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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失之间的命运起落
——萧红小说《山下》隐藏在平淡故事下的多重文化意蕴

2022-12-17刘爱华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2年10期
关键词:萧红婆婆母亲

刘爱华

从1933年5月6日以“悄吟”的笔名在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到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萧红在其8年多的写作生涯里完成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而如果了解萧红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你会发现她创作每一部作品时都是多么艰辛不易。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1929年出版的散文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说:“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1]作为作家,萧红一样也不具备。萧红在其短暂的31年的人生里,特别是在成年后,一直过着挨冻受饿、颠沛流离、疾病缠身的生活,而其感情生活也极其不顺,“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和苦难:社会的、民族的和性别的;精神的和肉体的”。[2]因此,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她才会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3]况且她还有很多宏伟的创作计划没来得及实施,长篇小说《马伯乐》没有最终完成,《呼兰河传》的第二部也在计划当中,但最终只能“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3]

众所周知,萧红最初开始文学创作完全受萧军的影响和引领,也恰恰是萧军将她从极度困窘和无助中解救出来,使她不至于踏上鲁迅给出走后的娜拉指出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实际上,如果没有萧军们的救助,被未婚夫抛弃、欠下旅馆巨额债务且身怀六甲的萧红不久就要被送到妓院抵债,但即便如此,萧红也不肯向父亲低头。实际上,她的几次出走都是为了逃离父亲,远离父亲的家,因此,她不可能像鲁迅笔下的子君那样妥协回家,而且终其一生也没再回家,直至客死他乡。萧红的坎坷经历和不羁个性一直都投射在她的创作中,因此,女性和儿童都成为她笔下特别观照的对象。

萧红的创作起点是很高的,几乎出道即巅峰,她的《生死场》有鲁迅作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4]胡风也为之写了读后记,高度概括了《生死场》对于北方农民生活的描写:“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5]而萧红正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被两位文坛巨匠高调推向文坛,“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6],同时也基本确定了她之后的创作基调和创作路向。

此后,萧红一发不可收,相继创作发表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后花园》《回忆鲁迅先生》等一系列高水准作品,茅盾写了《〈呼兰河传〉序》,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7],并为《呼兰河传》定下“寂寞”的基调,至今仍常常被人拿来作为佐证。

纵观萧红作品,我们发现她的故乡、她的童年、她的回忆倾注了她更多的情感和心力。或者说,她的创作与她的生活是紧密对接的,正如她曾经说过的,“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思恋的情绪”[8],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生死场》《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后花园》等等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东京,萧红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3]萧红似乎早就预感并洞悉了自己的不幸命运,因而她笔下的众多年轻女子也都以悲剧收场。从东京回到上海之后不久,抗战爆发,萧红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于武汉、临汾、西安、重庆等地,经历了与萧军的分手、与端木的结合,经历了日军轰炸,经历了又一次生产、失子,忍受着病痛的不断折磨,但即便如此,萧红依旧坚持着创作,留下了很多优秀作品,同时根据战时自己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火线外》《放火者》等表现日军飞机轰炸的恐怖性场景的散文,表达了对和平安宁生活和故乡的无限怀念和向往。而在1940年3月还出版了反映战时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其中,《黄河》是以黄河周边环境为背景奏响的一曲雄浑悲壮的“民族精神大合唱”[9],《朦胧的期待》写了民族抗日的宏大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女佣人对爱情的期待和失望,《旷野的呼喊》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借着帮日本人修铁路的机会瞒着父母破坏日军铁路线的故事,《孩子的讲演》叙述的是抗战服务团中一个9岁小团员的故事,《莲花池》则直接表现了处于沦陷区的祖孙两人在日本人压迫下苟活的过程,《逃难》是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的前奏,依旧执着于对“国民性”的探索,只是把背景置换成战时逃难途中。与以上几篇小说不同的是《山下》这篇小说,它既不直接写宏大语境下的抗战故事,也不刻意挖掘国民灵魂的缺失,而是在一种淡淡的哀伤的情绪的弥漫中呈现了一个女孩自我价值得而复失的心理落差和生命的虚空感。

