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的中国缘

2022-12-14潘彩霞

金秋 2022年17期

※文/潘彩霞

她是加拿大人，持有英国、加拿大双重国籍，却有九十多年在中国度过；抗战时期，她深入四川璧山县兴隆场，走访了千余户贫苦农家，调查笔记《兴隆场》出版后，被誉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齐名的中国人类学著作”。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她还是北外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拓荒者。世纪人生中，每当面临重大抉择时，她的选择无一例外，那就是：中国。

她是伊莎白·柯鲁克，2019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如今，已经107岁高龄的她说：“我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如果当年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梦，从白鹿山开始

清朝末年，加拿大掀起了传播福音的运动，大批教育、医学传教士纷纷来华。1 9 1 2年，饶和美（HomerG.Brown）、饶珍芳（MurielHockeyBrown）相继来到当时还很闭塞的四川成都。他们一起学习汉语，一起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共同的教育理想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他们结婚了。

按照教会规定，女传教士一旦结婚，就将失去传教士身份，从而失去工作和报酬。离开华西协合大学后，饶珍芳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和成都盲聋哑学校。1915年，她又参与创办了成都弟维小学，并担任校长。也是这一年，长女伊莎白在成都出生，取中文名为：饶淑梅。

相比当地人，传教士的生活算得上优越，每到闷热难耐的暑期，他们常常携家带口到彭州白鹿山避暑。避暑房建在山顶，所有的生活用品、甚至饮用水，都需要雇当地人挑上山。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少数民族村落，小小的伊莎白总是主动和中国人打招呼、聊天。外祖母曾经资助过中国佣人，父母对衣衫褴褛、汗流浃背的苦力，也总是和颜悦色，善良和友谊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她的心里。

六岁时，伊莎白在成都上小学。正值军阀混战，停战的间隙，她常常去外边捡子弹壳玩，“就像集邮一样”。有一次，她还遇到三位军阀太太，并被邀请去家里玩。令她诧异的是，三位太太的卧室几乎一模一样，墙上挂着的，是同一位丈夫的肖像。

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不同民族的生活，伊莎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毕业后，母亲希望伊莎白继承教育事业，尽管自己更喜欢社会人类学，但她还是听从父母建议，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课余，则辅修人类学。

1 9 3 8年，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后，伊莎白迫不及待回到中国。彼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硝烟四起，民不聊生，但是为了儿时的梦想，她义无反顾。

到成都后，伊莎白决定去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做人类学调研，这一想法得到开明的父母支持。在父亲的朋友帮助下，她联系到一户彝族人家，开始了第一次社会调查。然而三个月后，伊莎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多年后，她这样回忆：“我当时很傻，以为不懂游泳，被扔进海里，就会学懂；不懂当地语言，被扔进不说英语的环境里，也就会学懂用土话来沟通。”

语言成为障碍，人类学调查并不顺利，伊莎白躲在房间里哭了。母亲叹叹气，说：“我怎么觉得像母鸡生了小鸭呢，不到大海学游泳，可以先在浴缸里泡一泡呀！”

在母亲鼓励下，伊莎白再次出发，这一次，她的目的地是理县嘉绒藏羌地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沿着岷江河谷，她翻山越岭，攀了两个山头，走了五天路。期间，她住山洞，宿羊圈，荡溜索，涉溪流，一个西方传教士家庭的大小姐，为着热爱的人类学，一一克服。

一年多时间里，她与村民同吃同住，教他们跳舞，跟他们学纺线。穿梭在藏族村落，她拍照片，做笔记，走上与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

绚烂，刻在青春的里程碑上

两次独立的社会调查为伊莎白带来机会。

抗战时期，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四川发起乡村建设实践运动，转移到大后方的乡建团体纷纷响应。其中，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决定在璧山县兴隆场镇开展项目，伊莎白被邀请参加。她欣然接受，一来，这一项目极具诱惑力；二来，她想借此机会积累人类学实践经验，为将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

1940年10月，伊莎白来到兴隆场。尽管空袭警报频繁响起，旅程颇费周折，但她仍然是兴奋的。在第一封家信中，她告诉父母：“好像在探索一个迷宫。”

在工作组，一头金发的伊莎白是唯一的外国人，她的搭档，是同样有教会背景、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俞锡玑。她们的任务是对近1500户人家逐户调查，并“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

条件恶劣、鼠蚊横行，特有的湿热气候更使得兴隆场成为疾病频发之地，但这些都难以阻挡伊莎白的热情。换上当地人的长衫、草帽、草鞋，一中一洋两位姑娘开始工作。

然而，谈何容易。那时，老百姓被征粮、征税、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疑气氛。因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为防盗贼、土匪，几乎家家养狗护院。为了安全，她们出门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

阻碍调查进展的，还有村民的不信任。为了打消乡民疑虑，伊莎白操着一口四川话，利用赶场机会，请难得出门的女人在她的住所或办公室歇脚。她的真诚和友善赢得了她们的好感，当地人逐渐放下芥蒂。

逐户调查终于能顺利进行了，野狗狂吠、荒草过膝的山野里，留下了两位姑娘俏丽的身影。整整五个月，近1500户人家全部走了一遍，她们完成了长达36万字的“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从历史沿革到婚俗、宗教、种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事例鲜活，笔触细腻。她笔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都成为珍贵的人类学研究资料。

