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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里的“空间与地方”
——多克托罗内战小说《大进军》中的民族身份建构

2023-01-03胡亚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珀尔埃米身份

胡亚敏

战争是人类进程的重要构成性条件。17世纪,火炮等现代武器开始被运用于战争中,标志着人类开始步入现代战争时代。但直到19世纪,现代武器才第一次得到大规模的广泛运用。人们通常认为,“第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是1861至1865年间的美国内战”(Marlowe,2001:17)。在美国这一重大危机时刻,美国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识也在悄然变化。从建国到内战之前,美国人地方观念突出,各种地域、州、派系身份占主导地位,大家共为一个民族的意识却较为淡漠;而内战结束后的100年是“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胜利时代”(亨廷顿,2010:81)。美国著名作家E·L·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在小说《大进军》(TheMarch, 2005)中,生动展现了在现代战争的框架下,美国人在内战后期对自我、国家和民族身份的新认识。

《大进军》延续了多克托罗一贯对历史的关注,描绘了内战最后阶段威廉·谢尔曼将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情况。1864年,谢尔曼率领联邦六万军队深入南方腹地,攻占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切断“南部同盟”东北部与西南部的联系,随后开始“向海洋进军”。小说《大进军》通过谢尔曼大进军中形形色色不同人物的经历和感受,如彪悍勇猛的将军、不知所措的士兵、仓促逃难的奴隶主、获得自由的黑奴、失去家园的南方贵族姑娘、满怀理想的北方贫苦白人等,生动刻画了在内战即将结束之际,人们目睹家园被战火毁灭时的困惑、茫然和痛苦,在新的家园即将重建时的憧憬和期望。人们遭受了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摧残,在离开熟悉的“地方”、奔向未知“空间”的过程中,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困惑到重建的过程。

华裔学者段义孚(Yifu Tuan,2001:3)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andPlace:ThePerspectiveofExperience, 1977)一书中,精辟地指出空间与地方的不同:“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人对地方与空间都有需求和渴望,也都有恐惧和不安。“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Tuan,2001:54)。地方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既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也是人们归属感所系之处。但与此同时,“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Tuan,2001:54),可能也意味着社会和思想的禁锢,对个性的扼杀。空间则具有开放性,象征着自由,“对于人类而言,空间是一种心理需要,是一种社会特权,甚至是一种精神属性”(Tuan,2001:58)。但不断向前延伸的空间也意味着不确定因素,意味着威胁和不安。因而,人们在充满好奇与渴望地探索空间时,可能也会因其中可能蕴含的危险而驻足观望、犹豫不决。

美国内战可以说是美国进入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小说《大进军》生动地展现了在这场现代战争中,人们被从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抛入充满未知的空间,艰难地寻求新的生命和身份。在大进军的过程中,人们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步入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既感受到未来空间的召唤和自由,也体会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历史交汇时刻,人们一方面对“地方”和故土怀着深深的留恋,另一方面又对“空间”和未来充满向往和忐忑。在象征自由和危险的“空间”中,又试图重建一个安全而温暖的“地方”。在现代战争的“空间”与“地方”之间、共同构建起新的身份认同这一过程,也正是美国逐渐迈进现代化社会的过程。

被摧毁的“地方”

段义孚所说的“地方”之所以给人安全感、令人留恋,是因为“地方”总是与家园紧密相连。内战爆发前,对于南方白人,家园是他们温馨的家;对于黑奴,尽管他们在种植园遭受奴役,那里也是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熟悉的一切。然而,他们生活的家园和土地却在战争中被烧成废墟,夷为平地。

