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杰

(东莞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东莞 523808)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一)被误读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

海外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一直以来都吸引着海内外华裔学者、汉学家以及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然而，由于“海外离散华人”这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中国社会近现代的剧烈变动、研究者的立场及观察视角等因素的影响，海外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一直都存在分歧，甚至是误读。

一方面，华人群体具有悠久的海外移居历史，不同时代去国的华人对其身份认同会有不同的理解。早在明朝年间，随着海禁政策在1567年被废止，华人群体便有组织地大规模移居海外，当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1-2]。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海外离散华人逐渐从梦想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旅居者(sojourner)转变为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侨民(settler)[3-4]。其后代日渐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相应地逐步形成了与先辈们不同的身份认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再次迎来了新的一波对外移民潮。以此项研究的田野调查开展地澳大利亚为例，一份由澳大利亚学术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Learned Academies)完成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共有447400人(仅指出生在中国者，未包含来自其他国家的在澳华人移民)，其中有57.3%为2000年之后移民澳大利亚的新世纪移民[5]。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批新世纪的华人移民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实力，移民的动机也更多地考虑到日后的发展，因此有更大的动力了解并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6-8]，相应地，他们也会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形成新的认知。可见，海外华人群体的构成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其身份认同亦会在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社会变迁，尤其是自晚清时期开始的现代化转型，同样也对华人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如杜维明所言，华人群体是一个文明传承数千年未经中断的民族，其统一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远早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出现[10]。相似的观点亦被其他学者所认同，如Lucian Pye[11]和Martin Jacques[12]均认为中国应被视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些对于华人身份认同的解释，既不同于Benedict Anderson所描述的，由于方言(vernacular)刊物以及殖民活动的兴起而形成的民族认同[13]；也并非Anthony Smith所总结的，现代政府为了维护其合法性而塑造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民族认同[14]。

可见，源于西方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并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如何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个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华人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这在当前的中外学术界仍是一项存在许多有待补充之处的研究主题。对于身处海外的离散华人群体而言，相关知识的缺失使部分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认知长期游离在两个极端状态之间：或是完全放弃自身的身份认同而被当地主流社会所同化，或是成为被当地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少数族群。

(二)媒介化社交互动：一个分析离散华人身份认同呈现的新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媒介化的社交互动是进一步探讨离散华人身份认同呈现的潜在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研究者超越现有的、基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理论框架，从离散华人的实际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实践出发，探索他们真实的身份认同呈现情况。

媒介化社交互动之所以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缘于如下两个理由。其一，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及实践很大程度上是其与他人所进行的社交互动的结果，这个观点已经被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所证明[15-16]。其二，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各国离散人群(包括但不限于离散华人群体)与母国维持社交联系的重要手段[17-19]。换言之，通过社交媒体所进行的媒介化社交互动在离散人群的日常社会交往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对离散华人的社交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揭示他们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呈现和实践其身份认同背后的机制。

综上所述，此项研究将回答如下两个依次递进的研究问题：

(1)社交媒体为离散华人的社交互动模式带来了哪些改变？

(2)在这种新的社交互动模式中，离散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二、文献回顾

在文献回顾部分，本文将梳理两个相关领域的文献：其一是当前理解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主要视角；其二是社交媒体的流行对离散华人媒介使用和社会交往行为的影响。

(一)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解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两个视角及其局限

尽管华人有组织地大规模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但“离散华人”这一身份认同直到清末民初才随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出现而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在清朝的国力受到欧洲国家挑战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一直是“天下观”，而无国家的概念，因而亦未曾形成区别本国与他国人民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一情况直至梁启超在清末提出“中华民族”(又称“华族”)这一包含了中国多个民族的整体统一身份认同概念以回应来自西方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才发生改变[9]。这一阐述意味着，离散华人身份认同所参照的基础是在中国本土所形成的身份认同。

