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安珂珂 刘 宁 王 慧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任保平：《在新发展格局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期，第28—33页。。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具有强大的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及产业关联效应，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增动力(2)何建民：《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与战略研究》，《旅游学刊》2018年第10期，第9—11页。，逐渐演化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于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推动作用。但伴随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与品质化，依靠人口总数拉动的发展模式却表现出产品同质化、粗放式发展的弊端(3)魏敏、彭倩：《从产业附加值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及变迁》，《旅游学刊》2019年第1期，第8—10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与质量提升为其提供了解决思路(4)何建民：《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与战略研究》，《旅游学刊》2018年第10期，第9—11页。。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产业发展工作会议等多次强调“转型升级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加快健全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旅游业发展方式转变”等要求，反映了我国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态度和决心。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于有效配置旅游要素资源、引导旅游新需求、拉动旅游新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成为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因此，如何系统揭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动力及其提升模式，对于更好培育旅游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霍夫曼定理等较为成熟的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对于揭示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及其规律具有指导意义(5)汪晓文、李明、张云晟：《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经济问题》2019年第8期，第1—10页。。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具有密切联系(6)何平、陈丹丹、贾喜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统计研究》2014年第7期，第31—37页。，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逐步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化(7)刘佳、侯佳佳、亓颖：《基于DEMATEL-ANP模型的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1年第6期，第102—112页。，从而实现结构的优化。在旅游领域，产业结构优化是旅游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8)张广海、冯英梅：《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评价与测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9期，第107—113页。，是在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比例关系与经济联系趋向合理的基础上，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源深加工、产出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从而推进旅游产业质量提升与转型升级的过程(9)麻学锋、马红鸽：《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张家界数据的实证》，《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年第3期，第86—91页。。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侧重点较为不同。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国外旅游产业发展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主要关注旅游行业结构(10)Leiper N.Why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misleading as a generic expression: the case for the plural variation, 'tourism industries'.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2),pp.237-251.、旅游市场结构(11)Kotoua S, Ilkan M.Tourism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hana.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7, 6(2),pp.127-135.等，认为技术创新(12)Divisekera S, Nguyen V K.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tourism.Evidence from Australia.Tourism Management, 2018,(67),pp.157-167.、旅游人力资本(13)Amin F, Sainf A S, Mehdi S, et al.Testing the role of tourism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growth.A panel causality study of micro states.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28),pp.62-70.等因素对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具有推动作用；国内旅游产业发展则是政府推动下的市场优先发展模式，主要关注旅游产业结构的内涵与评价(14)张广海、冯英梅：《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评价与测度》，第107—113页。、影响因素与升级对策(15)雷石标、徐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7—10页。，以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16)左冰、蔡书漫、杨艺、保继刚：《旅游产业网络拓扑结构演进与旅游经济增长：阳朔案例》，《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第25—39页。等方面。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层次分析(17)Lee J, Lee H.Deriving strategic priority of policies for creative tourism industry in Korea using AHP.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5,(55),pp.479-484.、聚类分析(18)Jang S C, Morrison A M, Oleary J T.Benefit segmentation of Japanese pleasure travelers to the USA and Canada: Selecting target markets based on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of individual market segments.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4),pp.367-378.、案例分析(19)Pagliare F, Pietra A L, Gomea J, et al.High speed rail and the tourism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Madrid case study.Transport Policy, 2014, (37),pp.187-194.等方法是国外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常用手段；国内研究更多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20)王迎涛：《基于旅游业集群的河南省旅游业结构升级优化》，《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2期，第96—100页。、区位熵(21)方叶林、黄震方、胡最，等：《中国大陆入境旅游产业结构时空格局演化及类型划分》，《经济地理》2016年第3期，第179—185页。等单一指数评价法，以及基于合理化、高级化等多维视角构建指标体系的多层次评价法(22)刘佳、安珂珂：《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部门贡献与动能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9年第3期，第105—111页。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分析。第三，在研究尺度上，国外研究聚焦旅游目的地(23)Kotoua S, Ilkan M.Tourism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hana.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7, 6(2),pp.127-135.、旅游企业(24)Divisekera S, Nguyen V K.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in tourism.Evidence from Australia.Tourism Management, 2018,(67),pp.157-167.等微观尺度，国内研究关注全国(25)方叶林、黄震方、胡最，等：《中国大陆入境旅游产业结构时空格局演化及类型划分》，第179—185页。、城市群(26)魏敏、徐杰：《珠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测度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6期，第143—154页。或某一省份(27)张广海、冯英梅：《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评价与测度》，第107—113页。等中宏观尺度。