《山下》完成于1939年7月20日,此时萧红与端木蕻良搬到嘉陵江畔黄桷树镇的一个苗圃两月有余,远离市区,有了一段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由平稳的家庭生活,从而也有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能够专注地进行创作。到8月底的时候,萧红完成了小说6部、散文7篇[8],继续写《呼兰河传》,同时开始长篇小说《马伯乐》的创作,可以说这其间萧红创作颇丰。而《山下》便是萧红唯一一篇以嘉陵江边一个小镇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大后方一个僻静的江边小镇当地人的故事。这里既没有日军烧杀抢掠的描写,也没有日军飞机轰炸横尸遍野的场面,小镇一片祥和安定,但却因为城里大批逃难者的涌入而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小镇也因为逃难者的到来而露出隐藏很深的“冰山一角”,因此,逃难者的到来似乎只是一个契机,是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了一波波涟漪,小镇上的各色人等如沉睡多年终于复活般从各个角落浮现,有意无意间共同助推了林姑娘和母亲的命运起落。

林姑娘在一个僻静的小镇里“住的是一个没有窗子,下雨天就滴水的6尺宽1丈长的黑屋子”,屋子里“沿着壁根有一串串的老鼠的洞”“房顶露着蓝天不知多少处”,而且“碗橱老得不堪再老了。横格子,竖架子,通通掉落了”,家里“连水缸也没有买,水盆上也没有盖儿,任意着虫子或是蜘蛛在上边乱爬”,吃饭用的是“带着缺口的蓝花碗”,盛水用的是“掉了尾巴的木瓢儿”,每天吃的是“用整个的麦子连皮也不去磨成粉,用水搅一搅,就放在开水的锅里来煮”“不用胡椒、花椒,也不用葱”“不用姜,不用猪油或菜油,连盐也不用”[10]的麦粑,穿的是“破得连肩膀都遮不住”的衣服,生活条件简陋不堪,但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林姑娘每天都是无忧无虑的,开开心心的。无论是帮妈妈晾晒衣服、去江边洗衣服,还是看着往来的汽船、走在江堤上或者去山上采柴,她都微笑着面对眼前的一切,“林姑娘和她母亲的生活,安闲、平静、简单”。但下江人的到来打破了东阳镇的平静,也改变了林姑娘的生活。起初,人们只是从远处观望着从重庆坐船逃难来的下江人,他们虽然是逃难而来,但却“吃得好,穿得好,钱多得很”。据说“下江人到哪里,先把房子刷上石灰,黑洞洞的屋子,他们说他们一天也不能住”。[10]如果家里有佣人,他们还“无缘无故地就赏钱。三角五角的,一块八角的,都不算什么”。[10]东阳镇的人道听途说了很多下江人出手大方、不拿钱当钱的故事,“也不是有一个姓什么的,今天给那雇来的婆婆两角钱,说让她买一个草帽戴;明天又给一吊钱,说让她买一双草鞋,下雨天好穿”。[10]直到下江人来到东阳镇,这些天方夜谭才得以验证。