这个视角认为，“离散华人”是一个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特点的身份认同概念。无论时空背景经历过何种转变，离散华人都需要回到自身与中国的联系之中去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因此，每当中国本土发生重大的社会变动而对国人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时，离散华人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亦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微妙变化。如Soebagjo关于印尼华人群体的研究便发现，在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内，由于辛亥革命、国共内战等一系列中国本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印尼的华人群体也相应地因不同的政治立场细分出了不同的身份认同[20]。

然而，随着第二代及之后的海外离散华人逐渐融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有部分学者认为海外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亦随之成为了被客居国主流社会价值观所建构的对象。例如，在印尼出生、在荷兰接受教育、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华裔学者Ien Ang(洪美恩)认为，在西方社会中，“中国性”(Chineseness)是强势主流文化的一种分类操作(classificatory practice)，其目的是通过地方化的力量(territorializing power)有效地将他者边缘化[21]。

在这种具有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取向的论述中，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高度不确定的个人体验。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源自每个离散华人个体在家庭、教育、移民、婚姻等方面的不同经历。例如，跨种族的婚姻关系以及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个人体验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的离散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产生持续的、多样化的影响[22]。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个人体验的建构主义观点会割裂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与中国(包括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之间的联系，Ien Ang在OnnotspeakingChinese[21]一书中对杜维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国”[10]这一概念的评价，以及对于本质主义的华人身份认同的拒绝即是经典的论述。而Gungwu Wang(王赓武)则关注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对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他认为，过分强调海外离散华人群体的一致性及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对他们在居住国(host country)的生活带来不便，并使当地主流社会对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力产生警惕[23]。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想法反映了部分离散华人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生理及外貌方面的差异，华人群体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定义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群——Ien Ang曾经引用过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案例：一位名叫William Yang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即使在文化层面已经完全被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所同化，但他童年上学时依然遭受到了来自同学的种族歧视性辱骂[21]。而另一方面，这种被主流社会压迫的体验加上与中国本土及中国文化的疏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离散华人对于华人身份认同的排斥。当离散华人与中国的联系被割裂时，这两方面的压力会彼此强化，导致身份认同冲突焦虑。这种焦虑在年轻一代的离散华人群体(此处指在中国以外出生，或在成年前移民至他国的人士)之中尤为明显[22, 24]。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抑或是脱离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建构主义视角，都无法全面且准确地理解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特点。前者固然有过于僵化之嫌，且有可能会导致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后者则陷入了另一边的极端——拒绝承认中国在定义离散华人身份认同过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而试图在中外文化圈层相互渗透的边缘建立一种去中国化的混杂身份认同(hybrid identity)[21]。

为了弥补上述两个视角的不足，本文采用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从媒介化社交互动的视角探究离散华人群体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身份认同呈现和实践。正如Erving Goffman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中会采取不同的身份呈现策略，这取决于社交互动的情境(context)与互动行为的对象(audience)[25]。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社交媒体平台显然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交互动场景。对于身居海外的离散华人群体而言，其重要性尤为突出。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将社交互动行为从现实的社会情境中抽离出来，将相关的行为和符号置于另一个场景中，从而使人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解读。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场演唱会的现场照片会使人觉得发布者亲身观看了演唱会，但事实却未必如此。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相对廉价(其实大多数免费)的通讯技术，使离散华人可以摆脱地理空间的约束，与身在中国国内的亲友重新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并随时随地(得益于日益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设备技术)通过文字、语音、图像、定位、“点赞”等多媒体方式进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体的使用模糊了距离感——无论相隔多远，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的成本和体验大致是相似的。

(二)社交媒体与海外离散华人的社会交往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外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日益流行，相关学者也开始关注离散华人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作为对现有相关研究的补充。概括而言，有关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的焦点在于使用动机、行为以及效果。例如，一项研究[19]以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比分析了被访者在使用Facebook和人人网的使用动机和效果差异。研究发现，Facebook和人人网两个社交媒体平台都有助于使用者提升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维系在美国所建立的弱社交联系，且Facebook在此方面具有更好的使用效果。不过，人人网在维护中国国内的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方面则有显著的优势。另一项相似的研究[26]则选择了Facebook和微信作为对比平台，发现“世纪潮一代”的海外离散华人更注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双面人生”(double life)，而不像传统一代的海外离散华人那样试图建立更宏观的“双边社会”。此类研究将离散华人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交媒体用户，试图总结归纳出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模式，但并未深入讨论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和实践。

