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 苏文雅

引 言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多蒂》(Dottie, 1990)是其作品中尤为特殊的一部，是唯一一部以女性主人公为主角的作品。《多蒂》继承了英国的成长小说传统，聚焦青年人多蒂(Dottie)从17岁到26岁期间在伦敦谋生、抚养弟妹、交友恋爱的成长经历。同时，古尔纳又对经典成长小说进行改写，重构主人公多蒂形象，将其从经典成长小说中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置换为在英国社会常被当作“外国人”的黑人女性。作为黑人移民的后代，多蒂陷入种族、性别、阶级交织而成的多重身份困境，也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在二战后的英国面临的共同遭遇。然而，多蒂没有自怨自艾，而是通过阅读文学经典、上秘书课程等不断提升自我、实现价值，从而完成了身份认同，最终成长为一位独立自主的年轻女性，在英国社会立足。通过多蒂的个人成长，古尔纳给予读者一条他心中消弭种族鸿沟、身份重构之路。

《多蒂》和《大卫·科波菲尔》的互文性

谈及互文性(Intertexuality)，不能不提法国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特娃(2015:87)，她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词、对话、小说》(lemot,ledialogue,leroman，1966)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alité)这个术语：“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以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此后，不少文学理论家如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热拉尔·热奈特、米歇尔·里法泰尔都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阐释，随即成为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标志性术语。简而言之，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赵一凡，2006:211)。在这个意义上，《多蒂》和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名作《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50)在小说人物、结构和情节方面存在明显的互文表征，《多蒂》是对《大卫·科波菲尔》的模仿和继承。

首先，就小说人物而言，两部小说都塑造了一个少时失去家庭庇护，独自在英国社会闯荡，不断成长的青年人形象。《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半自传作品，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经典的成长小说。主人公大卫(David)从小遭遇丧亲之痛，但是他聪明好学，自强不息，善良乐观，在逆境中坚毅果敢，积极进取，在多位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时间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转到20世纪50、60年代，《多蒂》中的多蒂也如大卫一样，身陷困境但坚韧不拔、自强奋斗，最后拥有自己的房子和不错的工作，过上安定的生活。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她吃苦耐劳，承担家庭经济重担的同时悉心照顾生病的母亲莎伦(Sharon)和年幼的弟弟妹妹。莎伦病逝后，17岁的多蒂没有自怨自哀，而是在工厂更加辛勤工作，努力攒钱让被送往特殊学校的妹妹索菲(Sophie)和被领养的弟弟哈德森(Hudson)回到伦敦，以求一家人幸福团聚。与此同时，多蒂还挤出时间去图书馆阅读文学经典，看报听广播了解时事政治，形成了独立人格。家人的生活条件好转后，多蒂第一时间上夜校学习秘书课程，最后靠出色的能力通过应聘成为一名秘书。可以看出，《多蒂》中的主人公多蒂和《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主人公大卫在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众多相似性。

其次，就小说的结构而言，两部小说都遵循了成长小说的基本模式，即“集中反映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成长与发展”(孙胜忠，2020:105)，叙述一段成长史而不是整个人生历史，叙述片段包括教育、成为学徒、婚姻、醒悟、自我质疑等。《大卫·科波菲尔》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完整勾勒了大卫从出生、到寄宿学校上学、成为童工、继续接受教育、担任律师事务所学徒、恋爱结婚到最后成为作家的成长经历。《多蒂》虽然没有如前者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从多蒂的出生写起，但在叙述中穿插了多蒂的童年回忆，并详细描绘了多蒂成年前后的生活经历、初恋的甜蜜和苦涩、换工作带来的成就感等，从而构成完整的多蒂成长脉络。

