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卉川 王 彬

引 言

王西彦，1914年生，浙江义乌人，原名正莹，又名思善，西彦为学名。1931年7月15日，首次以“王西彦”之名在南京《橄榄月刊》第15期发表短篇小说《残梦》。王西彦生平创作了大量小说，长、中、短篇兼具，长篇小说主要有《神的失落》《古屋》《寻梦者》《村野恋人》《微贱的人》《还乡》等。不过王西彦的小说并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其他作家相比，从王西彦小说的审美品相来看，对王西彦及其小说的关注和研究显得十分冷清和不足。“他穿行于鲁迅和沈从文之间，人性与社会性之间，使人们很难把握他的流派归属，因而作品缺乏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却始终不减其孜孜矻矻的艺术真诚。”[1]

“文学是人学，文学叙事的根本目标是写人，通过个体在时代社会中的遭遇及其心理历程靠近并揭示时代生活的本真。”[2]王西彦的现代长篇小说，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作品中的诸多角色、情节多源于其亲身经历——“这个人物也并不是我向壁虚构的，他也有实际生活中的模特儿，是我在家乡的一位表哥，我们是县城初中里的同学，曾经很亲近过一阵，甚至被乡里间称之为一对‘同穿一条裤子’的小兄弟，只是后来彼此分道扬镳了。……这个人物的模特儿，就是当年我借住在一座乡间古屋时的屋主，一位曾经是京师大学毕业生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孙。”[3]210-213而且作品多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进行叙述[3]321——“《古屋》以后，我又接连写了两部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也都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的。可见我并没有从写作《古屋》时所遭受的视野无法展开的限制而改辕易辙。应该承认，这里面有我在写作上的某种偏见，某种不肯认输的固执。”[3]330这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自传性色彩，带来了作品的“拟真”幻觉。小说关注了特定时代农民出身知识分子身份所带来的心灵撕扯、呈现了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描绘了旧社会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在低沉悲凉的底色中透出人性关怀的暖光。

一、迷路羊

王西彦现代长篇小说主人公的阶级身份，表现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交葛，这源于王西彦本人真实的人生经历。王西彦正是由农村“闯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我出身于浙东一处偏僻的山区农村，……少年时代还曾经以一个小农民的身份下过稻田，当过牧童……。我的叔伯嫂婶们虽都是贫苦农民，父亲却是农村的私塾师。他出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野心，把我送到县城里去进新式的高小和初中，后来又由于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省城读高中程度的公费师范学校，接着又得到一个到著名的北方文化古城读大学的机会，使我成为知识分子，从此长期置身于知识分子阶层。”[3]134-135王西彦本人出身于农民阶层，后来在父亲的安排及自身的努力下，完成了从农人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蜕变，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王西彦将个人经历投射到小说主人公身上，表现出农民—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给人物心灵带来的矛盾与撕扯。

