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红 张笑天

南音文化是世界级“非遗”南音生产或活动时所呈现的音声、空间、人物之总和。它涵盖闽南人过往历史的精神积淀,呈现其诸多社会生产的精神要素,在海内外闽南文化圈中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从历史溯源的角度爬梳，南音从西汉末年中原人的移民迁徙开始，起源于汉唐（1），是由中原地区的人口流动融合闽南地区特有的民间民俗文化形成的乐种。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艾约博在考察研究四川夹江县造纸技能后认为，“技能并非封在人的心智中，也不在人的身体中，而是存在于有技能的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界面中”[1]2-4。泉州作为南音文化的发源地，以“乐随人走”的传播模式向传播地辐射，并与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消费品味变化形成社会环境互动共生的新传承体系。传统南音文化传承的“单一”发展范式，展现出南音社会史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受现代性产业的冲击与影响，在多元文化融合、互动下，逐渐向公益性与经营性“共生”的产业链条转向。

一、“单一”模式：南音传承的传统范式

南音作为传统音乐的典型代表，其形成与建构是长期社会文化体系“浸润”“涵化”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一条区别于其他传统乐种的模式体系。在村社、宗族、乡贤的扶持下，以民间社团为主导，采用“口传心授”师徒制的方式，完成南音传承的传统范式，从而形成一以贯之的南音产业体系“单一”模式。其一，村社宗族乡贤扶持。区域、村落的公共空间庙宇、社区老人协会、社区文化馆以及私人房产的支持，使得民间南音社团有了安生立命之处。乡贤心系乡音，以资金、建筑、物资等赞助方式推动家乡南音事业发展，使得诸多民间社团获得发展的源泉。石狮市声和南音社、印尼东方基金会由老一辈南音名家、华侨创立，出资购置了社团所在房产，成为南音社发展的“大本营”。其二，民间社团公益模式。传统南音在“玩”中，三五弦友聚集演唱南音，形成以自娱养性为主的公益模式，民间社团成为弦友切磋和展示技艺的空间场所，所获得直接收入微薄。大多弦友自发性传承南音，形成南音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格与文化情怀。南音社团有完整的社团制度，定期举办拼馆、排门头和乐神祭祀活动，参与迎神赛会、人生礼仪等活动，存续在社群的生活里。其三，师徒制传承模式。以口传心授师徒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批南音弦友。南音技艺的传承大多在民间馆阁之间流转，采用传统师徒制模式的教育方式呈现南音文化的艺术魅力，如安溪等闲阁、安海雅颂南音社等民间馆阁或组织，海内外传统南音馆阁随着村、社、城区的变迁趋于稳定，他们在“生”“死”之间串联其南音文化民间生态，涵养了一代代南音传承人。

以传统“主干”为源头，不断开拓新的“支流”，传统音乐在与区域社会发展的碰撞中，不断被“发明”，呈现其丰富的多样形态。社会进程加速各领域发展，拓宽南音文化的产业形态，打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单一性”的边界，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南音文化产业视角下，南音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单一性”向“共生性”转变。在政府扶持、社会活力和人才培养三方面的南音文化组织系统中，公益性与经营性相辅相成的“大众化”发展路径，维持和延续南音文化的命脉，使南音的生命更具张力和活力。

二、“共生”模式：南音传承的“新”范式

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共生”的概念，认为不同有机物种之间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自组织起来形成共同生存、共生发展、协同进化的状态。[2]149-157《辞海》（2）中对“共生”的理解是：“互惠共存，两个或多个有机体共同存在的一种联系。”南音文化从传统母体中孕育成长，伴随社会转型、审美转向、品味迭代等现代话语语境的催生，不断拓展新的“支流”形态，从政府扶持、社会活力、人才培养三层面凸显“共生”的“新”范式，逐步建构体系化的南音文化生态圈。

（一）政府扶持：南音发展的支持力量

政府扶持是南音文化发展的介入力量，形成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框架，建构公共治理结构，实现南音文化体系的“善治”。国家和政府的扶持是南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地方文化治理的应然指向。[3]134-139传统民间技艺有自身发展的特性，融入商品市场环境中具有脆弱性，很有可能产生濒临消失的风险。政府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规划传统民间技艺的发展路径，从政策扶持、财政资金、法律法规、人才培养、社会氛围等方面扶持非遗文化的发展。随着国家、社会治理结构的不断发展与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也发生重大转变：从传统的完全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到政府搭台、多方参与的自下而上的驱动管理机制转变，从统一化、标准化管理到多元化、个性化服务转变，从单一、垂直化行政管理部门到多部门纵横并接、整合性服务转向。[3]134-139更好地应对南音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命题、新问题，梳理地方政府在机制体制、治理方式、政策资助等方面的重要转变，有助于保障南音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1.事业收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陈燕婷认为泉州南音的传承发展大致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大发展历程，这种划分方式主要依据政府相关部门干预的伊始与轻重程度。[4]89-94以国家非遗政策发展为总纲领，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发展状况，出台南音文化发展的配套措施，凸显地方政府为民间特色文化发展的手段与措施，以实际的行动力推进南音文化融入群众的现代生活与日常，推动南音组织大量参与各级公共文化服务。