第二类研究则关注源自中国本土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何随着移居海外的华人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东南亚、西欧以及北美的东西海岸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最活跃的微博使用地区[27]，这个分布特点与离散华人的主要聚集区高度重合。尽管在移居海外之后，离散华人群体所面对的是与国内不同的社交媒体环境，且有更多的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可供选择，然而相关研究[28]发现，由于文化背景、使用习惯、社交圈子等因素的影响，微博和微信等源自中国本土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离散华人群体中的普及率和使用频率普遍高于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等竞争对手，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舆论。在澳大利亚，当地的政党已经开始使用微博来作为竞选宣传工具，以争取华裔选民的选票[17]。在2016年的澳大利亚大选中，微信成为了左右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29]。此类研究的注意力聚焦于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的发展，将离散华人群体视为这些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时的推动因素，而鲜有探讨与身份认同有关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相关领域的文献中，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已经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不过，目前与这两个主题有关的研究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未将离散华人身份认同的呈现与实践置于当前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此项研究将作出一个跨领域的尝试，以媒介化社交互动的视角分析海外离散华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维持他们的社会联系，从而呈现和实践他们的身份认同。

三、研究方法

此项研究采用质化研究的取向，运用深度访谈和在线观察的方法搜集数据，然后使用质化研究数据分析辅助软件NVivo对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具体操作如下。

(一)被访者的招募

在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间，笔者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和墨尔本两地与30名被访者进行了访谈。被访者的招募条件如下：

(1)年满18岁；

(2)出生在中国，并最少连续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2个月；

(3)能熟练使用汉语中文及英语；

(4)最少使用一种社交媒体与中国的亲友维持联系。

被访者全部通过方便抽样和雪球抽样两个方法获得。主要招募渠道包括：笔者的个人社交圈、Facebook、澳大利亚的华人论坛社区、街头拦截式访谈。在最终完成深度访谈的30名被访者中，年龄分布介于21岁至57岁之间，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时间最短为1.5年，最长为31年。关于被访者的其他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深度访谈被访者信息(进行访谈时的状态)

(二)数据的搜集与分析

深度访谈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每次访谈的时长在30至90分钟之间。访谈提纲一共包含了17道问题，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移民经历、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看法、媒体使用情况(包含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完成深度访谈后，在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笔者追踪观察了部分被访者在Facebook、微信朋友圈以及微博上所发布的内容，并对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了匿名化的保存。

所有深度访谈的对话内容最终均被整理成文字稿，并录入至NVivo以供后期的编码和分析工作。

四、研究发现

为了回答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此项研究的发现可按照提出问题的逻辑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呈现。

(一)发现一：重新接入中国的社交圈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感

澳大利亚是一个民用互联网接入服务普及较晚的国家。根据两位被访者(Owen，39岁，来自中国台湾；Hilary，35岁，来自中国大陆)(1)文中所展示的被访者名字均为编码名，年龄均为受访时的年龄，下同。反映，大概直到2005年之后，他们租住的房子才有宽带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在此之前，多数被访者都只能通过使用国际长途电话卡与国内的家人保持联系。由于国际长途电话的费用较高，一般情况下都只被用于与父母或较亲密的家庭成员通话，频率也只会维持在每周一次或更少。如果要联系身在中国的朋友，被访者多数会选择在学校上网收发邮件以及使用MSN、QQ等即时通讯软件来进行沟通。

不少被访者坦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几乎缺席国内原有的社交圈子。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而是他们与国内的朋友缺少共同的生活场景和体验，以及由于通讯技术的局限无法实现有效的即时沟通，从而使双方逐渐失去共同话题。在早期的移民生活中，被访者的社交互动对象主要是在澳大利亚认识的同学、同事或邻居，而较少涉及中国国内的朋友。

