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中医香药本草文化

2022-12-26左媛媛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年29期

左媛媛

（云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不仅疗效确切，其中更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一直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汲取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医药文化思想和技术，并引入大量外来药用植物，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将它们完全纳入并融入中医药理论体系之中，赋予“性味归经”，规划“升降沉浮”，将其与本土中药配合使用，且运用自如。这种医疗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不但促使中医药文化取得长足的进步，也间接促成了中国特有的香药本草文化，更成为中古时期中外商品贸易、医疗文化交流的代表。

1 香药本草的概念

本草之名在我国始见于《汉书》，开始只是个官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含义发生了变化，既包括中药的知识和学问，也包括专门的中药著作，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统称。而“香药”一词在魏晋以前并未见诸文献，最早出现于佛教经典《大般涅槃经》，此书大约成书于三国时期，可见，香药一词的概念应源于印度，来自佛家。可以说，芳香植物在我国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香药”这一概念，大致产生于魏晋时期，其概念的产生也是顺应了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用药经验的发展。即萌芽于先秦的用香历史，随着大量外来输入香药的加入，使用范围从最初的祭祀、熏香、香身防腐，到疾病的治疗与日常保健，逐渐从高高的祭祀神坛、宫廷大内，到日常百姓的居家生活、日常保健，并被赋予性味归经、升降沉浮，香药逐渐被纳入本土中药体系及中医用药原则之中，对中医学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中药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医疗技术和药物精华的过程。一般来说，广义的香药泛指气味芳香、性质走窜的、富含挥发油成分的中药材；而狭义的香药则是指历史上经阿拉伯商人从丝绸之路上贩运到中国的天然芳香药物，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阿拉伯香药”。而阿拉伯香药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中药外来补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讨论的“香药本草”主要就是指这部分芳香性药物，及其所代表的医事活动。这里的阿拉伯香药或说外来香药的概念有3 个层次：（1）我国不是原产，有海外输入并引种栽植成功的芳香植物；（2）最早由海外引入，后在本土也发现有资源；（3）我国没有产出，全靠海外输入的芳香药物。

2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香药本草

从3 000年前的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到中国的甲骨文，人类使用芳香植物的历史均被记录在案，并传承至今。香药进入中国，是伴随中外医药文化交流和贸易互通开始的。公元前964年，周穆王西游,《穆天子传》记有“献锦组百纯”，这里开始了丝绸之路第一曲，先秦时期，地处岭南的百越族先民，开通了从南海到南太平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后的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南北二道，从此，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便日渐密切。汉武帝时期，遥远的西胡月氏国王献给汉武帝。“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到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氏神香烧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据说这位使者来贡，“乘毳车而济弱渊，策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遥，辛苦蹊路”，路上共花了13年，其国离长安30 万里[1]。这是一次通过“丝路”的远距离医药文化交流，输入的主角就是西域国家珍贵的香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阿拉伯香药传入创造了客观条件。到了东汉时期，印度佛教首先传入西域，西域方药也随着佛教僧人逐渐传入内地中原。到了魏晋时期，阿拉伯香药和佛教都已在中原形成规模。据这一时期的史书及中医典籍记载，共计有诃黎勒、苏合香、安息香等46 味西域药物，其中香药主要是乳香、没药、肉豆蔻、诃子、鸡舌香、苏合香等13 种[2]。但受路途遥远及运输工具所限，输入香药的品种和数量都较少，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奢侈品，多为皇家贵族们在深宫巨宅里焚香所用。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在宋代成为大宗香药输入的主要渠道。因为“香舶”的运力远远大于陆上运输工具，且能到达更远，更接近香药的主产地，香药的输入自唐开始进入鼎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通向国外的贸易路线达7 条。到了宋代，朝廷专门设置了市舶司，与大食、占城、三佛齐、勃泥等国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进行香料贸易，与东南亚诸国、阿拉伯等地的海外贸易更加繁荣兴盛。由此，各种香药通过海上之舟大量运入中国，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仅三佛齐国使节携来的乳香就有81 680 斤[3]; 1974年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遗物中，香药有降真香、沉香、檀香等，未经脱水时其重量达4 700 多斤，宋代香药进口之多，可见一斑[4]。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大食国所产药材输入中国的有：乳香(一名薰陆香)、没药、血竭、苏合香油、栀子花、蔷薇水、丁香、木香、阿魏、芦荟、龙涎等，后已直接为中国药物学家所采用[5]。《太平御览·药部·香部》中有安息香、蔷薇水及龙脑之名目；引《药部》中《本草经》“木香名木密香，味辛，温无毒，治邪气，辟毒疫”[6]，这是采用香药的证明；据《汉魏丛书》及《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此等香药，原不采于南中国，乃由西方(主要是波斯、阿拉伯)输入。

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个域外香药输入的高峰期。郑和多次出使西洋，比商贩走得更远，带回了无数奇珍异宝，更促成了明代香料朝贡贸易的繁荣，同时带动了民间香药的使用，大部分香药也在这一时期，与中医中药完成了融合。这样的融合过程也是有史料佐证的，明清时期的本草文献中，开始有香药的单列章节，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列出了56 种“芳草”和35 种“香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很多以香药为“君药”或单独成方的著名方剂，如“急救三宝”：紫雪丹、至宝丹和安宫牛黄丸。

