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田

2022年11月4日，意大利罗马，环保组织“最后一代”的抗议者对梵高的画作《播种者》投掷豌豆汤

10月下旬，德国激进环保组织“最后一代”（Letzte Generation）闯进巴贝里尼博物馆，将事先准备好的土豆泥泼撒到了莫奈的名画《干草堆》上。

袭击者称，地球正处在可怕的气候灾难中，而人们却只关心名画。“如果我们要为了食物而打架，那名画将一文不值。”万幸的是，画作因有玻璃保护，并未被损毁。

无独有偶，就在这件事发生前两周，英国国家美术馆内的《向日葵》，也被英国激进环保组织“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泼上了番茄汤。

除了上述画作外，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桑德罗·波提切利的《春》等耳熟能详的佳作，也先后遭到激进环保组织的攻击。被这些组织袭击过的名画，几乎可以组成一部西方油画极简史了。

从行事逻辑来看，激进环保主义者袭击油画的举动，更像是一种冠以“环保”之名的“暴行”，和一场常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艺术”—呼吁珍惜粮食的他们，攻击油画时用的土豆泥、番茄汤或是蛋糕，也都是可食用的食物。

喧嚣过后，我们不禁想问：如此激进的举动，真的对环保事业有所裨益吗？

比起在国会大厦外绝食、把自己黏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向哈罗德百货与豪车展厅喷油漆等诸多抗议行为，袭击名画对于激进环保组织成员而言，或许是最容易博取关注，且对自身安全影响最小的一种。

这些激进环保组织成员非常清楚，破坏价值连城的名画，将面临严重刑事后果，因此，他们从不真正毁掉名画，几乎每次受损的都是画作外层的玻璃罩。

被激进环保主义者袭击的画作主题各不相同，但画作本身均和环保议题毫无关系。他们选取“受害者”的唯一标准，似乎就是画作的知名度。这也让名画更像是他们的“吸睛”工具。

以被泼的《向日葵》为例，在把事先准备好的番茄汤尽数倒向这幅梵高的代表作后，“停止石油”的两位成员安妮·霍兰德和菲比·普卢默用强力胶将自己的手黏在画作旁边的墙上，随即发表了一通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毫无逻辑的演讲：“什么才是更有价值？是艺术还是生命？艺术比食物更重要吗？比正义还重要吗？你更关心的是保护一幅画，还是更关心守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安危本身？当下的生活成本危机是石油危机的一部分。数百万饥寒交迫的家庭无法负担燃料，他们甚至都没法烧热一罐番茄汤。庄稼作物都（因为石油）毁了，数百万人死于季风降雨、森林野火、严重干旱，我们承担不起更多的化石燃料，它会剥夺我们所知晓和热爱的一切。”

2022年10月14日，伦敦，两名“停止石油”组织的抗议者向梵高作品《向日葵》泼洒番茄汤

事后，尽管二人都被控刑事损害罪，但都毫无悔意。其中一人认为，公众的关注点跑偏了，“我们没想让大家关注到底该不该往画上泼番茄汤”。而该组织发言人亚历克斯·德科宁在采访中表示，他们来美术馆不是为了交友，而是要做出改变，要想改变人们的观点，就难免会发生过激的行为。

《卫报》称，在对《向日葵》动手前，“停止石油”曾多次组织在公路上静坐抗议等行动，但这些行为除了激怒市民外，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因此才酝酿了这样一起足够引人注目的出位行动。

讽刺的是，尽管两人把英国国家美术馆搅得翻天覆地，但在法律上想要严惩他们，似乎并不容易。英媒援引该案检察官的话称，画框维修费应该不超过5000英镑；而两人的辩护律师则表示，控方如无法证明画作受到损害，则对其的指控则不成立。

正因如此，“停止石油”成员的行为肆无忌惮，英国电影学院颁奖礼、英超、F1英国大奖赛，乃至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大桥的桅杆上，都出现过“停止石油”成员用激进行为抗议的身影。该组织共有超1800人次因违法行为被警方逮捕。

2022年10月27日，“停止石油”成员在伦敦街头抗议

“停止石油”成立于今年2月，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必须给出承诺，不再批准新的化石能源开采开发与加工项目，并且要求尽快停止正在开展的化石能源相关项目。