最后，两部小说存在多处情节上的一致性。《多蒂》中的多蒂和《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一样，从出生起其父亲角色就缺席，前者不知父亲是谁，后者父亲早逝。两人的童年都跟着自己的母亲生活，更不幸的是成年前他们的母亲都因病离世。母亲去世后，多蒂和大卫都经历过一段类似的童工期和学徒期。母亲去世后，大卫被继父谋德斯通(Murderstone)中断了学业，被迫去伦敦格林百货行做童工谋生。而多蒂的母亲莎伦去世后，多蒂也在伦敦沃克斯豪尔(Vauxhall)的一个工厂工作养活自己；大卫完成学业后在博士法院担任学徒，为成为一名代诉人做准备。而多蒂上完夜校课程后也“扭转了自己的生活”(Gurnah,2021:316)，在一家公司经历了一段学徒期，学习打字和速记，后来才成为一名秘书。此外，多蒂和大卫都通过“自我教育”慢慢成长。大卫虽然在少时短暂受过学校教育，后来又回归学校，但他的真正教育来自于和各行各业底层市民的接触，从他们身上学到善良、正直、自尊的良好品质。多蒂亦是如此，她幼年随母亲多次搬家，未接受连贯的教育，成年后在工作之余主动阅读，勤于思考，也受到社工霍利夫人(Mrs. Holly)、夜校老师兼朋友艾斯黛拉(Estella)等多位好心人的帮助，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自尊、内心强大的女性。无独有偶，两人的恋情也非常类似，多蒂和大卫均经历过一段青涩的初恋，均以失败告终，又再次找到合适的恋人。

此外，古尔纳在《多蒂》中多次或直接或间接提到《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中，社工霍利夫人第一次提到《大卫·科波菲尔》，她告诉多蒂，哈德森被多佛一个体面的家庭收养，这让她想到《大卫·科波菲尔》中同样被多佛的贝斯小姐收养的大卫。霍利夫人给多蒂看了一张哈德森坐在驴子上的照片，和她手上青少年版《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张插图很像。霍利夫人希望哈德森能像大卫那样“长大后名利双收”(Gurnah,2021:35)，并将《大卫·科波菲尔》送给多蒂。此后，多蒂白天在上下班公交上，晚上在家里废寝忘食读这本书。“她花了几天时间才鼓起了勇气，终于在一个周六早上，在市场上买了蔬菜和肉后，穿过马路，走进了图书馆”(Gurnah,2021:36)。对多蒂而言，收到《大卫·科波菲尔》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丰富世界，并从此启程阅读大量英国经典。一开始，多蒂对狄更斯的大部头书感到厌倦，因为总是读不懂。慢慢地，她能读懂一些简单的浪漫小说和侦探小说，可她第二遍读《大卫·科波菲尔》时，却仍感到困难重重。虽然如此，当多蒂和同样是工厂工人的初恋男友肯(Ken)约会时，她仍提出“想去看看大卫·科波菲尔第一次见到米考伯夫妇时住的城市路(City Road)，还想去大卫和朵拉度过短暂婚姻的海格特(Highgate)，以及斯提福兹(Steerforth)的母亲的住处”(Gurnah,2021:135)。因为大卫曾在坎特伯雷的学校读书，所以多蒂也曾和朋友艾斯黛拉建议一起去坎特伯雷大教堂朝圣。由此可见，《大卫·科波菲尔》的文本一直出现在多蒂的故事中，对她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多蒂正是通过对《大卫·科波菲尔》的阅读和逐步认识，构筑了她的成长史。

古尔纳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作为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长期从事非洲、加勒比海、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此外，他还曾担任英国文学杂志《旅行者》(Wasafiri)的编辑和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的评委，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熟稔英国文学经典，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和经典文本互文。其实，除了《大卫·科波菲尔》外，小说中还直接提到多蒂阅读了其他英国经典成长小说，如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Expectations,1861)、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曼菲尔德庄园》(MansfieldPark,1814)，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1816—1855)的《简·爱》(JaneEyre,1847)等，表面上，这些成长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带给多蒂勇气和力量，但在深处，小说背后所代表的英国文化让多蒂这位黑人女孩始终找不到归属感。古尔纳来自非洲的“桑给巴尔”(Zanzibar)，更能敏锐地从外部发现“帝国文学”中的种族排他性问题，这也正是多蒂难以和《大卫·科波菲尔》产生共鸣的原因。古尔纳借此指出此前成长小说的局限性，试图在继承这些成长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又对此进行改写和创新。

