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颖杰

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外国语学校，开创性地开展外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工作，指导学员开展革命实践，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党团干部，成为党在创建时期人才培养工作的典范。

追溯外国语学社的源头，可以说是“南陈北李”共同促成了外国语学社的开办。在“南陈北李”酝酿建党的过程中，维经斯基受李大钊委托携其介绍信前来上海找陈独秀，协助开展党团创建工作。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很快开办了由维经斯基的翻译、助手杨明斋担任社长的外国语学社。建党先驱俞秀松、李汉俊等亲自在此担任教员，维经斯基的夫人也在此担任外教。

外国语学社是中共建党前后党团人才培养和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关于外国语学社的创办时间，普遍认为是1920年9月。这种观点与大量当事人的论述有所出入，且削弱了外国语学社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与革命人才培养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考证外国语学社创办的时间，有助于了解其在革命人士中的实际影响力，明白其不仅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所开办的一所掩护团组织活动的学校，而且是在酝酿建立青年团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筹备机构。

一、目前学界对学社创办时间的普遍认识与依据

关于外国语学社成立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1920年9月。这在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都有体现。其中，笔者所能查到最早关于“九月举办”说的学术论文是哈晓慈于1987年发表的《蒋光慈早期史实三题》，他指出：“（蒋光慈）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关系，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国际共同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上海外国语学社始建于同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同年9月28日首次刊出该社招生广告）。显然，蒋光慈进入该社学习只能在此时或此后。”[1]

团史专家李玉琦所著《中国共青团史稿》一书所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步青年，并且为输送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准备，于1920年9月在团的机关创设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为学社负责人，俞秀松为学社秘书。该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党、团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学社成立后，还于9月2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但是实际上外国语学社学生中的许多人不是见报应招而来，而是通过陈独秀及上海党组织其他成员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介绍入学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建党、建团初期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第一所学校。”[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一书指出：“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8位青年在这里发起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同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培养青年党团干部，并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3]

此外，众多国内外学者在其研究中均有相同论述。如石川桢浩认为：“外国语学社是1920年9月开办的外语学校。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该学校的招生广告称……”何立波指出：“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背景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所培养青年和革命干部的学校，选送优秀青年赴俄学习。外国语学社同上海建党建团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公开活动为党团组织起到了掩护作用。”[4]陈安杰表示：“1920年8月上海正式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紧接着在团址上创办培养青年赴俄留学的外国语学社。这所由上海党组织创办的革命干部学校，从创办之日起就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5]郝淑霞指出：“为掩护共产主义组织活动，为革命青年留学苏俄、培养革命骨干做准备，1920年9月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6]

笔者例举以上各位学者采信外国语学社“九月举办”说的主要依据，是外国语学社发出的招生广告。1920年9月28日，《民国日报》第一次刊登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3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1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1班者月纳学费银2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7]

《民国日报》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的时间就代表学社准确或大致的办学时间吗？这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在外国语学社停办后，外国语学社仍然于1921年7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招生广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廿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由此可见，以招生广告首次刊登时间作为外国语学社创办时间的证据显然是不可靠的。

此外，外国语学社多数学员是经过各地进步团体或个人推荐入学的。其中，任弼时、肖劲光等6人是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刘少奇是船山学社负责人贺民范介绍的，蒋光慈、吴葆萼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高语罕推荐的，王一飞是陈独秀介绍的。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河南青年曹靖华接到友人蔡晓舟来信，于1920年年底辞去小学教职，匆忙赶往上海[8]。由此可见，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大多是经人介绍入学的，《民国日报》所刊登的招生广告没有起到实质上的作用。因此，以招生广告刊登的时间作为外国语学社创办时间的判断是不成立的。

二、大量证据否定“九月举办”说

外国语学社的师生、同时代的革命者们对学社有着不少回忆，他们在若干年后不同时间场合作出的许多论述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外国语学社并非创办于1920年9月。

沈雁冰明确指出，外国语学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的前身，“外国语学校，地址在渔阳里，和陈独秀住的地方相近。外国语学校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

