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淼 樊艳茹

引 言

始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极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特权主义，其中蕴含的自由思想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着眼于马克思早期关于“人性自由”“人类解放”“消灭哲学”的思想与启蒙运动“自由”思想关系的分析，其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自由”思想为马克思早期的人性自由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政治自由”思想为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类解放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思想为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悉尼·胡克把马克思比作“启蒙运动的产儿”[1]的原因所在。

一、苏格兰“经济自由”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端，其中包含的“经济自由”思想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继“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政治环境较法国和德国更为宽松，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恶劣带来的经济萧条，因而其启蒙运动发端于“如何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领域而非政治或思想领域。实际上，“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如何增加财富”的经济学问题，一是涉及“社会”和社会中“人”的道德问题。这就决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自由”思想也内蕴着经济和道德两个维度，为马克思早期的人性自由研究提供了基础。

苏格兰“经济自由”思想的经济维度主要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之中。首先，斯密在《国富论》中阐释了“经济自由”的含义。他提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2]12是人的自然本性，交换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理由、顺其自然地进行着的。斯密认为由于这种自由的交换活动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3]所支配或呈现，使得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时，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所以，他主张以市场为中心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其次，斯密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1的观点，为“经济自由”思想奠定了现实基础。他将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归于劳动，把劳动视为衡量商品交换的标准，并把等量劳动作为商品交换的原则。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认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2]32同时，斯密重点研究了关于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他从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三个社会阶级的组成出发，将一个国家的财富划分为利润、地租和工资三个部分，认为财富需要在这三部分之间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经济自由”的目的。最后，斯密揭示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秘密，为实现“经济自由”奠定了物质基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怎样增加财富”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回答，也是斯密分工理论的闪光之处。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不仅生产可供自己所需的产品，还会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与他人进行自由交换，这样社会各阶级就会达到“普遍富裕”[2]12的状态。

苏格兰“经济自由”思想的道德维度与大卫·休谟和斯密的思想密切相关。休谟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开启了“人”的科学，其关于人性的论述成为18世纪及以后哲学理论发展的基调。休谟指出：“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人性又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只有在理解关于“人”这门科学的基础上，其他的问题才能得以真正解决，否则一切都是徒劳。因此，在解释“人性的原理”时，他就已经站在“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之上了。[4]那么，人性究竟是什么？沿袭柏拉图将人性归结为“知”“情”“意”三个基本组成要素，休谟在《人性论》中从“论知性”“论情感”“论道德”三个部分对人性进行解读。“他以‘彻底的’感觉经验论的怀疑论为武器，推翻了过去一切从宗教神学和理性形而上学出发的对人的界说，旨在树立一个以情感意志为根本的人性主体。”[5]154他从“情感意志”即人的感性出发，论述了人的道德问题，将人的科学与人的本性连结在一起，为苏格兰“经济自由”思想赋予了“人”的道德维度。斯密在“休谟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人的本性和道德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将道德还原为“同情”，认为“怜悯或同情”同“自私”一同都是人的本性，强调正是这种“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别人的命运，感受别人的幸福，同情别人的苦痛。”[6]所以，在斯密那里，人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共生的，而且以“同情”激发出的道德力量还与人的幸福程度相关，即人们的幸福程度越高，人性中道德力量发挥得越彻底。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自由思想”所包含的经济问题和道德问题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性自由的探讨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这一点主要集中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1)实际上，马克思在《手稿》之前通过对出版自由的论述已经初步关注到了人性的自由，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将目光主要聚焦在关于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指出书报检查制度应该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而非检察官的个人意志，它的弊端不仅体现于检察官的不检行为，更在于制度本身。此时的马克思已然意识到书报出版自由背后的违背人性自由的政治制度。在其中，马克思沿袭了休谟从感性出发理解人的做法，并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确认了人的类特性，即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162但“休谟的感觉经验论并不彻底，而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活动才真正彻底地揭示了生活的根基。”[5]165