内战期间,北方军总指挥格兰特将军指示谢尔曼,要对南方进行毁灭性的、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的摧毁。谢尔曼表示,“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如果需要,就杀死每一个生命,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每件我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那些不帮助我们的就是敌人”(Sherman,2000:251)。谢尔曼攻占亚特兰大后,下令纵火烧毁整座城市,将曾经繁华富庶的亚特兰大城夷为平地。随后,为了打通与北方的海上交通线,向大西洋沿岸的萨凡纳进攻,谢尔曼开启了著名的“向海洋进军”计划:“我的目标就是要狠狠鞭打叛军,打垮他们的自尊,钻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使他们对我们谈虎色变”(Sherman,2000:482)。在一个多月的进军途中,谢尔曼军长驱 460多公里,沿途毁坏南方的种植园、城镇、村庄、工厂、企业,彻底削弱了南方的战争潜力。谢尔曼的大扫荡给南方带来巨大灾难。据事后估计,约10万平民直接死于谢尔曼军团的大扫荡和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大扫荡给南方造成2万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多克托罗的《大进军》生动展现了人们在家园被毁时的思考。小说开篇是1864年11月,谢尔曼军已放火烧了亚特兰大,正在向海洋进军。内战时期的美军士兵“是工业时代的杀手:他们有能够杀人于千米之外的来复枪,有能够杀伤散兵线的葡萄弹,有加农炮、野战炮、各种军火,能够摧毁整座城市。他们的战争是如此非个人化的杀戮性的战争,它使得以前进行的任何战争都变得优雅奇妙”①。克拉克中尉的粮秣征集队在进行扫荡时,“对任何反抗行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毫不留情”(9)。谢尔曼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村庄被烧后,“从燃烧的房子和谷仓冒出的浓烟,可怕地低低笼罩在那条路上”(143)。谢尔曼军进入哥伦比亚后,“断然命令摧毁武器库和所有其他军事设施、铁路和机器制造厂”(139)。被烧毁的哥伦比亚犹如地狱,“整条整条的街道都在起火燃烧,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发出巨大的轰响倒塌,它的木头嘶嘶响着逐渐被烧毁,好像步枪开火一般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天空看上去好像也着了火”(150)。

面对被破坏的家园,人们情绪复杂。白人姑娘埃米莉·汤普森是佐治亚州高等法院法官汤普森的女儿,从小生活优渥。战争爆发之初,她并不明白战争对她意味着什么。但随着战争的进行,父亲在谢尔曼军入驻家里的当晚去世,兄长福斯特抱着“和暴政战斗”的理想参战,却战死疆场。最终,埃米莉发现,“这场战争会毁掉她所熟悉的生活,并把她送入一种永远的遗弃状态”(26),使她对家园的风景有了不同理解。我们眼中的风景其实具有双层含义: “风景既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一种建构,一种对于眼中世界的重组。风景是看世界的方式”(Sullivan,1998:2)。在战火中,狼烟四起、亲人已逝的家园不再有吸引力,不再是温馨、安全的“地方”。埃米莉在驾马车驶出家园时,“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看”(29),因为那里已不再值得留恋。

相对封闭的“地方”与家园固然会为人们提供较强烈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但也会带来压抑和禁锢。埃米莉的父兄为她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将她很好地保护起来。与此同时,男性们在家里的权威却抑制了埃米莉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他们令人压抑的男人气息使她身心交瘁”(23)。对于埃米莉这样被压抑的女性来说,家园被毁,曾经熟悉的生活场景也被毁,反而意味着她将有机会去追寻真正的自我和渴求的生活,意味着重塑身份的可能。虽然最初她可能会迷惘和困惑,在追寻过程中会经历各种痛苦,但最终总是会有新生的希望。埃米莉心中对未来的期许,使她的眼睛中“有一团火,这火并没有被她的悲哀所耗尽”(26)。这火支撑她去发现一个真正的自我。正是在离开被摧毁的“地方”、进入未知和陌生的空间之后,埃米莉沉睡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被唤醒,经过不断艰难的摸索,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与之相对,很多黑奴在离开熟悉的种植园时,却是欢声笑语,兴奋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与白人奴隶主的痛苦与无助形成鲜明对比:

有一种没有韵律的节日般的声音从他们当中发出来,愉快的谈话简直好像许多小鸟在一棵大树上欢鸣,从中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或阵阵歌声。那是一种集体的兴奋,好像这些人在过什么节假日,正走在去教堂或野餐会的路上。孩子们发出又高又尖的声音,跳跳蹦蹦地向前走着,或者假装自己就是士兵,或者不时地跑前跑后。(27-28)

法官去世后,黑人女仆威尔玛也要离开,去追寻自己的生活。她前来向埃米莉告辞时,“身上毫无谦恭的痕迹”,新获得的自由让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兴奋。威尔玛走进人群后,“越过自己的肩膀回头看着,微笑着,害羞地微微招招手,然后不见了”(28)。她微笑,是因为即将摆脱过去、开启新生活;她害羞,是因为一切都是全新的。