《古屋》取材于王西彦1941年冬在湖南东部乡间一座似古堡的大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1941年冬起，我曾经在湖南东部的乡间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村子，离县城有二十多里路，应该说是比较偏僻的。可是，村子里却有着一所类似城堡的大屋，几乎占据了全村的小半面积。”[3]330《古屋》中的“我”即为王西彦本人——阶级身份为农人与知识分子交葛的原型。他在大屋里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的故事成为小说素材的重要来源。在《寻梦者》和《神的失落》中，王西彦则将自我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几乎原封未动地照搬到主人公成康农和马立刚身上。成康农首先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农民之子……。我的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我的祖父——自然也是一个农民——是很心高的，总觉得自己这种终身和土地相伴的辛劳生活，必须改变一下了。”[6]23祖父的家训、父亲的殷切期望和辛勤付出，促使农民之子成康农的阶级身份发生了蜕变，从国民小学到县立中学再到“北方名城”就读大学，这一人生轨迹完全与现实中的王西彦相吻合。马立刚也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且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守着一份从祖先传流下来的微薄田地，他以终身的辛劳，按照祖先的习惯，养育着成群的子女”[4]8。马立刚的父亲如同成康农的祖父、父亲，如同现实生活中王西彦的父亲那样，期待儿子能够实现阶级的跨越，从而改变贫苦的命运。读书成为了唯一的方式。父亲命令他：“你把牛绳丢开吧，给我读书去。”[4]10马立刚在父亲的期望和自身的努力下，一直读到了省城里的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县城的衙门里谋得了一个小职位。他们在家族殷切的期盼下，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从农民变成了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父辈和家人看来，他们摆脱了农人的身份，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光耀了门楣，迎来了“一个新命运”[4]11。“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 在创作过程中，王西彦展现了不同阶级人们不同的意识。[5]实际上，双重的阶级身份，造成了他们身份归属的迷茫，以及心灵的矛盾和人生的苦痛。他们在城市中难以适应，而又被乡邻当成“另类”，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自我认同感都是缺失的。在成康农、马立刚的内心深处，他们对土地、农民充满了依恋热爱和赞美同情，悲凉的乡土中有温暖的人性，“正因为我自己是个读书人，我才要娶一个乡下女人；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读书真不如种田好。”[4]13对都市则鄙夷不屑，“在目前的抗战之中，都市并没有好好为民族国家效劳服务，正相反，它只在消耗有用的血液，散播有毒的病菌。戴着神圣的帽子，被逼迫着去支持这场战争的，却是那些原来就生活在困顿无告的境况中的农民们。他们才是真正的牺牲者，……农民所受痛苦越大，他们便越能荒淫无耻。我在都市里生活了十年，什么丑恶我不知道！”[6]93在都市人的眼中，他们依然是农民，省城的同学把马立刚视为“怪物”，他们本就不属于都市，在那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在农民的眼中，他们已然不是同类人了，而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在哥哥们眼里，他如今业已是读书人了，……一个读书人怎么还可以耕种田地呢……。他不应该再留在家里，因为他业已不再是农人了。”[7]15被他们视为故土的农村，早已没有了他们的安身之地。

身份归属的迷茫，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困惑——“你是一个农家之子，在你的性格里隐伏着一个农民的气质。但同时你究竟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受过都市的熏陶，你的思想和感情都和真正的农民不一样。”[9]135交葛矛盾的阶级身份更导致了他们人生的苦痛。成康农爱上了单纯善良又美丽泼辣的农家女赛男，希冀能与她在乡间厮守终生。赛男不同于成康农，她是一个纯粹地道的农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战争爆发后，又成为了一个难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成康农对赛男施以了最大的援手，尽全力帮助她保护她。赛男对成康农充满感激之情，早已芳心暗许，但当成康农向她求爱时，她却果断地拒绝了，因为在她看来，自己与成康农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和身份差距。“她妈告诉她的，鸡归鸡，鸭归鸭，她和我是不同的人，她是一个难民，我却是一个‘读书先生’，麻雀不能跟着雁儿飞，她不能‘高攀’我。”[6]250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尤其是那积重难返的阶级意识，已然深深烙印在赛男的脑海之中，令赛男虽愿为成康农当牛做马，却不敢与其相爱相恋。

不同于马立刚和高小筠由外力——家庭压力、社会恶势力所造成的爱情悲剧，成康农和赛男的爱恋没有任何外力的阻碍，却由于成康农交葛的阶级身份导致了二人爱情悲剧的生成，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都市生活的经历，令赛男对这段阶级身份霄壤之别的感情望而却步，畏葸不前。这让成康农陷入更深的幻灭之中，城市和乡村，都没有精神的出路，成康农和马立刚成了城乡之间彷徨的迷路羊。

二、折翅鸟

“折翅鸟”既是王西彦一部短篇小说的题名，亦是其现代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主要形象特质。“我认为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和畸形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几乎大都是折翅鸟——不仅是肉体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别看他们有的努力往上爬，事实上也的确栖上了高枝；有的甘于沉落，自暴自弃，甚至饥饿而死；有的满腹牢骚，尽力挣扎，以求苟活。诸如此类，表现各异。其实，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挣脱折翅鸟的命运。”[3]14

