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本塔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杰出的诗人，他的一生与佛结缘，并被《续传灯录》等禅宗典籍列为临济宗大圆洪智禅师的入室弟子。但当前有关陈与义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学杜成就及其对江西诗风的变革等方面，对陈与义诗歌与佛禅关系的考察成果相对较少。据笔者所见，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宁智峰《简论禅宗对陈与义的影响》（2008 年）、吴倩《陈与义诗歌论》第四章《禅宗对陈与义诗歌创作的影响》（2010 年）、张云《禅宗对陈与义思想及其诗文创作的影响》（2015 年）、沈童《佛禅思想对陈与义文学创作的影响》（2020 年）等。其中，前三篇文章所论较为浅显，沈文则认为陈与义诗论与渐修、顿悟的参禅方法相通，并指出简斋作品的题材、语汇和诗境均受到佛禅思想的影响。不过，更深一层地看，陈与义的佛禅认知主要来自盛行于两宋时期的临济宗，该宗“峻烈活泼”的宗风、“触目是道”的宗旨对陈与义的诗学观念具有指引作用，并被诗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进而催生出全新的简斋诗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陈与义的人生态度、诗学思想与诗歌风格所受临济宗的影响进行考察。

一、人间似梦，悠然休心：佛禅思想与陈与义心态之演变

根据现有文献考察，陈与义与佛禅之关涉主要表现在出入佛寺、结交禅僧、阅读佛书等方面。具体来看，陈与义曾游历汝州天宁寺、洛阳龙门诸寺、汴京慧林寺、汴京天清寺、陈留八关寺、潭州岳麓寺、江陵长沙寺、乐清云峰寺等寺庙，结识觉心、超然、洪智、印老、祕典座、胜侍者等僧人，并阅读过《楞伽经》《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维摩诘经》《景德传灯录》等佛禅典籍。除此之外，陈与义和友人的交往也常常与佛禅有关。如葛胜仲，陈与义在居汝守丧期间曾多次与其酬唱，其中《承知府待制诞生之辰辄广善怀菩萨故事成古诗一首仰惟经世之外深入佛海而某欲托辞以寄款款适获此事发寤於心似非偶然者独恨荒陋不足以侈此殊庆耳》即借善思菩萨与葛仙公之故事为葛胜仲祝寿；又如与简斋之师崔鶠齐名，曾作《织佛图》诗的陈恬，陈与义有《陈叔易赋王秀才所藏梁织佛图诗邀同赋因次其》；再如吴使君，他曾托画史为陈与义画像，陈与义则以《楞严经》“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2]65之言立意，作《甘泉吴使君使画史作简斋居士像居士见之大笑如洞山过水睹影时也戏书三十二字》。生活在这种浓厚的佛禅语境下，陈与义的人生观念势必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陈与义与佛禅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靖康之乱前、战乱流离中和晚年为官后三个阶段。

首先，陈与义作于二十五岁的《题刘路宣义风月堂》便大量使用禅门典故，如“北窗旧竹短，南窗新竹长”“明当携麴生，往问安心方”[3]15等。汝州为母守孝时，他更是结交僧人、出入佛寺，该时期的诗歌甚至有堆砌佛典的嫌疑。如《闻葛工部写〈华严经〉成随喜赋诗》《陈叔易赋王秀才所藏梁织佛图诗邀同赋因次其韵》等诗，几乎句句使用佛典。佛教观念认为人生如梦，世间的一切皆是虚幻，“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2]268。陈与义无疑接受了这种观念，他认为仕途如梦，写出“从来作梦大槐国，此去藏身小玉山”[3]142；认为世事如梦，说到“世事纷纷人老易，春阴漠漠絮飞迟”[3]219；更认为人生如梦，所谓“人间似梦风旌出，佛子何之宰树悲”[3]167。总的来说，陈与义这一时期的人生观念是相对消极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流露出年华易老、功业难成的看法。从《对酒》《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卜约一丘用韵寄元东》等诗可知，个人的忧愁与处境的困窘是诗人的主要关注点所在，他对人生的态度和对佛禅的接受也往往由此而来。