同样对未知空间充满期翼的还有混血奴隶姑娘珀尔。珀尔是奴隶妈妈遭白人奴隶主强暴后所生,皮肤白皙,常被误以为是白人。她在谢尔曼军扫荡庄园后,也加入了行军的庞大队伍。离开之时,她却难以放下曾经熟悉的“地方”:“那里有她所热爱的田野和树丛。她从小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她熟悉那里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灌木丛。但是,最让她担心的是如果她不在那里,她母亲的坟墓就会被人们忘记,就会没有人关心和照顾”(37)。段义孚指出,“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代表着稳定性和永久性”(Tuan,2001:29)。只要母亲在身边,孩子就不会害怕陌生的世界。然而,珀尔此时尽管对母亲所在的“地方”无比留恋,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家园里的风景因母亲的存在而变得温馨美好,但这样的风景又因母亲逝去而失去部分原有的魅力。相对于被奴役的屈辱,相对于自由,这个同时也意味着禁锢的地方已不那么重要,珀尔对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空间更满怀期待。

陌生而自由的空间

白人殖民者从欧洲来到美洲,是一个寻求空间和自由的过程,他们在东海岸建立居住地,是一种在未知空间中建立地方和家园的努力。当家园建好,对空间的向往又推动他们不断向西开拓。在空间与地方的不断相互推动、延伸、互动和交错之中,美国民族的独特性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也与美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在传统种植园所代表的乡村社会,人们通常只与这一个地方产生依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固定。然而,随着现代战争的爆发,人们被硬生生地抛入一个不断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被迫离开原来熟悉、安静的地方,到新的空间生活。

美国内战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生动展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Taylor,1991:8)在《现代性的隐忧》(TheMalaiseofModernity, 1991)一书中指出,人类原本处于一个较大的“宇宙秩序”之中,是“伟大生存之链”上的一环。人们生活在自然之中,生活在熟悉的社群中,被固定在某个位置,或者可以说,被“嵌入”在这种秩序中。秩序虽然限制了自由,却“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意义”,世界也有了魅力,这就是“地方”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稳定感。随着现代的到来,人们质疑原有秩序,并从中“脱嵌”(disembedding),即从原有秩序中脱离出来,获得自由,但随之也产生了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现代性的进程一方面给个人带来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极度的个人主义也“使生命失去了英雄维度。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到有东西值得以生命的代价去追寻”(Taylor,1991:9),最终可能导致个人蜷缩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中。

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1991:18)在《现代性的后果》(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中也谈到现代社会中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分离。在前现代社会中,“空间和地方总是一致的”,社会活动受“在场”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现代性的降临则通过对“缺席”(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方分离了出来”,因而导致脱嵌。现代社会的脱嵌对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大脱嵌的到来,自我脱嵌于旧有的宇宙与社会,对自身、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脱嵌不但带来了自我认同的转型,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想象和宇宙想象的转型”(陈志伟,2018:44)。多克托罗的《大进军》生动呈现了美国进入现代社会之际时,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想象。

现代战争加速了美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哥伦比亚原本是一座小城,平时一般人口为8000人左右,“但战争使其人口增加了三倍多”(Royster,1993:15)。这座城市当时被很多南方人认为是南方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因而也成为邦联政府印制钞票、生产弹药的场所。内战爆发后,许多人将自己的财物送到哥伦比亚亲友家保存。随着谢尔曼军队深入南方腹地,很多奴隶主携家带口逃难到这里,很多种植园的奴隶也逃离至此,或追随谢尔曼的军队来到这里。战争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们集中在一起,哥伦比亚顿时成为一个陌生人聚集的现代社会,人们试图在被现代化时代所撕裂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找到一种融合,在流动的现代化社会和空间中追求自我身份。这时,个人的重要性开始突显,引导人们去探寻自由。

