忆”这一舞台内容，增加集体记忆共享的机会。

第二，通过建构文本体系共享集体记忆。研究发现，调查地有关渔家传统文化的文字记述相对缺乏。文本体系的构建将有助于集体记忆的恢复和共享。当地政府可以组织相关研究部门及人员着手地方传统文化编纂工作，以文本的形式固定和传承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本可依，有据可查。

第三，通过构筑记忆公共空间重塑集体记忆。法国历史学家nora 认为：“记忆与空间紧密相关，承载地方历史的物质空间，地理符号能存储和唤起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能构建心理上的地方，影响真实空间的建构与保护”。例如博物馆或者民俗馆的建立能够有效地修补和唤醒已经断裂或者即将断裂的集体记忆。

5.结语

本文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对初旺渔村的生产生活以及民俗信仰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对渔民传统文化保存工作提出了建议。集体记忆的重构需要各界力量相互协调，期待以加强身体实践、建构文本体系、构筑记忆公共空间等方法，达到复兴渔家传统文化记忆的目的。本研究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对生产及民俗活动过程的叙述不够详尽，年轻群体的声音体现得不够充分，导致未能够详细描述和阐释集体记忆在民俗等的变迁过程中的机能，这作为将来的课题期待着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