马克思也肯定了斯密“劳动即财富”思想中将劳动视之为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观点，指出这种劳动所具有非自由自觉活动的性质。进一步而言，马克思依据以斯密等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的思路进行研究，发现了国民经济学一系列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是，国民经济学家判定“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二是，国民经济学家认为“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但实际上“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三是，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人的能动的财产”，但实际上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四是，国民经济学家提出“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但实际上“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容易发生剧烈波动的了”；五是，国民经济学家断言“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但实际上“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等等。[7]122-123由此，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启蒙国民经济学”[7]178的过程中，揭示并提出其主要观点，即国民经济学家视域下的劳动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私有财产前提下的劳动，是异化了的、不能体现人的本性的劳动。

二、法国“政治自由”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承接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分支之一，其所包含的“政治自由”思想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苏格兰不同，彼时的法国还未完成政治革命，其启蒙思想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相对而言更为激进，其以“政治自由何以可能”作为主题，为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类解放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泰斗，其关于自由的论述影响着18世纪以来的全部自由思想。首先，伏尔泰极力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天赋人权。他提倡人生而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天赋的，不会因任何政治制度而被剥夺。在分析路易十四之前法国朽败状况的基础上，他发现王权的懦弱会导致内战进而危害人们的自由。因此，他提出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强大的君主立宪制，才能为公民自由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的观点。其次，伏尔泰主张自由受法律支配。他认为在法律的保护下，人们会产生对于“故乡”或“祖国”的集体感和责任感，从而感到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反之，不受法律保护的公民随时有可能被专制剥夺自由，更不用谈及集体感和责任感所带来的幸福。[8]最后，伏尔泰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指出每个公民“对自由、对财产所有权、对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9]，并从法治和宗教两个方面出发论述了实现自由的基本途径。

卢梭在继承伏尔泰“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由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他首先将人的自由划分为“天然的”“社会的”及“道德的”三个层级，与此相适应，将“平等”划分为“自然的”“法律的”及“道德的”三种状态。在卢梭那里，“天然的自由”或“自然的平等”是最初、最原始的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既没有教育，也没有进步，人类如同动物一般，无需智慧就可以生存。每一代人都是从最原初的状态开始生存，虽然经过数代繁衍，但是由于人类智慧无法传承，千百个世纪的人们都像原始时代那样浑浑噩噩地过去。[10]“道德的自由”或“道德的平等”是卢梭所追求的终极自由，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11]而只有“社会的自由”或“法律的平等”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其主要表现为“政治自由”。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对这种“政治自由”基本达成了共识。

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政治自由”思想为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类解放给予了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把自由的目光由人性移至政治领域，意识到了政治解放的历史意义，探究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在他看来，关注宗教领域内的自由虽然是“政治自由何以可能”问题的重要意义所在，但并没有把人从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要想将人从宗教中彻底解放出来，还要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即使“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7]32。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目光由政治解放上升至人类解放的高度。他以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继续推进“政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把实现政治解放的任务落实到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上。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7]32他认为，政治解放不能替代“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必须以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目标，只有“普遍的人的解放”才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所以政治自由不能替代全部自由。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7]4这即是说，仅仅以揭穿人在“神圣形象”面前的“自我异化”为目标的启蒙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面前的“自我异化”，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

此外，马克思还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了实践主体——无产阶级。相比政治解放，人类解放是涉及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总体性解放，暴力革命是其突出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讲：“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7]11所以，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的“心脏”，就面临比以往任何阶级革命更为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掌握自身在政治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且只有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使自身获得解放。可见，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政治自由”思想促使马克思将政治解放深化为人类解放，并将人类解放落脚于无产阶级的解放。