综上所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认识和理解不能系统反映其内在规律，主要从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出发，较少将体现旅游生态效益的资源消耗或环境破坏考虑在内，难以客观衡量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质量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应纳入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二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探讨并不系统，主要运用基于权变视角的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单个因素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这一“净效应”，忽视了多因素的不同组合产生的“联合效应”。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多因素协同联动的结果，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会产生替代作用或互补作用，使得某些因素的净效应削弱或增强，但这种复杂性难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客观解释。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则考虑了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和联合效应，可以深入探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路径。三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的比较分析较为缺乏，多限于全国、城市群或省域单一尺度分析，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比较研究较少，忽略了区域异质特征，不利于针对性提出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限于数据可得性，未考虑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西藏地区)，运用熵权法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面板回归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进行探讨。

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上，拓展构建了纳入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已有研究考虑合理化和高级化而忽略生态化这一现实要求的不足，尝试解答新格局下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要素关系的新命题。第二，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在探索单个影响因素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净效应基础上，揭示不同因素间的联合效应，弥补了权变方法解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局限性，有助于充分理解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复杂性本质与实现路径。第三，研究尺度上，考虑到地理区位、资源条件等差异性，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展开讨论，系统揭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新时期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霍夫曼定理等产业结构演进的经典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28)匡远配、唐文婷：《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的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分析》，《经济学家》2015年第9期，第40—47页。(29)何平、陈丹丹、贾喜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统计研究》2014年第7期，第31—37页。。其中，合理化指不同产业间转换能力的提高以及关联关系的动态增强过程，反映经济均衡增长特征；高级化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反映不同产业之间的非均衡发展(30)杨丽君、邵军：《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再估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59—77页。。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国家十四五规划等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发展目标，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估算应该纳入能够反映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的指标(31)贺丹、田立新：《基于低碳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1—39页。。在旅游领域中，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32)麻学锋、马红鸽：《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张家界数据的实证》，第86—91页。(33)张广海、冯英梅：《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评价与测度》，第107—113页。(34)刘佳、安珂珂：《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部门贡献与动能分析》，第105—111页。。随着旅游活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旅游产业越来越成为影响环境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旅游交通、住宿、活动等环节产生的碳排放量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达到14%(35)The 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Towards a low carbon travel and tourism sector.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9.，旅游产业生态化引起政府、学界及相关组织的高度重视(36)王汉祥、赵海东：《旅游产业生态化研究述评》，《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第121—131页。(37)王淑新、胡仪元：《旅游产业生态化:演进战略与实现路径》，《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2期，第63—67页。。此外，在国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以绿色化、生态化助推旅游产业优化升级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38)任洁：《“双碳”目标下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学刊》2022年第5期，第12—13页。，综合考虑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对于客观把握当前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认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协调发展的过程。其中，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通过要素配置实现旅游产业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旅游产业发展与地区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等方面，选择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表征(39)麻学锋、马红鸽：《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张家界数据的实证》，第86—91页。；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源深加工、产出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逐渐提高，旅游创汇能力逐渐增强，旅游产业生产要素的综合效率逐渐提高等方面(40)麻学锋、马红鸽：《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张家界数据的实证》，第86—91页。，选择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入境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41)刘佳、侯佳佳、亓颖：《基于DEMATEL-ANP模型的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研究》，第102—112页。(42)张广海、冯英梅：《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第128—138页。(43)赵磊、张晨：《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第57—66页。；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在不妨碍旅游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通过促进生态要素的合理配置与流动，实现经济高效产出和资源持续利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44)刘佳、侯佳佳、亓颖：《基于DEMATEL-ANP模型的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研究》，第102—112页。，选择旅游产业碳排放量、万元旅游收入能耗、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进行衡量(45)杨丽君、邵军：《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再估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59—77页。(46)刘佳、侯佳佳、亓颖：《基于DEMATEL-ANP模型的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研究》，第102—112页。(47)吕明元、陈磊：《“互联网+”对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上海市2000—2013年数据》，《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第110—121页。。综上，本文构建涵盖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三个维度，共7个指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对部分指标做如下说明：旅游产业与地区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测算借鉴赵传松和任建兰(48)赵传松、任建兰：《全域旅游视角下中国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及预测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3期，第66—74页。的做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旅游总收入子系统与地区生产总值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借鉴何昭丽和王松茂(49)何昭丽、王松茂：《“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区域入境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0—147页。的做法，以A级旅游景区数量、星级酒店数量、旅行社数量和旅游从业人数作为投入指标，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作为产出指标，运用DEAP2.0软件测算Malmquist指数加以表征；旅游产业碳排放量测算借鉴王凯等(50)王凯、杨亚萍、张淑文、甘畅、刘浩龙：《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碳排放空间关联性》，《资源科学》2019年第2期，第362—371页。的做法，采用“自下而上法”进行估算；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测算借鉴王兆峰和刘庆芳(51)王兆峰，刘庆芳：《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与旅游经济互动响应》，《自然资源学报》，2019年第9期，第1 945—1 961页。的做法，以A级旅游景区数量、星级酒店数量、旅行社数量和旅游从业人数作为投入指标，以旅游总收入作为期望产出，以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MAXDEA软件测算得出。

