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玉

香港，是西西创作的母题。早在《我城》中，西西就以中学生阿果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日常生活。题目十分巧妙，以“我”观“城”，二者的关系既亲密，又具各自的独立性。何福仁巧妙运用长卷画《清明上河图》的移动视点诠释《我城》的结构特色，沟通绘画与文字的艺术。如果说《我城》以人物为经，空间为纬，更多静态展现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教育、科技、环境等问题，思考“如何建设美丽新世界”，那么在作品《飞毡》中，香港的百年变迁便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融入了香港的空间。《飞毡》继承和发展了《我城》的移动与拼贴，加以花式家族的兴衰为线索，童话、魔幻地向读者展现了以香港为蓝本的肥土镇百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

一、香港的百年变迁

20世纪80年代西西创作了“肥土镇”系列小说，这些小说无不扩充、修改、虚构乃至重塑香港这座城市。但《飞毡》仍旧是特别的，它作为“肥土镇”系列的集大成者，尽可能多地涵盖了香港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如家居生活、街道场景、店铺陈设、风土人情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香港的历史与现实。全书分为三卷，大体上分别对应了香港的开埠期、转型期与繁荣期，每卷都有许多小标题。这可以看作是香港的现代化过程，回答的是“香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西西祭起文字的飞毡，翱翔肥土镇，俯仰之间写出香港百年殖民史。

“飞毡”带我们进入一个奇妙而又现实的肥土镇。街道作为城市基本的空间组成单位，肥土镇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肥水街是小说着墨较多的街道，传统文化气息浓厚。街道两旁林立各式各样的店铺，如米店、油店、绣庄、花顺记、莲心茶铺等。“时间之所以不同，其实是因为空间的变化。我目睹这种变化，并尝试把它铭记下来”[1]。随着时间的推进，肥水街各具特色的建筑让位于高楼大厦。茶楼的嘴巴七步曲与露天菜场的融洽与悠闲终让位于效率至上却失去温度的超级市场。与肥水街相对应的是飞土大道，不仅代表中西两种街道景观，更象征着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共生。

奈保尔有“米格尔街”的故事，苏童有“香椿树街”的故事，同样，西西也写出了“肥水街”的故事。在《飞毡》中，传统的家族史化整为零，西西刻意规避传统家族演义宏大叙事的潜在陷阱。围绕花氏、叶氏、胡氏家族，主要人物轮番出场，独具个性的原型人物高达十几个。除此之外，肥土镇集聚了原住民、移民、工人、教师等，这些人来源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小说中西西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十分出彩。例如：少年时期的叶重生拥有童心，喜欢猫咪；走出家门去工厂工作的叶重生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而在与花初三的婚姻生活中，夜半看星星的情节可见二人的浪漫与相爱。在对叶重生女儿花艳颜的刻画中，西西更多地投射了对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涵盖教育制度、职业选择、对女性自身身体奥秘的探索等。甚者，西西在“自己的房间”这节小标题下以文学的方式致敬伍尔夫，以“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对女性的重要意义进行相关阐释。这种呼吁同样来自于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其实，西西本人早年正是在30平方米的环境中艰难从事写作。也正因《飞毡》“聚焦被遗忘和忽视的女性经验”[2]，“灰阑”下的女性角色迸发了耀眼的光芒。

西西在家族史书写中不忘回答“香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婢女郑七女以民间的立场，讲述了自家海盗家族的故事。其祖父郑七家族劫富济贫、保家卫国，阻挡西洋烟草的流入，一改人们传统印象里烧杀抢掠的海盗形象，完全充当的是民间侠士的角色。在郑七去世后，其妻郑七嫂接任，更是带领海盗家族走向强大。西西以民间的立场不仅讲述了一段个人血缘家族史，更是对官方背景下的禁烟历史得以补充。《飞毡》得以获得广大香港人文化与情感上的归属共鸣。

肥土镇从时间零和空间零开始，逐渐发展。随着香港殖民化和现代化的深入，新旧转换间的一系列问题逐一浮出水面。香港究竟要到哪里去？西西拒绝空想，“乌托邦就在肥土镇”振聋发聩，成为有力的本土宣言。