《多蒂》对英国经典成长小说的改写

如前所述，《多蒂》和《大卫·科波菲尔》都是以青年人的成长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属于成长小说。“成长小说”一词，一般认为来源于德语“Bildungsroman”，指的是德国18世纪发展而来的一种小说类型，通常讲述主人公从少年至成年达到成熟的过程。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MeistersLehrjahre,1795)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原型。总体而言，德国成长小说的核心价值是自我教育，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凸显人的和谐发展。英国成长小说通常被认为是德国成长小说在英国的延伸。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旧衣新裁》(SartorResartus，1836)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部德国式成长小说。“作为第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英国成长小说，《旧衣新裁》仍带有德国成长小说精神追求的显著特点”(孙胜忠，2020:253)。此后，英国成长小说出现了第一次兴盛，19世纪上半叶，一大批作家如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 1806—1844)、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es,1817—1878)等从事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其作品无论是从主人公的内心成长还是情节安排都模仿德国18世纪末的成长小说，“反映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保留了传统传记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再现了典型的个体成长和社会文化氛围”(孙胜忠，2020:262)。而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经典成长小说，“多半反映的是主人公‘向上流动’的经历，并以此作为中产阶级青年的人生教条”(孙胜忠，2020:262)。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处于进一步扩张的阶段，工业化为英国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工业和民主革命使英国古老而等级森严的阶级结构开始松动，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明显增大。受到社会实用主义自我教育观的影响，这个阶段的英国成长小说更加关注客观现实对自我实现的必要性，如婚姻、家庭、职业等。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代表作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在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这个体裁早期的范例以个人融入代表教养理想标准的贵族或上流社会为结局。成长小说不仅使向上升迁的经历合理化，而且还教育中产阶级如何去实现它”(Alden,1986:2)。确实如此，《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从童工成长为一名作家，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远大前程》中的穷小子匹普(Pip)受到匿名资助，一直学习成为一名“绅士”，从而进入上流社会；《简·爱》中的简·爱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从而跨越了阶级，最后与罗切斯特(Rochester)完婚。无一例外，这些经典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最后都通过物质现实完成了自我实现。

《多蒂》对英国成长小说的改写在于置换了小说主人公，从传统的白人男性主人公转变为黑人女性主人公。若严格按照英国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多蒂》中类似大卫的人物其实是多蒂的弟弟哈德森，可事实上哈德森与大卫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即“哈德森为狄更斯的一部小说提供了最明确的、最明显的讽刺对应关系”(Lewis，2013:43)。《大卫·科波菲尔》的开篇详细介绍了大卫的出生和取名。与之对应，《多蒂》的开篇是索菲的孩子哈德森的出生和取名，“在工厂的高音喇叭里，多蒂第一次接到她妹妹分娩的消息”(Gurnah,2021:1)。在医院里，索菲告诉多蒂为了纪念已故的弟弟，她要给孩子取名“哈德森”。此外，大卫和哈德森都有共同在多佛被收养的经历，这也是小说中首次提到《大卫·科波菲尔》的原因。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贝斯小姐出于善良和亲情收养了大卫，并教导他成为正直、善良、自尊的人，此后两人始终生活在一起。与此形成对照，哈德森的白人教师养父母对社工强调他们只收养“外国人”，于是收养了外表看起来像“外国人”的哈德森。然而，哈德森并不像大卫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哈德森16岁时被多蒂带回了伦敦，内心却十分抗拒。回家那晚，他的姐姐多蒂和索菲异常开心，而哈德森却只是“静静地坐着”(Gurnah,2021:83)，而当他意识到晚上他只能睡在墙角那张临时铺的肮脏小床时，立刻“显得很羞辱和愤怒”(Gurnah,2021:83)。这种对生存现状的不满足和厌恶感让哈德森对两位疼爱他的姐姐恶语相向，粗鄙地喊她们“婊子”。哈德森并没有如霍利夫人安慰多蒂那样慢慢习惯贫苦的生活，而是变本加厉对抗它。起初，他每一天都在学校打架，在街头和狐朋狗友鬼混，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后来，他甚至染上了毒瘾，经常偷窃，又被迫成为性交易者，最终被捕。从劳改所出来后，哈德森决定去美国寻找那个所谓“住在大房子”的父亲。两个姐妹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亲爱的弟弟，帮助他完成他的梦想。不幸的是，哈德森刚去美国不久就溺死在纽约的哈德森河中(Hudson River)。这条河正是他的美国父亲从小玩耍的地方，也是他名字的由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哈德森的成长失败了，而“置换”后的多蒂却取得了成功。母亲去世后，多蒂能打工养活自己，又即将满18周岁，便不用被领养，而是在伦敦独自生活。她勤劳负责，深受领导和同事认可，食品包装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是临时工，多蒂却是少数的“长期工人”(Gurnah,2021:107)。小哈德森出生后不久，多蒂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劣，不能让哈德森在这么一个肮脏的、“全是疯子”(Gurnah,2021:231)的地方长大，于是提出和索菲一起节衣缩食更换住处。姐妹俩攒了些钱，在杰米的哥哥帕特森(Patterson)的帮助下，三姐弟顺利地从巴勒姆(Balham)的一个简陋小单间换到了布雷克斯顿(Breixton)霍拉蒂奥街上(Horatio Street)的独立房子。这个房子带一个小花园，是多蒂一直以来的梦想。等索菲和哈德森的生活安稳了些，多蒂报了夜校的秘书课程，并成为全班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小说结尾，多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份萌芽中的甜蜜爱情。