1960年由王今生组织倡导成立“泉州民间乐团”，后改为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作为官方传习、展示南音文化的机构，传承中心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价值遵循，以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为服务目标，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差额拨补的方式发展。根据相关数据整理（图表1），2022年中心的财政收入预算为445.7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为298.99万元、事业收入146.76万元。[5]

图表1 2020-2022年年泉州南音文化传承中心财政预算收入汇总 单位：万元

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心收入由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文化事业收入两部分构成，财政补贴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文化事业收入不断增长。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为满足群众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由政府组织或兴办的面向全体市民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组织、场所和开展的各项活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民性等特征。[6]3-21公益性并不等同免费性，公益性为低于成本或收费较少的服务活动。南音文化传承中心通过开展惠民演出、跨地巡演和在地展演等形式增加传承中心的事业收入。传承中心推出系列惠民演出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品质，开展惠民演出活动，观众群体大多是中小学生与家长、中老年群体。除了公益性演出活动外，传承中心积极与泉州各院团、全国剧院、高等院校等组织机构开展演出活动，推动南音文化的跨地展演。泉州大剧院联合泉州本地院团举行“闽南戏窝子”精品戏曲公益展演周，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营造“最闽南”的文化空间。实例分析得知，南音文化传承中心的发展不仅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还需要通过惠民展演的方式打通观众与南音文化之间的桥梁，拓宽事业收入的来源渠道。

2.溢出效应：南音大会唱的衍生

元末明初，中原兵荒马乱、灾疫环生、民不聊生，由于太行山的阻隔，山西省内很少受到波及，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因此北方很多地区的难民大量迁往晋地。平顺县1997年版县志中就记载了两次大规模长时间的从河南林县向平顺县移民的事件。第一次移民在清末，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持续时间长达13年之久。第二次移民在民国18年（1929年），持续时间仅两三年，县境内的人口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南音文化的乐事活动丰富多样，如定期举行“郎君祭”、馆阁“拜馆”、仪式性“踩街”和南音大会唱等活动。南音乐事的起源大多是迎神赛会、人生礼仪、节庆仪式之际，乐人们走上街头，弦管和鸣。[7]91-94南音文化“乐随人走”的特性，在发源地与传播地之间形成沟通与交流、切磋技艺、传承南音文化等联系，“南音大会唱”因此应运而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国际性和外溢性特征。“南音大会唱”始于1977年的新加坡，泉州于1981年元宵佳节举办了首届海内外“南音大会唱”，至今共举办13届。“大会唱”吸引大批来自发源地泉州，以及传播地漳州、厦门、香港、澳门,还有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知名乐社和众多弦友汇聚一堂，推进了世界各地南音弦友之间的情感联通与凝聚力量，肩负着维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情感纽带的重要使命。

溢出效应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形成品牌效应与价值，运用品牌的影响力关联其他产品或事物，达到联动发展的效果，提升品牌的带动与联动价值，产生更多的外溢效果。南音大会唱不仅推动南音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地的蓬勃发展，更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以社团、区域、政府为主导的三种南音大会唱，带动了一系列与南音文化有关的经济、社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是通过南音进行商贸往来、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如在2000年第六届南音大会唱中，海外华侨华人投资建厂、创办工业园区等经济活动，开展泉州旅游推介会、商品推销会、投资环境说明会、经贸洽谈会等相关活动，为泉州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7]91-94通过乡音文化的传承工作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品牌价值的融合路径，吸引海内外的华人华侨心系祖籍地，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城市窗口：展现“世遗”古城魅力

2009年10月1日，福建南音（泉州弦管）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作为“城市+乐种”的“双世遗”城市，南音成为其特色文化符号。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转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情感所构成的整体。”[8]145-147这其中的“礼俗与传统”大致是一个文化复合体，包含城市中复杂的信仰、民俗、艺术、遗产、知识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9]33-46城市形象需要赋予城市品质与文化意义，具有高度的区分性与辨识性，可以成为社会个体获得连接的归属感和社会身份认同感。城市形象的构建需要一定的文化符号，“局外人”对城市的形象与感知需要具象的“物化”载体，进而形成对这座城市的内在精神感知。

作为传播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南音，蕴含着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泉州城市文脉和人文的延续与动力，成为泉州形象宣传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其建构的多元传播平台与矩阵，是泉州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和展示。从政府对南音的扶持与推广大多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以公益性的方式保护与传承南音文化，但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经济、商业价值、城市形象。也就是，以南音文化为核心推进社会发展可以形成强大的带动效应、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公益性的投入获得无形的资产收入。