我当时(笔者注：刚到澳大利亚时)的朋友多数都是同学。我那时还在一间日本餐厅打工，所以我和那里的一些顾客和日本同事也成为了朋友。再后来，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澳大利亚。现在我的朋友圈主要由当年留在澳大利亚的同学以及我在本地认识的澳大利亚邻居构成。(Cheryl，32岁，来自中国大陆)

不过这个现象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QQ曾经一度是海外离散华人与国内亲友联络沟通的主要工具，但随着微信的普及，有不少被访者已经弃用QQ而转用微信，因为他们发现有许多QQ好友已经转移到了微信这个新的平台。有被访者认为，在维系社交圈的这个功能上，微信比QQ的作用更大。

在我刚来到澳大利亚没多久，我就无法登录我的QQ账号了，因为腾讯公司提示我的QQ有被盗号的风险(笔者注：当用户登录QQ的IP地址出现异常变化时，腾讯公司有可能会认为该QQ号被盗而禁止通过异常IP登录该QQ号。这种情况常见于因出国而引起的登录IP地址异常变化)，我在那之后就没能再登录我的QQ号了……我因此与所有QQ上的好友失去了联系。直到后来我用(国内的)手机号码注册了微信，才又跟一些高中同学和旧同事找回了联系(笔者注：应该是通过微信的电话通讯簿自动匹配功能)。他们将我拉入了一些群聊，我就这样逐渐找回了很多旧朋友。(Coral，38岁，来自中国大陆)

微信的广泛流行显著改变了海外离散华人群体的日常社交互动模式，基于物理空间所建立的社交联系(如同学、同事、邻居)的主导位置逐渐减弱，而通过社交媒体与国内亲友所进行的媒介化社交互动则变得越来越频繁。根据某些被访者反映，他们跟国内亲友联系的紧密程度甚至高于在澳大利亚的同事和朋友。

Edward(34岁，来自中国大陆)在接受访问时已经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0年，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在这10年里，他经历了留学、工作、入籍、买房、结婚等一系列人生重要事件。他坦言，澳大利亚似乎更像是他的家。他现在反而对家乡广州有一种陌生感，每次回去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尽管如此，Edward在澳大利亚的朋友仍屈指可数。当年一同留学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离开了澳大利亚，他们经常联系的朋友主要是他太太在教会所认识的教友。Edward的同事主要是当地的白人，偶尔会遇到一两个中国人，但他们并无工作之外的联系。

我在上学时所认识的朋友大多都离开了澳大利亚。其实我在工作之后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不过只有不到10个……我在这里很少跟朋友见面，比我在国内时少得多……我现在每天都在微信上和国内的朋友联系，我认识他们的时间比在这边的朋友长，自然联系得更多……微信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现在我们已经很少打电话了，多数都是通过微信发消息或者视频聊天。(Edward，34岁，来自中国大陆)

对于Edward而言，移民似乎只是换了一个国家继续过他在中国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华人聚集的Sunnybank(2)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南部的一个区，是当地华人的主要居住区域。附近，去附近的亚洲超市买中国的食品，在家通过在中国买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收看中国的电视频道。跟Coral的经历一样，微信的出现和普及使Edward获得了重新接入中国社交圈子的机会。这个改变一方面丰富了海外离散华人群体的社交生活，并改变了他们的社交模式，但同时，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他们在与国内亲友互动时需要更小心谨慎地处理一些敏感话题。

Amy(33岁，来自香港)在高中毕业之后随经商的父母从福建移居到香港，因而获得了香港居民的身份。在香港工作了几年之后，她决定到澳大利亚学习护理专业。由于相对复杂和特殊的移民经历，她在与中国国内的朋友聊天时会偶尔因双方对于她的身份有不同理解而产生误解和矛盾。在Amy的个人认知中，虽然她的祖籍在福建，且目前在澳大利亚生活，但在香港短暂居住的数年仍然对她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在她那些仍然留在福建的朋友眼中，却时常会忽视香港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影响。