表1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1.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根据数据本身的特征赋权重，能够解决多指标变量的信息重叠问题，从而避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52)肖黎明、张仙鹏：《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自然资源学报》2019年第2期，第312—324页。。为此，本文运用该方法对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

Xij,t=(xij,t-xjmax,t)/(xjmax,t-xjmin,t)+0.01

(1)

Xij,t=(xjmax,t-xij,t)/(xjmax,t-xjmin,t)+0.01

(2)

其中，Xij,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正向指标采用式(1)处理，负向指标采用式(2)处理。xij,t、xjmax,t和xjmin,t分别为第t年省份i的第j项指标值及其最大值和最小值。i为省份，i=1,2,…,30；j为指标，j=1,2,…,7；t为年份，t=2000,2001,…,2019。

第二步：计算指标占比Pijt、熵值ejt、效用值djt、权重wjt。

(3)

(4)

第三步：计算第t年省份i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STRit。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别以相应区域内省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平均值来表示。

(5)

2.面板回归模型。基于权变视角，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识别影响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STRit=α0+β1humit+β2demit+β3ecoit+β4opeit+β5govit+β6envit+β7infit+β8tecit+εit

(6)

其中，STRit表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hum、dem、eco、ope、gov、env、inf、tec表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分别为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βk为估计系数(k=1,2,…,8)；α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省份，i=1,2,…,30；t为年份，t=2000,2001,…,2019。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要素禀赋、制度禀赋及技术禀赋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较为突出(53)王勇、汤学敏：《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第3—17页。。结合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内涵，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为此，从要素禀赋、制度禀赋及技术禀赋等维度选择上述影响因素，探讨其对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程度。具体如下：

(1)要素禀赋。结合旅游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从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分析要素禀赋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一是旅游人力资本(hum)。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基础。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核心载体，旅游人力资本能够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基础，促使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54)田纪鹏、刘少湃、丁烨：《都市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上海市为例》，《城市问题》2015年第11期，第60—68页。。这里以旅游从业人数加以表征。二是旅游需求(dem)。旅游需求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旅游产业结构变动(55)柴寿升、龙春凤、邓丽媛：《青岛旅游业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6期，第152—157页。。这里以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加以表征。三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eco)。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具有关联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吸引旅游投资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更强，能够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资金支持(56)雷石标、徐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第7—10页。。这里以人均GDP加以表征。此外，本文没有将旅游资源作为要素禀赋进行探讨，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旅游资源决定了某一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57)邹永广、李强红、朱尧：《区位同构城市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厦-泉与广-深-莞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9—63页。，“旅游资源福祉”现象成为普遍观点(58)赵磊：《国外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LGH)研究综述》，《旅游科学》2012年第4期，第77—95页。(59)邓涛涛、王丹丹、刘璧如：《“资源诅咒”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综述与启示》，《旅游学刊》2017年第11期，第60—68页。，但有学者提出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60)左冰：《旅游能打破资源诅咒吗?——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的比较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5期，第60—69页。(61)庞世明、孙梦阳、宋志伟：《“资源诅咒”、旅游供给多样性与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学刊》2021年第5期，第12—13页。，这两种现象并存使得旅游资源的作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62)曹翔、郭立萍：《中国旅游业发展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吗?》，《旅游学刊》2017年第5期，第14—25页。。具体到旅游资源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已有学者检验出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旅游资源禀赋不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63)田纪鹏、刘少湃、丁烨：《都市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上海市为例》，《城市问题》2015年第11期，第60—68页。，因此本文没有考虑旅游资源。