（二）社会活力：南音繁荣的助推力量

南音从中原随人口迁徙传入闽南地区，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断催进社会民间力量和群众基础，维持南音文化生生不息的延续性。从社会层面体察南音文化更具活力，社会进程催生南音发生重大转向，反之，南音也形塑着社会的文化内涵。从自发性、非营利性南音馆阁到公益与盈利相结合，从传统民间乐种到适应音乐产业发展，从单一的发展模式到跨界融合发展转向，南音文化随时代进程不断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叠加，从单一的生存状态向共生方向发展，进一步呈现南音发展的层次性。

1.南音馆阁的现代化转向

南音馆阁是南音传习的文化空间与场所，承载着南音文化的物质表征与精神象征，成为南音演奏与传承的重要物理空间。南音馆阁的发展在不同文化政策、人文环境下形成不同的发展形态，南音馆阁不仅是南音人自觉性、自发性的传习与交流，更加形成专业化和系统性的南音传承形态，呈现不同的传承方式与传承特征。[10]232-235传统南音馆阁的发展大多依靠村社宗族和乡贤扶持的模式，以私人赞助居多。泉州市地区南音馆阁数量是巨大的，群体较为庞大，泉州市鲤城区、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永春县、德化县等地皆存在较多馆阁，馆阁现实功能主要体现在休闲娱乐、传承交流和创新推广等方面。[11]18-25南音馆阁的社会化功能呈现不断拓展与突破的趋势，在新时代展现出商业价值、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汇聚乡贤、民俗品牌、数字化展示、产业推介等新的功能与作用。

2.南音跨界融合新业态

近年来，南音产业采用印刷技术、黑胶唱片、数字媒体、打谱软件、演艺产业、云端展演以及器乐制作等路径，呈现南音与现代性技术和产业相依的特质，进一步推动南音走向世界与面向未来。

音乐文化不断突破传统边界，形成新的发展样态与模式，以原创优质内容为核心、以突破产业界限为途径形成音乐跨界发展新生态。[12]83-85南音文化随时代进程不断变化，突破传统边界形成新的发展样态与模式，以多元化的跨界融合，产生丰富的南音呈现方式。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台湾地区的汉唐乐府和心心南管乐坊，以及泉州的心水南音为南音文化的跨界融合做出现实努力，让南音文化扩大传播范围，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展现传统民间音乐的现代之美。

新加坡湘灵音乐社走现代舞台化、国际化的发展路线，“创新大胆、新潮前卫”地传播南音精髓，为南音文化呈现另一种“味道”，在全球南音界独树一帜。如通过“南音+现代交响乐”的结合方式，采用交响乐的音乐形式来诠释“走马”，《走马》是湘灵音乐社与作曲家王辰威首次合作，保留了南音原有精髓，遵循南音本质，丰富传统旋律，是南音的现代创新转化；与LAICHAN（著名服装设计师）合作，呈现南音与时尚服饰相结合，突破自身南音文化的界限，探索新的艺术生命力，撷取南音中的文化元素与符号形成特有的服饰表现形态。湘灵音乐社还策划了“感官别宴”系列，《何日君再来》感官别宴与古典爵士歌乐、创意美食、精制茶饮等感官艺术相融合，推出“上海”菜，将味觉、嗅觉、视觉等感官充分调动，融入其间且浑然天成。[13]129-131《何日君再来》突出文化元素塑造餐饮品牌，从音乐主题、空间造型、菜品设计等方面呈现鲜明的品牌形象。湘灵音乐社是海外自筹经费、自负盈亏的团体[14]47-51，通过演艺活动、服装设计、餐饮品牌等快消品业态，不断探寻南音文化发展的新领地与新视域，为南音文化海外发展留下一笔重要的财富。

台湾心心南管乐坊成立于2003年，王心心作为台湾现代南音人的代表之一，从发源地泉州学成南音技艺，其技艺成熟、发展于台湾地区。南音乐坊立足于传统内容向现代演艺产业转型发展，从南音乐种向大型歌舞剧艺术转变，从传统馆阁文化向现代剧院团发展，不断推进创新与融合发展的艺术拓展进程。[15]36-39王心心创作了舞剧《马可波罗神游之旅》、南音现代歌剧《羽》、跨乐种音乐会《琵琶X3》等，不断寻找南音文化跨界融合的契合度，与当代艺术、古代诗歌词结合，从南音创作、制作、演出等内容下功夫，丰富南音文化的表演与呈现形式，并将南管文化推向国际领域。