埃米莉本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姑娘,在离开舒适的庄园、与大军一起行进的过程中,娇弱的她却令人惊讶地爆发出巨大的潜力,不仅能适应混乱大进军中的艰苦生活,还能为技艺高超的军医雷德担任助手:“她已经证明她能够直视一些可怕的景象。她已经能和男人们一起生活在露天地里,而无需任何松软的蓬松物和附属的装饰物,而这些东西被人们认为是女人生活的必需品”(47)。在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她摆脱了父兄充满男性霸权的注视,摆脱了人们想象中的女性他者形象,逐渐发现了一个比自己想象更坚强的自我。

然而,新空间中的威胁和不安也常常会让人们怀念曾经熟悉的地方。一天,埃米莉在军医雷德的护送下,到一位白人寡妇家中过夜,却被误认为是妓女。名誉受损的她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她从床上坐了起来,父亲将会怎么说呢?”(50)尽管父亲已经离世,埃米莉却仍然生活在他的凝视和阴影之下,非常在意父亲会如何评价。原本令她骄傲的身份和人格受到旁人的质疑,她感受到来自未知空间的威胁。这时的她渴望逃回曾经熟悉的地方:“明天早上,她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一条路,回家。是的,这就是她必须去做的事情。她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只属于她的家”(50)。家确实是能提供安全感的地方,但在现代战争的炮火中,无论是否乐意,她都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地方”,进入未知空间,艰难地探索新的人生。

渐渐地,埃米莉认识到正是在这个不断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她才找到一种稳定:“这场战争已经使我失去了一切。我认为稳定不在于一个城市中那些像生了根似的府邸大宅,而在于一些没有根的东西之中,在流动的东西之中。一个浮动的世界”(51)。埃米莉的这种认识,已经摆脱了前现代那种固守一方水土而终老一生的保守。正是在无根的浮动中,在现代性的流变中,她才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稳定的内核。这或许是现代性的流动空间带给她的自由、成长与启示。

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前往未知空间,需要勇气和决心。黑奴们看到北方军的到来,不由得对自由充满渴望。然而,奴隶主却从精神上打击他们,称黑奴们如果跟北方军走了,他就解脱了:

你们将再不会有主子来照顾你们了。当你们的大限到来的时候,不会给你们一个基督徒的体面葬礼了。根本不会了,先生。你们将比那些流浪的犹太人强不了哪儿去,在世界上连躺下放自己脑袋的地方都没有,除非他倒下死在一个什么地方的阴沟里,让乌鸦替他收尸。所以你们就走吧,去接受它吧,你们的这种自由。也许上帝会怜悯你们这些黑鬼的灵魂。(186-187)

老种植园主试图以这种方式从精神上控制黑人,将他们禁锢在一成不变的“地方”。正是出于对未知“空间”的不确定和恐惧,最终只有5个黑奴有勇气选择跟随北方军离开,前去寻求自由。其中之一是一个八九岁的黑人男孩戴维。戴维之所以选择跟北方军走而其他四五十个黑奴选择留下,是因为“在他这个年龄他不会思考他的未来,或者不会担心命运将带给他什么,他不会有那些可能束缚住成年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得成年人宁愿苦守他熟悉的种种不幸,而不愿意接受他不能预见的机会和冒险。孩子们属于这里和现在”(190)。成年黑奴终生居住在种植园,对于这一“地方”之外的空间充满恐惧,宁愿守着可能并不太完满的现实,因为“地方”虽然有局限、有束缚、有奴役,但也会给人安全感。他们丧失了去探索空间的勇气,也失去了寻找自由的机会。而孩子因为年幼,相对于“地方”赋予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更渴望探索未知空间可能赋予的无限可能性。

威尔玛在新的空间中也感受到自由。她平时是一个特别坚强的黑人姑娘。离开法官家去追求自由之后,她不怕在风雨和寒冷中行军,能忍受饥饿,从来没有因处境艰难而哭泣过。但她在萨凡纳看到曾经的主人埃米莉时,却紧张万分,怕被她看到。直到男友科尔浩斯提醒她,她已经自由了,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这个自由的城市里阳光照耀”,“不由得热泪盈眶”(79)。正是在陌生人聚集的城市中,威尔玛才能摆脱以前在种植园里与白人奴隶主的依附关系,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自由,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203)。