由此，《多蒂》中的女性主人公取代了传统成长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诚然，“英美成长小说在历史的流变中构筑了一座壁垒森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堡垒”(王卓，2008:2)，这话说得没错，狄更斯的《奥列弗·退斯特》(OliverTwist,1838)《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作品就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的经典成长小说。但与此同时，“英美女作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这一文类不断挺进的勃勃雄心”(王卓，2008:35)，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PrideandPrejudice，1813)《曼菲尔德庄园》《爱玛》(Emma,1815)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都是经典的女性成长小说，这些作品表现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叙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爱情、婚姻的种种理解。在《多蒂》中，多蒂不仅阅读了《爱玛》、《曼菲尔德庄园》和《简·爱》，还和初恋男友肯(Ken)认真讨论过这些小说。她略带骄傲地告诉肯自己在一周内就读完了简·奥斯丁的两部作品。可惜的是，这些女作家虽然“试图颠覆男性成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成长模式，以女性的视角来书写女性的成长故事，但在不经意间又落入19世纪实用主义文化和社会语境布下的陷阱”(孙胜忠，2020:124)。几位女性主人公都“向上流动”，以和上流社会的爱人走向婚姻，跨越阶层作为小说的美满结局。《爱玛》中的爱玛经历过荒诞的做媒后，认识到自己的真爱是奈特利(Knightley)，于是两人喜结连理；《简·爱》中的简·爱“拯救”了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两人走向了幸福的婚姻;《曼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Fanny)跨越重重困难，终于和埃德蒙(Edmund)结婚，住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附近的牧师公馆里。多蒂则比这些女性角色更进一步，与白人男友分手后，便与黑人记者迈克尔(Michael)约会。迈克尔通过多蒂了解自己外祖父的故事，反过来又帮助她探索复杂的家族历史。小说的结尾是开放的，没有交代他们俩的结局。可见，古尔纳并不试图以传统的女性成长小说让多蒂通过婚姻“向上流动”提升阶级，获得物质财富界定成长。多蒂面对的也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爱情和婚姻，而是20世纪英国社会更复杂的种族和阶级问题。