其次，靖康之乱后，陈与义自陈留南逃，一路经过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最终到达会稽行在。这时的陈与义达到了诗歌创作的巅峰，他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被称为“以雄浑代尖巧”的优秀篇章，佛禅的影响似乎隐而不彰。但需要注意的是，陈与义的南渡诗歌并非一味地感时抚事、忧心家国。如《得席大光书因以诗迓之》：“也知廊庙当推毂，无奈江山好赋诗”[3]270。他在走出个人悲愁的小圈子后，同时走向山林，陶醉于大好河山之中。像《晚晴》说：“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念此百年内，可复受忧戚。林木方翳然，放怀陶兹夕。”[3]341人生就如同流云一般，不管怎样选择，无论是快是慢，最终的归宿都是走向虚无。这也是佛教人生如梦的观念，但诗人这一时期的态度却已悄然发生改变。他认为既然无术可救时弊，不如暂且放宽情怀，陶醉在这美丽的夕阳之中。再如《寒食》：“竹篱寒食节，微雨澹春意。喧哗少所便，寂寞今有味。空山花动摇，乱石水经纬。倚杖忽已晚，人生本何冀。”[3]288年少时喜爱喧闹的生活环境，如今悠游于空山细雨中，已能从寂寞里品出滋味，这样的人生还需要什么希冀呢？

最后，晚年的陈与义更是在禅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属，所谓“百年鼎鼎杂悲欢，老去初依六祖坛”[3]419。对佛禅思想的深入认识让诗人的心态更为达观，他为自己的词集取名《无住词》，又称自己的住处为“无住庵”。“无住”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指的是没有任何所缘执着。陈与义这一时期甚至还写出了近乎彻悟的诗句：“无住庵前境界新，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杖移时立，我是人间富贵人。”[3]462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他（陈与义）跟苏轼一样，也具有达观的人生哲学”[4]。我们可以说，在诗人的心态由消极悲观向超然达观转变的过程中，禅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

更进一步地看，陈与义这种逐步深入佛禅的经历还为其诗歌创作心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早年的陈与义十分喜爱作诗，在喝醉酒之后，他说“海棠脉脉要诗催，日暮紫锦无数开”[3]202；在漫天大雪时，他认为“密雪来催诗，似怪子不作”[3]30；他甚至还声称不愿与不会作诗之人交往，所谓“宁食三斗尘，有手不揖无诗人。宁饮三斗醋，有耳不听无味句”[3]317。但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 年）四月迁中书舍人至绍兴八年（公元1138 年）十一月病卒期间，除了两次因病奉祠外，陈与义约有七年时间并未作诗。关于这一点，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得休心法，悠然不赋诗”[3]464。白敦仁先生曾指出，陈与义是因为“入朝见忌”，担心以言获罪，故而“以‘不赋诗’为‘休心法’”[5]。但实际情况并不止此，对于“休心法”，天如惟则《示大休永庵主》曾说：“古者谓：‘不学佛法，惟务休心。休得一分心，学得一分佛法。休心至于究竟，即是学佛法至于究竟。’然则佛法别无可学，惟以休心为学也……休心之法须具顶门正眼，照破尘劳业识，然后尽情放下……”[6]。据此来看，陈与义所谓“休心法”应当也是用以指代学佛参禅，于是以上两句诗便可以理解为：由于在佛禅世界里获得了心灵的安顿，诗人便不再将作诗视为不可或缺之事。禅宗向来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认为语言文字是对清净自性的遮蔽。陈与义年轻时也说过“小诗妨学道，微雨好烧香”[3]242，此时更是时常流露出不愿赋诗作文的心态，如《宿资圣院阁》说“欲与僧为记，今年懒作文”[3]444。总之，从早年“投老诗成癖”到如今“休心不赋诗”，禅宗思想的影响具有显著作用。

除诗歌创作心态外，佛禅观念对陈与义的影响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效果，尚且需要进一步地分析。