心水南音由音乐制作人蔡凯东发起，通过与泉州本地的南音传承人、艺术家合作，共同创作出传统而新潮的南音作品。心水南音除了将新作品发布与推广到各大音乐平台，还通过综艺节目火爆“出圈”，参与录制湖南卫视《姐姐的爱乐之程》、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以及CGTN《传承中国》等节目，以“综艺节目+南音”的平台化传播方式走进年轻消费群体中，扩大南音文化的受众范围，形成以南音音乐为核心的音乐产业路径。

（三）人才培养：南音传承的储备力量

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南音文化不管从中原传入闽南，还是从闽南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具有“乐随人走”的特征，也必然以人为核心，与传播地的区域社会文化碰撞，从而更加丰富和多样。传统南音文化人才老年化的问题，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审美转向，直接导致南音人才断层和萎缩。如何面向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审美的冲击是当代面临的主要问题。至今，南音人才培养形成传统私塾模式与现代教育并进，构建多层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呈现全面性、立体化与复合性的特点。

1.传统南音馆阁“私塾”模式

南音传唱至今，一直延续“口传心授”的师徒制传承模式。所谓“口传心授”是指通过口耳传其形，内心体悟其神韵，在传其“形”的过程中，对音乐神韵进行深入的理解与体悟。[16]24-25南音人从识谱、咬字、演唱、弹奏等方面需要师傅把曲词逐字逐句朗读一遍（俗称“念嘴”），然后自弹自唱，接着由学生跟唱，需要诸多时间的“浸润”。南音先生通过“徛馆”——先生到某一馆阁长时段传授南音的方式，传者口传心授、手示身教，承者言明意会、透彻领悟，延续了南音的“原真性”。南音因亲缘与地缘的关系形成了“私塾”式传承模式，使得其乐种特点数百年趋于稳定。

由于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介入与重视，南音逐步建立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体系。传承人制度是为保存南音技艺与文化的重要保障性制度，从传统“私塾”师徒制向官方话语体系转变。目前，泉州南音国家级传承人8人、省级13人、市级50人，他们大都成长于南音馆阁，在传统“口传心授”的师徒制下学习南音。传承人对南音文化的宣传、保护、传承等重要工作做出巨大的努力，如国家级传承人苏诗咏、丁水清，省级传承人丁世彬、曾家阳、王大浩等先生除了保留传统馆阁先生的教育方式，从事海内外南音教学与交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还出版南音教材和CD，创作、推广和展演南音作品。他们所作的工作为南音事业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与技艺精神。

2.南音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从一个“乐种”发展到一个“专业”，发源地泉州经过多年努力与发展，逐渐形成清晰而完整的现代性教育培养体系与路径。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教育阶段均有不同的南音办学模式与特色。泉州艺术学校从198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南音班，至今已有18届近190人。其中，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以其丰厚的师资力量、多样的实践活动等优势，三次采用“以团带班”的联合培养的模式进行委培教学，塑造南音专业表演人才。据统计，泉州市各专业剧团95%以上的演员均毕业于泉州艺术学校，中专学校专业表演人才的培养在泉州南音与地方戏曲专业团体的传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委市教育局出台相关文件，将南音纳入中小学音乐教学计划中，举办了32届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比赛；中小学南音教育以校本课程、艺术团、南音赛事等形式进入课堂，出版了中小学《泉州南音基础教程》，200多所学校设立了南音课，累计近23万中小学生接受南音教育，广泛影响一代学子，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态势。2003年，泉州师范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专业学生，至今已招收19届、共计近400名南音本科生；2012年，在艺术硕士音乐领域招收南音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除了南音演唱、南音演奏方向，还拓展文化产业与南音推广方向，至今已招收10届、共34名南音硕士研究生；创设本硕贯通特色课程体系，编撰全面反映南音知识体系系列教材、考级教材，构建高等学校教师与专业团体人员或民间艺人“双师”教学及评价体系，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高层次南音学科体系，成为泉州南音入选“世遗”四大支撑之一。南音文化的人才培养从传统单一南音馆阁人才培养模式向多元现代性教育并进的转向，构建出多层面叠加“双轨”机制的人才培养体系，丰富了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立体化，塑造了应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三、结语

南音文化形成政府扶持的支持力量、社会活力的社群基础、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各组织系统内部逐步演变形成南音文化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发展模式，完成从单一体系向共生体系发展的转变。各级政府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治理理念，运用各种政策手段与措施，形成公益性传承模式，但其背后具有丰厚的经济价值与城市形象的内容，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社会活力代表南音文化广泛的社群基础，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等投入产生经营性收入，推动南音产业化发展以及跨界融合的新形态；人才培养主要依靠传统馆阁与学校教授相结合，培养更多应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相联动发展南音文化，是南音现代化之路的两个重要途径。通过建构完整组织体系、创新公共服务生态、拓宽产业发展路径，是形成南音良性圈层发展途径的新征程。

注释：

（1）关于南音文化的溯源问题学界颇有争论，笔者选择现在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与看法。

(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