传统成长小说的白人男性主人公转变为少数族裔黑人女性主人公，这是古尔纳对这一传统的改写，命意也是很清楚的。“作为一个非白人、非男性、非中产阶级的人，多蒂努力创造一个被改造的文本，一个自我实现的叙事”(Lewis，2013:45)。古尔纳有意通过与英国文学经典的互文对话突出非洲人的视角。无独有偶，20世纪以来黑人女性成长小说蓬勃发展。作家们往往通过黑人女性的成长探讨人的生存危机和个体身份问题，因为“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国家身份定位，那么他就不会有归属感”(杨建玫、常雪梅，2020：32)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的《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1969)讲述了黑人女孩佩克拉·布里德洛夫渴望像白人女孩那样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佩克拉对蓝眼睛的渴望是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争取主体地位的表现。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的书信体小说《紫色》(TheColorPurple,1982)也成功塑造了著名的成长中的黑人女性西丽形象。这些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向中心移动和主动建构个体身份的努力，也是作家们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

多蒂的成长：边缘个体的身份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多蒂》是古尔纳所有小说中唯一一部继承了英国小说以主角名字作为书名传统的作品。“这一悠久的传统包括大量的同名女性角色，但多蒂在英国文学经典中没有任何文本先例可以帮助她规划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的自我实现路线”(Lewis，2013:42)。古尔纳研究学者蒂娜·斯坦纳(Steiner,2013:166)也认为虽然多蒂阅读狄更斯和奥斯丁的小说，但“这些故事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东西，以写出她的成功或归属的故事，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物质安慰”。古尔纳认同了斯坦纳的观点，并回应“多蒂不是这个文本社区的成员”。确实如此，正如前文所言，《简·爱》《爱玛》等文学经典的女性主人公都是白人女性，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爱情和婚姻，所以黑人女性多蒂无法从中借鉴经验。实际上，“姓名和命名在非洲文化中是一种仪式”(Hasley,1988:259)，名字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多蒂正是在对名字的探索中了解家族历史，完成了自我身份重构。

小说中出现多次关于名字的讨论，小说情节也随着名字含义的一层层解读向前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通过对名字的探讨来讲述黑人女性成长的故事”(卢敏、周煜超，2021)。多蒂的全名为多蒂·布杜尔·法蒂玛·贝尔福(Dottie Badoura Fatma Balfour)。一开始多蒂不知道名字的含义，但不由自主地很喜欢这些名字，有时她会为这些名字偷笑，“还经常围绕这些名字进行想象，编造一些幼稚的浪漫故事、无痛的牺牲和丰富感情的温馨故事”(Gurnah,2021:4)。多蒂18岁时，收到霍利夫人的圣诞礼物——一本企鹅平装本《美丽新世界》，便在封面上骄傲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多蒂·贝尔福。贝尔福(Balfour)来自多蒂母亲的名字，中间名布杜尔(Badoura)取自《一千零一夜》中《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①的主角——一位美丽的中国公主的名字。莎伦在利兹的情人贾米尔(Jamil)曾为年幼的多蒂讲过中国公主的故事。他和莎伦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两人差点步入婚姻，这是多蒂童年中少见的美好回忆。不过，多蒂对中国公主的故事印象模糊，隐约知道布杜尔有着美好的寓意。她知道“法蒂玛”(Fatma)是脱衣舞娘的意思。

多蒂的白人男友肯曾取笑过她的名字，认为这串长名字需要“缩短”。对此，多蒂坚定守护着自己的名字，回答：“我就是这样被洗礼的，多蒂·布杜尔·贝尔福”(Gurnah,2021:137)。被肯问及名字的含义时，她因无法解释而感到恼火。肯安慰她说外国人的名字有趣多了。多蒂马上意识到，她并不是外国人，她故意把法蒂玛(Fatma)这个名字去掉，是因为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像外国人。多蒂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一天都未到过外国，说着一口和白人一样流利的英语，只因为自己是黑人，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她拒绝这样的身份认同。

然而，由于肤色问题，多蒂和她的弟弟妹妹没有被英国社会接纳，经常被当成外国人看待，饱受种族歧视之苦。索菲曾被送往特殊学校，被学校里的当地女孩欺负，白天干体力活。到了晚上，她们“给她穿上嘲讽的衣服，让她成为她们的黑暗女王”(Gurnah,2021:44)。可怜的索菲无法独处，因为“总有人过来说些什么，或玩弄她的头发，或让她成为他们无休止的笑话中的一个笑柄”(Gurnah,2021:44)。索菲和母亲莎伦很像，莎伦早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她从自己在卡莱尔的家逃离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里游荡，男人们被她“深色的外表和鲜红的嘴唇”(Gurnah,2021:19)吸引，满足了他们对《一千零一夜》的幻想。