3 从历代医集药典中的香药变化，看中西文化互鉴

从香药输入到大量运用于中医临床的历史中，不难看出，香药一开始是作为中外贸易交流中一个重要的商品进入我国的。而这条贯穿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贸易通道所联通的各个国家或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香味喜好和香文化，也正是天然香料这种在引发人们精神愉悦方面具有普适性的芳香物质，才能成为在亚欧大陆各个文明之间毫无障碍地进行流通、共享的贸易商品。

历史上的中医典籍里，对香药的记录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早在中药经典《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来自阿拉伯的香药——肉豆蔻。到了《名医别录》其种类又有所增加，如苏合香“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温疟、痫至，去浊、除邪，令人无梦魇”；沉香“疗风水毒肿，去恶气”；熏陆香“微温，治风水毒肿，去恶气，伏尸”等[7]。这里所记载的薰陆香就是来自阿拉伯南部沿岸一带的乳香，也是早期阿拉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香药贸易快速发展的唐宋时期，本草典籍中的香药数量也大幅增加：唐代《海药本草》以外来香药为主要内容，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中，较《神农本草经》新增479 种，其中阿拉伯香药就有20 余种，其中有著名的木香、阿魏、沉香、苏合香、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等。到了宋代的《本草图经》，共收载药物983 种，其中收载的阿拉伯香药有30 余种[8]。

到了明代的《本草纲目》，不但单列芳草类与香木类，香药种类也有增加，其中芳草类收录的阿拉伯香药有荜茇、肉豆蔻、茉莉、郁金香、迷迭香等13 种，香木类中收载更多，15 种阿拉伯香药约占香木类35种药物比例的40%[9]。除了在本草典籍中记录了对香药的输入，一些医方典籍中也有了香药组方的记录。这是由于中国医家对阿拉伯香药的药性功效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并在临床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中医用药原则。例如：产于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南部的乳香，在其原产地主要被大量消费在宗教信仰中，如祭祀、礼拜中的焚烧。此外，也被用于日常饮食保健和制漆业。乳香在传入我国后，在汉代也主要用作宫殿中的焚香，后在医疗中发现其具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之功效，是理气止疼、治疗骨伤之良药，因此被广泛运用于内科和骨伤医疗，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乳香被记录用于治疗毒疮肿痈。在宋代由于乳香在外科救治时的广泛使用，成为平民治疗跌打损伤的特效药和常备药，《御药院方》治筋骨损伤多以乳香、没药为主，如乳香膏[10]；还有陈自明的《外科精要》中，使用乳香的方剂就在1/5以上。

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阿拉伯香药在临床上已被普遍应用，与前代相比，宋代医方的重要特征就是香药在医方中的大量应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载方788 首，仅治诸风门89 方中，使用阿拉伯香药的就占到1/5；据有人统计，《御药院方》一书香药类方剂占40%左右[11]。以香药为君药的医方也是香药在宋代医方中重要性的很好表现，《苏沈良方》中记载的辰砂丸，方剂中的君药是生龙脑，剂量：一钱。臣药是辰砂、粉霜、腻粉，剂量：各一分。可以说完美地体现了“君一臣三”的原则。医籍中香药的种类增多了，治疗范围也随着医疗实践的增多而不断增加。如《本草衍义》说，沉香在过去只可“疗风水毒肿，去恶气，余更无治疗。今医家用以保和卫气，作上品药”，又说龙脑的功效，以前诸书“所说各未尽”，指出“此物大通利关膈热塞，清香为百药之先”，对风涎闭壅、暴得惊热等证都有显著作用[12]。上文提到的主要用于外科及骨伤科的乳香，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又将其用于中风引起的口眼歪斜、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等病症，此外，书中很多妇产科、儿科方剂中也有乳香入药。香药除邪避秽的作用逐渐被医师发现并运用到日常防疫保健之中，明代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沉香、蜜香、檀香……并烧之可辟瘟疫。”“乳香,辟禳瘟疫，每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第一汲井水浸乳香。至元旦五更温热，从小至大，每人以乳一块，饮水三呷，则一年无时灾。”[13]

4 从香药本草的广泛使用，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自西汉开始的香药输入，使国人上自宫廷，下至百姓，文人、医师、贩夫走卒有机会接触和使用域外香药，千年以来的反复实践，让中医师们逐步发现了香药芳香避秽、开窍解表、行气止痛、活血化瘀、健脾开胃等多种疗效显著的医疗作用，并从单方使用到组方合剂再到制造成药。