肖劲光说：“到了上海，我们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是杨明斋，是个华侨，他是俄共党员。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时，我们先是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它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前的一个组织。一九二〇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刘少奇、任弼时和我等立即加入，我们算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由此可见，是先有外国语学社再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创办时间必定早于1920年8月22日。

肖劲光还表示：“1920年8月，我和弼时同志等6人，在长沙乘一条小船到岳阳，然后登上江轮，顺流而下，踏上了去上海的旅途。我们这些初别家乡的青年人，开始心里难免怀有依恋故土的缕缕情思，但是，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压倒了一切。一路上江风习习，我们一边观赏着长江两岸的‘大千世界’，一面兴奋地憧憬着未来。到了上海，我们首先来到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赴俄学习的青年办的‘外国语学社’，又叫‘俄文专修馆’。我们在这里要先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去俄国学习做准备。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端。”[9]肖劲光自述是八月来外国语学社的，这说明八月前学社已经在招生了。

1954年3月，包惠僧在其文章《上海渔阳里6号活动的情况》中回忆早期青年团的历史，提到：“新渔阳里六号。在1920年春，杨明斋同志同魏金斯基①即维经斯基，下同。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之初，即租定这个房子。是哪一个月起租不详。是杨明斋经手租的，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接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学校因为没有立案，也没挂招牌，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与一些半公开活动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在此处。”[10]可见，通讯社创办后，紧接着就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陈望道曾回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项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当时叫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认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学社两者几乎是同一回事。

青年团发起人金家凤，在自述材料中提到自己“于当年（1920年）9月至北京入北京大学求学”，并且在前往北大求学之前参与筹备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此可见，外国语学社在九月之前就已经成立[11]。董锄平也提到：“我一九二〇年夏天进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学习。”[12]

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中国参加革命活动的苏联人葛萨廖夫认为：“在上海成立外国语学校，聚集了优秀的革命者，准备把他们分配在国内工作或以后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去学习……分配在国内工作的学生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形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13]可见，外国语学社的创办不晚于1920年6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以上这些论述都来自外国语学社办学的参与者和直接见证者，他们大多在外国语学社参与过教学活动或是与外国语学社的革命者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人的回忆不约而同地趋向于外国语学社并非九月创办的观点，而且这些回忆都直接指明了外国语学社的创办时间早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建立时间。

三、外国语学社的确切创办时间

1920年3月，日本当局为应对内外形势，警保局再次进行官制改革，外事课正式从保安课中独立出来。从此时起，外事警察开始编纂《外事警察报》。该报大量内容涉及中国共产主义的传播、中共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其中，《外事警察报》1922年2月，第10号，记载了施存统于1921年的口述：

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原文如此］）、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14]

这份资料供日本高层内部进行参考决策，有比较大的真实性。施存统的口供，是其在日本留学时于1921年底接受警视厅讯问时的记录，是目前为止最早被记录下的参与创建中共的党员口供，也是最早明确记录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的资料。石川桢浩表示：“据施存统的口供，1920年5月成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学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机关，而它肯定就是前文探讨过的出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中，《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上海‘革命局’出版处的活动，由此可以判明，相当于该出版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吴明）、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重辅）和施存统等七人，在施存统尚在上海的同年5月组织起来的。”[15]

然而，石川并没有考虑时间先后的问题，只简单看到上海“革命局”出版处与“社会主义研究社”有部分工作内容重合，就将“社会主义研究社”与“社会主义大学校”作了等同。从创办时间的先后上看，“社会主义研究社”与“社会主义大学校”不太可能是同一个机构。

目前我们见到“社会主义研究社”这一名称，最早可追溯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首次出版之时。当时，陈独秀等原本打算将《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尚未连载，《星期评论》就遭查禁。面对《星期评论》发生的意外变故，陈独秀等正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经与维经斯基商量，决定创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直接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不久，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先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 221弄12号）的石库门建筑内设立新印刷所。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出至第五十三号遭查禁。6月27日，《俞秀松日记》提及：“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译文来对校了。”第二天则记：“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这表明，陈独秀应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开始实质性运作。这个红色出版机构就设于陈独秀的寓所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此进行校勘和编辑[16]。根据这些可以判断“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建立晚于1920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