成康农、马立刚是感伤避世的“折翅鸟”的典型。成康农由农民蜕变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之旅，也是他的家庭由小康走向贫困的悲剧变迁过程。所以，在求学时期，成康农就已经表现出了悲哀避世的人生态度，他逃避着父亲背负巨债供他求学的家庭。“毕业之后，因为无力偿还这笔巨大的债，我便既不敢写信也不敢回家，一味逃避着他，直到他离开人世。”[6]30在都市谋生时，他近乎偏执地鄙视痛恨都市的一切。“山野间最坏的坏人，比之都市里最好的好人，仍然是好人……。都市里的人呢，表面上他们个个都是温文尔雅，聪明机智，一切举止言谈，莫不合乎礼节；但在他们内心，却个个都是卑鄙龌龊，奸诈百出，都是一些用无形大刀杀人的盗匪……。乡下女人的恋爱，表现着一种赤裸无伪的人性，可是都市女人的恋爱，便完完全全是一种卑恶无耻的骗局。”[6]31-32因此，他又逃离都市，来到山中养病。在山中养病时，把自我全部的人生感情寄托于农家女赛男身上。“她是我来这山中的第一个朋友，……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6]37面对全民抗战的时代烽火，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再次选择了逃避。“人类是多么残忍，多么愚蠢！幸而宇宙毕竟广大，在举世滔滔的世代里，还容许我们在这穷乡僻壤之中，在卑微的人群里面，寻觅善良而纯真的灵魂。”[6]53赛男就是那个“善良而纯真的灵魂”，令折翅的寻梦者成康农找到自己暂图生存的狭小目标，寻求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

马立刚曾在都市中受到过爱情的伤害，由一个在风雨中向时代呐喊的无畏爱国者，变成一个为爱自杀的消极避世者。最后，万念俱灰的他移居到一座偏僻的小城疗伤避难。在这里他像成康农那样，找到了感情的寄托、避风的港湾——“灵魂太纯洁”[4]22的高小筠，“一个人的生命必须有它的支撑物，高小筠便是我生命的支撑物；这些年来，我简直就是为了她而生活的。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便将成为完全的空白。”[4]22-23马立刚将爱情看作生命的唯一支撑物，企图躲入与世隔绝的爱巢，忘却人世间的苦难。成康农、马立刚将自我的感情寄托于相爱的女性身上，希冀从爱人那里得到心灵的慰藉，从而逃避现实。赛男、高小筠是他们生活的避风港，更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物，因此，成康农、马立刚对赛男、高小筠表现出了一种偏执的依赖和爱恋，将爱情当作自我生命意义的确证，正如马立刚所言：“我一直都是为了她而生活，一切都是为了她而安排——她很早就已经是我生命的支撑物，是我用全生命供奉着的神。……我说过我是用着自己的全生命作孤注，押掷在对她的爱情上面；我的命运之杯一向盛满着悲苦，靠着她，我才能使它盛满幸福。她应该知道她给我的报偿，在我的生命里占着怎样重要的位置。”[4]171-172

《古屋》中的主人公孙尚宪，亦是大时代中的一只无法飞翔的孤鸟。他既是没落的封建地主，又是出身京师大学的知识分子。面对家势的衰败，只能无奈做起了一个不纯粹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他自诩追求“生活上的享受”[7]11，这其实只是一种无力阻止家势衰落的借口，以此逃避现实。孙尚宪承认他的伊壁鸠鲁主义的实质“是在日亟的世变之中退隐养晦”[7]7，带有明显的“‘颓废’倾向”[7]11。不同于马立刚、成康农安享避世的人生态度，孙尚宪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入世——重振家势的人生期待。作为知识分子，他谈吐优雅、举止得体，颇具名士风范。寄宿在孙家的贫苦难民去世后，他出资安葬。在古屋中，他又是辈分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竭力维持一个最有秩序、最体面的封建家庭。孙尚宪的姨太太因无法忍受封建家庭的压抑专制，投井而死。哑巴侄子的媳妇要反抗逃离这个家庭，孙尚宪便指使人将她毒打拘禁，最终将其逼疯致死。