最能见证这一切的是林姑娘。由于下江人的到来,林姑娘从默默无闻变成令人羡慕的对象和焦点。其实她就是被下江人雇来做些家务,也不过是扫扫地,跑跑腿,“到东阳镇上去买一点如火柴、灯油之类”[10],因为下江人是在饭馆里边包的伙食,所以林姑娘“每天到那小镇上去取三次饭”[10],“再就是把要洗的衣裳拿给她奶妈洗了再送回来”[10],这样每个月就可以拿到4元钱的报酬,这在小镇简直就是一笔巨款,而且在所有的同伴中只有她能赚这么多。除了每月4元钱的工钱之外,林姑娘和妈妈每天“都吃的是白米饭,肉丝炒杂菜,鸡丝豌豆汤”,而且“桃子或是玉米时常吃着,都是先生给她的”[10],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简直就是富人过的日子。“皮蛋、咸鸭蛋、花生米每天早晨吃稀饭时都有”[10],简直可以说是过上了富人的日子。“方块肉,炸排骨,肉丝炒杂菜,肉片炒木耳,鸡块山芋汤,这些东西经常吃了起来”。[10]先生对她也很大方,“饭一剩得少,先生们就给她钱,让她去买东西去吃”。[10]林姑娘和母亲“不但没有吃过这样的饭,就连见也不常见过”,就连邻居们“也没看见过这样经常吃着的繁荣的饭,所以都非常惊奇”。[10]不仅母亲已经好几天“没有在灶口烧一根柴火了”,因为“中饭吃不完,晚饭又来了;晚饭剩了一大碗在那里,早饭又来了”[10],连左邻右舍们也都受到恩惠,借林姑娘的光吃上了白米饭。洗衣裳也不用皂荚了,而是拿先生家的白洋碱来洗了。可以说,与以前相比,林姑娘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似乎就是母女之情。当林姑娘发了疟疾,母亲“东边去找药,西边去找偏方”,连自己的病腿发炎肿痛也顾不上了,“她有一个观念,她觉得非把这顽强东西给扫除不可,怎样能呢,一点点年纪就发这个病,可得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发了这病人是多么受罪呵!这样折磨使娃儿多么可怜”[10],她到处为女儿寻医问药,表现出了浓浓的无私的母爱,令人感动。但萧红不是冰心,母爱从来不是她作品的主题,她也很少讴歌伟大的母爱,林姑娘的母亲也并不例外。实际上,林婆婆也从未因为女儿生病而表现出心疼和难过,因为从前女儿发疟疾的时候,“她总是说,打摆子,哪个娃儿不打摆子呢?这不算好大事”。女儿冷得发抖,在床上翻滚时,“母亲就说,打摆子是这样的。说完了她再不说别的了”。母亲“并不说这孩子多么可怜哪,或是体贴地在她旁边多坐一会儿”。[10]在母亲看来,打摆子时“冷和热都是当然的”。因此,当林姑娘一边喊着妈妈一边哭的时候,“母亲听了也并不十分感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生死场》中王婆在面对摔死在铁犁上的女儿时一滴眼泪也没流下的场景,因为对她来说麦田比女儿更重要,丰收带来的喜悦足以消解失去女儿的痛苦;金枝的母亲也是“很爱护女儿”,但“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因为“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11]金枝的母亲拿着女儿给她的1元票子,不关心女儿为了挣1元钱付出了什么,而只顾催着女儿赶紧动身去城里挣更多的1元票子。《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常遭婆婆毒打,因为“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于是笑呵呵、黑乎乎的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同样,林婆婆在意的并不是女儿的身体状况,女儿如果因为生病而被先生辞退才是她最担心的。因此,她见到邻居家有着健壮身体的王丫头时那羡慕的心情也就容易理解了,她想:“林姑娘若也像王丫头似的,就这么说吧,王丫头就是自己的女儿吧……那么一个月4块,说不定5块洋钱好赚到手哩。”在林婆婆眼里,洋钱远比女儿的身体更为重要。在这里,萧红又一次剥开了母亲身上的“圣母”外衣,对母亲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解构,毫不留情地消解了母亲形象的神圣性。从这个意义上,萧红也拓展了母亲形象书写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但与《呼兰河传》《马伯乐》对国民性格弱点的极尽挖苦和嘲讽相比,《山下》显然要温和一些。这篇15000余字的小说整体营造出的是一种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的氛围,林姑娘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她的生活是快乐的,纯朴的,简单的,而这种快乐是天然的,是发自初心的,而随着下江人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林姑娘自己发生了变化。自从去下江人家里帮工,她的日常生活便忙碌起来,“到河边也不是从前那样悠闲的样子了,她慌慌张张地,脚步走得比从前快,水桶时时有水翻撒出来”,同时还学会了很多下江话,“东西打‘乱’了,她随着下江人说打‘破’了”。其次是身边的小伙伴们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刚开始小伙伴们还有点嫉妒她,“对她都怀着敌意”,但后来也都“上赶着和她谈话”“帮起她的忙来”,不仅“帮她下河去抬水”,而且“还帮她把主人的水缸洗得干干净净的”,如果争吵起来,小伙伴们最后也都让着她。不仅如此,邻居们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对她“也都慢慢尊敬起来了,把她看成所有孩子中的模范”,在他们眼中,“她高贵了不知多少倍”。最后,母亲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母亲“把女儿的价值抬高了,高到高过了一切”,把她“看成是最优秀的孩子了,是最不可损害的”,而且“也不像从前那样随时随地喊她做这样做那样”。很快,强烈的优越感让林姑娘骄傲起来,她平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高过别人的价值,因此,当小伙伴帮她洗主人家的水缸时,她常常表现出不满,“有时还多少加一点批判”,认为他们擦得不够干净,还亲自示范将水缸擦洗一遍。母亲喊她担水洗衣服,她也说没有空,让母亲等等。而且不问母亲意见,她自己就做主把家里的灯碗送给了先生,因为“连母亲也是吃她的饭”,所以她取代母亲成了家里的小主人。