(2)制度禀赋。政府政策是制度禀赋的主要内容，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较大。囿于政府政策较难直接量化，本文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等方面反映政府政策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持程度。一是对外开放水平(ope)。地区对外开放对于促进游客跨境流动、实现入境游与出境游规模发展、优化旅游市场结构具有推动作用。这里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加以表征。二是政府投资(gov)。政府投资的重点与规模能够决定产业的发展速度与水平(64)储德银、建克成：《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2014年第2期，第80—91页。，其通过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扶持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等旅游行业部门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65)王迎涛：《基于旅游业集群的河南省旅游业结构升级优化》，《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2期，第96—100页。。这里以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加以表征。三是环境规制强度(env)。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积极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指导旅游企业发展，促使其降低旅游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发展。这里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表征。

(3)技术禀赋。新结构经济学尤其强调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推动作用(66)王勇、汤学敏：《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第3—17页。。本文选择的技术禀赋主要包括：一是信息化水平(inf)。凭借强大的知识分享和数据处理能力，以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能够通过创新旅游服务方式、优化旅游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旅游要素配置等方式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67)王兆峰、谢娟：《信息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75—179页。。这里以人均邮电业务量加以表征。二是技术创新(tec)。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68)杨春宇、陈梅、徐兴花、任娟：《旅游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5—57页。，既决定着单个部门的发展趋势，又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迁方向(69)张翠菊、张宗益：《中国省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统计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2—37页。。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既改变了游客获取信息的方式，满足其追求科技含量与文化内涵的旅游需求，又通过提高旅游产业要素质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旅游企业运作效率(70)李少华：《新技术与互联网创新推动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学刊》2018年第2期，第8—11页。，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这里以旅游专利申请数加以表征。

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在识别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检验上述影响因素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从而揭示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1)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板回归模型能够分析各影响因素单独作用的净效应，但难以揭示各影响因素的联合效应，fsQCA方法则可以发现多重影响因素间的组态关系，有效揭示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联合影响机制(71)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第155—167页。。

(2)影响因素与被解释因素均为连续型变量，fsQCA方法能够较好地避免数据转换中的信息流失，充分识别出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水平上或程度上的变化带来的交互作用。基于fsQCA方法和本文研究的适配性，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STR)定义为结果变量，将旅游人力资本(hum)、旅游需求(dem)、地区经济发展水平(eco)、对外开放水平(ope)、政府投资(gov)、环境规制强度(env)、信息化水平(inf)、技术创新(tec)8个影响因素定义为前因条件。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一致性和可比较性，本文以2000—2019年为研究时段，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为研究区域(72)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简称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简称晋、吉、黑、皖、赣、豫、鄂、湘；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简称蒙、桂、渝、川、贵、云、陕、甘、青、宁、新。限于数据可得性，未考虑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及西藏地区。。相关数据包括两部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所用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2001—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2020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旅游专利申请数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手动搜集得到。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识别

根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熵权法测算出2000—2019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如图1所示，研究期间三大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现波动提升态势，表明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整体态势良好，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期内三大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及生态化水平均有显著增长。其中，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及生态化水平提升态势更加明显，并且始终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较高，形成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降低的发展态势。

图1 2000—2019年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根据评价结果可知，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区域差异性，为此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识别影响中国三大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

(一)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因素之前，首先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系数VIF值介于1.10～5.93之间，均小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影响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一步采用LLC检验与ADF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通过检验，则表明数据具有平稳性，可以较好地避免虚假回归或伪回归现象出现。如表2所示，LLC检验与ADF检验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所用数据具有平稳性，能够保证面板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二)协整检验结果