我曾经在微信上和我的朋友就我的身份问题发生过争吵。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她却在微信上跟我说“香港人都是坏人”(笔者注：此事发生在“占领中环”事件后不久，当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这让我感到非常受伤……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初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都上传了他们焚烧自己的港澳通行证的照片。我马上就退出了这个群，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为伤害了我们的友谊。(Amy，33岁，来自香港)

上述的发现揭示了一个现象：社交媒体一方面为海外离散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重回中国社交圈的可能性。但同时，这种媒介化的社交互动有可能会因为各自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使双方产生矛盾或冲突，这是媒介技术无法解决的交流顾虑。此外，有部分被访者表示，他们会尽量避免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聊中评论与中国有关的社会事件，以避免自己所发表的内容被他人断章取义，或是转载到熟人圈子之外的场合。这种顾虑与Meyrowitz提出的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30]概念在本质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数字化的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触达范围、持续时长等方面的影响均远超过以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媒介。对当今的离散华人而言，他们与中国国内亲友的沟通联系已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因此，上述提到的两种顾虑无疑加深了当代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呈现焦虑，但同时也促使他们采用新的身份认同呈现策略。

(二)发现二：灵活的多重身份认同呈现策略

为了回避不必要的冲突并维持和谐的社交关系，大部分被访者在论及身份认同的话题时都使用了灵活、适合于具体情境的呈现策略。这套策略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没有一位被访者曾经明确地说他们只认同一种身份。相反，他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境在不同的身份认同之间进行切换。当Mike(35岁，来自香港)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作出了如下的阐述：

如果我是在澳大利亚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说我是香港人。如果我是在除中澳两个国家之外的地方遇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说我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因为我确实居住在这里。如果你是问我的家乡在哪，我会说在香港，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更详细一点的话，我会说我是住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但如果你问的是我的文化背景，我会说我是中国人。更具体说，我是一个新儒家运动的支持者，我相信儒家传统可以使中国复兴。(Mike，35岁，来自香港)

这种灵活多变的身份认同呈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海外离散华人群体在面对身份认同冲突时的一种保护性策略，用一种不确定、流动性的身份认同(fluid identity)作为回避身份认同冲突，或是反抗被认为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身份认同的话语。这种策略在来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离散华人群体中较为常见。

Natalie(34岁，来自台湾)在小学时便已跟随父母从台湾移民到澳大利亚，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政府部门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需要经常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在最初谈论到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时，她给出了很清晰的回答。

我首先会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然后会觉得自己是55%的亚洲人(笔者注：Natalie觉得自己在文化和社交模式方面跟传统的亚洲人稍有不同)，最后会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Natalie，34岁，来自台湾)

当笔者进一步追问Natalie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时，她马上使用了上述的保护性身份认同呈现策略。

我曾经多次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一些商业合作伙伴在中国大陆。我每次都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在国外长大的。”其实我不太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Natalie，34岁，来自台湾)

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海外离散华人在选择社交媒体平台时有不同的偏好(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更倾向于使用微信、微博、QQ，而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华人则更习惯使用Facebook、Line、WhatsApp)，因此这种保护性策略同样被运用于被访者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在线身份认同呈现实践上。Owen(39岁，来自台湾)是一位导演，与中国大陆的同行有业务上的往来合作，因此也是微信用户。在微信朋友圈中，他所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工作进展和业余爱好；而在Facebook上，则较常发表对于两岸局势以及台湾和澳大利亚选举的看法，这些内容与他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截然不同。

除了有计划地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不同的内容之外，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发布社交媒体内容也是一种身份认同呈现策略。有一位被访者(Jake，23岁，来自澳门)发现，他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在Facebook上只会使用英语发表内容，且内容主题大多非常西方化；而在该人的微信朋友圈中，则多数是中文内容再配上英文译文。May(29岁，来自香港)也表示，虽然她通常会使用粤语在Facebook发表内容，但如果她希望发表的内容(例如与香港有关的时政新闻)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她会选择使用英语而不是粤语。