除了社会调查，伊莎白和俞锡玑还肩负着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使命。她们建图书馆，推广西医，开办平民学校，一年后，乡民们的“信巫不信医”得到极大改善，教育改革也取得显著成效，女性入学率大大提高。几十年后，一位在平民学校学习、后来做了卫生员的老人，回忆起伊莎白对自己的帮助，仍然不住地流眼泪：“读了书，就写字；写了字，又读书，她教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乡下，最愉快的时光还来自于未婚夫大卫·柯鲁克的造访。

柯鲁克是英国人，比伊莎白大五岁。大学时，偶然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遂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于偶然机会下来到中国。借着教师身份掩护，他一边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一边把照相机镜头对准中国底层社会。

结束上海的工作后，柯鲁克来到成都华西大学执教。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他见到了替妹妹代课的伊莎白。对于中国劳工的同情和关注令彼此相见恨晚，共同话题不断，他们擦出了爱的火花。

1941年暑期，两人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行走了六个星期，只为寻找斯诺笔下的红军长征足迹。大渡河的浪花已为爱情作证，回到成都，他们订婚了。

不久，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而战事不断，乡建项目也陷入停顿，伊莎白不得不告别兴隆场。带着十大箱的田野笔记，去英国与柯鲁克结婚。

“遇到大卫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柯鲁克影响下，伊莎白从一个受基督教“福音”思想影响颇深的非暴力主义者，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人类学依旧难以割舍，一有闲暇，她就研究兴隆场的那批资料，并带着大纲去拜访著名的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教授。弗思看后大为赞赏，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她攻读人类学博士。弗思还为她推荐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表示同意出版，而同时列入丛书出版计划的，就有后来奠定了费孝通人类学家地位的《江村经济》。

二战结束后，伊莎白师从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也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办理空军退役手续时，他得知，当初从哪里回到英国，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哪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

中国，是唯一的选择

1947年底，伊莎白和柯鲁克身穿笔挺的英军军装，经香港到达天津。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穿过国民党封锁区，来到解放区，驻扎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多年后，在给朋友的赠书上，柯鲁克依然充满激动地写道：“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土改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土改运动有许多诬蔑和谣传，外界极想了解真实情况。这是兴隆场之外又一次丰富的人类学实践，伊莎白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她希望自己也能像斯诺一样，写出一部向西方介绍真实中国的作品。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山村生活条件极差，柯鲁克夫妇拒绝了特别为他们准备的白米粥、白面馒头，他们在农民家中睡土炕、吃派饭，和当地人一样，一天两顿。穿着肥大的解放军土布军装，他们学会了把手揣进袖筒，吃饭时，和农民一样，在饭场上端着大碗“一圪蹴”。

在田地间、打谷场，或是担粪路上，伊莎白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中国话和农民拉家常，和他们一起刨地。农民的个人生活，他们在抗战中的遭遇以及对土改的认识，第一手资料就这样一一获取。

在当地农民眼里，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每晚的豆油灯下，整理笔记，誊写打印，冲洗照片，装订文件。山村的夜晚已经宁静时，打字机还在啪啪作响。

在十里店的八个月，伊莎白和柯鲁克亲眼目睹了整个土改的过程。以特约记者的身份，柯鲁克把所见所闻写成稿件，源源不断地寄给英国报纸；伊莎白，则定期向弗思汇报自己的调查研究，继续学业。

土改结束后，伊莎白和柯鲁克准备返回英国，完成十里店的研究报告。恰在此时，中央外事组负责人王炳南找上门来，希望他们前往外事学校任教——新中国即将成立，培养外交干部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邀请，他们再次选择了中国。写作计划暂停，也放弃了个人志向，伊莎白最终走上讲台，与父母殊途同归。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撰；国民党的骑兵不时来袭击，有时会在夜间转移，一走就走到天亮。艰苦环境中，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成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克任英语系副主任，伊莎白则是口语老师。身材修长的她，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娴雅文静。每到星期天，她还会邀请学生来家里吃烧饼夹酱肉，尽管那时，他们的工资也是以小米来计算的。

教学的同时，夫妇俩坚持整理十里店的资料。1959年，他们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在国门封闭的年代，这本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土改运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作品驰名国际，橄榄枝随之而来，英国一所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教职工作。可那时，正值中苏交恶，“如果我们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会良心不安的。”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留下。

不曾预料的是，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也遭遇了牢狱之灾。1967年，作为“外国特务”，柯鲁克被捕入狱。随后，伊莎白也被关了起来。吃着煮白菜，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听着鸟语蝉鸣，她“就像一只墙上的苍蝇，做着人类学观察”。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第二年，柯鲁克也回家了。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他们又满怀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有人问伊莎白是否对中国失望时，她的回答是：“Never.”

“有些人爱回忆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其余的都过去了。有些人回忆的是伤心事，成了不能承受的包袱。能回忆美好事物的人，会有更多快乐、健康。我就是这样。”能够直接见证这段重要历史，作为人类学家，伊莎白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1 9 8 0年，离开教学一线后，伊莎白终于有机会继续兴隆场的研究。为了完善资料，她多次往返兴隆场，继一部三卷本人类学著作之后，《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于2013年正式出版。湮没于历史深处的芸芸众生鲜活呈现，伊莎白为中国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那一年，她98岁，柯鲁克已经去世1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