此外，香药在传入之初，就受原产地使用方式上的影响，被广泛运用于美容、香体和饮食调味之中。从古至今，香药在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常用品，化妆护肤、调味、防腐，处处可见其应用。例如：龙涎香，被阿拉伯人调制成香膏，用于化妆品和烹调;乳香，常用于肉汤、菜肴和布丁中;小豆蔻，是阿拉伯人咖啡中必加入的调料;安息香，更被广泛用于阿拉伯人的饭菜甚至酸奶、凉菜中。受到原产国使用方式的影响，胡椒、丁香、茴香等香料，被宋代的厨娘当作烹调肉食的辅料。香药还常常被添加进面食、小吃及饮料中，提高菜肴的色香味，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挂有“拣香饮子”招牌的“冷饮店”；元代《饮膳正要》中记载了许多用香药调制食物的方法，如用阿魏的根来腌制羊肉。此外，香药在宋代还被用来熬制“熟水”，“熟水”除了作为宋人日常重要饮品外，也常作为送服药物使用，促使医方发挥更佳的治疗效果。“熟水”在《局方》中被称为诸汤，主要是以香药为原料熬制的，以熟水送药为要求的医方为数众多，《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麝茸丹要用沉香汤送下，水银圆要用乳香汤送下，丁香藿香汤放冷送下双金圆，乳香生姜汤下丁香饼子……”[14]。

宋代的文人特别重视宴席、会友、品茶时的氛围，在香气氤氲里或把酒言欢，或吟诗作对，龙涎或沉香，成为装点席面的奢侈品之一。此外，香药还被用于制酒、加入宴会的食物中，高档茶叶要“微以龙脑和膏”来重焙。《武林旧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中就详细记录了这些添香食物：“砌香酸咸一行” 包括香药木瓜、椒梅、香药藤花……[15];另有“缕金香药一行”，有木香丁香、使君子、水龙脑、朱砂圆子、官桂花儿、橄榄花……从名称上看，多属于添加了香药的食物。当时，临安酒店中更是常年售卖食药、香药果子[16]。

随着香药进口量的增大，以檀香、沉香为代表的香药还被当时的人们发展出了新的用途。例如：唐代的宫廷贵族爱香、嗜香之甚者，奢侈地把芳香木材直接用于营造建筑物上，唐代寺院中有用檀香木造七层佛塔的；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还在兴庆宫中用沉香建造了一座沉香亭。历史上，还有香阁、香床存世。

唐宋以后，香药不再是权贵阶层的奢侈品，已日渐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香体方、香衣方为大众所熟知。北宋时期，街市上有李家香铺、香药铺等店面；南宋时期，临安酒楼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总之，香药在中医成药和饮食业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对香药的需求，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明清时期，以香药为主要作用成分的中医外治法，理论和临床运用均成熟完备。

5 香药引种，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

明朝后期和清朝，当时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这个时候的香药交流多为民间走私，后来伴随着国力下降，香药朝贡贸易也逐渐消失。但是，香药在医疗和民间的使用并没有中断，原因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香药的交流不仅是成品的贸易，还有种子、植株的引进。随着民众对香药品种、药性的不断认识，且在我国本土找到了原植物或是与其科属相近的代用品，因此，很多香药已经能够实现国内的自产自销了。例如：在《神农本草经》中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其他使用方法记载的“肉豆蔻”一药，唐代医家陈藏器曰：“肉豆蔻生胡国，胡名迦拘勒。大舶来即有，中国无之。”到了北宋，药学家苏颂则云：“今岭南人家亦种之。”再如：鸡舌香（丁香），在汉代自西域传入，后于魏晋时期在本土被发现也有种植，《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其“出交广南蕃，今惟广州有之”；茉莉,“原出波斯国。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莳之”。《本草图经》记载的香药：荜茇，“出波斯国，今岭南有之”；没药，“生波斯国，今南海诸番及广州或有”[17]；另有来自身毒（古印度）的袔黎勒，后在云南高黎贡山区发现有野生分布，并被中原地区成功引种，而成为中药中常用的“柯子”。以上药物，皆为中国本土原无或原未发现的外来药物。如今，当人们提起茴香、肉豆蔻、迷迭香、丁香等香药时，不会有任何陌生之感，皆因它们早已不是神秘昂贵的异域舶来品，而是已成为身边常见之物；乳香、没药、苏合香等香药，也成为中药中常用之品；阿拉伯香药已完成“在地化”的融合，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完整契合地运用于临床实践之中，并对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欧亚大陆数千年的贸易、文化交流历史上，香药不仅是重要的商品，更是文化传递、交流、融合的使者，从古埃及到古罗马，从天竺到大唐，从撒马尔罕到临安城，香药构筑起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无论是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可以在香药这一文化载体中找到相通、相同之处；特别是在为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康这一事业上，香药更能被各国人民接受和认同。以沉香为例，在古印度即被用作药物，汉代以后随丝绸之路进入我国，隋唐时期开始从东南亚一带朝贡进入我国，在东南亚产地国单纯以熏香为主要用途，后被中医师发现其治疗作用，《本草纲目》记载：“沉香主治风水毒肿，去恶气，心腹痛……能清人神，治各种疮肿，宜入膏中。还可调中，补五脏……” 这样的治疗功效后随着中医学的交流传播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被当地医师运用至相关疾病的治疗当中，还成为藏医里的重要药材之一。这样以香药本草为载体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例子还有很多，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香药之路”，其代表的独特嗅觉文化，折射出亚欧大陆数千年来的互联互通、文明交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