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被访者而言，身份认同呈现策略的灵活性则体现在国家身份认同和区域身份认同之间的转换。在某些情况下，同乡这种共同的区域性身份认同可以为离散华人带来更多的信任感，并提供他们在海外生活所必需的求职、住房、交友等信息。随着微信在离散华人群体之中逐渐普及，基于区域性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微信群也正逐渐成为一种特定社交圈内的媒介化社交互动方式。这种社交模式会加强群中成员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联系，但也有被访者认为这种微信群会使用户陷于文化舒适区中而失去对外交往的动力。

我觉得中国人都喜欢待在熟悉的圈子里……我曾经被拉进过一个叫“江苏人在布里斯班”的微信群。除了我的几个朋友之外，群里的人我大部分都不认识。群里经常有各种信息，其实挺烦人的，于是后来我就退群了。我觉得那些人一直都只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Charles，32岁，来自中国大陆)

此外，这种灵活的身份认同策略还体现在离散华人对于归化问题的态度上。大部分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被访者表示，促使他们做出入籍决定的原因，并非是在情感或文化上认为澳大利亚是他们的国家，而是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例如，Coral(38岁，来自中国大陆)在决定是否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这件事上便犹豫了数年之久。一方面，她认为中国国籍在个人情感上而言对她有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则在海外旅行和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价值。权衡再三，Coral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她在访谈中一直在强调她的中国人身份。在她眼中，国籍的改变并不等于身份认同的改变，而只是一种获取更多生存资源和生活便利的方式。

在多数情况下，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被访者并不会主动公开他们的外籍身份，而是继续用中国人的身份进行社交互动。这种因应情境而在国籍、种族、文化等不同维度的身份认同中不停切换的做法，也是离散华人身份认同呈现策略灵活性的体现。

五、结论

本文尝试将离散华人身份认同这一传统的研究主题置于当今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进行观察。借助媒介化社交互动这个视角，本文分析了社交媒体对离散华人日常社交互动的影响，以及此影响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和实践带来什么新的变化。

此项研究发现，日渐流行普及的社交媒体平台为离散华人提供了一个重新与中国国内的社交圈子紧密联系的机会。这个变化一方面加强了他们与中国的沟通，使他们可以重建曾经失去的社交联系，并改变他们的社交对象人员构成。而另一方面，由于互动双方缺乏共有的社会情境，这种跨越国界的媒介化社交互动亦为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在客居国的社会环境中做出符合当地情境的身份认同实践，同时，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身份认同呈现也需要经受国内的亲友以及相关公众的评判。对身处海外的离散华人而言，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像是一柄双刃剑——在带来更便捷的社交互动手段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身份认同呈现焦虑。

为了应对这种新的社交互动模式，离散华人群体发展出了一套灵活的保护性身份认同呈现策略，并将这种策略运用到媒介化的社交实践中。就具体做法而言，他们可以有策略地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不同的内容。由于不同的离散华人群体在选择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着天然不同的偏好，这个做法可以有效地对不同的群体呈现出不同的身份。此外，他们还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来突显自身身份中的某一个侧面，或是有针对性向某个特定群体传达信息。再者，在某些社交情境中，区域性的身份认同比国家性的身份认同更能聚合海外离散华人群体。这种灵活呈现多重身份认同的策略，既不同于与中国本土紧密锚定的本质主义策略，亦不同于纯粹通过个人体验来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策略。这是一种情境化的身份认同呈现策略，而当今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技术，以及越来越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社交互动的社交媒体平台，则是催生和实践这一策略的基础和前提。

由于研究资源以及方法技术等各方面的不足，此项研究未能对被访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进行大范围的全面分析。而在被访者的构成方面，为了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数据搜集的饱和点，此项研究未在被访者的性别、职业、年龄、来源地等方面做出严格的控制，因此所得到的数据或许未能全面反映整体离散华人群体的情况。这两点不足，期待在未来的后续研究中可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