进一步采用Kao检验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影响因素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均衡关系。若Kao检验通过，则表明数据之间存在均衡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DF与ADF统计量基本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可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其影响因素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可以排除面板回归模型存在虚假回归的问题。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三)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为保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在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均通过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F检验与Hausman检验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或混合效应模型。F检验p值为0，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p值为0，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4所示，第一，对东部地区而言，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国家为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吸引高质量的旅游人才，其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核心载体，能够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基础(73)田纪鹏、刘少湃、丁烨：《都市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上海市为例》，第60—68页。，同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有效地刺激旅游需求以及投入资金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影响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第二，对中部地区而言，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些因素对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较强的推动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技术创新对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究其原因，自2006年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正式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等多项政策，支持中部地区提升科技实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旅游企业运作效率(74)李少华：《新技术与互联网创新推动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学刊》2018年第2期，第8—11页。，对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较强的推动作用。第三，对西部地区而言，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较强的促进作用。相比于东部、中部地区，信息化水平对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强，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期间西部地区人均邮电业务量在质和量上有极大提升，对旅游要素合理配置、旅游服务方式创新等的边际效用更加明显，因而信息化水平对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强。

表4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四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组态路径分析

基于权变视角，利用面板回归模型识别了影响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区域异质性，但未考虑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及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差异化路径。为此，进一步基于组态视角，运用fsQCA方法探讨各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不同组态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联合效应”，从而揭示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路径。

(一)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运用fsQCA方法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以满足布尔运算逻辑。参照Fiss(75)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pp.393-420.的研究，运用直接校准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95%、50%和5%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从而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转换为0～1间的隶属值。

通过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可以检验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一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高于0.9时，表明前因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76)Ragin C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覆盖度越接近1时，表明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越强(77)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pp.393-420.。如表5所示，前因条件的覆盖度在0.4211与0.8588之间，表明其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与前文的面板回归结果相呼应；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其均不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是由单个前因条件决定的，而是多个前因条件交互作用的联合效应，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

表5 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通过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可以揭示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提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这一结果变量。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是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产生的三种结果，由于中间解更接近理论实际，不过于复杂，且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如表6所示，多个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9种条件组态，一致性及总体一致性均高于0.8，表明这些组态是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充分条件，并且各条件组态具有因果对等性，均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推动作用，即“殊途同归”。同时，总体覆盖度分别达到0.5624、0.5284、0.4041，表明各条件组态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较高的解释程度。

表6 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条件组态

一致性0.875 0.935 0.893 0.8240.974 1.000 0.8111.0001.000原始覆盖度0.165 0.208 0.3040.177 0.180 0.303 0.2750.2600.286唯一覆盖度0.087 0.1030.1840.060 0.0640.187 0.159 0.1180.144案例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晋、吉、黑、皖、赣、豫、鄂、湘蒙、桂、渝、川、贵、云、陕、甘、青、宁、新总体一致性0.8383 0.8884 1.0000总体覆盖度0.5624 0.5284 0.4041

此外，根据Schneider和Wagemann(78)Schneider C Q, Wagemann C.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的研究，采用改变校准阈值与调整一致性阈值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90%、50%、10%代替95%、50%、5%进行变量校准，或将一致性阈值从0.80降低至0.75或提高至0.85，发现条件组态间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且一致性和覆盖度等拟合参数未发生明显改变，达到fsQCA方法的稳健性评判标准，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组态路径

如图2所示，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多数条件组态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和技术创新被视为核心条件，表明具备一定规模的旅游从业人数、人均旅游消费