二、拔俗求新，不强不肆：临济宗风与陈与义的诗学思想

北宋以来，临济宗自第六世汾阳善昭禅师开始迅速振兴，其弟子石霜楚圆禅师门下更分出黄龙、杨岐二支，禅宗遂有“五家七派”之称，临济宗也逐步成为禅门“一花五叶”中影响最大的派别。而就陈与义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早期接触佛教的洛阳、开封、汝州、邓州等地既是宋代禅宗的发展中心，同时也大都是临济宗的弘法重镇。以汝州为例，临济宗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叶县归省、广惠元琏等禅师曾先后在此传法。再如陈与义游览过的汴京慧林寺，临济宗黄龙慧南禅师的弟子慧林德逊禅师就曾在此院担任住持。陈与义晚年主要活动在两浙路，与大圆洪智禅师之间的交往颇为密切，并被《续传灯录》列为洪智禅师的嗣法弟子，而后者便是临济宗黄龙派开山祖师黄龙慧南的三传弟子①据《五灯会元》可知，大圆洪智禅师的法系为：黄龙慧南—隆兴法居—道林了一—大圆洪智—陈与义。。

临济宗的禅风特色被前人归纳为“临济将军”，寓意单刀直入、杀伐决断。南宋智昭《人天眼目》对此有十分形象描述：“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7]这种杀活自在的风格反映到禅门传法之中，往往体现为以剿绝对方情识为目的的机锋对答。临济宗师徒在机锋问答之际，常常易宾为主，棒喝齐施，从而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将对方逼向绝路，借以勘验其体悟境界之高低。如《临济录》：“黄檗因入厨次，问饭头：‘作什么？’饭头云：‘拣众僧米。’黄檗云：‘一日吃多少？’饭头云：‘二石五。’黄檗云：‘莫太多么？’饭头云：‘犹恐少在。’黄檗便打。饭头却举似师。师云：‘我为汝勘这老汉。’才到侍立次。黄檗举前话。师云：‘饭头不会，请和尚代一转语。’师便问：‘莫太多么？’黄檗云：‘何不道来日更吃一顿。’师云：‘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道了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又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出去。’”[8]黄檗禅师以“来日”答复“多少”，临济禅师以“今日”回应“来日”，都是对执着于数量多少的破除，也是对常人惯有思维的驳斥，反映出求新求异的思想特征。临济义玄是黄檗希运的弟子，却对其师加以“掌”“喝”，并曾说“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②五无间业指：杀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坏和合僧、焚烧佛经佛像。，展现出临济宗蔑视权威、鄙弃流俗的精神风貌。

陈与义的诗歌亦不乏临济宗风的影响，如《叶柟惠花》说：“无住庵中老居士，逢春入定不衔杯。文殊罔明俱拱手，今日花枝唤得回。”[3]472据《古尊宿语录》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同之。文殊绕女人三匝，鸣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敕罔明出此女人定。罔明却至女人前鸣指一下，女人于是从定而出。”[9]陈与义以诙谐的语调说文殊、罔明菩萨均不能令自己出定，只有叶柟的花枝才能将自己唤回，这里虽然没有呵佛骂祖，但也并无对菩萨的恭敬之意。陈与义还在自己的诗歌中塑造出不畏流俗、潇洒随性的居士形象。如《散发》说“藜杖不当轩盖用，稳扶居士莫相违”[3]411，《题江参山水横轴画》称“万壑分烟高复低，人家随处有柴扉。此中只欠陈居士，千仞岗头一振衣”[3]462等。这位“陈居士”主要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吟诗”，二是“不俗”，正如《题赵少隐青白堂》所说，“使君堂上无俗客，白白青青两胜流。添得吟诗老居士，千年一笑泽南州”[3]421。他不愿让俗人阅读自己的诗歌，“马健莫愁归路远，诗成未落俗人看”[3]68，也不喜与俗人往来，“敲门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3]323。诗新则不俗，故而他作诗力求出新，所谓“千丈虚廊賏明月，十分奇事更新诗”[3]163。这里的“新”指的是：立意拔俗求新，出语字字惊人。对此，陈与义曾说“莫道人人握珠玉，应须字字挟风霜”[3]511，又说“如今未有惊人句，更待秋风生桂枝”[3]418。这种意新语异的诗学观点固然与其师承有一定的关联，如《却扫编》就记载了他向崔鶠学诗之事，“陈参政去非少时学诗于崔鶠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10]但同时也是临济宗风的影响所致，如《题赵少隐青白堂》说：“雪里芭蕉摩诘画，炎天梅蕊简斋诗。它时相见非生客，看倚琅玕一段奇。”[3]417陈与义所谓“炎天梅蕊”与王维笔下的“雪里芭蕉”大体相类，也是将两种难以并存的事物并列放在一起，借此来表现诗作的新奇不俗，而其中显然不乏佛禅思想的影响。