孙尚宪以一种看似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战争和快乐主义、生活享受关系的认知：“我赞成抗战，……我决不对抗战存什么怀疑之心！抗战是一种壮烈之举，是一个民族的英雄行为……。物价高涨了，货物缺了，时局紧张了，飞机来了……，这一切全都妨碍着生活的享受。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一个真正的有修养的快乐主义者，就得在生活享受的不可能中寻求可能，在乱难中寻求平静，在苦难的世界里自享安乐……。只有在不能相容中寻求其可容之道，这才是哲学的真谛，才是生活的艺术。”[7]23-25孙尚宪对抗战爆发后的社会现状颇有怨言，又故作清高地为自己的消极避世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他的表述并非客观理性的阐释，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性表述，“他应该是一个困处绝境的人，他所有的言行，都为了自欺欺人，掩盖自己可悲的处境。”[1]329只是碍于身份面子的原因，他的感性情绪以理性的外壳进行了包裹掩饰。

孙尚宪、成康农、马立刚代表了“愁眉苦脸的观望者和垂头丧气的悲观者”[3]328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成康农、马立刚在抗战的烽火中将小我沉溺于爱情的港湾之中，而孙尚宪则将自我藏匿于“伊壁鸠鲁主义”之中。这些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实则是源于知识分子无力回天的溃败与出逃。他们无力解决纷乱的社会问题，历史赋予的使命、改造社会的雄心、唤醒民众的重担都是他们无力承受的，因此他们只有学鸵鸟一般自我嘲弄：“除了沉入灰心绝望的深渊，转向个人暂图生存的狭小目标，为自己寻求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还能有什么办法呢？”[3]208王西彦深刻揭示出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歧路彷徨，立体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灵状态，“在惊涛骇浪的考验中，从知识分子身上的确呈现出他们充分的复杂性。”[3]328他的“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为知识分子奏响了一曲低沉的末世哀音。

三、静水鱼

王西彦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及童年在乡村中见证旧社会农村妇女的悲苦人生。尽管是生活在小康之家，王西彦的姐姐们仍然摆脱不了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她们自小都被抱走当了童养媳，终生陷入苦难，这样的悲剧遭遇给王西彦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从我三个姐姐的经历，自然可以看出当时农村妇女的命运。……被‘抱’去当童养媳只是女孩子的一种‘出路’。有的女婴侥幸没有被绝望的母亲趁她刚一出世就塞进尿桶，等到长到五六岁或十来岁，如果眉眼比较清秀，就有另一种‘出路’在等待着她——被人贩子送到乌镇去转卖……。不止一次，我曾用上面的记忆，来解释自己过去作品里为什么多描写农村妇女苦难生活的原因。”[3]143因此，他在长篇小说中注重书写女性的悲惨命运，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王西彦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总是格外悲惨，如静水里的鱼，无法游动和呼吸，只有任人宰割。战争爆发前，赛男在自己的家乡同父母一道给东家打工。东家少爷觊觎赛男的美貌，将其玷污，后来父亲操劳致死，赛男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战争爆发后，与母亲逃离家乡，成为难民，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高小筠面对封建家庭和黑恶势力的双重威逼，被迫嫁给了自己的恶霸表哥做侧室，终日遭受正室的辱骂毒打，还被表哥传染上性病，最后瞎了双眼，浑身肿胀溃烂，香消玉殒。《村野恋人》中的小金兰与庚虎私定终身，却因庚虎是外姓人，小金兰的父母竭力反对二人相恋，准备强迫女儿嫁给城里有钱有势的表哥。庚虎后来被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无助的小金兰只能独自面对自己悲苦凄凉的人生。《古屋》中的封建大家庭孙家，是一个摧残女性的魔窟，以孙尚宪为代表的封建父权、夫权的掌管者，对家中的女性进行着惨无人道、杀人不见血的精神迫害和折磨，逼死逼疯了诸多女性。