图2 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组态路径解析

支出和旅游专利申请数是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基础。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条件组态中也被视为核心条件，表明其对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1.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共有三条组态路径，其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和技术创新作为核心条件，是推进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路径A1表示旅游需求投资开放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表明当旅游需求、对外开放与政府投资均处于较高水平时，即使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均较低，仍能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以天津市为例，2019年该市具有较高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及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推动形成了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路径A2表示资本创新投资规制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表明尽管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信息化水平均较低，但当旅游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政府投资与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高水平时，仍会产生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以山东省为例，2019年该省拥有总量较大的旅游从业人数与旅游专利申请数，以及较高的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比，四者的交互作用有效推动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路径A3表示要素禀赋信息创新型：hum*dem*eco*～ope*～gov* ～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意味着当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技术创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均较高时，无论对外开放与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即便政府投资不高，仍能提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以北京市为例，2019年该市拥有数量较多的旅游从业人员，以及较高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地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比、人均邮电业务量与旅游专利申请数，其交互作用有效推进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2.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共有三条组态路径，其中旅游需求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表明旅游需求在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路径B1表示旅游需求环境规制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表明在旅游需求与环境规制强度均较高的情况下，即便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均较低，仍能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以江西省为例，2019年该省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比均较高，推动形成了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路径B2表示需求投资信息开放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意味着当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均较低时，只要旅游需求、对外开放、政府投资与信息化均处于较高水平，便会产生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以吉林省为例，2019年该省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与人均邮电业务量均较高，旅游需求、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与信息化水平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实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路径B3表示要素禀赋投资开放创新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表明在旅游需求、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与技术创新均较高的情况下，即便环境规制强度与信息化水平不高，仍能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以湖南省为例，2019年该省拥有较高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地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以及较多的旅游从业人数与旅游专利申请数，其协同联动能够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3.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共有两条组态路径，其中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均为核心条件，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着驱动作用。路径C1表示要素禀赋信息开放创新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表明当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信息化与技术创新均处于较高水平时，即便政府投资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仍会产生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以四川省为例，2019年该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较高，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总量较大的旅游从业人数、人均邮电业务量与旅游专利申请数，以及较高的地区人均GDP、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路径C2表示制度禀赋技术资本经济型：hum*～dem*eco*ope*gov*env*inf*tec(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这意味着在旅游需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较高的旅游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便会产生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以陕西省为例，2019年该省拥有总量较大的旅游从业人数、人均邮电业务量与旅游专利申请数，以及较高的地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比、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比，其交互作用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有效推动作用。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构建涵盖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维度的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00—2019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权变视角与组态视角，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本研究期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取得显著成效，三大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波动提升态势，表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低”的阶梯特征。

2.要素禀赋与技术禀赋对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信息化水平、技术创新对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各因素作用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3.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是由单个前因条件决定的，而是多个前因条件交互作用的联合效应，具有“多重并发”与”殊途同归“的特点。其中，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旅游需求投资开放型、资本创新投资规制型、要素禀赋信息创新型三种路径；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旅游需求环境规制型、需求投资信息开放型、要素禀赋投资开放创新型三种路径；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存在要素禀赋信息开放创新型与制度禀赋技术资本经济型两种路径。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推动新时期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1.发挥要素禀赋的内生优势，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坚实的本底支撑。在新阶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旅游人力资本、旅游需求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引领与支持。首先，加快培育旅游人力资本。研究结论表明旅游人力资本是东、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条件，为此东、西部地区可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支持旅游企业、旅游院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建设旅游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培养创新型旅游人才，有效引导旅游人才跨区域合理流动，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其次，释放旅游需求，激发消费潜力。前文证实旅游需求是东、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条件，为此东、中部地区应重视旅游需求的优化作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游客对旅游服务品质和风险防范的关注程度更高，应大力宣传旅游场所应急措施、退费政策、客流疏导等公共服务，增强游客出游信心，释放旅游需求，引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再次，加快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条件，为此西部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中欧班列开通等机遇，加快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从而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经济基础。

2.增强制度禀赋的辐射优势，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新理念下，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旅游供给体系的韧性，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离不开国家政策扶持。首先，积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条件，为此西部地区可以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契机，加快推进陕西、四川、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逐步建立起辐射作用更强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为旅游产业发展引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业态，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其次，加大政府投资支持力度。政府投资对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强，应继续协调好政府投资与市场优先的关系，以政府为统筹，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信息设施、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资金支持，为扩大旅游市场、提升旅游供给、优化产业结构提供物质基础。再次，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强度对东、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强，三大区域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通过经济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对旅游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强化旅游企业主动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的绿色友好行为，从而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3.发挥技术禀赋的引领作用，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科技支撑。在新格局下，应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旅游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提升旅游产业数字化水平，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是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条件，并对东部、中部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为此，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应重视信息化水平与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首先，加快提升信息化水平。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机遇，进一步推动5G、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与示范，提升旅游产业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丰富和优化数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次，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加强旅游理论研究与行业智库建设，加快构建以旅游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旅游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试点建设，培育形成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旅游领域科技型龙头企业，从而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科技创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