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给黑人带来的不仅是自由的快乐,还有一种新的身份。行军到萨凡纳时,科尔浩斯带威尔玛去抓了很多牡蛎,晚上威尔玛做了一顿丰富的晚餐,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黑人“兴高采烈地吃着她做的东西,而且佐以真正的面包”(81),饭后大家载歌载舞,享受着自由和快乐。城市中的陌生人社会也促进商业的发展,给黑人带来新的生存方式。科尔浩斯与威尔玛在街上卖烤牡蛎,一天就挣了13美元。威尔玛小心翼翼地将钱保存起来,开始规划两人的未来。这样的生活是他们以前在种植园里难以想象的。

在这些新获得自由的黑人身上,威尔玛看到“他们身上有一种新的风格,她想她自己也正在逐渐具有这种风格”,这一切都“超出了白人的知识范围”(81)。这可能就是黑人摆脱种植园的奴役、在新空间中构建起的新身份。这种新身份汇集了黑人传统的乐观精神以及在新空间中发现的自由,一切使黑人的生活充满生机和快乐。

在空间与地方之间构建自我身份

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段义孚(Tuan,1991:6)指出,“随着我们对空间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赋予其价值,原本无差异的空间就会变成地方”。“人会根据其身体和与他人接触所获得的经验而组织空间,这样空间能满足人的生物需求和社会关系需求”(Tuan,1991:34)。当陌生的空间逐渐变成熟识的地方,人们又会去探索新的空间,并试图在新空间中建立起新的、安全的地方。空间与地方这种不断相互推动的关系,保证了人类在不断探索未知空间的同时,也能不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美国内战爆发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南方的奴隶制和传统农业社会严重制约了北方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北方对南方宣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推动现代工业发展。“变动着的工业社会使流动性成为必然,人们不可能终生待在同一个位置上,不可能被束缚在一个僵化的秩序中,一个家庭也不可能世代不变。流动性不断地使等级秩序和障碍消失,使那种固有的神圣性消失,而这则促成了平均主义的出现”(汪民安,2020:180)。现代战争加速了传统等级秩序的崩溃。谢尔曼向海洋进军的大部队里鱼龙混杂,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组成了一个临时的现代社会空间。正是在这个流动的陌生人现代空间中,新的身份慢慢被构建起来。

在被第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抛入新空间后,人们开始努力构建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感。这也是在经历现代性的脱嵌之后,人们进行“再嵌入”(reembedding)的努力。再嵌入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建构身份的过程。马蒂·詹姆森是混血姑娘珀尔生父的妻子。在种植园里,相对于身为奴隶的珀尔,奴隶主马蒂自然有着优越的身份和地位。然而,现代战争的滚滚车轮颠覆了以往的等级秩序,将流动中的白人和黑人女性置于一个新空间,重新考察她们的人性。在混乱的行军过程中,马蒂的丈夫病逝,两个在南方军中服役的儿子下落不明,马蒂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两鬓灰白,精神也开始变得恍惚,无助得“好像一个子宫里的婴儿”(122)。与此同时,曾经的女奴珀尔却因获得自由而绽放出自信。虽然之前马蒂并没有对她表现出多少关心,但多年来在那个“地方”的共同生活经历让珀尔感到一种责任,对马蒂心生同情并开始照顾她。

脱离了代表旧关系的“地方”,在战争制造的新空间里,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新身份。珀尔主动照顾马蒂,但马蒂最初却并不领悟,仿佛珀尔“还是她的奴隶似的”(123)。珀尔竭力让马蒂理解战争带来的变化,理解她们之间的新关系,她提醒马蒂:“这是一件你始终不愿意想的事情,我是你们家的一个孩子”(125)。尽管痛恨奴隶制,痛恨奴隶主父亲对自己母亲的强暴,但最终珀尔承认自己是詹姆逊家的孩子,也因此与马蒂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继母与继女。黑人与前白人奴隶主之间达成的这种和解,预示着一种新的民族身份的逐渐形成,说明黑人将自己视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并试图以一种平等身份参与到民族国家的构建之中。珀尔用爱心照顾马蒂,帮助她找到幸存的儿子杰米,给她活下去的理由,并分给他们自己仅有的两个金币中的一个,让他们能够回到庄园,开始新的生活。与此同时,马蒂也教珀尔识字读书。