三、德国“理性自由”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

德国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双重作用下进行，其中蕴含的“理性自由”思想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启蒙思想家主要在思想领域开启启蒙，更多地追问“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恰如詹姆斯·施密特指出：“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12]德国启蒙思想家思考启蒙运动的真正内涵、实质和精神，把“理性”作为全部现象和生活的原则，以“理性”深化了启蒙的主题，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关于“消灭哲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哲学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对于自由的论述成为德国启蒙哲学发展的重要源泉。莱布尼茨通过对神义的论证揭示了自由的本质。他指出：“自由是一种包括对观察对象之精确认识的理智，此外，它还是我们以之作出决断的自发性，最后它也是偶然性，即它排除了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自由的实体是通过其自身作出决断的，即根据为理智所认识到的善之动机作出决断……这几句话包含了自由的所有条件。”[13]他把自由、选择和理性结合在一起，认为“自由的所有条件”包括个体性、自发性、理智性和偶然性。首先，就个体性而言，莱布尼茨重视“单子”的重要作用。黑格尔曾指出，莱布尼茨的基本原则是“个体”，是“个体性”，是“自为存在”，是“单子”。[14]莱布尼茨认为，从个体性出发的每个“单子”都是完整的、独立的，确保人的独立性为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基本前提。其次，就自发性而言，莱布尼茨在承认“单子”个性自由的同时，也肯定“单子的自然变化是来自一个内在的本原”[15]，而这一“内在的本原”是从“单子”内部而来的，它不受外界影响，因而具有自发性。再次，就理智性而言，莱布尼茨认为自由是理智选择的结果。在《神义论》中，他以“明知的知识”和“混乱的知识”来解释理智。在莱布尼茨的视域中，只有“明知的知识”才是理智，它发生在理性的实际运用之中，而“混乱的知识”是依靠经验习得的，属于感觉的范畴。因为只有依靠“明知的知识”即理智，人们才能“免受奴役之苦”从而获得自由。[16]最后，就偶然性而言，莱布尼茨承认自由的个体性、自发性和理智性，但是并不排斥必然性。他认为，偶然性是实现真正自由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只有从偶然性出发，人的自由才具有多种可能。

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成为将启蒙上升为“理性”的关键人物。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揭示了启蒙的内涵：“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7]22康德在这里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人们现在处于“不成熟状态”及人们的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他以“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解释这种“不成熟状态”，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破除它。[17]22康德还思考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指出“自在之物”和“自我意识”都不是知识的对象。由此，他在人的自由与人类知识之间划出界限，把人的自由与人的道德直接连线，实现了在自由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希望通过“理性”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但是，继理性之后，他们使启蒙再度陷入“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中。即在完成“祛魅”任务之后，“理性”被提至“神圣”的高度，以一种永恒的形态存于世，成为了一种“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18]因而，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以“哲学”的形式面世，“哲学”也被视为“理性”的代名词。

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思想对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的确立影响甚深，为其立足于现实世界探寻人的价值及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的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到自觉的启蒙运动的批判者的转变过程”[19]，即反思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思想后提出来，而这种转变或反思体现于马克思对待哲学从“依赖”到“怀疑”再到“消灭”的态度之中。

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初步认识到了哲学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但由于其尚未接触社会现实本身，仍处于“依赖”哲学阶段。正如他给父亲的信中所讲：“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20]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批判“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的德国哲学，指出它脱离现实的本质——“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21]此时的马克思由哲学转向现实的趋向初步萌发，其改造哲学以面向现实的决心已有所显露，处于对哲学的“怀疑”阶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消灭哲学”，他既不满足于实践政治派“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也对理论政治派提出了批判，指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7]10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中醒悟过来，跳出“应当”的逻辑，立足现实世界着手研究现实问题。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注意到，如果按照启蒙的“理性”逻辑，人们的现实生活“应当”是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故此，马克思将批判的目光从哲学转至政治经济学，从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来理解“人”，并把其“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置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506，“找到了理解现实世界的新视域，找到了突破旧哲学框架的新范畴、新语言和新思维方式”——“实践”[22]，继而创立了唯物史观，为其“消灭哲学”思想找到了最终出路。

结 语

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自由”思想、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政治自由”思想和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思想的考察，对于我们当下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启蒙思想至今仍具有研究价值，正如福柯所讲：“我们要永远铭记，启蒙运动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因此，它包括社会变革的元素、社会制度的类型、知识的形式、知识和实践的合理化设计、技术的突变，即使这些现象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