如果不是下江人在家里请了厨子,不需要林姑娘每天再跑去镇上的饭馆取饭,于是将林姑娘的工钱减掉两元,也许林姑娘和母亲的幸福生活还会继续下去,或者即便减到两元,也不会影响她们有米有肉的生活,因为林婆婆自己心里清楚“若不是先生们好,怎能洗洗衣裳白白地给两个人白饭吃呢”,她甚至觉得“林姑娘才11岁的娃儿,会做啥事情,她还能赚到两块钱,若不是这混乱的年头,还不是在家里天天吃她奶妈的饭”。想到这些,林婆婆坦然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她接受工钱减半的想法很快就在邻居艾婆婆、王婆婆、刘婆婆的七嘴八舌中动摇了。无独有偶,萧红在一年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写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在周三奶奶和杨老太太等左邻右舍对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的搬弄是非中将小团圆媳妇折磨得奄奄一息直至惨死,而王大姑娘也在周三奶奶和杨老太太们的流言蜚语和造谣生事中走到生命尽头,因此,《山下》的艾婆婆、王婆婆、刘婆婆在功能上就是周三奶奶和杨老太太们的复制品。正是在她们看似不经意的劝诱和刺激下,林婆婆心绪烦乱,食无味寝不安。她们认为“下江人都非常老实的”“不多要两块,不是傻子吗”,“为什么眼看着四块钱跑了呢,这可是混乱的年头,千载也遇不到的机会,就是要他五块,他不也得给吗?不看他刚搬来那两天没有水吃,五分钱一担,王丫头不担,八分钱还不担,非要一角钱不可。他没有法子,也就得给一角钱”。[10]但林婆婆思来想去,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矛盾纠结,一夜未睡,还是决定接受工钱减半的事实,而且内心还很严厉地“批判着昨天想去再要两块钱的不应该”,于是“强烈的生活的欲望和工作的喜悦又在鼓动着她了”,她让林姑娘去河边担了水来洗衣服,但不幸的是,恰巧被王婆婆们看到,她们三言两语又刺激鼓动了她:“林婆婆,陇格早洗衣裳,先生们给你好多钱!给八块洋钱吗?”林婆婆的心理防线瞬间被攻破,想法再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比方让王丫头担水那件事吧,本来一担水是三分钱,给五分钱,她不担,就给她八分钱,并且向她商量着,‘八分钱你担不担呢?’她说她不担,到底给她一角钱的。哪能看到钱不要呢,那不是傻子吗?”[10]尤其是当女儿从先生那里拿回一件白麻布长衫,她觉得“下江人真是拿东西不当东西,拿钱不当钱”,既然两元钱在下江人那里根本不算什么,那么她多去要两元又有什么不妥呢?而且她“又取了很多事实证明下江人是很容易欺侮的”,于是下决心去跟下江人讨价还价了。

接下来萧红细致地描写了林婆婆与下江人在心理上和语言上的较量。林婆婆这个“很老实的乡下人”此时就像个镇定自若的将军,她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准备步步为营,有条不紊地实施她的妙计良策。她先是把身子靠在门框上,以退为进,说自己腿病犯了,向先生来借钱买药,然后等着先生给拿钱。果然首战告捷,先生给了她两元钱。接着她一边摆弄着这两元票子,一边把一个月仍旧是4元钱工钱的要求提了出来,然后慢慢将自己的腿病,房租、灯油、咸盐、针线都涨价的事情一一道来,又说林姑娘小小年纪去河边担水洗衣裳多么不易,“说着还表示出委屈和冤枉的神气,故意把声音拉长,慢吞吞地非常沉着地在讲着。她那善良的厚嘴唇,故意拉得往下突出着,眼睛还把白眼珠向旁边一抹一抹地看着,黑眼珠向旁边一滚,白眼珠露出来那么一大半”,这副神态与一个老老实实的乡下人判若两人,当然下江人还不知道她此刻的心理活动:“王丫头担水,三分不担,问她五分钱担不担,五分钱不担,问她八分钱她担不担,到底是一角钱担的。”但她的气定神闲并没有让她稳操胜券、得偿所愿,下江人打断她问她,一个月两块半到底可不可以,林婆婆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出乎意料的是,下江人没再妥协,反而决定不再雇佣林姑娘了。一刻钟后,当林婆婆马上改口说两块半也能帮得来的时候已经无济于事了,下江人把她关在了门外。林婆婆就这样让林姑娘失去了工作。