《微贱的人》更是一首旧时代农村妇女的命运悲歌。银花和母亲自幼遭受父亲的辱骂毒打，父亲死后，他的一位狐朋狗友霸占了银花的母亲，并把银花像牲口一样贩卖到山里，“于一个浓黑的深夜，趁她熟睡时，几个健壮的男人把她紧紧绑了，用湿棉花塞住她的嘴，匆匆关在一顶闷轿子里，抬到现在这山村里来了，那时她才十五岁。”[8]12银花被贩卖到虾蟆村后，虽然婆婆大甲婶婶和丈夫对她疼爱有加，但村中其他人对这个被贩卖来的山外漂亮女人充满了敌意和觊觎，尤其是丈夫不幸病死后，丈夫偏私贪婪的堂弟陶八月妄图霸占银花和大甲婶婶的微薄家产田地，霸道蛮横的堂弟媳八月嫂自始至终都看不起这个被贩卖来的堂嫂，终日以最下流、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欺侮银花。本村的“塌鼻狗”、茂虎以及邻村的牛二坤，觊觎银花的美貌，均想要占有她。牛二坤最终得到了银花的芳心，令其怀孕。与外村人通奸，使本村的青年们大为恼火，感觉丢了面子，“塌鼻狗”半夜猥亵银花进行报复，当兵回村的茂虎则直接强暴了银花。两人侮辱银花后，还不忘向众人炫耀。乡邻们不去谴责施暴者，反而指责唾骂银花不守妇道。在全村大多数人的恶语相向和欺压施暴下，银花被逼疯，最后投河自尽。

上述女性的悲惨命运，一方面源自黑暗罪恶的社会、强大顽固的封建势力；另一方面，则是扭曲的宿命观念和病态的国民性在作祟，这是王西彦竭力呈现与反思的。王西彦现代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对命运总是有着深深的疑惧和崇拜，“生命掌握在命运手里”[6]100。面对自我悲惨的命运，某些女性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反抗，如《古屋》中的廖慧君就在好友秦一冰的帮助下，最终逃离了那座象征着腐朽和毁灭的古屋，但绝大多数的女性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臣服于命运的安排。“问题还不只在物质生活上可怕的贫困，更在精神方面可怕的麻痹。他们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却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用世代相传的宿命观念和忍受哲学来安慰自己，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渺茫的来世。”[3]135当银花和大甲婶婶被欺侮得奄奄一息之时，大甲婶婶依然固执地坚守“有谁能逃出命运的播弄”[8]11的人生信条，劝慰儿媳“听天由命”[8]297。《村野恋人》中凤尾村村民显然要比《微贱的人》中虾蟆村村民善良，但对命运的疑惧和崇拜则不遑多让。凤尾村村民对外姓人庚虎敬而远之，“这一家异姓人，便一直孤零而穷困，从来不曾发迹过。最足以做这种不幸命运的注脚的，就是这家族的每一代，几乎无例外都是单传……。这种不幸命运，仿佛和财产一样，也可以携带到别的家庭里去……。这种情形，逐渐成为一种迷信。所以这不幸的家庭，非但永远孤零穷困，并且在婚姻嫁娶上，也居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9]14-15当得知小金兰与庚虎私下恋爱后，不但小金兰的父母在宿命论的影响下坚决反对，甚至其他乡人也以一种臣服于命运的“正义感”去横加干涉指责，“女店主春五娘，更热切地希望着这事情不至成为事实。她的希望，自然是由于爱护小金兰。她觉得像小金兰那样聪明漂亮的姑娘，终于配上一个读书人才好。……何况安隆奶奶家是一个有着传统不幸的命运的家庭，她简直不敢去想象小金兰的将来。因此，这位多情善感的小孀妇，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便把愈益瘦弱了的女儿拉到身边，红起眼睛，吸着鼻子，认真要流出伤心的眼泪来了。”[9]224可见，在那个特定年代，世代相传的宿命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扭曲摧残着国人的精神与生命。