得益于充足的活动资金，“停止石油”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活动轨迹就已从英国拓展到了欧美主要国家和澳大利亚，并在当地开设了分支机构。

据报道，“停止石油”与另一个喜欢和名画较劲的德国激进环保组织“最后一代”有着共同的金主—两者都由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气候紧急基金会”赞助。该基金会的创始成员名为艾琳·盖蒂，是美国石油大亨让·保罗·盖蒂的孙女，她甚至还斥重金，在《卫报》等英国主流媒体上买下巨幅版面声援“停止石油”。

同样热衷于赞助气候相关激进环保行为的，还有一个名叫“方程式运动”（Equation Campaign）的组织。其成立于2020年，旨在为生态活动人士提供资金和法律援助。這一组织的账面资金超3000万美元，可谓财大气粗，而它同样与石油富豪密不可分—其两位创始人均来自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

反石油激进环保组织背后的资助者，竟然是靠石油起家的巨贾，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并非段子，而是真实出现在当下欧美的环保运动中。如此堪称闹剧式的关系也引起了英国媒体的担忧，《每日邮报》援引议员说法称：“外国资金正躲在暗处，通过资助环保暴民来做一些肮脏勾当。”

破坏往往比建设容易，充足的资金支持，让激进环保主义者的行为愈发出格。他们成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却始终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环保方案，这也是他们屡遭诟病的一大原因。

大多数人并不反对环保，但却讨厌打着“环保”名义，来挑战公序良俗底线的行为。上演一出出闹剧的激进环保主义者，甚至被外国网友戏称为“化石能源支持者派来的卧底”。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在激进环保主义者身上往往并不成立—泼《向日葵》的参与者中的一人顶着粉色头发，而她所使用的染发剂，是一种来自化石能源副产业的产品。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英国萨里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菲奥拉蒙蒂（Fioramonti）认为，激进环保主义者的做法往往引来的只是恶名，反而会让更多人厌恶环保。“他们的做法并不符合公众利益，公众有权欣赏艺术品，他们渴望负担得起的能源价格、畅通的交通，诸如堵塞交通导致救护车迟到并闹出人命后，再动人的口号也只能把自己推向公众的对立面。”

越来越多欧洲年轻人加入激进环保组织，与欧洲近来在环保上的倒退不无关系。

今年7月中旬，为对冲天然气局部断供的危险，德国不得不重启16座化石燃料发电厂，并延长另外11座发电厂的运行许可期限；而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其短暂的任期内，也因解除页岩油气生产禁令和发放超100张新的许可而饱受争议。

除此之外，激进环保运动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欧洲年轻人内心苦闷无处排解的困境。上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在反战、抗议经济萧条等多种社会情绪的综合作用下，放浪形骸、刻意彰显与主流意识相悖的嬉皮士精神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随着欧美主要工业国家陆续出现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众环保热情高涨，大量非政府环保组织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英国威尔士的壳牌加油站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国荣撰文指出，激进环保运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保守社会形势与主流环保组织体制化的产物：1970年代以后，美国因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社会整体趋于保守；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曾出现“环保逆流”，大量削减国家环保局的人员与经费，公众对与政府合作密切的主流环保组织失去了信任，激进环保主义的思潮也因此诞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曾经的困境如今在欧洲重演。经济增速放缓，诸如贫富分化、难民渗入、失业率高涨等社会问题，让欧洲的青年倍感焦虑，却又无力改变现状。

与重振经济、规划产业发展布局等实操性很强、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议题不同，环保议题几乎没有参与门槛，投身激进环保主义活动，也就成了欧洲青年表达自身诉求、寻求认同感的机会。

一位资深环保公益志愿者告诉笔者，环保事业的推进确实离不开环保组织的参与，但把激进环保组织视为改变气候政策、扭转气候变化的希望，无异于缘木求鱼，毕竟激进组织往往只会激化矛盾，而缺乏具体的改进方案。

当激进环保主义者以环保之名，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哪怕是合理的环保诉求，也会变得越发难以被理解。

責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