在萧红笔下,林婆婆原本是个老实厚道的女人,身体残疾,丈夫常年在外,自己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勉强维持生计,但两人也能安然自得地面对清贫和劳苦,本本分分地活着,而下江人的到来让林婆婆发生了改变,她变得欺软怕硬、贪得无厌,她的愚蠢、狭隘、目光短浅都暴露无遗。这当然有王婆婆们的推波助澜,但她自己的毫无主见、自己的无知愚昧也决定了她不会做出独立而正确的判断,萧红写道:“若林姑娘的爸爸在家,也好出个主意。”萧红一直批判男性的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但对于林婆婆和林姑娘来说,男性的缺席对她们的生活显然是一种缺陷和损害。萧红通过这个细节表现了自己对他人和对人生的失望,王婆婆们看似热心地帮助林婆婆,帮她出谋划策,但事实上当出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她们没有谁会替她承担任何责任,或者为她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她们信口发表看法和建议,至于结果如何她们并不关心,也不在乎。因为,毕竟那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无论作为丈夫或者父亲的男性如何自私如何无情如何虚伪,但当事关一家生计的时候一定会权衡利弊,做出理智的选择。可惜,没有人会真正为林婆婆着想,而林婆婆自己又毫无主见,完全被别人的想法左右,最后只能陷入懊悔之中。

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一切又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首先直接面临的是晚饭问题。当林婆婆回到家里已经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往常此刻林姑娘该去先生家去拿晚饭,但此时已经被下江人解除了雇佣关系,马上晚饭成了问题。因为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做过饭了,连烧火的干草也几乎没有了,于是林婆婆就让林姑娘去山上拾干草,她自己则打开盛麦子的泥罐子,打算把麦子磨成粉做麦粑吃,但接下来看到的场景将林婆婆惊吓住了:泥罐子里长出青青的长草,里面爬满了虫子,柴堆底下也生了毛虫,甚至还有蚯蚓在蠕动,锅上面也生了厚厚的红锈,“她才知道,这半个月来是什么都荒废了”。不仅如此,以前看到蚯蚓的时候,“可以用手拿,还可以用手把它撕成几段”,而现在却变得胆小起来;以前她也不伤害小虫,“对小虫也像对于一个小生命似的,让它们各自地活着”。可是“今天她用着不可压抑的憎恶,敌视了它们”。林婆婆就是这样亲自断送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知艾婆婆、王婆婆、刘婆婆得知此事后又会有怎样一套说辞,但无论她们说什么,林婆婆母女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无法逆转。或许这正是艾婆婆们期待的结果吧。

当林姑娘被母亲告知先生已经辞退了她,不能再去先生家拿晚饭,而且必须马上去山上打柴才能做晚饭时,萧红对她此时的所思所想所惑却未着一字,而是荡开笔墨,从她7岁开始担水打柴,给当窑工的哥哥送饭写起,将她的“关于娃儿们的,关于婆婆的,关于蛇或蚯蚓的”“大肚子的青蛙”“和针孔一样小的麦蚊”“野草和山上长的果子”的各种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认识娓娓道来,仿佛一切还是最初的样子,她也还像多日前一样一边在山上拾着草一边唱着歌,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可是当她听到嘉陵江上汽船哨子响了的时候,她忽然条件反射般地背上背筐就往山下跑,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正是到先生家拿钱到东阳镇买鸡蛋做点心的时候”,而且“汽船一叫,她就到那边已经成为习惯了”。她飞快地往山下滑去,但快要滑到地面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不能再到先生那里去了。当她想再上山采些柴时,“她看着那高坡觉得可怕起来”“一点力量没有了”。她心里着急:“若没有这柴,奶妈用什么烧麦粑,没有麦粑,晚饭吃什么?”于是,她眼前一花,倒在了山坡上。病了一个月之后,林姑娘变了。“担着担子下河去担水,寂寞地走了一路。寂寞地去,寂寞地来,低了头,眼睛只是看着脚尖走。河边上的那些沙子石头,她连一眼也不睬。那大石板的石窝落了水之后,生了小鱼没有,这个她更没有注意。虽然是来到了六月天,早起仍是清凉的,但她不爱这个了。似乎颜色、声音,都得不到她的喜欢,大洋船来时,她再不像从前那样到江边上去看了”。她变得沉默寡言,“上山打柴时,她改变了从前的习惯,她喜欢一个人去。奶妈怕山上有狼,让她多结几个同伴,她觉得狼怕什么,狼又有什么可怕”。[10]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就这样在猝不及防中结束了快乐的童年,一夜之间长大成人。邻居们都说她“变成小大人了”“完全像个大姑娘了”,连妈妈“也觉得女儿变大了”,在她们眼里这也许是个好事,长大了,便懂事了。但她们没有想到,在林姑娘看似长大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危机,某种足以毁灭自我的危机。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为了安慰女儿,林婆婆以前答应给她做的白短衫也做了,红头绳也给她买了,但林姑娘也不穿,也不系,每天依旧担水洗衣服打柴,只是没有了欢笑,没有了好奇,对一切都没有了热情。这让人想起萧红临终前的遗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外孙女手里拿着的一个万花筒让王大妈看到了她们祖孙三代惊人相似的命运轮回,从而似乎洞悉了生命的真谛,陷入无望的虚空之中,生命也迅速枯萎衰亡。