香港这座城市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在说不同的故事。马家辉的《龙头凤尾》从香港百年殖民历史写到党派秘辛、江湖人物；复杂生猛的香港土地开出禁忌的爱情之花，作品展现另类的“革命加恋爱”，穿插对命运这个古老议题的持久叩问。海外学者王德威恰如其分地用“倾城、我城与浮城”“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及“从狂城到失城”来概括不同形态的香港书写。香港的魅力究竟在哪？在于它的多变，它是“一座不断重新琢磨其功能的都会”[3]。

二、本土意识与拯救色彩

在香港的作家中，西西可谓最具本土意识的作家。20世纪70年代的《我城》开启香港本土书写的先河。西西1937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迁到香港，青少年关键阶段的思想是在香港的本土经验中获得的。可以说西西的青春体验凝结在了香港这座城市中，她对香港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与“南来作家”的“北望”意识和“过客”心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对香港的态度上，西西是“我城”型的，自然对陈述对象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态度。然而，西西并非对香港本土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采取诙谐手法与童稚方式漫画般地给予揭示，温婉地显示其荒谬性。

《飞毡》中的本土意识体现在对“理想世界”的构建上。莲心茶铺兼具真实与虚构的双重特点，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莲心茶铺始终屹立不倒。“莲心”就是心连心，喝了莲心茶的人就会对城市产生心连心的认同。实际上，莲心茶铺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潜力量。除此，莲心茶铺的特异之处还表现为阁楼上的“幽浮”，在这里西西借奇幻瑰丽的幻象传递出香港人内心深处对中原古老神秘符号的集体无意识。在莲心茶铺这虚实一隅，西西试图建立起香港与中国的家国同构。但西西并未完全躲在乌托邦的梦境里，正如文中“沙漠花园”只有在各方面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建立。“飞毡岛”的拔地而起、凭空消失更是敲响警钟，将人从美好的理想世界中唤醒。因而《飞毡》的现实介入色彩浓厚，面对工业化后香港出现的各类新兴问题，作品强调每个人行动的力量，发出“乌托邦就在肥土镇”的本土宣言。

因而，《飞毡》刻画了一批拯救者形象。罗微不仅用日常行动维护着正义，更用摄影机拍摄肥土镇即将消失的景物。她拍街道，留心“街道的语言”；她同样摄人，描述他们的生活。花可久留心保存肥土镇传统建筑特色，在世界潮流冲击下，怎样建造一种既属于当前世界又属于肥土镇的房子？立足大地，花可久以建筑思索传统“可否长久”。胡嘉向上对星空进行瞭望，探索未来；而花初三俯瞰地下，凭考古“重建消逝的生活”。考古的意义是“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阐述发展规律。从有限的古代遗存所包含的各种讯息中，寻找文化发展的模式。[4]435”面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传统消失、同质化现象，西西巧妙地刻画了一批拯救者形象，使作品的现实介入感更强，这是一种温情的救赎与幽微的抵抗。

不可忽略，《飞毡》的本土意识是一种高度世界化的本土意识。肥土镇是一处由想象构建的城市寓言空间，西西在这里试图探索人的生存状况。“肥土镇充满了各地的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籍，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季候年代的移民，共同生活。但愿镇长久，千里共婵娟。[4]461”在这种意义上，肥土镇空间可看作世界的微型缩影，西西在作品里借此传递了团结与平等的意识。《飞毡》为肥土镇故事的集大成者，在神话框架下，现实与想象交织，架构出一个奇异而又现实的香港，极大地唤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并由本土出发，最终走向世界。

西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传递出“建设美丽新世界”的集体主义乐观精神，聚焦香港本土的社会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更多地把目光聚焦香港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浮城志异》《肥土镇灰阑记》等作品对香港在历史中的处境进行隐喻。而20世纪90年代的《飞毡》则构建了一个城市寓言空间，传递出真正的现代性的焦虑，化为一种幽微的抵抗。可以看出，西西的本土意识逐渐由单纯技巧的构建转向了对现实的介入，从而对香港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地透视与考察。