即使再回到以前熟悉的“地方”,这一地方也今非昔比,甚至变成一种新的未知空间。马蒂和杰米要重回庄园之际,珀尔告诉他们以前的家园已经被烧毁,他们只能先住在以前奴隶的房子里。纵然庄园还是以往的庄园,但因为战争,它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对于马蒂来说,奴隶与庄园是一直联系在一起的,她无法想象没有奴隶的庄园将会是什么样,也不知应该如何管理和振兴庄园。昔日的奴隶现在反而出手帮助她,而他们也将不得不住到从前奴隶居住的简陋房屋中开启新的生活。无论是白人和黑人,在这个曾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都要重新适应他们的新身份新角色,而这就是战后美国构建的新的种族关系和民族身份。

白皮肤的黑人姑娘珀尔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展现了内战期间人们的态度。珀尔皮肤白皙,刚到谢尔曼大军时,被很多人误以为是白人。珀尔也穿上白人北方军的制服,以白人身份生活。然而,随着她在自由中对自我有更深入的认识,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耻”:“看看我——过去没有人在拍卖时卖掉我,而我自己却在卖掉我自己”。她认识到,正是因为她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黑人身份,她才沦为奴隶,才“属于别人”(216)。只有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与自由。

在行军途中,珀尔与白人小伙子斯蒂芬·沃尔什相爱,两人一同憧憬未来。珀尔不忘提醒沃尔什,虽然她看起来与白人姑娘无异,但将来却可能会给他怀上一个黑小孩,这可能是珀尔对自己种族身份的一种认同。虽然她形似白人,接受父亲的白人血统,也不反对与白人结婚,但她并不会因此而否认自己的黑人血统,并要求沃尔什正视她的黑人血统。正是这种对真实自我的坦然面对,珀尔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沃尔什,“变成了他的生活之本”(241)。

现代战争带来的流动性的新空间,使珀尔有机会去发现一个更好的自我。在战乱中,她感到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或任何事物,甚至不属于那奴隶小屋里的不幸生活。只是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姑娘”(249)。战争制造的这一新空间让她有机会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在新空间的探索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对自己更加自信,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也不再担心自己被抛弃。无论是种族身份,还是性别身份,通过战争中的新空间,珀尔无疑都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虽然在现代战争中,原来熟悉的地方被毁,但在新空间中,珀尔“感觉到过去从未有过的自由”(301)。正是在这种自由中,美国人开始构建新的民族身份。

在新空间中构建民族身份

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需要文化的同一性,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曾悦,2019:49)。费希特(2004:210)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指出:“人只有在政治结合中才能在事物的序列中获得一个确定的地位,在自然中获得一个栖身之地;每个人只有处在这种确定的结合中,才会获得相对于其他人和大自然的这个确定的地位”。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便是整体先于、重于和大于其所有组成部分,进而推演出国家理论。“国家高于和先于个人。只有当他和国家成为一体时,个人才能实现他的自由”(凯杜里,2002:31)。

《大进军》深刻展现了民族国家整体性的重要意义。内战时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美国的信念在人们心中牢牢扎下根基。时任总统林肯坚持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的政治策略。在向海洋进军后,有记者问谢尔曼为何有如此疯狂的行动,对南方的民众为何下如此毒手?谢尔曼答:“我就是要让南方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永远不敢再闹独立!永远不敢分裂国家!”对民族国家团结的强调,使林肯和谢尔曼虽然因年轻士兵生命的逝去而无比痛心,但依然坚持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这或许折射了多克托罗在经历了“9·11”事件后对美国民族身份的思考。