多蒂的塞浦路斯(Cypriot)房东当着多蒂的面痛骂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租客，说他们脏乱差。多蒂非常痛苦，“因为她知道，牙买加的黑鬼可以被无限延伸到她身上”(Gurnah,2021:58)。多蒂不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也还不明白名字的深层含义，无法通过任何地理位置或文化内涵来识别自己，但她仍然被归类，“因为她的‘外来’名字和黑皮肤是‘异类’的标志，是强加给她一个身份”(Bungaro,2005:31)，可以说，多蒂的身份是通过她的皮肤颜色而构建的。然而，多蒂因为没有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她和少数族裔甚至和自己同族的人也产生不了亲近感，她认为自己属于英国人。哈德森则完全不同，他回家后坚决拒绝白人社工霍利夫人的拜访，明确告诉姐姐白人讨厌他们。

面对这样的身份困惑，多蒂三姐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选择。哈德森认为英国人不欢迎他们，他对多蒂说，“在一个把你当做动物的地方，你怎么能找到生活的理由?”(Gurnah,2021:196)所以他逃离英国，去了梦想中的美国寻根，寻求他引以为豪的美国身份。然而，“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张京媛，1999:6)。比加罗(Bungaro,2005:35)指出，“身份是自我识别和社会分类的产物，多蒂作为‘英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与‘正宗英国人’的主流表述、构建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多蒂选择自我建构身份，她告诉哈德森：“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属于这里。你还能去哪里？一个地方不会给你生活的理由，你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它们”(Gurnah,2021:196)。多蒂认为一定要找到生活的目的，其实大家都无处可去，只能在自己身上寻找意义。三姐弟中的索菲迷失了自己的身份，走了母亲的老路，通过依靠男人和享乐来虚度光阴，从不追寻自己的身世。

多蒂认为在自己身上寻找意义，首先要寻找名字的意义。随着故事的展开，多蒂的家族历史也逐渐隐现。搬家时，多蒂找到了一张母亲和外祖母的老照片。读者逐渐了解到，莎伦原名比尔吉苏(Bilkisu)，17岁时为了摆脱她父亲的控制，不愿嫁给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而逃离家乡卡迪夫，后沦落为妓女，自称莎伦·贝尔福(Sharon Balfour)。莎伦取自她当时一个朋友的名字，贝尔福则取自当时父亲厌恶的政客英国外交大臣(A. J. Balfour, 1848—1930)。比尔吉苏以这种方式反抗父亲。比尔吉苏的父亲叫帖木儿·可汗(Taimur Khan)，是帕坦人(Pathan)，即印度西北国境的阿富汗人。一战爆发时他是一名水手，因为表现出色被舰长赐予英国人的身份，1919年来到卡迪夫。多蒂的外祖母哈瓦(Hawa)则是黎巴嫩商店店主的女儿。

如前所述，多蒂通过阅读和自我提升完成了成长。多蒂小时候跟着母亲颠沛流离，换过多所学校，没有条件接受连贯的教育。自从进入图书馆阅读，多蒂有意识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20世纪60年代正是英国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之时，身为少数族裔，她关心报纸上报道的美国白人袭击黑人儿童事件，为在巴黎发生的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暴力事件感到愤怒，也讨论刚果的政治革命，慢慢地对种族问题形成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夜校上课时，多蒂发现她的同学有的受到亲人的各种阻碍，有的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和压迫，她们来此学习立志变得独立，学会了反抗男性的压迫。多蒂这才意识到，“她多年来一直沉浸在自怜和无知中，没有为自己做任何事情”(Gurnah,2021:295)。最开始，她是为了弟妹团聚而辛苦工作，后来小哈德森出生了，索菲又将全身心放在新男友帕特森身上。亲生母亲无暇顾及儿子，多蒂只好费心照料小哈德森。多年来，多蒂一直为家人做的牺牲，家人却不太领情。只有这次，她为了自己读书。课程结束后，多蒂顺利通过应聘，远离了工厂，得到一份在办公室的工作，受到白人雇主的尊重，也正式被英国社会接纳。