三、新形式的先锋

郑树森曾指出：“西西小说创作最锲而不舍的追求在于讲故事的方式[5]。”纵观西西数年的小说创作，“从传统现实主义的临摹写真，到后设小说的戳破幻象；自魔幻现实主义的虚实杂陈至神话历史神话的重新诠释”[5]。西西的创作，可以称得上是新形式的先锋。下面从两个方面阐释《飞毡》的叙事策略：

首先，对“飞毡”意象进行探讨。小说从“毡”和“毯”的辨析入手，“飞毡”的意思是具有飞翔能力的毡子。因而在小说中，飞毡象征飞翔和救赎。飞毡凝结着人类渴望飞翔的梦想，给肥土镇居民带来奇妙而又美好的飞翔体验，画面浪漫而新奇：花里巴巴和青梅竹马的花艳颜雪夜中翱翔，留下纯粹美好的青涩回忆；花初三和叶重生夜游海边，见识难以忘却的美景，感情升温。而小说中描写飞毡搭载花初三拯救困于大火中高层居民的情节，则体现着飞毡的救赎功能。除此，飞毡的“飞”是一种向上的轻盈，自身蕴含哲学意味。作品中最典型的即为肥土镇人在时代变迁下所体现出来的达观的生命哲学。而飞毡之“不飞”不仅体现出人类想象力的单薄，更是对争夺杀戮残忍的自私世界进行反思。

针对“飞毡”的神秘性和魔幻色彩，笔者认为应该在“童话写实”的框架下理解这一点。“童话写实”是西西在和何福仁的对谈录中针对自己的《玻璃鞋》提出的概念。西西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童话的笔调，这与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西西认为温婉的童话可以安抚、净化成年人，为他们重建梦中的乐园。因而，有关“飞毡”的相关描述知趣十足，整个小说荡漾着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更加准确地理解“飞毡”的魔幻色彩。这是西西自觉借鉴拉美文学的创作努力，但西西合理取舍，追求“幻”而不“魔”的美学效果。因而，“飞毡”意象更多体现天真活泼的明亮效果，属于“魔”的怪异色彩得到了合理规避。此外，《飞毡》打破传统线性时间模式，呈现首尾闭合的循环时间结构。这种时间模式的物质载体正是“飞毡”。小说以大使馆夫妇看到飞毡起，到结尾肥土镇人发现自己就在飞毡上，肥土镇逐渐消失隐匿终，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神话叙事模式。无限循环的时间，恰若“莫比乌斯环”。

其次，对《飞毡》的拼贴艺术进行阐释。《飞毡》在主线故事情节之外，穿插各类学科知识，古今中外众多神话传说、童话寓言以及民间故事的形象、情境在文本中交织。实际上，西西和外国作家卡尔维诺的创作倾向是相通的。卡尔维诺认为，20世纪伟大的小说应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6]111，从而“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6]107。《飞毡》在家族叙事的空隙，涵盖化学、医学、教育、考古、建筑、摄影、农业、种植等领域，知趣十足、无所不包。这种穿插和离题式的叙述，使《飞毡》呈现一种网状的文本结构，最大限度地展现了香港百年变迁的多样性。多元的主题、细节的繁复开拓了小说的叙事空间。

不论是“飞毡”意象，还是拼贴艺术，二者均指向卡尔维诺的“轻逸”理论。这是一种“庄重的轻”，西西拒绝将时代变迁的历史感与厚重感直接呈现在作品中，而是凭借“顽童体”把那些“重”轻盈地诉说出来，这同样是有效抵抗现代性焦虑的合理方式。除此，《飞毡》虽聚焦香港百年变迁，但落脚点始终在肥土镇人的日常生活。这也使《飞毡》在先锋写作姿态中蕴含日常美学的肌理。

西西在《我城》中如此表达：“请你不要拿那些尺来量我。”[7]诚如所言，任何既定框架和术语都无法走近西西。她是乘着飞毡的香港说梦人，用文字祭奠想象，拓宽小说文本的审美空间。但难能可贵的是，“西西的朴素是最为彻底的简便，但现实的复杂性没有因此受损”[8]。轻盈与繁复交织，这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纯净美学风格。西西的《飞毡》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立体化展现了肥土镇日常及风俗的方方面面，从而将封闭的城市转化为生生不息的无边旷野。