一个民族在形成独特的民族身份过程中,“家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一家园不仅是一片普通的土地,还是“历史的”土地,是人民的“摇篮”,它成为一个民族历史记忆和联系的宝库。正是在这一家园中,人们有一系列共同的神话、价值、回忆以及语言、法律、制度和仪式,在这些共同纽带的联系下,“民族”成为最具包容性的共同体(Smith,1991:15)。而美国内战也促进了民族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如果说在战前,南北双方各自有着不同的家园,那么在内战后,他们则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一新空间中共同生活,建立新关系,并赋予这一新空间以记忆和意义,使之变得神圣。谢尔曼率军占领弗耶特维尔城之后,刚刚兵戎相见过的双方,周日在教堂里相遇。令费耶特维尔人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一些穿蓝军装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206)。尽管刚开始,南方人和北方人对不得不在一起生活都感到别扭,但最终他们也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空间中共同生活,形成一种新的民族身份。停战后,南北双方的士兵们“已经开始亲如兄弟”地相处(295)。双方不带武器地围坐在篝火边,南方军因为粮食不足而饥肠辘辘,北方士兵就和他们分享食物,并且“也像分享他们一起做的各种事情一样谈论他们一起打过的一些战役”(295)。曾经的交战甚至也成为他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帮助他们融合为同一个“民族”。时任美国总统林肯也认识到,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战后的重建,如何团结全国人,让战败的南方人对国家也同样有归属感,“不要让战争在他们的心中继续”,而是“想要这些叛军自已重新成为美国人”(279)。正是因为战后重建统一美国的努力,内战之后,美国的民族认同感才空前高涨。

写于21世纪的《大进军》还展现了美国人对科技在现代社会作用的思考。科技进步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美国人甚至将科技视为一个新上帝,其已成为美国民族身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说中,军医雷德可以说代表了现代社会对科技的痴迷和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最初,埃米莉情不自禁地被雷德吸引,因为在拯救伤员时,他就像“某个神祇正在试图制止人类灾难的泛滥”(48)。雷德坚持科学,坚持理性,“他所用的那些医疗术语,还有那种他处理各种最可怕的事情时所具有的阿波罗式的镇定,使(埃米莉)能够得到勇气”(89)。在战争中,雷德运用医学专业知识,拯救了许多受伤士兵的生命,发挥了科技在现代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科技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也会改变人们的思维。工具理性思维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人被功利化,分解成一个个零件和工具。如果把技术思维发展到极致,就会导致冷漠,这也是现代性带来的另一个隐忧。从小就对科学狂热的军医雷德生动展现了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在生活中,雷德总是用医生的眼光来审视一切,甚至与恋人相处时,也展示出强烈的医学头脑,使埃米莉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病人而不是被爱的人”(121)。他更是无视战争带来的灾难,将内战视为提供实习课、丰富行医经验的一个大好机会。面对被轮奸的黑人女子和受伤士兵阿尔比恩·西姆斯,雷德眼中只有冰冷的科学和医学探索,丝毫没有对人的关怀和关爱。对于他,灵魂仅是“一种诗意的想象,没有事实基础”(162)。他批评埃米莉“把生活贬低到只限于感情”(176),但埃米莉却认为,“我并不把生活贬低为只限于它的感情……我是把生活扩大到包括它的情感”(177)。

在战争后期,雷德担任林肯的医生。林肯的谦卑、对生命的敬畏给雷德一种震撼。他开始反思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曾经目击了各种各样的战争造成的死亡,他不能回忆起以前曾经感觉到对于别人的这种悲哀”(281)。雷德这里的反省对他应该是一次重大转变,之前他只专注于手术,专注于科学探索,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的情感。此时,他能感受到林肯的痛苦,感受到人们在战争中的悲哀,也是因为雷德自己开始意识到生活中不仅有科技和理性,还有情感和关爱。美国人一直以科技为骄傲,多克托罗则认识到科技的局限性,而人的情感和感同身受的情动能力对人类可能同样重要。这可能也是多克托罗对当前美国陷于科技至上、技术至上现象的一种思考,反思美国民族过度推崇科技可能带来的后果。

结 语

在工业化早期,人们更多是为现代化带来的便捷而兴奋。但现代化的弊病在后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呈现,这部写于21世纪的小说,通过描写19世纪的美国内战,揭示了在这第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中,美国人被硬生生地投入到一个陌生人社会中,重新对自我和民族的身份进行想象、探索和建构,试图在被机械化时代所撕裂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之间找到一种融合。这是个体的美国人追寻自己身份的过程,也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追寻民族身份的过程。多克托罗的《大进军》通过描写美国内战,探讨现代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问题,对美国民族身份进行了深刻反思。

注释:

① 多克托罗.2007.大进军[M].邹海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82。本文后文凡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只在文后标明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做注。个别译文参照E. L. Doctorow. 2005.The March [M]. New York: Random. 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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