小说的最后，记者迈克尔为多蒂完整讲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盖麦尔与布杜尔的故事》，多蒂才明白中国公主布杜尔的故事，了解了自己名字中蕴含的美好希翼，也知道了原来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多蒂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其名字中蕴含多元文化的融合，因此体验到一种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多蒂长得很像迈克尔的母亲，所以迈克尔说他的外祖父穆雷医生把多蒂当成了他的女儿。多蒂回答：“我有自己的祖父，谢谢你”(Gurnah,2021:388)，此外，她还强调了自己名字的全名，并加上了夸张的语气。而当迈克尔问多蒂为何不去找自己的外祖父母，多蒂摇了摇头，说：

“我花了这么多年才开始找到自己，才开始知道要找什么。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他们。”

“有一天，他们不会在那里，”他打断了，有点皱眉。

“从长远来看，我也不会有一天，”她说。(Gurnah,2021:394)

此时，多蒂终于了解她母亲未曾讲述的家族历史，明白了她的身世秘密。迈克尔作为记者的过往经历让他总是希望找到故事的结局。但是，多蒂清楚，正是她当下的生活才更有意义，才得以重构她的身份。她对迈克尔说：“如果我们还不必等到死神找到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如何生活，才更重要”(Gurnah,2021:395)。多蒂这番具有哲学深意的话正是她成长的见证。多蒂从底层一个贫困家庭，成长为一名有房产、有不错工作、独立自主的女性。热爱且珍惜眼下的生活，完成了她的身份重构。

小说的背景是二战后的英国。彼时的英国失去了大量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动力，英国政府颁布了《1948年英国国籍法》，出现了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移民英国的高潮。这些移民都是流散者，“流散者携带在母国习得的经验、习俗、语言、观点等文化因子来到一个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迥然相异的国度，必然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朱振武、袁俊卿，2019:140)。《多蒂》以一个有着移民血统的黑人女性角色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她为融入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展现了身份形成的综合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多蒂无疑为有色人种移民的身份构建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式。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移民悄然改变和影响着英国社会，“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出现的黑人移民文学对英国文学传统和小说形式产生了极大影响”(Woods,2004:740)。如果说古尔纳的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ofDeparture，1987)讲述的是第一代非洲人哈森(Hassan)渴望逃离故乡，试图移民至英国的过程，第二部小说《朝圣者之路》(Pilgrim’sWay，1988)讲述了移民者达乌德(Daud)如何在英国艰难安家和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那么第三部小说《多蒂》则描摹了一个移民者后代多蒂如何在英国寻找自我和重构身份的成长过程。从分析中我们看到，古尔纳的《多蒂》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存在明显的互文性关系。纵观古尔纳小说的创作，作者显然是延续了英国经典的成长小说传统，并对此进行改写，试图突出非洲人的视角，构建具有非洲特色的成长小说传统。紧跟《多蒂》之后，古尔纳创作了小说《天堂》(Paradise，1994)，聚焦桑给巴尔男孩尤索福(Yusuf)的成长。“《天堂》挪用西方成长小说的形式，改用非洲人作为叙事的视角和言说的主体，构成了对欧洲中心主义帝国叙事的后殖民逆写”(石平萍，2021:105)。古尔纳19岁离开故乡桑给巴尔，此后几乎一直在英国生活，先是作为学生，然后作为学者和作家，谙熟英国文学经典。他注意到了英国文学经典中的种族排他性，于是通过《多蒂》的主人公多蒂的自我成长过程提供长久缺失的黑人经验，以此来重构黑人的主体性。“非洲文学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振武，2021:4)。古尔纳的《多蒂》，为我们重新理解成长小说，重新理解殖民问题及其后果，重新理解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文本。

注释：

①这个故事从第170夜到第212夜，参见《一千零一夜》[M].李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