更重要的是，石川的判断主观臆断的成分较多，且有失偏颇，完全没有考虑到施存统对“社会主义大学校”的两点重要描述：1.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2.（社会主义大学校）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

肖劲光回忆：“在外国语学社……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那时做工并不多，只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过抄写、校对工作。后来，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先后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7]杨明斋在上海除主持中俄通信社，还负责外国语学社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吴廷康在1920年6月的一封信中提到：“关于苏维埃建设情况的报道我们暂时是通过一名中国记者给30名学员讲课的方式发表的。”这都说明外国语学社的教学内容中有着大量通信的理论与实践培训，外国语学社的办学地就是中俄通信社的所在地，这些都非常符合作为一所“通信学校”的标准。根据肖劲光的论述，笔者得出社会主义大学校的成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同的结论。对外国语学社与中俄通信社、上海社会主主义青年团的人员关系与业务内容的论述上，李达、包惠僧、柯庆施、曹靖华等都有提及，这些人的论述与肖劲光的论述大同小异。

可见，外国语学社就是施存统口述中1920年5月成立的“社会主义大学校”。由于这份口供时间是在外国语学社建立不久后的1921年，并且从施存统这份口供前后文中他对自己与革命人士的交往等有许多准确的细节描述。从他提到的中共有关人物的别名、住处等来看，口供的真实性和准确度非常高，具有极高的证史价值。1920年5月，施存统尚在国内未前往日本，他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他对外国语学社创办情况的描述非常可信。因此，笔者可以确定，外国语学社成立于1920年5月。

外国语学社成立于1920年5月的说法，在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中也有一定表现。袁振英曾提到：“一九二〇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卢、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底、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后改新德铭里）六号（有的人说在李汉俊哥哥家里，我记忆是李汉俊哥哥曾租此屋，李达和李汉俊曾住过此地，但到我们去开会时是戴季陶住地）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由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的，戴本人还曾说：‘孙中山未死，我不参加共产党，因为我不能离开孙中山’。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戴宅为团址，挂“外国语学校”的招牌”[18]。“我由日本回到上海，便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当时挂起了新青年杂志和外国语学校的招牌，来出版共产党周刊《康敏主义》（CONMUNIST），以遮掩法帝国主义者的耳目。因为地址是在法界霞飞路渔阳里，这又是‘危险’的。”[19]通过袁振英的回忆，说明在当时，如果外国语学社晚于1920年5月成立，团的工作便较难顺利开展。

四、外国语学社积极推进青年团事业

外国语学社对党的青年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施存统的口述中着重指出外国语学社具备理论宣传的功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这点在前文引述的肖劲光回忆中也有类似提法。此外，肖劲光对外国语学社具体培养革命人才的方式有较多的回忆。可见，外国语学社对于我党早期理论宣传与人才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袁同畴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历史过程时讲到：“陈独秀正热衷于共产主义，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S.Y.）邀我们全体同学参加，并在新渔港里设立外国语学社，专门传授俄文，吸引青年留俄，后又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C.Y.）。”

综合施存统、袁振英、袁同畴和前文提到的沈雁冰、肖劲光等人的说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与外国语学社的创办同时进行。但外国语学社开始办学之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仅在筹备阶段并未正式成立。直到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才正式成立。在这段时间，外国语学社吸引青年前来学习，并对青年进行思想引领，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关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的筹备试建阶段，在1921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代表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有详细论述：“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来准备社会革命。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后，它才采用现在的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当建议改变此组织的名称时，那些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20]

可见，青年团在正式成立前有个略显曲折的筹备阶段，中共早期革命家们在8月22日前已经开展了大量青年团的相关工作。特别是筹备阶段，参与人员成分复杂，从外国语学社师生名单中我们也能发现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外国语学社开展的理论教学工作，对学员群体的思想起到引导作用。经过在外国语学社办学期间对青年团人员开展培养和一定的考察筛选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在这一过程中，外国语学社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开展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外国语学社之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如同1920年5月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正式成立起到重要的试验与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创办外国语学社是“南陈北李”酝酿建党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920年5月，外国语学社开始办学，同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也在外国语学社中进行。外国语学社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的筹备组织，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理论奠基、人才培养、前期试运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