此外，临济宗风对陈与义“拔俗求新”“意新语异”诗学观念的影响，还体现在如何学习杜诗方面。自北宋以来，杜甫的诗学地位逐步提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曾学杜，甚至将杜诗奉为圭臬。其中，苏轼诗学思想通达，审美趣味广泛，在对杜诗的学习上既有内容与精神方面的继承，也有字词句法和意象体式方面的模仿。按照苏轼的观念，学习杜诗应当“巧会”，但他常因才大随意而为，从而失于草率。黄庭坚则更多地是从杜甫的诗歌技法入手，他认为学习杜诗的关键在于“句法”，因此对杜诗的构思立意、章法句式乃至对偶拗句等均有独到认识。苏、黄二人的学杜之法成为文人的仿效范式，尤其黄庭坚的作法因其操作性强而得到更多人的模仿。如陈师道便认为要通过学习黄庭坚来学习杜甫，“然学者先黄后韩，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11]。曾几将杜甫、黄庭坚比作达摩与惠能，所谓“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12]，也是由学黄而学杜的观点。

陈与义同样主张学杜，但他并不迷信权威，而是要跳出苏、黄学杜的藩篱，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杜诗。朱熹《陈去非诗集引》引转述陈与义之言说：“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3]4学习杜诗要能认识苏、黄尚未发掘处，才能真正穷尽杜诗之精华。这同样是临济宗风影响下陈与义“拔俗求新”诗学观念的体现。赵齐平认为“‘必识苏黄之所不为’，就是在诗歌创作上‘能卓然自辟蹊径’，而‘不为流俗所移易’”[13]。不仅如此，刘克庄《后村诗话》曾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煅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14]57这里的“始以老杜为师”指的是直接师法杜甫，而非借苏、黄而窥老杜诗法。直接学习杜诗如何才能做到“不强不肆”，陈与义有自己的思考：

陈去非尝谓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髪生”之类者是也。故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后之学诗者，傥能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步骤中，此速肖之术也[15]。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语工”“句奇”恰是陈与义受临济宗风影响而主张的诗学观念。但他在这里却对此加以否定，认为仅仅做到“语工”“句奇”并不能“参少陵之逸步”，其中原因就在于字句层面的学习“韵格不高”。在陈与义看来，由“韵格”入手是不同于苏轼重“巧会”、黄庭坚重“句法”的全新的学杜方式，至于“韵格”的获取则需要借用杜诗的法度规矩对唐人“工语”“奇句”进行重新组织编排，而这种毕肖杜诗之法的提出显然也不乏临济精神的影子。

三、触处新诗，光景明丽：临济宗旨与陈与义的“新体”诗风

在禅宗五家分派后，各家各派除了门庭设施与宗风特色的不同外，在根本宗旨上也存在一定的倾向与侧重。关于这一点，吕澂曾结合法眼文益《宗门十规论》中的说法谈及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分别：“由临济传下来的南岳一系的特点，是他们逐渐发挥出来的‘触目是道’；而由曹洞传下来的青原一系，其特点则发挥为‘即事而真’。临济比较重视从主观方面来体会理事的关系，由理的方面体现到事，也就是说，以理为根据来见事，所以所见者无不是道。曹洞的‘即事而真’重点则摆在事上，注重客观，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16]换句话说，就临济宗的观念而言，世间万物均系自性的显现，触目所见，皆是菩提。也正因如此，临济宗禅师常常指引后学从眼前的森罗万象中去发现真理，如晦堂祖心禅师便曾作诗说“风卷残云宇宙宽，碧天如水月如环。祖师心印分明在，对此凭君子细看”[17]。陈与义在与大圆洪智禅师一起坐禅时，所写诗歌《与智老天经夜坐》同样也有类似的展现：“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缸。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窗前。”[3]461深夜在灯下参禅，四周静寂无声，此时只见雪花无数，片片飞落窗前。在陈与义眼中，这雪花中透露着禅机，正是真如本性的自然呈现。