林姑娘当然没有经历过王大妈那么多酸甜苦辣的岁月风霜,她也不可能像王大妈那样通过孙女的万花筒就参透人生,但她在短短半个多月所经历的命运起伏也是饱经沧桑的王大妈未曾有过的。王大妈一生艰辛,从未享受过意料之外的幸福生活,因而也就不会经历繁华过后的平淡,更不会经历失去的痛苦。曾经拥有又瞬间失去的巨大落差让林姑娘跌入谷底,给了她最致命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还有因工作而提升的幸福生活,更有工作带来的自我价值感和他人认同感以及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因此,与其说林姑娘万念俱灰,不如说她悲伤难过,因为有一天王丫头跑来喊她去看花,她问花在哪里,王丫头告诉她,就在辞退她的先生那里,林姑娘转身就走,“她脸色苍白的,凄清的,郁郁不乐地在她奶妈的旁边沉默地坐到半夜”。被辞退成了林姑娘抹不去忘不掉的心灵创痛,丝毫不能触及。萧红没有写林姑娘是否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母亲也许压根不会跟她提及自己去跟先生谈判的细节,甚至不会跟任何人提及自己的惨败,或许把过错方推给下江人是她自我逃避或自欺欺人的最佳选择。但在林姑娘这里,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先生辞退的结果,先生家里是成就她、让她获得自我价值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了否定她、让她失去价值的伤心地,这里曾经向她打开了一扇窗,如今却绝情地将她关在门外,从此,外面的世界再与她无关。一切只能让时间来解决,所有的伤痛也只能让时间来治愈。

萧红一直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深有感触,她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3]因此,她也一直非常关注女性命运,《生死场》里的月英、金枝,《小城三月》里的翠姨,《手》里的王亚明,《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她们都曾经那么美好,但最终都无法逃脱悲剧命运。萧红曾深恶痛绝地批判男权文化的自私、无情、冷酷、自高自大,同时也没有无视女性自身的愚昧、无知、狭隘、嫉妒和虚伪,而且造成女性悲剧的常常是女性的抱团“帮凶”,《手》里的王亚明就读的是女子学校,校长是开明的女校长,同学也是年龄相当的女孩子,但就是在这里王亚明遭遇了无情的孤立、嘲讽和鄙夷,在她们的围攻下,王亚明渐渐惶恐、萎缩,最后被迫离开学校。而《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更是在周三奶奶和杨老太太们的“善意”建言献策中被折磨致死。如果说《手》里王亚明的不幸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小团圆媳妇是因为不合规矩,“不像个团圆媳妇”而惨遭厄运,那么林姑娘的遭遇则成为对人性的最后考验。在这里,萧红对这些弱势群体同样进行了颠覆性书写,在她们看来,逃难来的下江人都是好欺负的,“不多要两块,不是傻子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本应该是最值得同情的,但萧红却往往目光犀利地从中发现人性卑劣狭隘的一面,令人哑然无语。

林姑娘的快乐和热情就在母亲的一念之间终结了,对于林姑娘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快乐和对生活的热情,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生命的丰盈感。在这里,萧红依旧秉持着对国民性的无情批判态度,同时也饱含着对幼小脆弱生命的怜惜之情。林姑娘被辞后再也没从先生门口经过,在她眼里,那是她痛苦的源头,但实际上,林婆婆和王婆婆们才是将她推入痛苦深渊的黑手,是她们合力将她的童年涂抹上了悲凉的底色,给她留下永久的伤害和创伤性记忆,甚至影响她的一生。而这,才是萧红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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