除了扭曲的宿命观念外，王西彦揭示了病态的国民性亦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帮凶。麻木愚昧、幸灾乐祸、自私冷漠、奴性十足、好勇斗狠的庸众和看客们，在王西彦的现代长篇小说中俯拾即是。小金兰和庚虎恋爱的消息传到乡邻耳中后，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众人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与“关心”，“在一番惋惜之余，人们——尤其是女人们，便会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说，不要紧，小金兰的父母不会让她嫁给庚虎的，他们的恋爱不会有一个愉快的结局。仿佛从这种论断上得到安慰了，于是大家便以一种冷静而带有几分残酷的欲念，注视着事态的进展。”[9]68“塌鼻狗”猥亵银花后，乡人们在每日的夜谈会上，不是批判“塌鼻狗”的恶行，反而指责银花，认为这件事的主动者绝不会是“塌鼻狗”，而是水性杨花、不守本分的银花，“坚持这种看法最有力的一个，便是元宝婶婶，在平时，她原是一个惯和塌鼻狗为敌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却以非常的大量原谅着他了，坚执地认为像塌鼻狗那样没有用的人，如果没有她的逗引，即使敢于躲在新嫁娘床下老鼠叫，也决不敢去爬银花的墙头……。她简直把所有的辱骂和轻蔑都倾倒在银花身上了。”[8]228面对弱者银花，以八月嫂、元宝婶婶、“塌鼻狗”、茂虎为代表的庸众表现出好勇斗狠、辱骂诋毁、欺侮迫害的蛮霸品质；而面对官府种种的压榨盘剥，他们又变成了奴性十足的弱者，“对于抽丁、征粮以及各种捐税徭役，他们吞咽着层出不穷的怨恨和愤怒，然而他们究竟是忍受惯了的，在谈论着的时候，也只是徒然地发泄着各人的感受。”[5]286这些国民性的弱点，“不仅使他们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且常常成为‘吃人’者无意识的‘帮凶’”[10]272。病态的国民性是造成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重要缘由，“‘吃人’的封建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民族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大量的受害者往往并不是直接死于层层统治者的屠刀之下，而是死于无数麻木者所构成的强大的‘杀人团’不见血的精神虐杀之中”[10]272。

王西彦在创作现代长篇小说时，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探究扭曲的宿命观念和病态的国民性对农村女性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摧残，“有人却永远过着黑暗寒冷的生活，求生不得，求死也无门；有人则更在从事最毒辣的人性杀戮，在做着酷刑(不仅对于肉体，更对于灵魂)的司令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7]205在悲愤的笔调中，蕴含着深沉的观照，深邃的思考，深刻的批判，展示出作者温柔敦厚的人文关怀。 “深入现实生活。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关注下层无产阶级生活、充满人性关怀”[11]，就是对其小说的最恰当概括和评价。

结 语

王西彦的现代长篇小说，洋溢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品相。小说展现了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带来的心灵撕扯和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描绘特定时代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然而，不管是迷路的羊，或是折翅的鸟，还是静水的鱼，作者都对他们流露出同情与关怀，悲凉的哀音中仍然透出坚韧的人性向往，表现出作家的勇气与承担。他为动荡时代下的精神与人心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见证。作为书写者的王西彦，本身就具有交葛的阶级身份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在创作时，这种富有张力的撰写背景必然会渗透进作品之中，使作品也极富艺术张力。作者以“我”的角色进入作品之中，与落后者进行辩论，同时，又承继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学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呈现社会问题，反思国民性。钩沉王西彦的小说，不仅能还原他的文学创作风貌，重审他的文学史地位，对于现代文学来说，重新“发现”王西彦，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在此意义上，王西彦的作品不应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