实际上，以圆满自足的自然景物入诗，借以呈现佛禅旨趣，是宋代文字禅的惯用手法。而就临济宗旨对陈与义的影响来看，则主要体现在创作灵感的生发上，如《赴陈留》：“点点羊散村，阵阵鸿投陂。城中那有此，触处皆新诗。”[3]192目光所及之处，事事皆可入诗。诗人曾在诗中多次表达此意，像“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3]240，“新诗满眼不能裁，鸟度云移落酒杯”[3]189，“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3]190等。陈与义十分重视“兴”的创作手法，并有意识地到自然界中寻找诗兴，如《又用韵春雪》说“急雪催诗兴未阑，东风肯奈鸟乌寒”[3]521，《与王子焕席大光同游廖园》称“三枝筇竹兴还新，王丈席兄俱可人”[3]372。“兴”原是古典诗歌的惯用表现手法，不过宋代诗人却更加重视“以学问为诗”，其主要代表便是苏轼与黄庭坚。陈与义生活的北宋晚期，正处在以苏、黄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笼罩下，此时诗坛学习苏、黄诗歌已然成为一种风气，所谓“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左”[18]。这种学习无疑是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以学问为诗”的手法作为重点，但江西后学却往往因为才情有限，从而拘泥苏、黄诗歌的成法，以至于诗情僵化。如《庚溪诗话》说：“山谷之诗，清新奇峭，然近时学其诗者，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19]从这个角度来说，陈与义对“兴”的崇尚实际上是不满江西后学的流弊，试图从自然景物入手来突破苏、黄藩篱以求新。

若就陈与义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来看，重视“诗兴”的主要影响是其“新体”诗风的产生。关于这一点的论述主要有两处：

会兵兴抢攘，避地湖广，泛洞庭，上九嶷、罗浮，而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20]

客有诵陈去非《墨梅》诗于余者……予诵其一曰：“‘洁白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是缁尘染素衣。’世以简斋诗为新体，岂此类乎？”客曰：“然。”予曰：“此东坡句法也。”（陈善《扪虱新话》）[21]

论者常将陈与义雄浑壮阔的学杜之作称为“新体”，这或许是受到刘克庄“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14]26之说的影响。但实际上，葛胜仲对此早已言之甚明，所谓“新体”是指那些益以“山川秀杰之气”的“赋咏尤工”之作。陈善同样也认为陈与义早期的《墨梅》等诗是东坡句法，并非“新体”。南渡以来，陈与义写出了大量明丽流畅的作品，如“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3]288，“春风浩浩吹游子，暮雨霏霏湿海棠”[3]318，“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3]476等。刘辰翁评价此类诗歌有“光景明丽，肌骨匀称”之语。笔者据此认为，这才是陈与义的“新体”诗风所在。而这些以悠然之心表现自然之美的诗歌，恰是诗人采用“兴”的手法所进行的创作。至于“光景明丽”之诗风形成的渊源，在陈与义自己诗作中也已有所透露，如《题向伯共过峡图二首》（其一）说：

旌旗翻日淮南道，兴罢归来雪一船。正有佛光无处着，独将佳句了山川。[3]420

此诗大约作于建炎四年冬天，陈与义这时正处在将要入川的南逃途中。该诗首句追想旌旗猎猎的战争前线之场景，次句以眼前所见江上雪景加以对照，三句大约是指嘉州峨眉山之“摄身佛光”，末句则自顾自地说不如用诗句来为这难得的佛光景象作结吧。据此诗可以看到，在陈与义的笔下，“诗兴”“佛禅”“山川”三者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正反映出诗人在走出书斋后、从自然风光中发现与找寻“诗兴”的佛禅因子。

作为南北宋之交最具盛名的诗人，陈与义受到了佛禅思想的极大影响。禅宗思想一方面令其人生观念由消极悲观逐渐转变为超然达观，另一方面却也影响到诗人晚年作诗的积极性。具体而言，临济宗“峻烈活泼”的宗风促使他提出“拔俗求新”的诗学思想以及重视“韵格”的学杜方法，“触目是道”的宗旨则令其更加崇尚“诗兴”的创作手段，进而催生出“新体”诗风。更进一步地说，宋代临济宗所启示的诗学思想及作诗手法，为陈与义跳出江西诗风的圈圚提供了较大的助益，这是研究陈与义诗歌特色必须要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